到6月5日下午,风渐渐停了,天空稍稍放晴。有人发现一些听装的黑色与绿色的颜料。有些人开始模仿小比格霍恩的印第安苏族人把脸涂上颜色,在鼻子和脑门上画上竖道道。还有些人用炭把脸涂得黑黑的。 晚上8点30分,全连按18个人一组,根据自己要上的飞机排好队,齐步走向机库。温特斯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人唱歌,没有人欢呼。就像是一次死亡进军。”他记得他们从驻守机场的英国高射炮部队旁边走过。“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英国佬真情流露,他们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在机库,跳伞长们都领到了两沓纸,然后分发给每个人。纸上有艾森豪威尔当天发布的命令,还有辛克上校的一段话。“今天晚上是一个特殊的夜晚。”辛克说,“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优秀的军人同在。”艾森豪威尔命令的开头是:“盟军远征军的陆海空三军的将士们:你们即将开始伟大的十字军征战。为此我们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现在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们……祝你们旗开得胜。让我们共同祈祷,愿万能的上帝赐福于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事业。” 除了这些鼓舞士气的话语,跳伞长还分发了防晕机药。是谁想到了这种药片,确实是个谜。为什么要分发这种药片则是个更大的谜,因为晕机基本上不是什么问题。 还有些事也很新鲜。英国空降兵想出了“腿袋”的办法。这些袋子里放有弹药、无线电、机枪三角架、医疗器械、高爆炸药以及其他装备。一个快速释放机械装置将它们释放后,一根20英尺长的绳子把它们与伞兵的降落伞连在一起。降落伞张开的时候,伞兵就负载着腿袋的重量。他拉动绳索,松开绑在腿上的腿袋,让它下落到绳子的底端。腿袋先于伞兵着地。从理论上来说,伞兵应当落在腿袋上,无须花时间去寻找自己的装备。这似乎非常合理,可是之前美国伞兵中没有一个带着腿袋跳过伞。美国人很喜欢这个办法,尽量把东西往腿袋里塞,像地雷、弹药、分解的冲锋枪等等。 他们把自己的装备、降落伞和腿袋都扔进了停候在那里的卡车上,然后自己爬上去,随车来到待命起飞的飞机旁。 温特斯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到了之后,我们开始披挂。此时此刻,正是一个出色的跳伞长为手下人做最多事情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挂在身上之后,要把它们捆扎紧,要做到既舒适又安全。然后把降落伞放在最上面,而且要头脑灵活,说得大家满意,觉得一切都好了为止。” 他们全副武装地坐在机翼下面等候着。紧张情绪在加剧。他们相互之间说道:“这次跳下去之后,你的问题就开始了。”这是一次“万元跳”(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有些人费力地站起来,走到跑道边上放松一下紧张心情,走回来,坐下,可是过了两分钟,又开始重复刚才的过程。乔·托伊记得米汉中尉来到他的飞机下对战士们说:“不抓俘虏。我们不要抓任何俘虏。” 晚上22点开始登机。跳伞长推着他们上扶梯,因为他们每个人至少负重100磅,许多人负重达150磅。101空降师有一名士兵走到C—47机门口的时候,转身面朝东大声喊道:“希特勒,当心!我们来了!”他的话代表了两个空降师的13,400名官兵的心声。 连长托马斯·米汉坐在飞机上,草草给妻子写了几句话:“我最亲爱的安妮: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将率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连队进入法国了。我们会狠狠地打击那些混蛋。奇怪的是,我并不特别害怕,但在内心深处,我特别希望能将你拥在怀里。 “我爱你亲爱的——永远,你的汤姆。” 米汉从打开的机舱门把纸条递给机组的一个朋友,请他转交给安妮。 5月26日那天,米汉曾经给安妮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写了为什么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坐在飞机里,准备去解放法国,征服纳粹德国。他在信中写道:“作为美国人,我们很幸运。至少我们没有欺负那些受压迫者。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并没有所谓‘美国人’——不过是一帮移民;抑或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对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太仁慈了;或者是因为‘美国人’是那些讲求逻辑、仇恨压迫、热爱自由胜过生命的欧洲人的后代?那些雄伟的山脉与高耸的树木,清凉的深湖与宽阔的河流,绿色的山谷与白色的农舍,空气、大海与风,平原与大城市,生活的气息——这些都是原因。可是,即使有了这一切,我们也无法避开其他的东西。我们千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掌握着这些珍贵的东西,可是还有数百万人在为生命的胜利而呼喊。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都想生活幸福并给别人以幸福。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要把它从我们手上夺走…… “这些人总是想办法得到自己的发言权,战神总是近在眼前。我们知道怎样赢得战争。我们现在必须学会赢得和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再经历这一切,但是我想让他强壮有力,这样就没有哪个傻瓜敢动他一根毫毛。他和美国一样应当强大无比,但又要像耶稣一样仁慈。” 23点10分,发出隆隆巨响的C—47开始在跑道上滑行。飞机爬升到1,000英尺之后,开始盘旋,每3架组成一个V形编组,随后组成一个巨大的V形编队机群。在飞往法国的途中,大多数人都发现,即使想不睡觉都做不到。这就是那些药片的作用。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伞兵们都有点发困。乔·托伊在飞行途中就睡着了。他回忆说:“我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这么镇静过。见鬼,跳伞演习的时候,我反而更激动。” 在温特斯的飞机上,二等兵乔·霍根想唱一支歌,可是立即就被引擎的轰鸣声所淹没。像大多数飞机上一样,戈登的飞机上,每个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或者在默默地祈祷。来自弗吉尼亚的二等兵韦恩·西斯克打破了沉寂。他大声喊道:“有没有人想买一块好表?”这句话引起一阵哄笑,使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整个途中温特斯都在祈祷,祈祷让他活着回来,祈祷不要让他失败。“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在想,‘遇到对方开火的时候,我怎么反应?’” 由于施米茨中尉住进了医院,利普顿担任了他那架飞机的跳伞长。飞机驾驶员给伞兵们一个选择:在飞行途中,他们可以把舱门开着,进些新鲜空气,如果飞机被炮火击中,他们还有机会往外跳;他们也可以把门关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抽烟。他们选择把门开着,这样利普顿就可以躺下,头还可以略微伸出门外。大多数人都睡着或几乎睡着了。这就是晕机片的作用。 C—47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利普顿看到了一个壮观的景象,这是任何人都没有见到过的,而且以后也不会再见到的景象,也是使那天晚上从空中看到它的人终身难忘的景象:6,000艘舰船组成的攻击舰队正在向诺曼底进发。 戈登·卡森与韦尔什中尉在一起。飞机在飞越海峡的时候,韦尔什告诉对坐在前面的人说:“向下看啊!”他们向下一看,“看到的是舰船的道道尾迹。谁也没有看见过这么多的舰艇和船只。”卡森感慨地说,“你一定会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与这样大的行动相比,你太微不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