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军志——淮军的训练

淮军的训练，最初均取湘军成法，尤以在安庆成立之十三营为然。加之李鸿章随曾国藩历练有年，亦深悉湘军体制。成军之初，更别无他法可以依据。十三营中的督标亲兵二营与开字二营，原已久经战阵，自不待此时训练，并且用为开淮军风气之榜样。熊字、垣字两营，系鸿章赴沪后，由曾国藩一手练成。春字营则亦久经大敌，亦不须训练。是以鸿章所亲自训练之军，只有林字两营，与铭、鼎、树、庆各一营，合计仅为六营。 训练成法湘军的编练，第一步在于择将募勇，成营之后，则由统将自练其军，为湘军一系严守之心法。《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１７０，复杨彜珍函：“咸丰二年，国藩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所办者非官勇非团丁也，其大要：　以择将为主，将领而下，营哨百什，递相钤制，带勇之多寡，必因其人之材力为等差，凡勇夫皆有册结，训练皆有定法，此岂寻常民团所能。” 又：　《捻军史料丛刊》，第三集，页６１—６２，曾国藩致薛书常函：“兵非自练，终不可用。马非自练，断不合群，未可惮劳惜费也。”李鸿章之成立淮军，初亦自行督练，毫无苟免。《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７，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致吴煦函：“添募淮勇数营，灯节后，陆续来皖，亲督训练。”至于训练期限，湘军所定，大致为一个多月，自咸丰初年，以迄末年，均无大改。《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１１，咸丰三年致王錱函：“新招之勇，未经训练，断不可用。今年六月援江之师，即前车之鉴矣。足下或在大吏前言明此层，至少亦须训练一个月，以即日带来衡城，大练同训为要。即十分紧急，不能来衡，亦宜在本邑训练。纵使湖北有失守之信，亦不可以不练之卒，仓皇出而应敌也。练至一月以后，即举旗长征矣。” 又：　《左文襄公书牍》，卷五，页４５，咸丰十年致曾国藩函：“一月余成军，一月余训练，断不可少。”而淮军自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1862年2月22日）招募成营，起始训练，以迄其三月七日（4月5日）附轮赴沪，其训练时间亦只月余，正合于湘军向例。《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１６，同治元年三月致李鸿章函：“马（先槐，垣字营）陈（飞熊，熊字营）到时，如老勇较多，队伍颇整，则迅速发去，否则须在此间训练一月，再令赴沪。”至于训练的内容，湘军则有一定规程，逐步实施，为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制定。其法为：　一、　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跳步越一丈宽之沟，以便踹破贼营。二、　练手抛火球，能至二十丈以外。三、　练脚系沙袋，每日能行百里。四、　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氏之鸳鸯阵、三才阵，以求行伍不乱。五、　练马枪抬枪，必须打靶较准。同上书，卷三，页４３。 又：　曾国藩练兵，仿行明戚继光鸳鸯、三才阵法。读者什九必为此阵式迷惑。国人久受说部影响，不知所谓阵者有若何神秘。设明其布式，不但觉其毫无神奇，而且也可能视为简陋。戚继光述鸳鸯阵谓：“二牌（即盾牌）平列，狼筅（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附枝，节节丫杈。粗可二尺，长一丈五六尺，利刃在顶长一尺）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后身。长枪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钢杈）防长枪进的老了，即便杀上。伍长执挨牌在前，余兵照鸳鸯阵紧随牌后。其挨牌手低头执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疑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兵仗牌力遮抵，于后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要依此法，无不胜矣。”（《纪效新书》，卷二，页５。）兹列其布式于后：是以淮军所承袭湘军训练之法，当不出此。 由此拟图观之，所谓鸳鸯阵不过是一个小队的二路纵队。至于三才阵则不过是一个小队的横队形。（《纪效新书》，卷二，页７。）兹列其布式：墙子之法除平时训练之外，淮军更沿承了湘军一项用于战阵的特长，即所谓站墙子之法。湘军与诸军并峙，其作战的法术，最成功最优于别军的一点，就是站墙子。往时之言湘军者，只注意到湘军束伍的组织，以及沿用鸳鸯、三才的阵法，及其齐一的心志与勇迈的气魄。以为其所能致胜之资，却忽略了站墙子这一项特长。湘军之能于作战持久，先立于不败之地，站墙子是其最重要的条件。曾国藩定站墙子之法，列为湘军日夜常课。计早晚二次。一、　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二、　镫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至于夜间则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３。由此规定，可知湘军每日均在作备战行动，夜间亦有十分之一的人员担任守望。当时其他各军，均有夜间巡更之法，却并无站墙守望之制。曾国藩用兵，最主持重，首以先立地步为准，故能经久不败，胜过诸军。李鸿章在皖北办团练时，徒恃奋勇胜敌，实不及湘军之有定法。及追随曾国藩作战，首先领悟到站墙子的重要，嗣即用以教练淮军。是曾氏之善创，李氏之善因，其成功皆非偶然，而淮军之沿承湘军特长，亦可谓得其神髓，宜其鸿章之自居曾氏传人，实非空言标榜者可比。刘体智：　《异辞录》，卷一，页２３：“当文忠（李鸿章）未至苏时，曾文正置于乃弟忠襄（国荃谥号）军中一载，练习军事。嗣后文忠谓人曰：　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盖时时设备，乃湘淮立军基础，固异于文忠初办团练时，专以浪战为能也。”至于所谓站墙子，本是极笨拙的临阵备战之法。湘军定制，每营筑一垒，亦即所谓壁，或土城。湘淮军则称为墙子。站墙子者，兵勇持械立于子墙，以备来敌也。如此以为常课，时加警戒，敌自无法用其奇袭，则其军常可自立，而居于主动地位，曾国藩于战法之创制，此点实不可磨灭。墙子即营垒，其制已述于第二章。 又：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页４９—５０，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函：“各营先分筑垒树桩，月墙长沟，皆可咄嗟立成。先图限贼大队骡马，然后再加细工，长墙日夜兼营。又虑五更以后露凉睡熟，贼乘隙来偷，如王心安戴庙故事，不可不防。仍须用湘营五更站墙旧法，以期严谨。”可见出淮军沿承营垒与站墙子之制。 站墙子之外，曾国藩并制定开仗之法五条，守夜之法三条，淮军当已一一学习，但未见诸淮军方面的记载。《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１载有开仗之法五条：“出队要分三大支，临时再多分几小支。凡有房屋之处，须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后，须分一支，树林之中，须分一支。 队伍要占住山坡，排立不动。营官要四处往来，登高望，打仗要打个稳字。贼呐喊，我不呐喊，贼开枪，我不开枪。贼来冲扑时，扑一次，我也站立不动，扑两次，我也站立不动，稳到两个时辰，自然是大胜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