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类学——二

狄尔泰是偶然生活在同事们中间的，但却有资格被他们高度评价为“感觉细腻的英灵”。在他的那些深邃的倾向中，一种无比强烈的渴望，亦即不是用冷静描绘，也不是用讲解的方法，而是通过再现、“理解”去制服历史的渴望，在这位德国教授的心中燃烧；这是他的同事们几乎没有认识到的。他同歌德一样，感到他的心与世界的核心是统一的；他的心沉浸到世界和人世的缤纷之中，相信着、渴念着、愿望着、热爱着，这颗心并没有因此失迷，而是得以充实。他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又充满了伟大的直觉——这是把一种当代还十分陌生的(即真正的)理解力所具有的光和热洒向各个时代的直觉。然而，他在世时几乎与尼采一样是位有争议的人物——当然，在方式上有所不同；提出争议者中还有一位他喜爱的浪漫派的友人：他着手很多，完成甚少。他具有令人动心的、孩童般的天真；对于极为丰富的历史生活形态，他总是感到极为紧迫，担心会描述不出它们来，甚至只要一听到他的话语，便会立刻得知他的风格和写作方式：“你无休无止地观看，看得很多，却不知道怎么去说”。他的精神明显地淹没了小而脆弱的身体，很少(只在不多的幸运场合)显出较为坚定的形象。他企求把人类迄今所有的体验类型带入永恒而牢固的当前现在，而把在体验的偶然多样性中的内容本身留给专业历史学家们。与此企求相比，他对绝对性、对永恒而牢固的当前现在的企求就不那么强烈，并慢慢地被克服。他仅仅看到一种新的意义和一种新的责任(对在体验中“自己给予的”然而是永恒和绝对的东西，亦即“本质”的责任，因为，“本质”才提高那对可能的体察而言可作为“尺度”的东西)。他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他认为这是他最为隐秘的事。追踪寻迹，他就没有能力了，他已经老了，太博学，因太多的体察而变得多疑。但只要能够，他就促进这种新的责任；他之死没有在外界引起喧嚷，他死得很孤单，一如他一贯生活在内心的孤独中，但他死时的目光还匆匆瞥向那丰富而美丽的伟大：他本还想述说的伟大。 狄尔泰和他的年轻友人们对未来的“生命哲学”作出的贡献(只谈最核心的部分)在于，从全部生活出发去理解“历史世界”和论证精神科学。这听起来极为一般，然而却极为具体，而且只是狄尔泰式的具体。对他而言，历史是涌流，一种“精神世界”慢慢地从中浮出、凝固、建构出来；我们必须从文献、丰碑、艺术品之中找出和把握这一“世界”的意蕴和结构；这一“世界”同时又在永恒地追求一种超验的东西，追求神性本身(但并未抵达神性，只是显得要从某一最高点上流入神性中去)。两个终点(这一世界缓缓从中建构起来的心理涌流本身和这一世界的超验目标)都很少赢得他的青睐。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形而上学家。令他心潮起伏、精神振奋的，是某种处于上帝与纯粹发生史本身之间的东西。他称之为“精神世界”。参见狄尔泰文集中即将出版的第四卷《精神世界》。狄尔泰文集目前重新印行，令我们高兴。迄今已经出版文集第二卷；《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对人的分析和世界观》(莱比锡，1913)。 他首先指出：没有对精神“世界”那怕一丁点感受，人就只能认识自然的皮毛；进入精神“世界”的入口是“理解”以及“仿效(Nachleben)”，“自然”必定永远对“理解”和“仿效”这两种认识形式沉默。关于这些认识形式的本质，我在《同情的本质和形式》以及《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第Ⅱ部分)中已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对于自然，人可以描述和说明。但自然是“不可理解的”理解是什么呢?是活出精神生命，活出精神的活动，从人本身出发、从人的生命总体出发去活出塑造“历史”的精神行动；就是说，不是死气沉沉地凝视这些已活过的生命，更不是什么从事件、状况、作品对所为和所愿作逻辑推断。人们通常所谓的“历史”，狄尔泰少有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方式：精神历史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他对个体和“行动”太敏锐，仿佛他不会与他的浪漫派友人们一起相信精神历史悄然的“生长”。他对老普鲁士人的高贵之极的特征具有充分的敏感，他认为真正国家的呼吸是权力意志，但权力对他而言不同于福利和利益，也不是通常所谓的强权；他所不同于特赖奇克特赖奇克(Treitschke，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其主要作品是《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历史》。他是主张国家权力政治的代表人物，曾同俾斯麦有过密切的合作。——译注等人，因为他把权力只评价为下述事态的前提：通过压制一切低层欲望和群众使“精神世界”得以自由地逐步形成。很少有人如狄尔泰那般善于精细地把骑士般的勇士之剑与一般的战刀和充满激情的宝剑区分开。然而，“行动”及其主体即“伟人”却不会像对特赖奇克或卡莱尔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和作家。——译注那样对他产生催眠效果。对他而言，行动也源于历史人物的体验结构，而体验结构则从背后支配着历史人物的意愿和目的；偶然将自己的因素织入情境，情境从历史人物的可能意愿出发制造出这一意愿的确定内容。 狄尔泰看得更远：从现在出发，我们并不能轻易“理解”历史人物的体验。因为，我们不仅仅被缠进了体验类型的特殊内容，还被缠进了我们自身的体验类型的时代史：“结构”，所以我们不得不按照这一结构理解并“塑造”历史人物的一切过去体验，不得不曲解和误识。这些结构对我们而言或许必不可少，犹如驽马头上的“遮眼罩”——套上它，马就不再害怕光怪陆离的事物，就能找到自己的“路”。其实在我们和我们之间已经出现这种“结构”。因而，想要用基于今人的心理学去理解历史，是何等的愚蠢!倘若这一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式的”、原子论的，那么，就是今人在通过他们那流逝时间的体验结构观看自己而已!极为重要的是，狄尔泰看到了这一点，驳斥“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可作为人文科学的基础。这样，他就得以把一种综合—说明心理学与一种分析—解析型心理学区分开。综合心理学力图像自然科学从原子、电子等出发来“说明”自己的事实那样，用类比方法从尽量小的基本单位(感知、欲望冲动、感觉)出发去综合构造活的心理生活的结构。它根本不管这些基本成分及其内在构造方式是否在体验本身中被给予，不管一个正在体验这些基本成分的个人在其行动和承受、在其创造和享受中的统一是否贯串到这些基本成分之中并将它们划分为一个知觉的诸个单位。分析心理学则只探求体验单位，即“对某事物的体验”的单位，并按意义蕴含将它们联结起来，而知觉意蕴把体验单位组合为一个有意味的整体。它寻求揭示的，不是客观实在的因果关系，而是体验着的动机关联。 狄尔泰在其论述心理学史的著作特别请见狄尔泰：《十六和十七世纪人类学的功能》，载全集第二卷。中以大师手法指出，这种对心灵现实本身的现代见解是如何历史地出现的，并指出，这种见解不过体现出现代的世界体验之结构的一个成分而已。尽管他还没有深入到这一结构之本源的动机最终的根子中去，但他已经看到了最为本质的动机。自伽利略以来所产生的现代的世界观把“质量”和“形式”以及所有活的意义关联逐出了自然范畴。大全(das All)在化学成分上具有同质性的假设取代了“尘世”物体与“天际”物体的质上的物质差别；布鲁诺已提出这—点，并早在由于光谱分析法的发现、由于本森(Bunsen)和基尔霍夫(Kirchhoff)严格证明这一命题之前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最终的基本运动形式(直线运动、圆周运动、“向下”与“向上”运动、生命运动、死寂运动)的假设被一种减化法则(即把所有的［包括生命的］运动都减化为某事物在时间里的单纯位置变化的几何现象)、被关于运动的一系列统一法则所取代。在这些法则中，地球运动和星球运动的一切差别全被消除(伽利略、开普勒、惠更斯、牛顿)，但运动的一切“形式”又被表现为运动法则的结果。按照经院哲学的世界观，灵魂(=forma corporeitatis肉身化的形式)和社会现实(在有机的、等级性国家观中)从属于理念。如今，这种“形式”的理念已由被设想为无质态的诸点状实在(原子、感知)之间的法则性关系所代替，与此同时，自然界中形式单位(包括“有机体”的形式单位)的一切表象被看作思维的功绩和作品，因为思维靠自己的活动而把感性成分归总为诸个单位(概念的唯名论)。因而“理性”、“形式”乃至“活的单位”就从自然大全中消失了(“机械的”自然观)。当把形式单位所无庸争议的表象归于“思维的灵魂”(它看来在取代神性的形式创造力——笛卡儿)的活动力，就会导致把自然和机体机械化的世界观，其把握结构随即把“灵魂”和社会—历史的现实机械化，并使它们扭曲成现代的新精神态度的依附性器官和工具的特性类型。狄尔泰指出，将活泼的灵魂以及思维捣碎成只按所谓“联想”的简单法则而不靠“自我”的中心活动力的引导就可联结成“情结”(如所谓的“联想心理学”)的零碎感知和观念，这种作法的根源在于类比仿造牛顿天体力学和分子物理学(Molekularphysik)的基本假说，此外，这种作法还把新力学的基本概念(“维持”、“惯性”等观念)传输到心灵世界。于是，出现了斯宾诺莎(Spinoza)和霍布斯(Hobbes)所提供的关于人及其灵魂的图象，他们力图从单纯的自我保存欲和利己主义中推导出伦理的动机和理念；于是，出现了由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推出的所谓国家为基于“契约”、目的在抑制利己主义的权力机构之新图象；此外，还由此产生出那一时代的、目的明确的政治学说(仅从其名称上就可以见出机械的图象)：主张无需如罗马教廷和帝国那样树立起来的、世界主义的精神和政治威信就可以自动建立欧洲“均衡”；还产生出自然神论的宗教学说：把上帝变成了一位威力无比的工程师和机械师，并否认上帝的“世界统治”；还产生出古典国民经济学：其“利益和谐论”把国家只理解为必然之恶，并期望从laisser faire［“放任”］中获得最大福利。 狄尔泰已经开始认识到最近柏格森合法地特别强调的形成上述关于灵魂的新机械观的第二个动机：要获得灵魂的下述形象：通过纪律、教育、国家活动、政策等诸般手段以类似于机械自然观把自然变成支配对象的方法来把灵魂变成可以控制的形象。在威尼斯公使的报告中，这种人的新客体化和把人的灵魂捣成一“束”观念和欲望已经出现；把人的灵魂捣碎仍为了揭示出一些据点，据此人可被确定为所意愿的行动。从本性上说，人不是隐秘的、不可言述的个体自我，而是en masse［由量构成的］人，精神慧眼首先看到的正是这种人。参见：《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的结论。为把握心灵体验的本质意蕴而去把握只受所谓联想法则支配的心灵之可控表层，将联想机器的形象等同于心灵的存在状况，这种作法则由从哈特利、哈特利(Daivd Hartley,1705—1757)，英国医生、哲学家、联想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创立人；其主要著作为《对人、其结构、其职责期望的观察》。——译注普里斯特利、普里斯特利(Josoph Priestley，1733—1804)，英国化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曾在《对物质与灵魂的考察》一书中提出自然是物质的、灵魂是物质的特性的见解；他发展了哈特利的联想心理学。——译注休谟和穆勒父子穆勒父子：(父)詹姆斯·穆勒(Jariles Mill，1773—183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主要作品有《不列颠印度史》、《人类精神现象的分析等》；(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主要著作有《逻辑体系》、《功利主义》等。在联想心理学方面，父子俩都有过研习，但未有突破。——译注的英国联想心理学保留着。在这里，机械论的形而上学无论面对自然还是面对灵魂都跟随这样一种基本动机：把一幅象征图象(它所再现的只是对存在进行加工、改造和技术引导的可能着力点；这源于现代市民的工作欲精神)与存在本身及其意蕴等量齐观。 最后，形成这一心灵图象的还有第三个动机：对仍依赖于生理过程的心理过程之研究；这本身是一个美好的、必不可少的开始!但是，这里有两个偏见，一是认为生理过程本身是可机械地加以解释的，一是认为任何心理生活中的变化都与生理变化平行发生；由此出发，便不再寻求客观地确定这一依赖性的尺度和方式，而为了所愿达到的构造随意略过一切更高的精神功能的自身生命和自身规律性，或者是对它们另作解释，直到它们能够呈现为机械过程之可能的、有所归属的伴随现象为止。今天，许多学者［比如敏斯特贝格(Hugo Münsterberg)，见其《心理学的基本特点》，第一卷，莱比锡］至少认识到，这纯粹是一个构造，它更多地是基于意志的—种“作为”而非事实。 狄尔泰对这些关联的历史性发现，是基于“自然科学方法”的至今尚有的心理学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狄尔泰才为自己对体验的要求开创了自由大道。他要求建立一门描述—解析的心理学，以探究体验及其单位和内在关联，并把它看作人文科学的基础。参见狄尔泰：《关于一门描述的和解释的心理学的理念》，见《文集》卷四。 至于他在这种心理学中作出的贡献，至于他那些构思宏大的论述浪漫派的历史鸿文，他以惊人的细腻感觉透入体验与诗的内在关联，以及他在晚年如何富有成效地勾划诗人们和伟大历史学家们的鲜明生动、光彩照人的形象，就毋庸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