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理论

集中营理论对于我来说并不新鲜。其实，几年以来关于那个肮脏、封闭世界的邪恶传闻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整个欧洲传播。在那儿，由手枪、大棒、皮鞭组成的准则风靡不止；在那儿，大多数人死于殴打、饥饿或子弹之下；在那儿，虚弱的幸存者一天、一星期，甚至是一个月无望地盯着带刺铁丝网组成的地平线，而红鹤腿般的了望塔俯瞰着他们。 然而，现实中，当我第一眼看到运作中的集中营时，这一切仍然让我很震惊，尽管我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我并不为自己担心，因为我决心要活着，决心要逃跑。我发现集中营整个可怕的氛围让我恶心不已，就好像恶臭的腐血在我鼻孔里徘徊。 我们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麦达内克被分成几个水密室。骷髅架般瘦弱的囚犯嘀咕着：“有食物吗？口袋里有东西吗？” 他们说话时并没有看我们。他们只是不停地工作：挖掘、扫地或是用似乎随时都会把他们细棍般瘦弱的胳膊从插口上猛拉下来的独轮手推车清扫废物。 我们扔给他们食物，但并不是草率地把食物抛到高空中，而是偷偷地轻弹一下手腕。然后，我看到集中营的生活是如何让一个人自甘堕落的。 他们像胡狼一样冲向食物碎屑，为其争斗、狂吠。我又看到集中营生活的另一面，对我来说是陌生而又令人厌恶的。一群穿着奇特的卫兵拿着棍子冲向他们，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阵毒打。囚犯们对毒打置之不理，继续在泥地里抢夺食物。最后，一个囚犯冲出人堆，跑出来，他把一块脏兮兮的奶酪塞到嘴里，这些奇怪的卫兵追赶着打他。 我对这些卫兵很好奇，仔细地研究着他们。他们很有威力，但很明显，他们与党卫军无关。他们穿得像马戏团的小丑，但我并不想笑。 一个穿着绿色带金色横条纹的制服上衣，像驯狮员穿的衣服；裤子是奥匈帝国军官的马裤；帽子是介于军帽与牧师的四角帽之间的混杂物。 另外一个穿着囚犯的条纹上衣，但他的裤子是德国士兵大约在 1911年穿的样式——黑色带着红色的侧条纹。第三个人穿着一身囚服，但裁剪得很合身；裤子的折缝可能已经引起了卫兵的嫉妒。 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囚犯。他们的囚服上有绿色三角形，显然，很多人都是专业罪犯。我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新的精英阶层。这是一个被招聘的囚犯机构——可以这么说，他们做一些最基础而又肮脏的工作——党卫军不希望为此而玷污自己的双手。在我看来，显然，他们正在履行着自己的任务，手段高明而又残忍无比——与他们的主子相当，偶尔甚至稍胜一筹。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囚犯头，他们是欧洲每一个集中营和灭绝中心构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人掌握着其他囚犯的生死大权，且毫不迟疑地使用这些权力。 在这儿，大鱼吃小鱼，强势的囚犯殴打社会地位在其下的弱小者，这些观点使人生厌。然而，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隐蔽的震惊等着我，几乎让我休克。这就是在我看到弗尔比茨基之时。 在家乡，不仅是我，所有的人都对他很熟悉，因为他是个人物。有人喜欢他，有人鄙视他，有人躲避他——往往很多麻烦都与他相关。 他大约 26岁，是个卡车司机，对生活的态度相当随意。他有一个妻子，几个孩子，眼睛却盯着镇上每个看着过得去的漂亮女孩儿。体面的犹太社交区很讨厌他，因为他喝酒太多而又不信守婚姻誓言。 不太正统者——包括我自己——忍不住喜欢他。他讨人喜欢而又性格随和。他掌控台球棍的精湛技术可以与耶胡迪 ·梅纽因掌控提琴琴弓的技术媲美。 而现在，我却看到他像党卫军一样野蛮地挥舞着鞭子。一个囚犯像一只狗一样讨好奉承地爬在他面前，试图逃开。但没人能够逃脱弗尔比茨基的鞭子，它乏味地、有规律地而又精确无误地扬起来又落下。我恐惧地看着那个懒散、贪色、嗜酒的老朋友。 他那双懒散的双眼现在像小石头，过去常挂着微笑的嘴巴紧绷着。弗尔比茨基已经被重新塑造了，或者我认为，他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了，一种他可以投入热情而又胜任的工作。当然，他太忙了，没有注意到我。我很高兴，我不想再与他打交道。他现在是穿着小丑衣服、挥舞着血腥长鞭的囚犯头。 他们让我们走到一个兵营，上面挂着“行李寄存”的标志。这很不相称，我几乎想笑出来，好像我们刚刚到达火车站，为了到镇上高高兴兴地玩一会儿准备寄存行李。只是这次，并没有小镇，而且不久我们就会失去行李。 我把背包递了过去，里面装着我所有的财产——在诺瓦基母亲给我寄的衣服，一瓶尚存的果酱。一个男人小心谨慎地给了我一张票，好像一两个小时后我会去取回行李，然后他把背包从地上扔进去。 背包嘎吱一声着地，果酱开始慢慢从背包里渗出来。我心里自语：“如果他们要穿我的衬衣和袜子，需要先洗熨一下！” 他们让我们从一个分区走到另一个分区。我看到来自特尔纳瓦的人，但一直到了第五分区才有机会跟他们说话。在那儿我们停了一会儿，我看到埃尔温 ·艾斯勒。他长着一张长脸，身体结实，移动缓慢，内心却像学生一样敏感，喜欢沉思。我回想起了在特尔纳瓦的日子。我们一拿女孩子开他玩笑他就脸红，我们叫他去咖啡馆喝酒时，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 还有别的记忆。我记得那次和他一起到当局去上交课本——犹太人被禁止学习，也禁止拥有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学习的东西。我空着手、闷闷不乐地离开，直到艾斯勒对我低语：“别担心，我还有一本化学书。” 那之后，我俩就偷偷地在他家或是我家一起学习，共用那本唯一幸存的书。我从当初秘密的学习中获益不少。“二战”结束多年后，有一次我到布拉格的一个科技大学，发现他们仍然在学习那本教科书。 然而现在艾斯勒已不再是个学生。作为一个囚犯，他正在虚度光阴。在第五区的门口，他推着一辆独轮小手推车，一边假装干活，一边等着新来者是否有食物给他。 我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抬起头，由于凸起的骨头和紧绷的肌肉，他的脸看起来更长。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认出我的样子，然后又小心地隐藏下去。他向小手推车弯下腰，假装没看见我。 “这儿怎么样？” 他漫不经心地抬起头，脸上挂着怀疑的表情。那上面并没有多少绝望，而是一种警告，要我作好最坏的打算。他太善良了，不会告诉我整个真相。 “他们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一切。” “可以活着吗？” “一阵子……也许。” 这真是一次奇怪的对话，与其说是用话语交谈，不如说是用手势和表情。但我完全明白艾斯勒想要表达的内容，他试图告诉我：我们都要死掉。 我觉得自己应该接受他的判定。毕竟，他了解麦达内克，人也聪明。但我不相信他，别人也许会死，那是真的，但我会活着。门被打开了。艾斯勒向小手推车弯下腰，低声说：“口袋里有吃的吗？”“对不起……什么都没了。”最后，他古怪地向我咧了咧嘴。我们穿过门。我再也没有见过埃尔温 ？艾斯勒，他肯定死在了麦达内克。有人吼道：“去洗澡！”我们被赶进一栋阴郁的营房，消毒剂的味道冲进我的鼻孔。 “脱衣服！”我们脱掉衣服，我冲进一个水槽里。我后面一个老人由于虚弱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迈步走进去。“快点，你这个老杂种！”一根棍子打在他脆弱、光秃秃的后背上。他一头扎进肮脏的污水中。我们再次走到屋外，看到他们拿走了我们的衣服。我站在那儿，瑟瑟发抖，并第一次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的周围都是营房，脏兮兮的木房子，营房、带刺铁丝网，此外便一无所有。没有一棵树、一片树荫，到处都是一片凄凉。麦达内克与文明隔绝着。 一切令人沮丧，但叫喊声更让人撕心裂肺。我们能够听到从别处传来的哭喊声、鞭打声和偶尔的枪声。我们可以瞥见囚犯们在棍棒和子弹的威逼下绝望地四处疾走。我们这群赤裸裸、瑟瑟发抖的人士气开始下降，直到死亡的想法占据了我们的大脑。 但我仍然感觉自己可以成功，虽然我也知道机会微乎其微。在我的周围，我看到已经放弃的男人，行尸走肉般的男人。然后，在这个沮丧、死亡密布的氛围中，出现了一个悲喜交加的勇气的绝佳例子。这种勇气我以前从未见过。我的旁边站着伊格纳齐 ·盖耶。在家乡，我是通过他那极不合适的绰号“纳粹”认识他的。我们一起追求女孩子，“纳粹”总是大获全胜。他也相信自己会死，而且，他是对的，因为不久后他就被杀了。但他决定要有尊严地死去，他决不让他们糟践自己。他看看自己周围的人，咧嘴说道：“你们这些家伙的鸡鸡真多！” 人群骚动了一下，有人大笑，阴郁有所减缓。 “你知道吗？”“纳粹”说道，“咱们比比。看谁的最大！”也许这很可笑，也许很孩子气。的确，这很下流。但幽默再次复活了，在那时幽默是种几乎消亡的情感。申明一下，“纳粹”赢了。他低头看看自己大获全胜的财产，慢慢咧嘴笑着说道：“真可惜啊！你再也用不着了。但你活得不赖啊！” 现在，囚犯头们又开始叫喊了，把我们驱赶去做另外一个手术——剃毛。他们首先剃掉我们的头发，然后让我们站在凳子上，剃掉我们身体上的毛发。“纳粹”俯望着我，眼神滑稽可笑：“现在特尔纳瓦的女孩儿认不出你了，弗尔巴。星期六晚上你不能跟她们一起出去远游了！” 他们丢给我们一些衣服，一双袜子、一件上衣、一双木鞋、一顶无定形的帽子。我穿上它们。然后一个囚犯头——主子的走狗过来给我们训话。他先讲点名。“每天早晚，10个一排，在营房外面点名。当卫队员过来时，命令是：‘脱——帽！’当他离开时，命令是：‘戴——帽！’”“这些必须准确无误地去做，邋遢要挨打。不许动，否则就会立即被杀。无论何时卫队员走过军营，在离你们 3码的地方，你们必须脱帽行礼直到他走过去。”他说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一些命令。我们是无武装的部队，需要遵守的纪律却比任何一个德国士兵都要严厉。 但是关于点名，有一点囚犯头没有提及。不仅活着的要点名，死的也要点名。那些死者，一堆可悲的尸体，整齐地堆放在我们的后面。有的由于饥饿而瘦得皮包骨，有的由于遭到毒打而血迹斑斑，有的仅仅由于没有活下去的勇气而死去。他们是在头天晚上死去的。 饥饿是头号杀手。德国科学家认为：他们的配给足够让一个男人活 3个月，但这一次他们偏偏失误了。殴打和枪杀，还有痢疾让死亡率居高不下。痢疾也感染了很多新来者，这使他们由于不能干活儿而立即被杀掉。 第二天早上点名后，囚犯头们把他们的牛驱赶到一起。有些被送到附近的工厂里，这些奴工们帮助德国企业主获利不少。其他的，如我自己，被留在集中营干活。 我们像建工一样干活，但那时并不能知道我们在建造什么。当然，现在我意识到我们当时正在帮忙扩建一个巨大的灭绝机器。这个机器将灭绝 600万人——麦达内克是奥斯维辛的一个粗糙的先驱者。 我一边搬运砖块和木头，一边学习囚犯头们没有提及的不成文的规则。例如，那天早上，我旁边的一个人突然向铁丝网跑去，但没跑几步就被击毙了。 可能是一时发狂，也可能是故意自杀。但谁知道呢？这件事却教会我不要靠近铁丝网，因为仅仅被怀疑有逃跑的企图也是死路一条。 后来，我开始以正常的口吻跟同伴说话，一个囚犯头的棍子就打了过来，我仰面倒下。我学会了把嘴巴闭住。 我看到那些人由于小小的过失而被打，也许由于动作太慢，或是由于卫队员经过时忘了脱帽。我注意到，那些安安静静地站着的人挨打较轻；而哭喊的人却被更野蛮地鞭打--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那些逃跑的人被三四个囚犯头追赶着——这已经变成一种娱乐了。因此，当囚犯头过来对付我时，我学会了安静地、默默无闻地站着。 事实上，我学会了生存的艺术，然后是生活的艺术，以及在骇人听闻的环境下尽力而为的艺术。例如，我发现了集中营的小道消息，这让我与其他分区的朋友有联系。通过这些小道消息我也悄无声息地设法安排了一次短暂的家庭团聚。 我的一个斯洛伐克的朋友，从我们工作的第二分区搬运木头到第三分区。一天，他告诉我：“你的哥哥萨米在这里。他在第三分区。” 这个消息让我很震惊。我早就知道我的两个哥哥都要被驱逐到那些神秘的安置地，偶尔我也想知道他们是否可能在麦达内克，但是要在如此一个巨大而又严格隔离的集中营找到他们是不可能的。而现在，我了解到萨米离我仅有几码远！ 本能驱使我向分隔各个分区的铁丝网走去，但理智拉回了我，因为在铁丝网附近，即使是内部的铁丝网附近被逮住，也意味着死亡。于是我决定：如果我们要见面，一定要经过精心的策划。 的确，晚上点名后，几乎没有囚犯头巡逻的时候，我们会面了。已经有两个人通过铁丝网在交谈，一组人在离他们大约 10码的地方等着他们结束。一次只能有一个人走近铁丝网，因为一大群人肯定会引起注意。 铁丝网的另一边，一小组人在附近闲荡，等着轮到他们。然后，虽然快黄昏了，我仍然认出了我的哥哥，那个高个儿、皮肤黑黑的、比我大 10岁的萨米。我们几乎同时看到对方，简单地相互举手问候对方。 另外两个人走到铁丝网前简短交谈。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感到一阵激动、期盼和害怕——我们两人都在冒很大的风险。现在，我没有来回走动，我安静地站着，就像一个站在起跑线前的运动员。我看到我们铁丝网这边的男人回来了， 当我正要走向前代替他时，我听到一阵吼叫声和铿锵的皮靴声。 囚犯头们蜂拥到现场，用大棒击昏铁丝网旁边的男人。我们剩下的很快消失在昏暗中。 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萨米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分区，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我后来了解到：他设法与麦达内克共存，但麦达内克灭亡时，里面所有的人——包括萨米——都与它一起消亡了。 *** 一旦找到我的立足之地，一旦学会生存的诀窍，我就能够积极思索，就能够接着筹划几个月前离家时就没有放弃的计划。我逃跑的决心依然很坚定，而且动机强过任何时候。我确信那些在斯洛伐克曾经鼓励过他们的人民乖巧地到安置地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实际上并不明白等着他们的人民的是什么。我同样确信：要是警告他们的话，人们一定会抵抗、会联合、会战斗。我也知道：要是他们不是顺从地离去的话，驱逐数以千计的人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能够逃跑并设法穿过斯洛伐克的边境，我也许能够挽救数千人，因为那时我已经意识到麦达内克是怎样的地方。 我花了一些日子才理解麦达内克的真实意图。我注意到，我们分区的有些人失踪不见了，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被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我看到每天都有从医院来的有篷货车，一大群老人、虚弱不堪者、不久于人世者跌跌撞撞地向远处烟囱高耸的建筑物走去。有些能够走路，有些需要强壮一点儿的帮助，有些躺在小推车里过去。 我注意到，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在疑惑那栋建筑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从未问过，因为任何集中营里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问问题很危险。其实，有一天一个囚犯头对一个囚犯下了一道很随意的命令，我才了解到真相。 他说：“把那些砖搬到火葬场去。” 我看见那个男人用他的小推车推着它们，我看见他朝那个烟囱高耸的建筑物走去，然后我明白了为何来自医院的那些虚弱的人们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我要从麦达内克逃走的另外一个迫切的原因。如果我没有被枪毙，如果我没有被打死，有一天也可能会由于饥饿而倒下，然后他们就会送我去医院，这就意味着我最终会被烧死。 甚至当我的状况在集中营有极大的改观时，当我在集中营得到一份工作使自己被同胞劳工们羡慕不已时，我仍然继续在集中营的铜墙铁壁下寻找漏洞。 我正在卸载木头。我注意到一个体格强壮的中年囚犯头望着我。为了躲避麻烦，我加快了干活的速度。过了一会儿，他朝我走来，用捷克语说：“喂，你！跟我来，有份差事给你。” 我灵敏地跟在他后面，心里很疑惑，不知道等着我的将是什么。他把我领到一大堆土豆前面，大声说：“拿一堆到厨房去。动作快点儿！” 为了增加说话的分量，他用棍子重重地打在我的后背，但我没有感觉到。我的好运让我眩晕不已。 在麦达内克，在厨房工作就意味着有食物，有食物就意味着生存。尽管门口有一个贪婪的卫队员卫兵——他被叫做拳击手，但通常情况下抓一块熟土豆喂到嘴里而不被发现还是可以的。当然，这很冒险——那个拳击手对于自己能够一拳打死一个男人很引以为豪。但这份险还是值得去冒的。 那个小时我一直在搬运土豆，而那个捷克囚犯头一直例行公事地看着我。无论何时拳击手朝我们张望，他就重重打我几下，咒骂我几句。但总的来说，他比较正派。 这一点，有一系列的原因。首先，我干活卖力。其次，我是斯洛伐克人，跟他说着同一种语言。最后，在他那囚犯头制服下仍然跳动着一个捷克人的心脏。 他曾经是索科尔运动这个半军事化反法西斯组织的一员，于 1939年被捕。那以后，他就看到了达蒙和萨克森豪森的内幕，然后作为一个囚犯头被送到麦达内克。尽管他想保持目前这份轻松的工作，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股爱国的火焰在燃烧。 那天我吃得很好。主食是清汤和面包，还外加了两三个囚犯头故意从锅里扔给我的土豆。那天肯定是我的幸运日，因为就在那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点名后，一个囚犯头吼叫着：“你们这些杂种有会干农活的吗？我们要 400人到一个农场。要是认为可以做，报上号码！” 农活！坐火车去！正式批准的！可以幸运地离开麦达内克，而不是在铁丝网下爬动，也许还会后背挨枪子！我是第一批上千个自愿者之一，我又幸运地成为400个被选人之一。 第二天那个捷克囚犯头再次让我停下苦活去搬运土豆。再一次，我们以或多或少友好的方式交谈，他也不时重重地打我一两下，以向那个警惕的拳击手显示： 他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 “你知道，”他最后说道：“你肯定是个干活的好手。我可以在厨房给你找到一个稳定的活儿。”要是几天前他给我这份工作的话，我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接受它，就像一条狗 鱼扑向一条米诺鱼。但现在一切不同了，现在我被批准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了！“非常感谢，”我说，“但我不久就要离开了。”“你要去哪儿？”“去做农活。火车几天后就走。” 我举起另外一袋土豆扛到肩上，他机械地照我屁股打了一下。“你疯了吗？你知道火车要到哪儿吗？”“不知道。”我把土豆放到厨房，转回来接着干。我们走过那个怒视的拳击手时，捷克囚犯头狠狠地朝我的后颈打了一下。我们刚刚走出拳击手的听力范围，他就狠狠地说：“火车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已看到文件了。要是你还有点儿理智的话，你就待在这儿。待在厨房里，你就会活着。” 他大度的提议被我拒绝了。我可以看见，这让他很生气。但我也不能自已，因为逃跑的机会就摆在我的面前，这比几个土豆更有魅力。“任何地方都比这个垃圾堆好，”我对他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会比这儿更糟糕了。”他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我的愚蠢激怒了他。“看啊，你这个年轻的傻瓜，”他低声咕哝着，“我在达考待过，真是太糟糕了。但在那儿，当他们想更严重地处罚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奥斯维辛去。” “去了那儿，你就会死的！”他朝我的屁股抽打了一下。这是出于愤怒。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而建议我。我知道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诚的，因为这儿是作为索科尔运动的一员的他在对我说话。然而，我决心不听他的忠告。 最终的结果显示我的决定是对的。但从整体上说，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观点是对的，尽管关于麦达内克他错了。待在麦达内克的没有一个能够幸存，事实上，从麦达内克送往奥斯维辛的人中，我是唯一的一个幸存者。 其实，最终的结局被一个叫做埃里希 ·穆苏费尔特的卫队员详详细细地描述了。他看到了麦达内克集中营的末日，然后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最终在克拉科夫被绞。 他写道：“麦达内克集中营结束于 1943年 11月 3日。那次军事行动的代号是‘收获节’。在第五、第六分区的后面和离正在建造的新火葬场大约 50米之间挖了一些庞大的深沟。大约 300个囚犯工作了 3个日日夜夜。主要有 3个大坟墓，每个深两米，长 100米。 “这时麦达内克有一个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特殊囚犯小分队。警察和党卫军的总指挥来自克拉科夫、华沙、拉多姆和卢布林。还有大约 100名未授衔的党卫军。第四天，也就是 11月 3日，整个集中营的囚犯早上 5点起床，被大约 500名全副武装的巡逻兵包围。 “正对着火葬场的入口处停着两辆宣传车。行军曲和跳舞音乐从扬声器中刺耳地飘出来。早上 6点钟大规模行动开始。犹太人被驱赶到第五分区的营房里脱衣服。 “然后图曼总指挥官砍掉第五分区和坟墓之间的铁丝网。一条由武装的党卫军列队组成的街道即刻形成了。在这条街道的末尾，赤裸裸的犹太人被迫跑步进入深沟里。 “他们被推进沟里，那些已经进去的被挤到一边卧倒，以便有更多的空间。接着，党卫军站到深沟的边缘，用他们的机关枪对着犹太人狂射。活着的被堆砌在死尸的上面直到坟墓被装满。 “男人和女人被分开枪毙。整个行动持续到下午 5点钟结束。执行枪决的卫队员们频繁换班。这期间喇叭里一直播放着聒噪的行军曲和舞曲。 “从我自己所在的火葬场的位置，我看到了整个过程。整个行动以军事方式组织的。一个军官监督这一切，并且随时让各种警察指挥官们通过广播知道最新进展。例如，有多少人被枪毙等。 “那一天，有 17000名男男女女在麦达内克被枪决。仅仅 300名妇女被留下整理、搬运集中营的财产和来自 1005特遣队的 300名男人负责从坟墓搬运、烧毁尸体。 “一个卫队员告诉我说，来自特遣队的犹太人试图逃跑，因此，那些幸存者不得不戴着脚镣干活。 “行动结束之际，坟墓被一层薄薄的泥土遮盖着。我被命令立即销毁所有痕迹和焚烧尸体。11月 4日，我开始搬运木材。11月 5日，我开始火化尸体。在深沟底下有空隙的地方，我们放置木材；而木材上面就是尸体。在燃烧的篝火上， 我们泼上甲基化酒精。我们在每个大坟墓里都是这样做的。 “灰烬冷却后，特殊分遣队的囚犯就把它们从坟墓中清扫出来。这些仍然含有骨头的灰烬被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电动加工厂里加工成骨灰，以做肥料之用。我们把那些肥料装进袋子里，再用卡车把它们运送到党卫军的商店里。 “整个工作由一个负责安全服务的军官掌控。他确保所有的痕迹都被清除掉。焚烧尸体之前，我们把金牙从死尸口里拔掉，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定期运走。这个行动的代码是‘赖因哈特’。” 要是我留在麦达内克的话，肯定会最终变成肥料。另一方面，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农场--一个小伙子在此可以过着美好、体面的乡村生活。作为一个屠杀中心，它使麦达内克看起来像一小杯啤酒。 然而，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的确，没人知道，当然，除了那些党卫军的阴谋家们。而且，即使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很可能不会相信他们，因为我们的大脑仍旧需要时日以习惯于接受如此巨大的杀人工厂的存在。 我们离开的日子到了。我不得不对捷克囚犯头说再见。他仅仅耸耸肩，咕哝着：“你会发现我是对的，你会后悔的。”然后，我们 400人排成队，被囚犯头和党卫军包围着。对我来说，这是个关键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离开麦达内克了，而且还由于一个稍微次要点儿的原因。 他们会给我们平民的衣服。显然，那些衣服属于已经葬身于火葬场的人们，但这并不让我们忧虑。我们又要成为绅士啦。 他们扔给我一件上衣，一条裤子，然后是一件衬衣——这真是奢侈！这还不算，为了添加最后一点优雅，他们给了我一顶帽子。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衣服的整体搭配效果，这是事实，仅仅希望掩饰住我们的光头，从而避免外面世界的人们的粗陋的目光，但他们的动机一点儿也不让我担忧。那顶帽子使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参加一个婚礼！ 我们站了几个小时，被查了又查。其实，几乎到了晚上，我们才看到一队队的卫队员列队站在我们两边。然后，我们动身。这仅仅是在我到达麦达内克的 12天之后。 这时候我的感情很复杂。我情绪高昂，也悲愁不堪。随着我们的远去，身后这个残酷的集中营逐渐变小。而我的哥哥萨米在集中营的某个地方。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他很可能无法生存。 *** 在卢布林火车站，负责火车警戒的卫队军官没有浪费多少口舌。他知道自己对付的并不是一帮一无所知且认为自己是在去安置点路上的平民。他知道我们是经验丰富、顽固不化的囚犯，早就适应集中营和火车上的生活。 他说：“会发给你们旅途上的食物。节省点儿，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要走多久，记住——逃跑是白费力气的。”他的语调平淡，既没有仇恨也没有轻蔑。 他们给我们发了食物——面包、果酱和香肠。那个军官把鞭子挥舞得噼啪作响，我们爬进了车厢。门被啪地关上。火车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然后就开始缓慢移动。 我研究着自己车厢里的 80个人，寻找着任何一个有逃跑企图的合作者。突然，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约瑟夫 ·埃尔代伊。我们一起在诺瓦基待过。在那儿，我们不仅是好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我曾经跟他的女朋友在一个学校上学。我从拥挤的人群中走到他面前，小声告诉他我打算从车厢里逃跑。他立即表示很感兴趣。我们开始仔细检查这个旅途中的监狱。 我们仔细看了看那扇小窗，但主要有两个障碍。我们不知道卫兵在哪儿，也不知道火车机头在哪边——我们被关进去时，机头还没有连接上去。因此，我们决定等到火车第一次停车之际，也许那个时候奇迹会光临我们。 毕竟，现在天也黑了。匈牙利边境的经历告诉我，即使是神枪手在夜晚也很难瞄准一个移动的目标；要是有两个目标分别逃向不同的方向，几乎不可能把他们撂倒。 然而，我们发现，相关负责的军官并不是傻瓜。几小时后，我感觉火车节奏慢下来。它经过一个车站，但完全出了车站才颤抖着停下。 门被打开了，发出刺耳的声音。卫队员们开始大叫着让我们下车。约瑟夫和我看着火车四周用机关枪筑起的封锁线，感觉肚子很疼痛。 我们仍然认为有一丝机会、一丝漏洞。但即使是这点脆弱的希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拿着鞭子的卫队军官大声吼道：“在这儿会清点人数，路上还会点几次。如果在哪儿少了一个人，他车厢里的其他人会被枪毙。” 我的希望暴跌到极点。约瑟夫低语道：“别担心，前面还有农庄呢。” 这种想法很鼓舞人心。在空地里很难把守，也许为了我们心灵的安宁，不知道那个农场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好的。 我们继续前进。24小时之后就没有食物了，但那不是我们的主要忧虑，水也没有了。拥挤的车厢里，沉闷燥热，口渴折磨着我们。要想在一个车站弄到水也是无望的——安全预防措施做得万无一失。火车总是停在车站外面，卫队员一边拿着水杯狂饮，一边清点人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其实，旅途持续了两天半。火车终于开始减速并停下来。我望着窗外，想弄清楚我们的位置。 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我看到了了望塔，但里面空空如也。我看到用砖块垒起来的牢固建筑物，和麦达内克简陋的木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然，这是个集中营，但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迥异。 车厢门被打开。这次卫兵强迫我们排成队，命令我们向前行进。 我站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