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奥斯维辛——我成了通缉犯

6月的斯洛伐克异常美丽，1942年的 6月尤其如此。阳光明媚、温暖，好天气持续不断。田野里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琥珀色的小麦，懒洋洋地迎着轻柔的风翩翩起舞。鸟儿们唱着歌儿，好像也为这整个成功的盛展欢呼雀跃。 甚至从诺瓦基军营的带刺钢丝网后面望去，整个世界也是美丽动人的。的确，犹太人可能是由于烦恼而不能欣赏美景的唯一一种人了，哪怕偶尔欣赏一下也好。 被捕的那天早上他们就把我带到那儿。现在，我坐在自己的铺位边上，沉思着那极具讽刺意味的状况，心里暗暗诅咒着。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匆忙地来回奔跑，躲避子弹，自找苦吃。我冒着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危险，极力避免被送到安置地。而这一切努力的结果仅仅是把自己放置到一个危险的处境中。 一到那儿，他们就把我捆绑到一个关闭了几百人的巨大军营。里面大多数人都比我大很多。我仍然不知自己为何在这儿，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听着周围人的对话，我逐渐明白了。 那些对话乏味、沉闷、枯燥，无穷无尽地围绕着白白浪费的贿赂、没有兑现的诺言以及腐败、欺骗、非正义，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放逐。 下一班火车何时到？有下一班火车吗？整个放逐事件已经取消了吗？他们在那个临时营房周围长久地谈论着那让人沮丧的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在垃圾堆旁边踢一个用破布做成的足球。 然后我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临时宿营地，下一站是波兰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将会教导我像文明人一样工作；在那里我的犹太恶习将会被洗涤干净；在那里我将会为建立一个崭新、体面的社区而出力。有一会儿，我心浮气躁地咒骂着，但一旦愤怒消逝，我开始观望四周，看自己能否改变当下的情形。 坐在我旁边铺位上的是一个高个儿、有点秃顶的男人，他正在自言自语道： “我给了他 500克郎，他说我什么都不用担心，但现在……” 我打断他，“告诉我，”我说，“从这儿逃跑的机率是多少？” 他戛然而止。我感到有十几双眼睛盯着自己。有人大笑着说：“听听他！在这儿待着像下雨天一样漫长。现在，他想回家了。” 一个挺着啤酒肚的商人怒视着我，突然说道：“老天，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残忍的招惹是非者！” 那个白白浪费了 500克郎的男人朝门口点点头：“外边有两个赫林卡卫兵。要想逃过他们，你去试试看。他们会像对付耗子一样把你打死。你能够离开这个营房的唯一时间是上茅房的时候。即使是在那个时刻，他们也会用步枪对准你的肚脐。” 这听起来确实让人沮丧。但稍作调查后，我发现状况并不是毫无希望的。我了解到：诺瓦基军营被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临时阵营，那里的人正等着被运送到波兰；另一个阵营是劳改营，他们指望那里面更走运的犹太人为斯洛伐克政府的利益而工作。 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地望着劳改营，每个人都试图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那至少意味着能从自己未知的命运中暂时解放出来。但并非人人都够格——这些资格包括金钱、在犹太复国运动中的影响和专业知识。例如，如果你是医生、木工、铁匠的话，你跨过那个极为重要的边界的可能性就很大。 这些条件把我排除在外。我既没有影响，也没有金钱，更没有技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流浪的时间已足够长，我意识到：总是有后门可走。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后门。 赫林卡卫兵们想找一个从劳改营搬运食物到临时营的人。我立即自告奋勇要去完成这项任务，别人也就让我去做，因为他们知道我没东西吃，而他们仍然能够收到家里寄来的包裹。这意味着：即使不上厕所我也可以离开军营。 跑第一趟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个后门：它不仅通向空气、阳光，甚至是自由。因为每个人都想着要进劳改营而不是逃跑，所以那个门仅仅被为数不多的带刺铁丝网包围着，而且只有一个卫兵在大概 1000英码的周边地区巡逻。 我也注意到：监视我的卫兵更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在厨房里吃东西，喝梅子白兰地酒。要是愿意的话，我当天就可以穿过铁丝网偷偷溜走，至少一小时之内没人会想起我的。 然而，经验教会我要小心谨慎。现在我知道一个浪迹天涯的人需要衣服。 离开之前我需要转移一些必需品到劳改营，并且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帮我保管它们。 因此，接下来的几天里，每次到劳改营，我就研究着周围那一张张的面孔。大多数面孔令人气馁：那些是有钱人那自满、消沉的脸色。实际上，直到一周后我才挑选到一个自认为会为任何人两肋插刀的人，当然除了他自己。 他是一个矮小粗壮的管子工，好像总是在厨房里修理水龙头。他笑容满面，一边工作一边唱歌——他是一群悲观抑郁者中的一个乐天派。 但我需要证实。一天，我脱掉夹克并对他说：“你能否帮我保管我的衣服直到明天？今天穿着它太热了。” 他放下扳手，意味深长而精明地望着我，然后露齿一笑，说道：“当然，我会把它放到军营里我的更衣室里。” 第二天我拿了一双袜子，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检验。他肯定知道我并不是担忧天气，他知道我的心思是在带刺的铁丝网上。 我漫不经心地说：“你可以帮我把它装起来吗？” 他一句话也没说，拿过袜子，把它迅速放到口袋里。我已经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了。 那之后，我把自己为数不多的衣服一件件地搬运到了劳改营。有一天我甚至在我那愚蠢透顶的监视者面前找了个可笑的借口，然后成功地把我的小手提包带过去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假以时日。6个星期后我为逃跑作好了准备。 的确，好运不仅让我碰到，而且向我疾驰而来。逃跑前我需要面对最后一个问题——老套的金钱的问题——因为我最后的几个便士早就被匈牙利边境的卫兵私吞了，但即使是这个问题也被奇迹般地解决了。 在临时营，我逐渐与一个叫约瑟夫 ·纳普的高个儿英俊男孩成为好朋友。他来自托波尔恰尼镇，那也是我的出生地。像我一样，他试图从匈牙利出逃到英国，但没有成功。 “上帝啊，鲁迪，”一天他对我说，“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倒霉的混蛋。我获得了离托波尔恰尼镇几英里远的一个女孩子的芳心，她是我至今所看到的最可爱的女孩之一。我们打算秋天结婚。我有一个富有的父亲，他的钱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现在，我却在这儿，在这个残忍的诺瓦基镇傻傻等待着。鬼才知道我将会被送到哪个下流肮脏的拉牛火车上！” 我迅速对他说，也许太迅速了：“你有钱？” 他闷闷不乐地点点头说：“要是能再看她 5分钟，我宁愿放弃一切！”“你也有钱放在这儿？”“当然。要多少就有多少。”“听着，约瑟夫，”我说，“几天内，我打算经过铁丝网离开这儿。你跟我一 起走怎么样？” 随后一切进展相当顺利，令人不可思议。我让赫林卡卫兵相信：我需要一个助手帮忙运送食物，因为军营里现在人更多了。他没想太多就同意了。三天后我再次出现在劳改营，这一次带着我的伙伴。 我镇静地对我的管子工朋友说：“我可以拿走我的衣服吗？”他点点头，漫不经心地走出厨房。我看了一眼我的监工，他走在管子工后面，全神贯注地吃着一大块肉。纳普站在我旁边。在他的营房里，我的临时仆人递给我已经打包好的手提包。然后，他偷偷地塞给我 500克郎（大约 10英镑），并说道：“祝你好运。上帝保佑你。”他很快就走开了，我都没来得及感谢他。没有巡逻兵的踪影。我和纳普走到铁网下面。3分钟后，我们溜到了从附近树林里流淌出来的一条小溪流的高高的堤坝上。又过了 10分钟，我们走进树林深处，肆无忌惮地笑着。 那纯粹是极度欣喜的笑声。诺瓦基军营，它里面那些愁眉不展的面孔，阴沉忧郁的失败主义者的谈话，它的呜咽、哀嚎，所有这一切被我们抛在了后面。我们大步前进，阳光穿过树木射进来，对我来说，斯洛伐克的景色再也没有比这更可爱的啦。 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我们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我们听到一大群人的欢呼声——时起时伏，调子轻快，就像音乐——从树林中心传来，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约瑟夫眉头紧锁，然后说道：“我知道这个地方，信不信由你。这座树林里有一个足球场。我过去每周日都去。”他转过身面对我，露齿一笑：“今天周日，比赛正在进行，我们还等什么呢？”我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跑到足球场。不久，我们俩——从安置营来的两个亡命者——嘶哑地高声呼喊着，辱骂裁判、运动员、巡边员。我们尽情地疯狂了一个小时，好像与过去完全一刀两断。 中场休息期间，我们喝啤酒，吃小腊肠，给女孩子使眼色。然后，我们再次回到人群中。欢呼声席卷着我们，冲走了诺瓦基军营的记忆，以及对于未来的思考。 几个小时后我们才想起来自己是谁，身处何处。更确切地说，午夜时分我们才想起自己是谁。 比赛结束后，我们仍然一边啃着腊肠一边在森林里漫游，像一对旅游者。天黑后，我们就躺在玉米地里，沉醉在自由的空气中，立即沉入睡梦中。 我们两个在午夜时分苏醒过来。我们听到远处火车的隆隆声和它漫长而又孤寂的口哨声。我们安静地坐着，直到看到车灯穿透黑暗，驾驶舱里闪烁着火焰的热光。几分钟后，火车从我们眼前经过。这是一列相当不错的火车，车厢叮当作响，相互推挤着前进。我们仍然坐着，默默无闻地看着，直到警卫车厢的红光消失在远方。 “我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约瑟夫说，“牛？煤炭？”我望着火车开走的方向，鬼才知道它来自何处，将要去往何处。我说：“天啊……”我们爬起来，开始走路。远处的一声哨响粉碎了我们关于那场足球赛的最后幻想。 事实上，我们朝着一个叫做维尔克 ·尤尔丝的村子走去。约瑟夫在那儿有朋友。 他不能去托波尔恰尼，因为他在那儿家喻户晓。因此，我要独自一人去那儿跟他的女朋友接头，虽然自从 3岁后，我再也没去过那里。 “你只要告诉她村庄的名字，”约瑟夫说，“她知道是哪一家。她会照顾你的。 一旦我跟她见了面，我将确保你衣食无忧。” 这听起来不错，现在我有了一个富有的后盾。我们在距离维尔克 ·尤尔丝几英里的地方分手，然后我动身向巴蒂绍武斯走去，在那儿我可以搭乘到托波尔恰尼的火车。 刚刚 5点钟，我就到达了那个小镇的郊区。这是危险的时刻，要是我立即走进巴蒂绍武斯镇，那就是自投罗网——除了警察，周围没有其他人。因此，为了消磨时间，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一个乡村墓地，坐在一块墓碑上等待。我相信自己在那儿是安全的。谁会在大清早 5点去墓地拜访呢？ 我的推理颇有道理，但实际上我大错特错了。5点半钟，一个风韵犹存的老年妇女走进去，在一座坟墓前放了一束花。她瞅了我一眼，蹒跚走开，可能在想：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忧愁满面，真令人伤心啊！ 8点钟，我到达巴蒂绍武斯车站。一小时后，我已经在托波尔恰尼了，坐在一个郊区小舍干净整洁的客厅里，给祖扎克——约瑟夫的女友讲述我的故事。 她默无声息地听着，几乎不能相信我。她以为约瑟夫在匈牙利。最后她终于说道：“我必须立即去找他。在我回来之前，我妈妈会照顾你的。我很快就回来。” 她断章取义地把我的故事给她父母讲了一遍，然后就出去了。她的父母对我百感交集。 “当然，约瑟夫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她爸爸说道，脸上流露出犹豫不决的微笑，“但现在有点不好办。你知道，他们在托波尔恰尼四处搜索犹太人。这真让人……尴尬。” 突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犹太家庭。要是他们由于窝藏犹太人而被逮个正着，那绝对不是小麻烦，那将万分危险。难怪两个可怜的老人被我吓破胆了。“你是否介意我们把你安置在货棚里？”她爸爸说道，由于担忧，脸皱成了西梅干。 我告诉他们：和诺瓦基镇相比他们的货棚简直是天堂。我走到货棚里，她妈妈跟在后面，拿着一大份肉。我坐在铲子、叉子、耙子之间，一边啃着肉，一边思索着：“祖扎克很快就会带着钱回来。然后，我就可以动身到特尔纳瓦去取回匈牙利朋友为我准备好的假证件。” 几小时后，祖扎克的妈妈再次进来给我送饭。我问她祖扎克是否已经回来，她摇摇头。但吃完几餐饭后，我就开始担忧。毕竟，从这儿到维尔克 ·尤尔丝仅半小时路程之遥，何况他俩都知道我还在等待他们。 那天晚上，我睡在货棚里。第二天早上，祖扎克的妈妈给我端来早餐。祖扎克仍然不见踪影，但我已不再担忧。我怒火中烧，在危难中，我被自己从监狱里带出来的人舍弃了！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的女友；而我，成了一个负担。 然而，我决定再给他一天的时间。毕竟，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但现在的问题是，祖扎克的爸爸逐渐失去了耐心。“真不好办，”祖扎克的爸爸说，“她还没有回来。”我无语。“最近实在是太危险了，要是警察、空袭来了怎么办……”我站起来，把我的背包清空，尽量把口袋里塞满东西，再穿上一双袜子--它更容易携带。然后，我把背包留在货棚里——携带太多行李的人总被认为是嫌疑犯——感谢他的热情好客，然后走进托波尔恰尼镇——我的出生地。 这真是折磨人的旅程。那双陪伴我穿梭于匈牙利边境、进出监狱的鞋子几乎没有鞋底了。我像个流浪汉一样艰难跋涉着，虽然口袋里仍然有管子工朋友给我的 10英镑，但我知道，不能把它们浪费在奢侈品上。我经过一个犹太人房子的时候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那座房子的前门没有悬挂大卫之星的标志，但犹太人的标志确信无疑——时代留下的痕迹。前院放着家具。这些人即将被驱赶。他们离开后不久，当局就会以胡椒粉的价格拍卖这些家具，收买一个内奸，再把他吊死在房子上。我沿路一直走到一个整洁的小花园旁边，敲门。一个高个儿、瘦骨嶙峋的男人开了门。他很像当过老师。我给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整个故事。他一直听着，没有打断。讲完后，他说：“我认识你父亲。但很抱歉，我帮不上忙。”他有气无力地朝那些家具招招手，接着说：“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很多钱，我们的每一便士在旅途中都用得着。”我立即告诉他，我不要钱，然后试探性地说：“但如果你有一双旧鞋的话……”他一句话没说，离开了。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双几乎全新的棕色鞋子。 “给，”他说，“穿上它。它是我儿子的，但他现在不需要了。他两个月以前就离开了。” 对于我，这双鞋子再合适不过了，它激起了我的斗志。也许它的主人是我在诺瓦基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我轻松地走在街道上。我看见一个奶吧，决定庆祝一下自己的好运气。自由是让人如此飘飘然的事情，以至于我喝的那一品脱牛奶像香槟酒一样让我头晕目眩。 一个宪兵走进了奶吧，但他并没有让我沮丧。他是个高个子的中年人，有着浓黑的胡须，军刀在身边叮当作响，肩膀上挎着一支卡宾枪，左轮手枪放在枪套里，别在闪闪发亮的腰带上。他兴高采烈地向每个人打招呼，对我微笑，我也开心地回视一笑。那一刻，即使是宪兵——所有警察中最活跃的分子——也没能让我的乐观主义笼罩在阴影下。 我喝完牛奶，再次漫步到阳光下。这个时候到车站搭乘到特尔纳瓦的火车还为时过早，因此，凭着一时冲动，我决定进行一次感伤旅程——漫步到我出生的那所房子。 街道像照片一样在我脑海里呈现，每一扇大门都在记忆中留有残片。事实上，当我听到身后自行车刹车的刺耳声音时，我的大脑在数英里外漫游。 是那个宪兵。他坐在自行车上，居高临下地望着我，像一匹大马，公事公办地对我说：“下午好，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证件吗？” 我盯着他，目瞪口呆。那一刻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小镇上的一个卫兵，还是那些匈牙利边境上拿着步枪枪靶的卫兵之一。他就是整个阴沉污秽的诺瓦基军营。他就是那辆火车--鬼才知道它来自何地开往何方。 我一声尖叫，盲目而又发疯般地奔跑着，身后自行车的嘎吱声几乎穿透我的神经。我可以听到他那叮叮当当作响的军刀声，也想起了他的卡宾枪——万不得已时他可以用它。我摇摇晃晃左躲右闪地跑到了路尽头的一个小摊位旁边，并回转过身来，他踉踉跄跄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围绕着小摊位跑了 4圈，然后我急转弯再次回到街道上，极度恐慌让我虚弱不堪。 他骑着自行车紧跟在我身后，车子依然嘎吱作响。我知道我不得不待在这段路上。我很熟悉周围的房子。我知道自己一旦离开这儿，跑到更宽阔的路上，他就会立即用卡宾枪结果我。 现在他与我并肩了。我停下来，转过身，再次朝小摊位跑去。扭过头，我看见他下了自行车，把它放在一边，以节省时间。他从车座上跳下来的样子简直就是一个骑兵团的骑兵。 我们来来回回地奔跑着，喘着粗气，停一会儿，转弯。真不知道他如何把军刀从刀鞘里拔出来的，但他确实做到了。他知道我会在他之前累倒。 人们纷纷停下，观看猎犬对这只疯狂、滑稽、糟糕的野兔的追捕。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为我俩喝彩欢呼，但那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糟糕了。他现在为了面子一定要抓住我，否则在托波尔恰尼他将永远无法抬头！ 我铤而走险，不顾一切地寻找藏身地。恐惧抽打着记忆，要它采取行动。我想起了一条小巷道——它有可能通向自由的田野！我找到它，钻进去，却跑进一座座新楼房的街区。儿童时代的田地都被城市化了！ 我停下来，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我听到自行车哐啷倒地的声音，回过头来，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我对面，高举着军刀。 他咆哮着：“站住！否则我动手了！” 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但我被彻底打垮了。他镇定地说：“你是犹太人还是小偷？” “犹太人。” 他慢慢放下军刀，仍然喘着气：“你很幸运。如果你是小偷，我会让你吃我一刀的。骑着自行车拐弯追你时，我的膝盖受伤了，你会付出代价的。” 我们一边恢复体力，一边默默地研究着对方。最后，他终于停止了喘气，对我说：“你逃跑，我不责怪你。在俄国前线哥萨克人拿着军刀向我走来时，我像你一样。”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被一个大人物逮住了。他曾经为哈布斯堡家族利益而上战场，几乎没得到什么报酬。他能够理解艰难之旅。但现在，他有任务在身，并且成功地履行了它。他不得不在镇上把我示众，以儆效尤：所有的亡命之徒都无法逃脱他所代表的正义之网，正义照例大获全胜。因此，他收起军刀，趾高气扬地押着我穿过街道。几分钟以前还在为我喝彩的人现在胆战心惊地盯着我，想知道我到底杀了哪个人。他没再对我说话，直到快到警察局时才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看你的证件吗？”我摇摇头。 “因为在奶吧里，我看到你穿了两双袜子，在这种天气里穿两双袜子！”这两双袜子把我送上了去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路上。警局里的气氛轻松随意。他们说：“给我们 15镑你就可以走了。 “对于我，那是个相当合理的价钱，除了我没有 15镑这一事实之外。我把自己逃离诺瓦基铁网前朋友给的那 10镑所剩下的每一便士——还剩下 8镑——都给了他们。他们相当耐心公平地把那些钱瓜分掉，并把自己所得的红利放进口袋。然后一个人微笑地转过身对我说：“对不起，那不够。我们不得不把你送回诺瓦基。”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狂笑。我瞥了一眼警长的办公桌，意识到原因所在。那儿有我的逮捕证和关于我的详细描述——它们被分发到斯洛伐克的每一个警察局。即使我有 150镑，结果也不会有什么区别。除了把我送回去，他们别无选择。 为了消磨时间，他们开始心不在焉地审讯我。一个人说：“你有一个阿姨还住在镇上。为什么不向她要点钱？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个信。”我告诉他们不用麻烦了。我吸取了教训。他们耸耸肩开始争论晚上如何处置我。一般而言，他们会锁住警局，然后回家睡觉。一个冗长的会议后，警长终于走到我跟前，几乎开诚布公地对我说：“弗尔巴，你看，我们要把你锁进牢房，让你一个人待到明天早上。不要对你的情形如此垂 头丧气，你的状况可能会更糟糕。” 他摸摸胡须，粗浓的眉毛下的眼睛扫了我一眼。他好像在寻找一句合适的话，想用一种好听的方式来表达令人不悦之事。毕竟，我出生于托波尔恰尼，这值得他体贴和关心。 最后，他低声咕哝道：“不要做傻事。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发现你死在这儿，我们只能把你埋了。那对你这个托波尔恰尼男孩子可不好，是吗？” 我告诉他要是那样可太糟糕了，并且自己也没有自杀的打算。他笑笑，给我一些烟，把我锁到牢房里，让我独自思考一下未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我带到了火车站。再一次，一大堆人看着我离开。我们正要进站时，一个小个儿、金黄头发的小女孩冲了上来，把一个包裹塞到我手里。她泪流满面。 那是我的小表妹丽慈。那时她才 13岁。数年后我了解到：有人告诉她她的表兄鲁迪要被警察带走。她拿着仅有的几便士冲进一家商店，尽其所能给我买了她可以担负的一切——樱桃。 在火车站，赫林卡卫兵接收了我。回诺瓦基的路上我们谈话不多，但他们并不介意吃我的樱桃。 我们到了诺瓦基军营，但并没有管弦乐队和花环欢迎我，因为看守我的那些人由于我的越狱而陷入了麻烦。我被领进卫兵室，相关负责的中士满脸笑容，并对我说：“早上好，先生！我们一直在等你。这确实令人愉快。” 他稍微鞠了个军躬，用拳头猛击我的脸部。我后退飞倒在一张桌子上，桌子又闯入一群正在喝咖啡的赫林卡卫兵中。咖啡飞溅在他们的制服上，但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慢慢地围住我，用拳头、军靴、步枪打我，方法颇为考究。为了使人人参与，他们把我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然后，就像开始一样，殴打突然停止了。他们都羞怯地望着门口，我的眼睛也跟随着他们。一个党卫军军官站在那儿，目空一切地扫视着他们。“要确保这个人不能回到军营，”他尖声说道，“他是个制造麻烦者。把他关在卫兵室里，确保下一批流放中带走他。” 他把我从继续挨打中拯救出来，但并不是出于同情。我以为，他很可能感觉赫林卡卫兵会杀了我，要是那样的话，消息会慢慢地传到其他流放者中，让他们担惊受怕。帝国卫队员们不想让他们的囚犯担忧，他们希望他们愉悦、畅快地奔赴毒气室而不制造任何麻烦。 不管怎么说，我给赫林卡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兴趣盎然地望着我，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上随处乱踢的足球。我很重要，相应地，也就被带进了一间特殊的牢房。 他们把我推进去，锁上门。一个穿着斯洛伐克士兵制服的身材高大的男人抬头望着我。我看到制服上带有显示他是犹太人的标记，我也看到他的那张脸，像我一样，青一块紫一块。但不像我，那张脸由于欢迎的笑容而皱纹四起。 “晚上好，”他说，“你是谁？” “我叫弗尔巴，鲁迪 ·弗尔巴。” “从托波尔恰尼来的？” “我出生在那儿。” 他站起来，高声狂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在托波尔恰尼这个事实有多么好笑，直到他说：“你的父亲和家父做生意，他死时欠我们很多钱。但别担心，现在你不用还我。吃点香肠，喝点水吧。” 他告诉我：他叫费罗 ·朗格尔，泰尔格特一犹太富商之子。他被征募进斯洛伐克军队的犹太劳工分队，曾经穿着那身制服招摇撞骗地闯进诺瓦基镇帮助一个被流放的亲戚。 “让人麻烦的是，”他咧嘴说，“他们张榜公告我为逃兵。先吃点香肠，然后我们玩个撞柱游戏。”大约一英码长的香肠挂在门上，我咬了厚厚的一块，认真地望着他：“撞柱游戏？”“是的，像这样。”他拿起一个面包，从中间折断，一半立在牢房后部，另外一半卷成一个个小硬团。他拿起一个小团向竖着的那半个面包扔去，但没有击中，离目标甚远。然后他认真地说：“轮到你了。我们用香肠支付。” 4天以来，为了赢得那一长束香肠，我们一直玩着这个游戏。甚至 4天后，仍然剩下很多香肠，因为虽然我们练习颇多，却发现面包片撞柱游戏是个颇难对付的游戏。 4天后，费罗失去了他的伙伴。赫林卡卫兵打开牢房门，把我带了出去，他们说流放正等着我。离开牢房时，我很伤心；但就在那会儿，我却小有运气。我收到了表妹给我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衣服、奶酪和果酱。我很大度地愿意同与我共享香肠的费罗共享，但他拒绝带走任何东西。实际上，恰恰相反，后来我在流放途中打开包裹时，却发现，他狡猾地把剩下的香肠塞到了我的包里。 他们把我带到流放营，我发现自己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离开前，卫兵们进行着无止境的繁复程序，一遍遍地检查、复查着证件和人。我站在站台上，包裹放在一边，另一边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卫兵。一个卫兵守卫我，而其他的都是一个卫兵守卫几十个人，这很是抬举我。 终于上了火车。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也受到同样的优待。所有其他车厢都只有一个卫兵，我所在的却有两个。开车前，他们不嫌麻烦地警告我：“再试着逃跑的话，你就是一只死鸭子。” 尽管他们友好地忠告我，我仍然确信，在铁路线的某个地方可能会有机会逃跑，但是当我们到达斯洛伐克和波兰边境的兹瓦尔东时，我的信念开始慢慢瓦解。在那儿，斯洛伐克赫林卡卫兵把我们交接给帝国卫队员。 甚至连起动机司机都是一个党卫军。我仔细地研究着他们，意识到这才叫真正的高效。这些卫队员拿着冲锋枪，面无表情，他们制造的噪音远远小于赫林卡卫兵。但我知道，他们一旦开枪就很难止住，而且也不会脱靶。 车厢门关上了。透过窗子，我可以看见赫林卡卫兵在车站周围徘徊。火车开动了。我突然想到：“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仍然是火车上的一头牛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