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奥斯维辛——像我这样的儿子

1942年 2月，斯洛伐克一个叫做特尔纳瓦的小镇上，我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打开的俄语语法书，但我却置之不理。我知道学习不再有用。我可以听到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踱着脚步走来走去，把平底锅摔得砰砰作响，好像对它们有什么个人仇恨似的。那肯定是即将到来的吵架征兆。 我猜想，有很好的理由吵架。一小时前，我告诉她我要到英国加入捷克斯洛伐克流亡军队。从母亲的角度看，我们的小镇特尔纳瓦距离布拉迪斯拉发市有 30英里，而英国好像跟未经开采的秘鲁丛林一样遥远。 她的声音响亮而清晰，带着不愉快的讽刺，超过厨房里不和谐的管弦乐，从敞开的门传到我的耳朵里。“为什么不溜到月亮上给自己切一块生干酪？但请按时回来吃晚饭！”我没说什么。一阵幽香，一堆精致的维也纳炸小牛排、苹果卷、炸土豆让我暂时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争论。总之，我感觉那争吵仅仅是一个开端。“我都不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你一点儿都不像我家族的人。最初学英语，好像那还不够糟糕，竟然又开始学俄语！” 她哼了一声。又一阵叮当声，一阵可能针对我或是烤肉排的嘀咕抱怨声。她又说：“俄语！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安顿下来，学个体面的手艺？你究竟从哪儿得来的这些自负的想法？” 我合上俄语语法书，走进厨房说：“妈妈，我将来愿意像拉货车的牛犊一样被驱使。” 平底锅安静了。母亲在她那下摆宽大的围裙上擦擦手，深深地望了我一眼。她的眼光敏锐、富有洞察力。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不，我想你不会的。我想你是对的。” 她突然走到煤气炉灶旁边，把锅从火焰上端起来，那样子好像把一个小孩从多瑙河里救起来。“看看你让我干了什么！”她厉声说道，“你让我把土豆烧煳了！”在我家，那的确是一大憾事，因为母亲是一个无比骄傲、优秀的厨师。 *** 任何一个犹太母亲都会担忧像我这样的儿子——斯洛伐克独立保护国成立时，国父提索总统发誓同他的纳粹恩人并肩作战，人们不希望犹太人从事超越他们地位的工作。确实，法律禁止他们那么做。 并不是那些法律让母亲担忧，而是关于良知的问题，关于做恰当的事情的愿望，因为她受到教堂里那些尊贵的长者们的深远影响，以至于或多或少接受了二等公民的身份——她认为这是合情合理、恰当公正的。 例如，我开始学习英语时，她很关注，也很担忧，就像一个英国父母担忧自己的孩子拒绝打板球而对玩棒球比较着迷。她把我的学习当做反常行为。 当我把俄语加到自己的课程表时，她更是担忧我的心理稳定，以至于带我去看医生。但幸运的是，那个医生自己也学俄语，所以他能让母亲相信：虽然我的雄心壮志非同寻常，但从医学上来说，它是正常的。 回忆那段时间里自己的态度，我很奇怪自己居然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如此多的东西。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限制我们权利的法律被小心谨慎地采纳，像温柔的雪花一样，悄无声息地落在我们的周围。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法律是 15岁的时候。我的名字从当地高中名单上被删除了，私人补习也遭到拒绝，只有被迫自学。禁止自学这条规则当然是无法强制执行的，我也对其置之不理。然而，由于不能上学，我不得不去做苦工。 干活时，我发现有两个薪水等级：较低的属于犹太人，较高的属于所有的其他人。失业时，在职业介绍所我发现自己低人一等。工作机会首先留给非犹太人，要是有剩余的，我们就算很幸运。 接着是对我们活动范围的限制。我们只被允许生活在某些镇上，而且是这些镇上最穷的地方。旅行也被限制了，未经许可我们不能到别的地方活动。格托体系逐渐在斯洛伐克推广。 当然，我憎恨所有的这一切。但是我接受了这些裁决，或多或少把它们看做是生活中令人不快的事实。他们甚至下令犹太人必须在上衣佩戴黄色的大卫王之星，但那时我也俯首听命，并未多加考虑。 政府通过驱逐法的时候我才开始反抗。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触发了自己内心的反抗。可能是因为那时我已经 17岁了，我的眼界终于变得开阔了。也许是因为国家法令使我一夜之间成为一个犹太人，而不是一个斯洛伐克公民，更可能因为我怨恨从自己国家被驱逐出去。 然后就是整个阴谋。他们平静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被送到波兰的保留地，在那儿我们可以学会工作、建立自己的社区。通知说，年轻、身强力壮的男人先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相当合理。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种措施的真正动机是排除潜在的抵抗的中坚力量。 我并不知道那个保留地是一个叫做奥斯维辛的灭绝营，他们希望我在那儿体面、安静地死去。我将不再是社会的一员，因此将不得不像北美的印第安人一样被隔绝在警戒线之内——这种暗示让我无法忍受！的确，我和印第安人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被留在自己的国度里。 *** 我的母亲是个意志坚强、自力更生的女人。她几乎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小缝纫店。她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但是一旦作出让步，她会全心全意地接受新的形势，并一以贯之。 她砰地把一块吱吱作响的维也纳炸小牛排放在我前面，并说：“你怎么去英国呢？” “先到匈牙利，然后去南斯拉夫。要是走不了了，我就加入提托主义组织。” 她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她正在考虑我将要穿过的前线，考虑穿着黑衣、尽力模仿党卫军的斯洛伐克赫林卡卫兵，考虑匈牙利边境乱开枪的巡逻队，考虑我穿过战争中的欧洲各国错综复杂的边界线所面临的 1001个危险。她强忍着这些阴郁的想法，平静地说：“你需要衣服和钱。” 衣服她想方设法弄到了，但很难弄到钱。然而，几天后，她走到我跟前对我说：“给你，儿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我已经尽力了。” 是 10英镑，我到英国的路费。 与此同时，我开始研究自己的路线。我断定最好的计划如下：先到斯洛伐克边境的色若得，再穿过乡村到达离匈牙利七八英里的我一位校友的亲戚那儿。他说，他的亲戚会帮助我。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特尔纳瓦到数英里之外的色若得。这段距离远远超过了犹太人被允许行走的界限。显然，我不能坐火车，因为对旅客的检查从未间断过，走不了几英里我就会被逮捕。走路更危险，因为我要穿过陌生的国家，立即就会成为嫌疑人。 是母亲帮我想到解决的方案。既然对当前形势已经下定了决心，她就显得很冷静客观。因此，她漫不经心地说：“你需要乘出租车。你父亲认识一个人，他会载你，也不会问很多问题。” 这听起来很可笑。谁曾经听说过一个人可以乘出租车走向自由？但当我认真思考这一提议时，我意识到：母亲是对的。 一周后我准备好出发。出租车司机性格阴郁，挺着大啤酒肚，委靡不振的烟叶黄胡子，一张大猎犬似的阴沉的脸。对于此次行程他不是很高兴，因为被发现的话，他会被逮捕。看在友谊的分上，他同意载我。我知道自己绝对可以信赖他。 于是，1942年 3月初，我拎着包同母亲告别，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只是对我说：“照顾好你自己，不要忘了换袜子。” 出租车开远了，我没有回头，并不是因为陷入感情中无法自拔，而是因为忙着把黄色的大卫之星从肩膀上扯下来。 然后，我躺在磨破的真皮座位上，胃部由于激动而抽搐。兜里放着母亲给我的 10英镑、一张地图、一盒火柴。对于我将要面对的旅途来说，这点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但我仅仅是一个 17岁的男孩，还没有学会如何估量危险。 半小时后，我们看见了色若得的灯光。整个旅途中，我和司机仅交流了几句话。我们心里逐渐变得很紧张，谈话似乎很不合时宜。 我们在镇上停下来，我从车上下来付钱给他。两人变得有点滔滔不绝。他告诉我，车费是 400克郎-即 20英镑。 我们两个都感到很尴尬。我掏出自己仅有的 10英镑，递给他。他伤心地盯着钱看了一会儿，用手划过头，猛拉了一下胡子，长叹了一口气，然后说：“你最好自己留一半，你需要钱。给你母亲留个便条，她会处理的。” 他不是犹太人，但显然他是朋友。我想感谢他，但他已经回到车上了，在我找到合适的话之前，他已经驾着车飞奔而去了。他的任务--对于他，这是个危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拎起包，望着色若得镇。咖啡店里温暖的灯光和笑声招呼着我。我周围的人们在轻盈舞动的雪花中快步向家走去。在街道的遥远尽头我可以看见一个宪兵，漫不经心地朝我走来。于是我转过身离开灯光和笑声，继续走下去直到再次回到乡下。我远离那小镇的温馨——这种温馨太危险了。 在那儿，借着火柴，我研究着指南针，朝着自认为是匈牙利边境和格兰塔的方向走去。现在雪更大了，我不仅很冷，而且突然感到很孤独，内心的那股激动在冷酷无情的黑暗中熄灭了，类似恐惧的东西占据了我的内心。 我走了数小时，路上一次次地鼓励着自己反叛的勇气。终于，眼前出现了灯光，那是格兰塔。我到了匈牙利！ 我加快步伐。早上 5点，我走在荒凉的镇上，一边密切地注视着巡逻警察。我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朋友的房子。宽慰和疲劳让我虚弱无比。我敲着那扇引人注目的门，长时间没有回应。我再次敲门，这次声音更大一点。好似过了一小时之久才听到远处的脚步声。 门开了几英寸。一个女佣从门缝中望着我，露出惊恐的面孔。门又被砰地关上了。 我再次敲门，按门铃。我把手放在门铃上，一边转过身往后看——警察随时都会出现。我听到更多的脚步声，接着是一阵含糊不清的低声谈话。我不再按门铃。门再次开了。 一个身材高大、很有魅力的女人穿着睡袍，站在那儿，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我很快说：“我叫鲁迪 ·弗尔巴，是斯特凡的朋友。他说如果我来此拜访……”她打断了我，小心谨慎地打量着我，慢慢说：“你是……斯特凡……的好友？”“是的。我们曾在同一所中学学习。”她站在那儿，就那样盯着我瞅了很长时间。然后，她极不情愿地把门稍微打开了一点儿：“你最好进来。” 我很迷惑不解。我承认，现在是早上 5点半。但即使如此，我曾期望自己能够受到中学友人的亲戚哪怕一丁点儿热烈的欢迎。我笨拙地走进那个辉煌的大厅，瞅了一眼墙上长镜子里的自己。 一个面色灰黄、黑糊糊的小伙子回望着我。他的头发乱作一团，衣服上沾满了泥巴。他眼眶通红，眼神稍微发狂。他看起来活像一个土匪和流浪汉的杂交物。我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学生。 我转向女主人并对她说：“对不起。我是从色若得走来的。我不得不穿过那些田地……”但我的话并没有多大说服力。 她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几乎窃窃私语：“你的意思是……你非法……来这儿？” 我点点头。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朝上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好像要把自己的想法轻轻赶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说道：“你最好洗个澡。我们可以吃早饭时再谈。” 女仆把我领到一个宽敞的浴室里。她一直望着我，好像我的口袋里有颗炸弹。她打开浴缸，然后以那双细小、瘦弱的腿能够承受的速度小跑步离开。浴缸简直太好了，我在里面翻滚沐浴了半个小时，疲劳融化在温暖、芳香的水中。出来时，我发现自己放在更衣室里的衣服被擦拭干净，烫熨平整。 我走到楼下，看起来更有教养，自我感觉也较好。女主人和她的丈夫在摆放丰盛早餐的餐桌旁边等我。她的丈夫魁梧结实，举止优雅，一头银发。我吃饭，他们闲聊着斯特凡。早饭后，他们才开始严肃对待此件事情。 事情的确非同小可。男主人平静地问我：“我想你应该知道匈牙利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喝完了第三杯咖啡，欢快地说：“不。”我现在整洁干净、吃饱喝足，感到心满意足。 “那么，我认为你应该知道。我们这儿有很糟糕的战争法。此外，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关系再也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了。官方如果知道在边境地区有非法入境的人，任何一个帮助斯洛伐克的人都会由于窝藏间谍而立即被监禁。” 那顿丰盛的早餐立即变成了压在我胃部的重担。我感觉自己很卑劣。“你的意思是……我在这儿会给你们带来危险？”他点点头。我站起来要走，但他立即挥手示意我坐下。“不要这么匆忙，”“这件事要好好计划一下。要是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他说，5分钟之内你就会被发现的。事实上，我不明白你怎么还没被发现！”他走到电话旁，打了几个电话。半个小时之内，屋里好像到处都是人。他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并且决定：我应该尽快动身到布达佩斯。 我再次站起来。男主人非常不耐烦地说：“你要去哪儿？”“到火车站。”“我的天啊，小伙子，”他咆哮着，“你疯了吗？我告诉你了，这需要策划一下。” 的确如此。一个男人跟我一起去火车站。另外一个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二等车票，因为三等车厢里的人一般都会相互交谈、询问；而一等车厢里的人可能会把我检举给当局——我的行为举止不像头等舱旅客。 第三个男人给我买了一份当地法西斯分子的报纸，以作为我反犹主义的饰物。第四个人偷偷地塞给我 30辨戈。火车票、钱、报纸都是鬼鬼祟祟地递给我的，好像信使不经意走过时碰到我顺便给我的。9点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一辆离开格兰塔的快车上。我 4小时前才到达格兰塔。 火车呼啸着穿过小乡村，我靠在椅背上，假装睡觉。摸着口袋里的 30辨戈和母亲给我的 5英镑感觉很好。但是，在我的脑海里还有一样比金钱更重要的财产——布达佩斯一个地下工人社会主义者的地址，我在特尔纳瓦的朋友给我的。他们说，皮什陶在途中会帮助我。 我立即到他家里拜访。那是工人阶级居住区里的一套肮脏的小公寓。一个身着黑衣的女人紧张地望着我说：“他不在。你去他哥哥家，他也许能够帮你联系皮什陶。” 她写下地址，我注意到，那是一个更时尚的区域。我去了，终于感觉自己能够逐渐控制情形。我很快被领进屋，好像是他们的一个老朋友。咖啡和糕饼也端上来了。我一边吃，一边给他们讲我的故事。那个地下工人的哥哥听着，没有发表任何见解。最后，他嘲讽地笑了笑。“这有点尴尬，”他说，“你看，我也是当地法西斯组织的一员。” 我浑身僵硬，开始感觉恶心。我被围困了，不仅如此，我还坦白了一切，甚至把我在格兰塔的朋友也牵连进去了。我迅速地望了一眼门和窗户。但让我意外的是，他开始哈哈大笑。 “放松点，”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加入了那个组织。那对做生意大有益处，也对健康有好处。你先在这儿待一阵子，我们合计一下给你个最好的安排。” 实际上我跟他待了 10天。这期间，我感觉自己在滥用他的热情。因此，我对他说：“我必须要得到一份工作。我想我要去找犹太复国主义者，看看他们能否帮我搞到一些文件和一份工作。” 对于我，这像是个很明智的想法，但他对此毫不热情。 “我的朋友，”他说，“我不认为你会受到他们的热烈欢迎。” “为什么不会呢？他们不得不帮助我。” 他耸耸肩，继续回到桌子旁，那上面堆满了有关党组织的文件。那天下午我去了 O.M.Zs.A.——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布达佩斯的总部。在那儿我详细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一个面部表情严肃的 35岁左右的男人听。 他冥思苦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非法待在布达佩斯？你试图想要这些？” “是的。”“难道你不知道你在犯法吗？”我点点头，同时感到好奇：这样一个头脑迟钝的人是如何担当起这个看起来责任相当重大的职位的。“而且你希望没有相关证件就在这儿得到一份工作？”“用伪造证件。” 即使是我撕破犹太法典并且用脚践踏它也不会让他更震惊。他目瞪口呆，张了一两次嘴，然后咆哮着：“你没有意识到我有义务把你交给警察吗？”现在轮到我目瞪口呆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把一个犹太人交给法西斯警察？我想我要疯掉了。“滚出去！像一阵飓风那样快点滚出去！”我离开了，完全迷惑不解。几乎是 3年后我才认识到 O.M.Zs.A.的性质以及那些人代表的利益。 我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那位法西斯好友，他一点儿也不惊奇。然而，他也同意我最好离开布达佩斯，以防犹太复国主义官员把我揭发交给警察。于是我再次成为一个家庭会议的核心。 最终，他们决定：我应该返回斯洛伐克，我家乡特尔纳瓦的朋友们准备好伪造的证件等着我。这些证件将会证明我是一个正派、清白的雅利安人。对于这个完美的计划，我只看到唯一的缺陷。“从格兰塔到色若得的旅途可能很复杂。要是我被耽误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他们会理解这些困难的。他们会等你 6天。 “那时候我意识到：跟我打交道的那些人不仅有耐心，而且勇敢无畏。在边界小镇上闲待一个星期就等于把自己往监狱里送。 我在格兰塔见识的那种机制又倒转回来了。在布达佩斯火车站我从不同的代理人手中拿到车票、钱和一份法西斯报纸。我登上快车。3小时后，我到了格兰塔郊区，向那里的田地和边境冲去。 这次，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兵。毕竟，我在一个熟悉的国家里，自从两个多星期前跟母亲告别以来，我学会了很多。事实上，我在泥地里沉重而又缓慢地走着的时候感觉很兴奋。 然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黑暗中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别动！” 我停下来，慢慢转身，隐隐约约看到两个匈牙利边境士兵的身影。黯淡的月光反射在他们的来复枪枪管上。我回转身，开始逃跑，发狂般地在泥泞中颠簸前进。我听见大叫声，然后是枪声。我停下来，喘着粗气，惊恐万分。当然，要是更有经验的话，我会继续前进，因为在黑暗中跑步射击击中目标的可能性很渺茫。其实这是最初级的军事策略，我后来才知道，而且是很久以后。 我再次转过身面对他们。他们谨慎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我走来，步枪随时准备射击。然后，一个士兵向后退用枪瞄准我，另一个靠近我。他倒转过自己的步枪，用枪把迅速猛击我的大脑一侧，我晕倒在松软、令人倒胃口的泥地里。 一只军靴踢中了我的股沟。一阵麻木过后，疼痛席卷而来。我扭动着身躯，天空在头顶上旋转。一个尖锐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过来：“你要去哪儿？”我设法喘气说：“去布达佩斯。”“起来 ！”我试图站起来，但失败了。他们把我从地上拽起来，半拖着我向边哨走去，边走边用棍棒打我。在那里还有大约 10个士兵。他们无聊而又好奇地望着我，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每晚的例行公事。然后他们开始百无聊赖地审讯我。他们再次问我：“你要去哪儿？”“布达佩斯。” 一个拳头打在我的嘴巴上，嘎吱作响。我被抛到墙上。 “在布达佩斯你认识谁？” “谁也不认识。” 一个满脸麻子的下士慢慢掏出他的左轮手枪，抛到空中，抓住枪把。他用枪把对准我的脸猛击了一下，我倒下了，房间里充满了烟火味。我慢慢睁开眼睛，看见一只明亮的军靴，距离我的脸仅仅几英寸。几只手把我从地上拖起来，一个声音再次从远处飘过来。“你是一个间谍，承认吧！”我呆头呆脑地对他眨眨眼，又摇摇头。我尝到了血的味道。我的嘴唇肿大，几乎不能张口说话。但是我设法低声咕哝：“去布达佩斯。”那是我半小时之内最后的一句话。现在规则已经建立了，审讯，毒打，再审讯，再毒打。即使是我愿意说话，也爱莫能助，因为我的大脑一片混乱。 事实上，我对那些毒打逐渐变得麻木，可能由于自己处于半无意识状态。这时，他们突然停手了。迷迷糊糊中我注意到屋里的每个人都以立正的姿势僵硬地站立着。我艰难地抬起了头，看到一个衣着讲究的军官站在门口。现在至少不用被殴打了，我想。他们也不再野蛮而无人性。那个军官的举止像绅士一样文雅。 他脸面光滑，看起来很沉郁，大约 30出头，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悲伤地、几乎是怜惜地叹了叹气。他详细检查那些粗野士兵们从我的口袋里搜出的东西——一条脏兮兮的手绢、一些硬币、一些无关紧要的琐屑纸片。他再次深深叹气，好像请求善良的主对所有的值班人员宽大仁厚一些。 他抬起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那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注视，它好像在暗示：我们都是令人反感的环境的受害者，要是我没有被抓的话，所有牵涉到的人都会轻松容易一些。 事实上我开始稍微放松了一点儿。士兵并没有找到我最最贵重的财产。我的钱被缝在裤子拉链的褶皱里。我也知道，我没有携带书面证据、地址以及任何可能泄露我在布达佩斯好友的东西。 他再次问那老掉牙的问题：“你打算去哪儿？”脸色变得温柔，声音很和善。“去布达佩斯。我是斯洛伐克犹太人，我不想被流放，我刚刚通过边境。”他前额紧皱，开始玩弄一张小碎纸屑。他把它在自己面前展开，几乎责备地望着它。他的举止让我也盯着那张纸屑。我认出了它，我的胃里抽搐着。那是一张布达佩斯有轨电车的车票。他若有所思地从桌子后面出来，巧妙地打了我两下。两个士兵毕恭毕敬地站在我后面架着我，准备下一次的殴打和询问。“你住在布达佩斯的哪儿？”“我风餐露宿，公园里，或是像这样的地方。” 又一次殴打慢慢向我袭来。但这次毒打使我瘫软在两个士兵的怀抱里。“你是间谍。你的同伙是谁？”“我不是间谍，我是难民。我没有同伙。” 现在我心惊胆战，不是担忧自己，而是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的法西斯朋友和偷偷带我出首都的人。我害怕这个脸面光滑的家伙会迫使我说话。显然，他精于此道。 他疲倦地伸出一只手，一个士兵立即递给他一根警棍。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士兵把我押到一张桌子上，他走到我面前，痛击我的面部，效率颇高，这使得他的下属先前的努力看起来外行而又多余。我的脸部被打得皮开肉绽。短促、野蛮的殴打之后是单调、机械的审讯。名字和地址在我的舌尖上打转，但又被大脑里不为我所知的力量压迫下去。“你是间谍？你的朋友是谁？他们住在哪儿？” 我的眼睛消失在肿胀的肉中，鲜血开始在脸上凝结成块。我的世界被警棍包围。虽然已经看不见了，但我一直保持清醒。警棍侵入到我的大脑中，但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它，尽管那个老到的军官折磨我长达 3个小时。 然后，他停住了，并不是因为他变得筋疲力尽，而是因为他确信我说的是实话。现在，对他来说唯一的问题是迅速、果断地把我处理掉——在他的生命中、兵营中，绝对没有像我这样的小鲦鱼的位置。 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他对几个士兵说：“把他带到边境，按惯例处理。” 按惯例处理。尽管受到虐待，我意识到自己将被杀死，被遗弃到荒无人烟的边境。但不知为何，这种想法并不让人担惊受怕。的确，我的内心充斥着骄傲和宽慰之情——自己还没有被击垮，我的朋友们也都平安无事。 他们拖着我走过野地，清新的空气让我稍微清醒了一点儿。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了。我知道一定是到了边境。一个士兵说：“把你的钱给我。”在那一刻，那愚蠢的一刻，我幻想着也许可以用钱换回一条命。我把钱从裤子里扯出来，交给他。“把它扔在地上，你这个斯洛伐克混蛋。”我把钱扔到地上。他一边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一边把钱从地上捡起来，塞到口袋里，并对我说：“继续走！”我继续向前走，痛恨自己的愚蠢。不久我们放慢了步伐，再次停下来。我听到一个士兵小声嘀咕：“糟了，我想我们到斯洛伐克境内了。”另一个恶狠狠地咒骂着咕哝道：“那就是说我们不能朝他开枪了。一旦开枪，他们就会放出狗，并且用机关枪对准我们。”“我们最好用刺刀刺死他。” 我很快转身，看到他们中的一个拿着明晃晃的刺刀朝我走来。我开始尖叫。他用拳头把我打倒在地，压到我身上，手按到我的嘴上。他的同伙傻站着，像一只极度受惊的小猫，呆呆地望着无边的黑暗。 刺刀在我的喉咙上，我能感觉到它正在慢慢穿透我的皮肤。然后，刺刀停住了，压在我身上的士兵慢慢站起来。那两个家伙僵硬地站着，一动不动。刹那间，我意识到：他们比我更害怕。几分钟过去了，一个士兵低声说：“起来，离开这儿。”我站起来，开始离开他们向远处走去。走了大约 15码，我开始奔跑。我曲折向前跑，左右摇晃以躲闪随时都有可能打来的子弹。但没有子弹朝我打来。 我狂奔了 100码，被绊倒在地，好像到达了极限，再也无法抵抗，一切行将结束。我半清醒半迷糊地躺在地上，脸埋在泥地里，疲惫地喘着粗气。我感觉到自己彻底被打垮了。 不知自己躺了多久，可能几分钟，也可能几个小时。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失去了意识。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一只狗在我的脸上喘气，一束手电筒光照着我，像小刀一样穿刺着我。 我听到一个说斯洛伐克语的声音：“天啊，他还活着。”一个人把我扶起来，那是一个斯洛伐克边境卫兵。他盯着我，带着一丝敬畏：“你应该早死了。我们发现他们时，他们总是已经死了。”他叫了另外一个卫兵，两人架着我走过野地直到一个小村庄。他们敲一个小旅馆的门，店主边发着牢骚，边下来开门。 然而，看到我的脸上被匈牙利人的杰作点缀着，衣衫褴褛，上面沾满了泥巴和鲜血，他的态度立即改变了。他领我们进去。几分钟之后，我躺到了一张大手椅上，小口呷着白兰地。一个女人端着一盆热水出现在我面前，开始轻轻地帮我擦拭面孔，血迹混着水汽消失了。我意识到：自己又回到人类当中了。 可是那些边境卫兵任务在身，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并开始询问我。我告诉了他们真相。 把我从泥地里扶起来的卫兵眉头紧锁：“那么，你不想去安置区，你不想工作。你这个肮脏、残忍的犹太人。我应该狠狠地揍你一顿，让你母亲认不出你，但你已经得到那个下场了。” 他把我推进一个小牢房里，锁上门，干自己的事情去了。我躺在长木板床上，浑身僵硬、疼痛，开始打盹。一个声音叫醒了我，那是一个老年女人的声音。她说：“犹太先生……你睡着了吗？”我听到那声音是从牢房窗口的铁栅栏上传来的。我艰难地喘息着起来，这让我疼痛难忍，并答道：“没有。” 从栅栏中掉下来一些香烟和食物。一个犹太人从边境的某个地方被带回来了！好像这个消息在那个斯洛伐克村庄迅速传播。某处的一个基督徒女人想到：他孑然一身，孤单地躺着，可能会饥饿难忍。很久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当地的犹太人用钱安排了此次探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