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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日是希特勒的五十六岁生日，它把这个政权的领导们最后一次聚集到了一起：戈培尔、希姆莱和鲍曼，施佩尔、莱伊、里宾特洛甫和党的几位省分部领导人，以及德国国防军的高层领导。戈林在凌晨用二十四辆卡车把这些年来搜刮的古玩、绘画和家具先行运往德国南部后，也从他的狩猎行宫卡林哈尔赶到了这儿。车队刚出发，他就站到了大门临街的地方，他站在那儿，脸上毫无表情，有的只是商人独有的镇静，检查着为炸毁卡林哈尔而运来的炸药。他看了一眼乱成一团的导火线，对站在一边的随行军官说：“有的时候就得这样做，因为他是继承王位的王子。”然后他动身前来为希特勒祝寿。几天前爱娃•布劳恩也突然来到了地下避弹室，住在元首一侧的后面几间房间里。 生日庆典移到了新总理府内陈设华丽的大房间里，由于处处是被炸的痕迹，画也撤下了，家具也搬走了，它们显得是那么凄凉和寒酸。可这么多穿着军服的高官聚集在一起，至少是再一次找回了久违了的对往日的辉煌和盛装的感觉，尽管此起彼伏鸣叫着的警报声使本来就沮丧的气氛更为压抑。说了几句话后，希特勒从这群人走到那群人那儿，脸色凝重，有时几乎是拒绝着人们的祝贺，他一会儿发誓，一会儿为大家打气。虽然在开始时他显出极度疲惫的神色，正像一位在场的人所看到的那样，比起其他的日子更为吃力地掩饰着不断抖动的左臂，但他强加于下属们的坚定信念，似乎给他自己带来了活力，以致在一段时间里“像吃了兴奋药一般”。外边的威廉大街上，“党卫军护卫分队”此时正在像接受检阅似的，从队长威廉•蒙克的身边走过。 上午，发出了密码为“克劳塞维茨”的命令，该命令宣布了拉警报的决定，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还宣布，希特勒已同意让几日前预先就做出的决定即刻生效，根据这一决定，还在德国人手中的地区，在因敌军推进而面临分裂时，分为由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领导的“北部”和由陆军元帅阿尔贝特•凯塞林领导的“南部”。这绝望的措施，给众多祝贺的客人们又提供了一次赞扬元首“军事天才”的机会，他总是能运筹帷幄，从防御转为进攻，并取得巨大的优势。戈培尔把分成两个的“领导区域”比作一个“战略钳”的两个钳手，将给一无所知的同盟国部队以“第二次重创”。 但在暗地里，在这所有言不由衷地谈论军事技术上的“天才部署”，闭着眼睛说瞎话，说胜利就在眼前的背后，聚集在这儿的大多数人都焦灼不安，盼着这个活动早些收场。每个人都清楚，苏联红军正在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无论是朝北还是向南，都只剩下了越来越狭窄的一条逃生通道。席间，戈林曾让一名通讯兵取来一份侦察情报，分析在危急的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化险为夷，渡过难关。 当希特勒察觉到大多数在场的人都心神不定时，就想让他们多待一会儿，想着法儿尽量延长生日庆典的时间，哪怕多一分钟也好。在随后于会议室外的走廊里举行的形势分析会上，他命令在北面和东面要毫不留情地动用所有的军事力量，击退已推进到防御圈外围的苏军部队。他再次表示要投入只在他的疯癫想象中阔步前进的部队，然后像通常的那样，一旦讲得兴起，就没完没了地讲起了战术上的细节问题，比如投入自动火炮的阵地如何选择，机枪的位置怎么放最合理。军官们一声不吭，全都面无表情地听着他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只有戈林，把自己硕大肥胖的躯体放进了希特勒对面的椅子里，他毫不掩饰他心中的烦躁，似乎在数着这毫无意义地一分一秒流失着的时间。 在前一天的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不是该放弃几乎已暴露在敌军眼皮底下、已完全失去了防御能力的首都。同时，他还告诉人们他有这样的打算，即由他自己来领导“南部”，固守上萨尔茨贝格，背倚有着传奇色彩的温特斯山，把战斗继续进行下去。在谈及他有可能效仿的榜样时，他提到了历史上的传说，根据这一传说，红胡子巴巴罗萨还在一座山中沉睡着。可戈培尔拼命劝说他留在柏林，说如果注定要死的话，也应死在城里的废墟里：只有这样才忠于自己的历史使命、过去的誓言，不会有损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在多种场合表明，元首不该在他的“夏宫”里结束自己的生命，种种情况表明，恰恰是这个理由，对常常躲在后台的希特勒产生了影响。只有在柏林，戈培尔还说，才能取得“道德上的世界性成就”。 现在，希特勒保证说，他在经过了夜间的思想斗争后，决定留在柏林不走。所有参加形势分析会的人都目瞪口呆，在短暂的寂静后，大家纷纷劝他赶快离开柏林，因为最后的撤离路线有可能在几小时里就会被截断。但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固执地说：“如果我自己在这个时刻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那我怎能调动部队进行保卫柏林的生死之战呢！”为了不再让人们继续劝说下去，他最后说，他要让“命运”给他自己来做出决定，但他不会阻止其他人离开。他没有征询海因里希和布塞这两位主管指挥官的意见，就命令把由魏特林将军指挥的，自争夺泽洛夫高地的战役打响以来就拼命防守的第十五坦克军调来柏林，以此来表明他坚守柏林的决心。 希特勒刚宣布散会，戈林就匆匆告别了。他脸色发白，还流着汗，说他要赶回去处理“德国南部的要务”。希特勒一声不发地盯着他看了会儿，好像——其实很久以来就——看穿了这个人，他的这位精于算计但有失体面的副手。接下来，他在戈培尔、希姆莱、施佩尔和鲍曼的陪同下，到帝国总理府后面的花园里去了。 在靠近出口的地方，在遍地是坑坑洼洼的弹坑，还有被炸倒或被拦腰炸断的树墩前面，还没离去的客人们正在排队集合：是疲惫的党卫军“弗伦茨贝格”师、库尔兰军团的代表和“坦克歼灭部队”中的希特勒青年团代表。希特勒弓着腰蜷缩在大衣里，检阅着这支队伍，并与队中的每个士兵握手。然后他来到希特勒青年团团员身边，爱抚地拍拍这个又拍拍那个，给他们理理服装。末了，他使出浑身力气说了几句话，说必须全力以赴，打赢这场保卫柏林的战役。最后，他有气无力地喊了句：“你们万岁！”可谁也没有应答。“只是在远处，”帝国青年团的领导阿图尔•阿克斯曼在报告中写道，“可以听到前线的隆隆炮声，离开不到三十公里。” 希特勒回到地下避弹室后，大撤离就开始了。部长和党的高层领导们站成长长的一列，一个个挤过来，说上几句挤出来的尴尬的告别话后转身离去，他们的身后，是望不到尾的卡车队伍。希特勒“极度失望，只是悲愤地频频点头”，他的一位副官这样写道，“默默地”看着“曾把他们变得强大无比的”人们离去。 一些人在远去，而另一些人却像所报道的那样，肩负着人民的“强烈愿望”奔赴前线。晚上十点钟左右，希特勒告诉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他打算“精简”他的指挥部，把他的两名女秘书、多名副官、速记员和他的私人医生莫雷尔大夫送往德国南部去。或许他晚些时候也去，他在人们散开时补充说。他对莫雷尔说：“我是任何毒品都帮不上忙了。”然后他就比平常要早许多回自己的房间去了。留下来的几个人因此与爱娃•布劳恩和鲍曼一起前往新总理府，来到东西被搬走了一半的元首住房，打算再庆祝一番。他们让人搬来饮料，开怀畅饮，试图忘却那阴森可怕的地下避弹室。他们找到了唯一的一张唱片，是赞美“血红的玫瑰”和向往未来幸福的，他们跟着乐曲跳了一曲又一曲。是落在了附近的炮弹，把他们赶回了地下避弹室。 政府最高层同意离开城市的消息刚一传开，申请离开的人们就从四处涌来，包围了位于柏林宫殿附近的负责发放通行证的司令部。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发放了二千多张通行证，尽管戈培尔下令，凡是能拿得动武器的男子不可以离开城市。还在上午时分，总统办公厅主任、国务秘书奥托•迈斯纳，就在电话中声明，他的这一职务有着行动的自由，本着这一精神他来到了梅克伦堡。戈培尔回答说，他遗憾的是，不再能实现自己长达十二年的愿望，不再能朝他脸上吐唾沫。在前一个晚上通过电台播放的给希特勒的生日祝辞中，他许诺说：“德国仍旧是一个忠实的国家。它应该在危急关头庆祝它的辉煌胜利。永远不可在历史中写道，人民离开他们的元首或是元首弃人民于不顾。但这就是胜利啊！”上帝会把“魔鬼，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当它将取得对世界人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时，打回它的老家地狱里去的”。不是地狱来统治地球，他接着说，“而是秩序、和平和富裕”。除了元首没有他人可以成为“阻止世界没落的核心”。两天后，在他为周报《帝国》撰写的最后一篇社论中，用他一惯的激烈言辞，号召进行“不惜一切代价的抵抗”，另外，像他所写的那样，要求“男孩和女孩们”，要用“手榴弹和饼形地雷”顶住亚洲人的冲锋……“要从窗户里和地窖的气窗眼里开枪，身处危险之中，但要无视危险的存在。”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九点半就已醒来，这比平常早了大约两个小时。人们告诉他，俄国人的炮兵，已经把炮弹打到了市中心。稍晚些时候得到证实，密集的炮弹确实落到了勃兰登堡门、国会大厦，甚至落到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上。一会儿，希特勒胡子都没刮，一脸慌张地来到办公室的前室，他开口就问：“出什么事啦？哪儿来的枪声？”布格道夫解释说，市中心显然遭到了来自措森东北方向一个阵地的炮火袭击，听完这话，希特勒脸色煞白：“俄国人已离得这么近了吗？”然后他让人接通防空司令部司令科勒尔将军的电话。科勒尔的记录里是这样写的：“清晨，希特勒给我打来电话。‘您知道柏林已受到炮击了吗？市中心。’‘不知道！’‘您没听到炮火的声音？’‘没有！我现在在维尔德帕克-韦德尔。’希特勒说：‘敌人的远距离炮击把城里搞得人心惶惶。像是大口径的铁路巨炮。俄国人该是占领了奥得河上的铁路桥了吧。空军必须马上摧毁这个火炮中队，并给予回击。’我说：‘敌军没有占领奥得河上的铁路桥。或许他们用的是一座德国造的远程火炮，因此可以用来四处移动。但也可能是俄国陆军使用了中距离的加农炮，敌军用它们也是能打到市中心的。’是不是奥得河上的铁路桥被占了，俄国陆军的炮兵是不是能够打到柏林的市中心，又是如何打到市中心的，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希特勒坚持要我立刻确定火炮中队的位置并歼灭之。十分钟后，他要明确地知道火炮中队位于何处……” 科勒尔的记录继续写道：“我打电话给设在蒂尔加滕地下室上方的高炮师指挥所，我得到的答复是，发射炮弹的火炮口径只有十到十二厘米。据高炮师观察，发动炮击的俄军炮兵中队是在早晨进入马尔察的阵地的，离开市中心大约有十二公里。希特勒从电话里听取了我的这个口头报告，但将信将疑。” 科勒尔的电话记录，被视作希特勒在与将军们和现实情况打交道时那种先入为主的作风的典型写照，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也很能反映他充满幻想的心态，他没去了解详情，就断言是“远距离的炮火”，并信口开河臆造出铁路巨炮和奥得河上的桥梁。但与他的信息不灵和随意歪曲事实相比，更为糟糕的是大本营里的混乱和无序。科勒尔四月二十一日的记录接着写道：“一会儿，希特勒自己又打来电话。他要知道当前在柏林南部投入飞机的具体架次。我回答说，由于与部队的通信线路不再畅通无阻，所以很难一下子给予答复。我们只能满足于早晨和傍晚定时报告来的消息。听到这儿他勃然大怒。” 没过多久，希特勒又打起了电话，随后打了多次。一次是想了解驻守在布拉格的喷气式飞机的情况，一次是要知道戈林吹牛说的那支“私家军队”的情况，还打电话让人查阅实业家赫尔曼•勒希林的来信，正像科勒尔所记载的那样，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大声咆哮：“该把空军的所有指挥官一个个都绞死！”他就这样忙个不停：打听情况，下达命令，撤销命令，其间还要对形势发表一些简短的看法。“就是撒旦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做什么”，这位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将军无奈地哀叹说。 为了知道总的形势，科勒尔想和克莱勃斯取得联系。当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在夜里十点半钟时找到这位将军，向他打听希特勒提到的，而他到目前为止仍不清楚的有关党卫队斯坦纳将军那儿防守反击的情况时，希特勒意外地插了进来。科勒尔写道：“突然在电话的一头响起了他激动的声音：‘您难道还怀疑我的命令？我想，我说得够明白的了。北面所有可用于地面作战的空军力量，必须马上划归斯坦纳指挥。任何不交出部队的人，在五小时内要他的命。您要用自己的脑袋给我做担保。” 过了一会儿，一名军官在做形势报告时，几个小时之前被他送走的速记员一个也没到场，这让希特勒很生气，在他的一生中魔法失灵时——像多次发生的那样——他都要吐出一个词：“背叛！”深夜时分，瓦尔特•黑韦尔，这位对希特勒钦佩之至的“外交部长常驻元首处顾问”向元首征询最后的指示，并提醒说，这对掌握政治主动权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听到这儿，希特勒立起身来：“无力地拖着脚步，慢慢地离开房间，边走边用低低的完全变了的声音说道：‘政治？我不再搞政治了。这让我恶心。我死后，你们倒该多多搞政治。’” 现在不再能继续保持镇静了，由不屈不挠和错误的必胜信念筑成的堤坝逐渐崩溃。在戈培尔用马粪纸钉住窗户，用蜡烛照明的官邸里举行的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把导致伟大计划失败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军官团和“反动势力”，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后者结成了同盟。在他絮絮叨叨的讲话中，还提到了在和平时期对军备重视不够，在对法和对苏作战时做出的错误决策，盟军登陆时的抵抗不力直到七月二十日的谋杀企图，他指责保守的特权阶层一直在 “背叛”。 当他的一名下属，部里的一名处长汉斯•弗里切插话说，但是不能忘记人民的忠诚、信念和牺牲精神，一向字斟句酌的部长突然提高嗓门说，人民也出了毛病。“我怎样来说这个民族呢？”他一脸愤怒，“它的男人们在他们的女人遭到奸污时竟然不再战斗了！”他的脸“因愤慨而涨得通红”，他说，在东面，他们弃枪而逃，在西面，他们举着白旗向敌人投降。他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再说，是这个民族自己选择了这一命运。一九三三年，对德国退出国联这一举动进行了全民表决，在自由选择中，它反对屈从于他人的政策，决定走铤而走险的政治道路。可惜这一冒险失败了。他从座位上立起身来补充说：“是的，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个意外……你们不要心存幻想！我没有强迫谁做我的工作人员，就像我们没有强迫德国人民一样。是它赋予了我们使命……现在，你们的小脖子要被割开了！”离开时，他差不多走到门口，又一次转过身来，朝着大厅怒吼：“即使我们完蛋，这个地球也会发抖！” 此时，有消息报到地下避弹室，说除了中路的朱可夫元帅和南路的科涅夫元帅，由康斯坦丁•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在什切青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并已在向柏林推进。奇怪的是，希特勒没有决定把所有可供调配的部队撤回到保卫首都的防御圈来，相反，他把这次被突破看成是全力反扑的好机会。他把一面小旗，插在地图上埃伯斯瓦尔德所在的地方，并写上“斯坦纳的部队”的字样，这就是用于反击的部队。该部应迅速与布塞将军领导的第九军汇合，组建一支新的部队，由党卫军费利克斯•斯坦纳将军指挥，突破苏军东南方向一侧的进攻，重新构筑首都外围一直到科特布斯那支离破碎的防线。“回撤到西面，”希特勒警告说，“是坚决不允许的。不是无条件地执行该命令的军官，必须予以逮捕，并立即就地枪决。而您自己，”希特勒对斯坦纳说，“我要您用您的脑袋对这一命令的执行做担保。” 困难在于，布塞的部队已是七零八落，仍在绝望地抵挡着马上就要形成的包围圈，而斯坦纳的部队根本就不存在。虽然多次发布严厉的命令，要求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但一方面这些命令自相矛盾，一方面是前线阵地上混乱无序，所以这一要求是无法做到的。此外，人们还忘记了把这一情况通知负责防务的总司令海因里希将军，当他现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忙不迭地与克莱勃斯取得联系。 海因里希报告说，斯坦纳的行动，是无可指望的，会危及他的部队。他坚持至少该把面临包围的第九军往回撤，如果他的请求得不到采纳，他将辞去职务：他说，他宁可作为一名普通的人民冲锋队员去冲锋陷阵，也不愿意去执行一项让士兵做无谓牺牲的命令。可克莱勃斯不为所动，虽然前者提醒他，他们两人应该为部队担当责任，但这一提醒也无济于事。“这个责任，”克莱勃斯教训这位打电话的说，“由元首承担。” 海因里希对形势的判断有多么准确，在他与德国国防军最高统率部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一起于第二天来到斯坦纳的指挥所时就已显现了出来。还在开始讨论该做些什么前，这位党卫军的将军向他的客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有谁看到我的部队了吗？”会晤结束时，海因里希提到了希特勒的反击命令，以及特别带给斯坦纳的那句话：“帝国首都的命运取决于您作战的胜利！”当海因里希补充说，显然也是影射他对面这位有如此高军衔的党卫军成员：“您必须进攻，斯坦纳——为了您的领袖！”后者不知所措，直愣愣地用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大发雷霆：“可他也是你的领袖！” 混乱时时在加剧。四月二十二日早上，二月底刚任命的市警备司令赫尔穆特•莱曼中将被解职了，希特勒，特别是戈培尔曾多次指责他优柔寡断。接替他的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部队训练和思想监督工作的纳粹最高统帅率部军官恩斯特•克特尔上校，他一反常规地连升两级，被提拔为中将。克特尔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向所有人告知这堪称荣耀的任命，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人们对他寄予的极大期望，因此在当天晚上就被免去职务，继续去做他的上校了。 在此期间，一个谣言在四处传播，说是魏特林将军已把他的指挥所从柏林的东南面移到了城市西面的德伯里茨。当布塞和希特勒得知这名将军竟敢擅自做主时，分别发出命令，要求立刻将他解职，并押送至附近的军事法庭执行枪决。这位将军没有被吓倒，他迅即来到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下避弹室。在通往那儿的一条地下过道上，他迎面撞上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他责问他们为什么要枪毙他。他向两位介绍了他阵地上的情况，并特别指出，他的指挥所仍然一如既往地设在柏林的东南方向，“只是离开最前线有一至两公里而已”。听完这些，两位将军“多云转晴”，立刻陪着他到地下避弹室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接待了他，“肿胀着脸”，“两只眼睛像发高烧的病人般通红通红”，魏特林回忆说。当他们坐下来后，他吃惊地看到，元首的左腿甚至在坐着的时候也“像钟摆那样在不停地抖动着，只是频率要更快一些”。魏特林刚说了一下他防守区内的力量对比，希特勒就开始说话了，报告里是这样写的。他以“十分惊讶的”心情关注着柏林保卫战的情况，关注着俄军怎样先在城市的南面被“击溃”，接下来又被斯坦纳、布塞和目前可以自由行动的部队所合围和“消灭”。同时，“其他部队”在北面牵制了红军，到最后，这一支部队将和另外的部队联合行动与其决一死战。还在地下避弹室时，魏特林就向自己的指挥部传达了会晤的情况，并做出了一系列的战术部署。可在第二天克莱勃斯却通知这位惊愕不已的将军，说希特勒已任命他为“保卫柏林的指挥官”。“您下令把我枪毙得了，”魏特林冷冷地回答，“那我就不必饮这杯苦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