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

对国民党来说，战争使它在农村地区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昂贵的。税收、征兵和腐败极大地消耗了农民对政府存有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些损失并非不可挽回。几年的好收成、和平的恢复、有效率的和廉洁的治理——这些能够很快地驱散大约自1942年以后即充斥于乡村的怨恨，然而这未能成为现实。八年对日战争刚刚结束，与共产党人的国内冲突便爆发了。像从前一样，农民们必须提供战争的基本资源——人、钱和粮食。因此原先的怨恨并未减少，在至1949年为止的这段时期中，农民成为短暂的革命混合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在这一时期的真正作用，是与“这是一场农民革命”这样一个不花力气的概括不相符的。战后初期的形势 由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笼罩着中国各省，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的一份估计报告，有3300万人营养不足，其中有700万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饥馑。伍德布里奇，第2卷第406页。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中湖南省实际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大约有7％的人口处于逃难之中。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在全国各分署署长会议上的开幕词，1946年9月5日，见资源委员会档案；李宗瀛，第19页；《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107页。当那些在1944年逃避一号攻势的农民于1945年返回家园时，已经是太迟了，无法播种夏季作物。即使是回来得早一点的也会发现，他们的粮种被吃掉了，他们被征用的牲畜、猪、鸡被杀掉了，他们的农具被毁坏了，他们的房屋和全部的村庄被烧为平地。关于战时损失的统计资料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吴景超，第19页）。下表提供了湖南和广西战时损失的大致情况，这两个省都处于一号作战所经地区。资料来源：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地区办事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第122中国，第2781盒，第7页；雷勤（音译）： 《广西善后救济问题初议》，第28页。广西的死亡数字包括失踪者，湖南的房屋毁坏数包括受损坏的房屋。 类别〖〗湖南〖〗广西死亡人员〖〗577500〖〗115159受伤人员〖〗1676000〖〗163446逃难者〖〗—〖〗2443964毁坏房屋〖〗945000〖〗391963杀死水牛〖〗—〖〗200000毁坏粮食〖〗—〖〗14000000就这样，1945年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荒着未种。据报告，实际上直到1946年初，河南、湖南和广东的大约30％—40％的土地仍未耕种。关于受灾地区包括农村状况的最好的描述，见吴景超著。又见《大公报》，1946年5月10日第2版；《蒋管区真情实录》，第2页。而且，由于人力和畜力的缺乏、肥料的短缺和整个战争时期的全面荒疏，那些耕种的土地也效率不高。如湖南1945年的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正常年景的一半——在这个省的南部地区只相当于1／4。《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地区办事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第122中国，第2781盒，第8、70页；考特瑞尔，第12页。据报告，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地区办事处，1947年3月31日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河南—第119号，附件2第2页。 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饥荒区域的情形是可怕的。举例来说，1946年春，在湖南的一个饥荒调查队作有如下的报告：在沿衡阳到零陵间公路的渡口和小村庄上，到处都可看到从20到50人不等的团伙乞讨食物。为了引起注意和获得食物，他们成群地站在公路上，阻碍车辆交通，爬上和爬进车辆……当他们紧紧地抓住卡车不停地叫喊和哀诉时，每次都必须从车子上“使劲地拉开孩子们”。这种团体弥漫着一种骚扰的精神，任何企图驱散他们的尝试都几乎会产生一场骚乱。 实际上，这些团体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以已成为破布条的污秽的破衣服部分地遮体，而许多孩子则一丝不挂，他们浑身带着疮伤和传染病。《湖南省零陵地区救济状况调查》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2—3页。类似的描述，见《中国湖南省衡阳地区救济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6页。在整个饥荒区域，人们靠杂草、树根、青货、麦麸和谷糠维持生命。吴景超，第20—31页，《衡阳—零陵地区营养状况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2部分第1—3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地区办事处——历史》，第8页；《湖南省零陵地区救济状况调查》，第3页。对广西11个村庄的一份调查指出，这儿农民的日平均营养摄入量只有419千卡和16克蛋白质。《广西全县营养状况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2—3页。疾病是传染性的，最常见的是疟疾。如在广西全省，有80％的人得过疟疾，其中21％的人是急性的。《广西全县营养状况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1页；《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附件三，第1页；同上，健康部分，第3页；同上，附件四，第7页；《湖南省零陵地区救济状况调查》，第5页。天花、霍乱、白喉、痢疾、伤寒、斑疹伤寒以及类似的易传染的疾病是较常见的。《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附件三，第1页；同上，附件四，第7页；同上，健康部分，第3页。实际上没有什么医疗和药品，死亡率因此猛增。孩子们特别容易遭到饥饿和疾病的摧残，在饥荒区的许多村庄很难看到他们，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孩子。同上，附件四，第7页；同上，附件三，第2页。1945年底1946年初，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3300万人民受其影响——可能是战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类危机中最严酷和最广泛的一次危机。 这一时期在中国受苦的农民不只限于一号攻势所经过的省份。各地的经济混乱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强征而到来，它常常把农民的艰难变为灾难，把饥饿变成饥荒。政府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实际上还在想减轻在战争时期处于日军统治下的那些人的痛苦。1945年9月3日，政府宣布了减免田赋的政策。在1945—1946年内，在曾被日本占领过的24个省将不征收任何土地税（包括征借和县级公粮）。次年，余下的省份将免交土地税。《财政年鉴》，第5部分，第57—58页；娄立斋，第13页。 表面上看来，减税政策在政治上似乎是精明的，因为它将有助于在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赢得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支持。然而，在财政上，它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失算。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的这一年，田赋的征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然而军队和政府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地降低，实际上倒随着政权进入原来的日占区而增长。而且，从华西向这些地区运送大量的粮食也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对地方资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强征来满足他们的粮食需要。这就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因此，对光复地区的村民们来说，对国民党统治的光明的指望很快暗淡下去。徐堪，《徐可亭》，第217—218页。 国民党人在原来沦陷省份收取民心政策的影响，在1946年江苏省政府的一份异常坦率的行政报告中揭示出来。《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财政部分。战争期间，大部分的江苏政府机关转移到邻省安徽的未沦陷地区。然而，在战争后期，中央政府预计美国将在海岸登陆，因此它命令江苏政府回到他们的省，在那里秘密地恢复省行政，并准备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运输网和其他交通工具。盟军没有在华东进行预期中的两栖登陆，但是到1945年5月末，干部们已经在江苏各就其职，其时该省名义上还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尽管回到了他们的江苏本省，但这些政府机关没有任何法定的岁入来源。因此他们就“借”。在战争结束前的三四个月，他们仅仅借了69万元。然而，在1945年的最后四个月，由于免除了田赋，他们不得不另外借了68100万元。1946年1月，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这种征借政策，并终于开始以债券和津贴的形式向省政府提供资金以作为田赋岁入的替代物。然而，这样得到的款数仅相当于战前省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根据该省的报告）“县财政和市财政便陷入了无法维持的困境”。《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第8页。于是，该省的行政当局继续实施强迫借债的政策，1946年征收总数为14亿元。同上，第8、10页。在山东，征借的负担也加到人民身上。见《密勒氏评论报》，第105卷第13期（1947年5月），第350页。同一时期，该省的每个县、市也继续实行各种摊派。这种摊派仍然是非法的和沉重的，江苏当局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像它们那样折磨着商人，压迫着人民”。《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财政部分，第8、16页。为了消除地方政府对征收摊派的需要，中央政府在1946年规定把田赋岁入的一定比例部分划归地方政府。这样，田赋的50%将被划给县政府，20%给省政府，中央政府只为自己保留30%。见《关于田赋征实》，载《经济周报》第23号（1946年3月13日）；《粮食征借与粮价》，载《经济评论》第19号（1947年8月9日）。 江苏人民还必须供给国民政府不断开来的大量的日益增长的军队的需求。为了解除日军武装和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党人的威胁，国民政府的军队涌进了江苏省。到1946年仅在苏北地区就集结了70万军队。《文汇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6年5月14日，第1页。最初，这些部队直接向地方民众购买供给。但到了1945年12月，这一制度由于每个县军粮征收委员会的建立而合理化，此后便由地方当局来负责。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他们为军队购买和征收粮食。徐堪，《抗战时期粮政纪要》，第14页。根据官方的报告，起初的合作出乎意料的好，人们甚至自愿运送粮食。然而，稻米的市场价格很快上涨，政府通常仍照从前的价格支付，即仅仅付给市场价格的一部分。江苏的报告没有准确地说明征收委员会付给农民的价格，但是，许多省付出的仅仅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0％—30％。《大公报》，1946年3月30日第3版；《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5月13日第2版。关于给军粮付如此低价的道理，官方的解释是这将不利于投机和囤积。然而徐堪部长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不愿意向政府出售稻米”。《中华志，1937—1945》，第779页。 政府的强征很快产生了要夺走江苏民众所有一切的威胁。民众对政府的反抗开始蔓延开来。1946年6月，省、县议会的代表呼吁中央政府停止征收军粮，他们的请求获得批准。然而，在这个时候，与共产党军队在苏北的战斗激烈化，结果使军粮的需要变得更为紧迫。因此，7月，省议会想出提前征收1946—1947年度田赋以获得30万市石米的主意。这个新要求把局势几乎推到了爆发点。县议会的代表们意识到“人民处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元气还没有恢复”，然而他们又意识到“军粮的派定不容有任何的拖延”，因此，他们同意提前征收田赋的计划。事实上，在7、8、9月份，定额的完征数不足60％。官方的报告认为“原因是刚好在新的收成之前，可得到的粮食极少，这确实是个事实”。《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田赋部分，第7页。 1946年中期，当江苏正勉力向军队提供稻米时，政府在其他一些省的强征也同样是压迫性的。例如，河南在战争期间已经遭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黄河的不断泛滥、1942—1943年噩梦般的饥荒、1944年日本对该省111个县中109个县的占领以及在一号作战期间该省西部所遭受到的可怕的劫掠——每一件都加重了战后该省的疲惫状态。据一个保守的估计，至少有200万人“极度”需要粮食救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这一用语的意思是，如果得不到援助，他们将会在两三个月内死去）。《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附件三第1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关于“极度”的定义，见伍德布里奇，第406页。然而，有将近100万正规军，无数的民兵、游击队和非正规部队，大约8万名日本战俘以及5万至6万匹军马都部署在这个省内并必须获得供应。《大公报》，1946年3月19日第2版；《文汇报》，载《中国新闻评论》，1946年5月14日，第1页里《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附件三第9页。其时运输系统一片混乱，所有的食物、燃料和饲料都不得不就地获取。政府企图合理地分配负担，从该省东部地区条件相对好些的县而不是从那些已经被一号攻势和黄河洪水所蹂躏的地区征取绝大部分的供应品。然而军事需要不允许这种合宜的区分。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修史，政府为军队所征收的粮食“经常抽自那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给予救济粮的赤字地区。……中总和联总通过行政院阻止从缺粮区抽取粮食的不断努力是徒劳的”。伍德布里奇，第408页。在一些地区，联总供应的救济粮被军队所盗用。吴景超，第111页；《蒋管区真情实录》，第2—3页。因此，1946年3月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关于政府强征军粮是造成饥荒的一个原因的指责可能不只是一种政治夸张。《大公报》（重庆），1946年3月27日第2版。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也激烈地指责强征军粮。来自河南的7名委员向1946年3月召开的二中全会提出了《人民无法忍受苦难》的议案。见《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原文》，第1卷第85、102—103页。内战时期 在随后到来的三年里，即从1946年底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农村地区的情形显然是更加糟糕，不仅产生了经济衰退，还产生了社会及政治骚乱。然而，中国是一个有很多差异的国家，无数关于荒芜、苦难和不安定的地方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农村情形的特征还是可以讨论的。 在光明的一面，由于好气候和中国农民的惊人的恢复活力，1946年的秋季收成非常好，尽管湖南、湖北和河南相对歉收。《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32页。如果国民党的资料是可信的。1947年和1948年的农产量又有进一步的（虽然是有限的）增长（见表四）。然而，农产量仍然不能满足国家的全部需求。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尤其是对城市的供应，通过进口而获得。关于各省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以及短缺数额，1946年部分见《全国粮食概况》，第11—15页；1947年部分见张奇瑛：《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第10—12页（第12页列有粮食进口的数字）。但像1945—1946年冬季那种规模的饥荒的威胁不再存在了。表四： 1946—1949年中华民国二十二省粮食产量 （单位： 百万市石） 年份〖〗稻〖〗麦〖〗所有粮食产量〖〗指数〖〗产量〖〗指数〖〗产量〖〗指数1931—1937年 平均数〖〗911．9〖〗100〖〗434．9〖〗100〖〗2783．8〖〗1001946〖〗861．3〖〗94．4〖〗454．7〖〗105．0〖〗2785．5〖〗100．11947〖〗873．7〖〗95．8〖〗472．9〖〗108．8〖〗2773．1〖〗99．61948a〖〗（876．4）〖〗96．1〖〗（479．6）〖〗110．31949a〖〗（810．7）〖〗88．9〖〗（450．1）〖〗103．5资料来源：关于1931—1937年的平均值，见《中华志，1937—1945》，第433页；关于1946和1947年部分，见《中华志，1950》，第538—539, 545页；关于1948和1949年数字，见周舜莘，第93页。 说明：一市担=100升 =2.84美国蒲式耳 注： a括号内的稻麦数字系根据《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一书提供的指数所推断。然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阻止农民享受春天的复苏。通货膨胀的上涨现在正失去控制，它给农民带来不利。尽管城里人反对飞涨的食物价格，但实际上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低于战前。张奇瑛，《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第13页。整个1946年和1947年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东西慢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粮食。张嘉璈，第231页；《中华志，1950》，第442—443页；《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21页。此外，已经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运输系统又不断地遭到共产党的破坏，政府也宣称对任何正在运行中的火车和卡车拥有优先权。结果粮食的运输过大地增加了消费价格，并使农民无法从市场力量的运行中充分获益。这明显地显示在粮食价格的地域性差异上，例如，在1947年5月，上海的米每市石值30多万元，而在汉口仅值17万元，在重庆则仅72000元。张奇瑛，《米朝的分析》，第15页；王仲武，《现阶段之物价问题》，第8页表8。在同一时期，布、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的农民必需品的价格猛烈上涨。《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21页。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代价昂贵，因为缺乏劳动年龄的男性，他们已离开村庄服务于军队，或逃避征兵，或在城市里寻求好一些的生活。炎林，第19页；《大公报》，1947年6月6日第2版；《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5，107页。这样，生产成本的日益上涨便降低了农民的可赚利润。《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21、22页；《密勒氏评论报》，第102卷第10期（1946年8月），第234页。 与战前比较起来，非食用作物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塑料的使用降低了外国对猪鬃的需求，妇女的尼龙袜现在也广泛地取代了丝制袜，而丝很长时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还有，战争期间，印度和锡兰已经取代中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大宗供应者。因此，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战前水平急剧下跌，1946年的生丝出口只有1936年数额的1／8，茶只有1／9，猪鬃只有1／2，桐油只有1／4。张奇瑛，《三十五年度的中国经济》，第49页；王仲武：《挽救当前经济危机之对策》，第5页。 与之相反，中国自己的纺织厂对于原棉有着不可遏制的需求。但是在1946—1948年间，原棉的收成从来没有超过战前水平的66％，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湖北、河南、山东和苏北的主要产棉区是受到内战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华北地区运输系统的混乱使事情更为复杂。结果，重要的纺织工业不得不依赖从美国、印度和埃及输入的大量原棉，而不是本国的原料。张奇瑛，《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第12页；《大公报》，1947年7月30日第6版；张嘉璈，第230—234页。 尽管上述这几个经济因素在乡村造成了相当的艰难，但政府的强征、中下级官吏的腐败和征兵仍然是农民最为不满的根源。监察院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位特派员在1947年指出：“农村地区的贫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东西比田赋能带来更大的痛苦。”《大公报》，1947年4月24日第2版。1947年7月举行的土地粮食会议的与会者，同样地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的看法是，田赋的全部制度是繁重的和不公正的，这不是因为定额过重，而是因为这一制度的管理中的缺点。蒋介石在他对会议的公开讲话中，为这种批评定了调子。他指出“现在所有省份的大户通常不交纳粮食税”。《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监察院的几位委员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抱怨，他们告诉与会者：“那些只交纳一点点（田赋）的人大多数是富裕的大地主和豪门，而那些交纳了大部分赋税的人大多是小地主中的中下阶层、自耕农和部分租佃的半自耕农。”同上，第83页。官方的《中央日报》在评议这次会议时进一步指出，富裕的地主勾结地方官吏“把税收的负担转移到那些正遭受苦难且无法诉说出来的民众身上，大多数老百姓不懂法律，他们怎么能够抵制胥吏的这种勒索呢？”《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8月1日第2版。 与会者认识到土地税实际上还只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他们看到，军事供应品和县政府的开支大部分通过摊派来获得。由于这些摊派通常是由保长来执行，而他们很少公开地说明他们的行动，因此“邪恶是无边的”。《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根据与会者所说，运输税粮也极大地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同上。又见李体潜，第7页。会议的讨论潜伏着一种担心，即农民正处于造反的边缘。因此，与会者们告诫政府，反对使粮食征借制度永久化的计划。在四个月以前，政府当局刚刚宣布取消这一政策，如果又重新恢复过来，它可能激起农民广泛的反抗。一位与会者宣称，“我担心这将超过他们能够忍受的最大限度”。《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 然而，政府在1947年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据行政院长张群所说，军队和政府正经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此，粮食的征借不能不继续下去。张群估计，政府需要4050万至4500万石粮食。然而，1948年1月统计，1947年的各种土地税只征收到不足上数一半的粮食，另外从地方政府那里购买了大约1300万石粮食。这一数字显示了粮食短缺的严重性。见《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1月10日），第177页。关于1948年更严重的粮食短缺情况，见《字林西报》，1948年11月3日第1、2版；《大公报》，1948年10月19日第2版；《纽约时报》1948年11月3日。政府不仅恢复了征借制度，而且随着对共产党战争的继续进行，它的粮食需要愈加紧迫。1948年，南京决定提高田赋税率。《大公报》，1948年10月13日第2版。然而到这时候，政府从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已经大大降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压缩了国民党当局管辖的地区，即使在那些名义上处于政府统治下的村庄，有效的政治控制也已经大为削弱，管理的效率多半已经到了最低点。因此，政府在1948年所实际征收到的粮食量降到1941年以来的最低点（见第二章表三）。虽然缺少精确的数字，但全国的产品税额也可能是实物税创立以来的最低点。 政府在强制人们完纳田赋方面的无能为力，正是农民对合法当局的尊重全面削弱的一种表现。佃户们也不肯交租。有一些报告谈到地主们组织地租征收办事处，以强力征收他们应得的地租（常常是与政府当局合作的）。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反抗这些强制性的收租，数千佃户一起骚动，这样的例子至少有好几起。《大公报》，1948年5月12日第7版、5月18日第6版；《申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6月15日，第5页。 然而，政府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征兵更能给农民带来痛苦。这一制度的执行依赖于那些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征兵官员，依赖于那些保护其私利的保甲长们。它的腐败、不公正和残酷令人生畏。农民是如此害怕服兵役，他们一听到征兵队迫近的消息就逃离家庭。因此，到1948年，这些征兵队通常是在夜间进行他们的工作，当男人和男孩子在床上时突袭村庄。那些有钱贿赂的人将获得自由，其余的人则被拉去与共产党人“作战”。《大公报》，1946年5月14日第5版、1948年1月31日第7版；胡友鹏，第355页。替身的购买仍然是部队成员（至少是部队人数）的一个主要来源。《大公报》，1948年9月13日第2版、9月30日第2版。整个征兵制度削弱了士气，伤害了农民的生计，它也造就了这样的新兵，他们不仅无意与共产党作战，而且对他们所在的军队为之效劳的政府颇有愤怨。鲍大可写道：1948年的“这种替身制度使我们联想到他们经常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提供物资的状况”，《共产党接管政权前夕的中国》，第122页。 到了1947年末和1948年，农村社会的结构似乎正在解体中。土匪，这一虚弱的政治控制和衰落的经济状况的传统象征，正普遍蔓延。《大公报》，1948年2月18日第7版、8月31日第6版。膨胀的货币信誉全无，人们的支付方式——诸如土地买卖、男方给女方的聘金、购买牛或家具、雇工工资和债务等——都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经济周报》，第5卷第6期（1947年8月），第6、18页；《大公报》，1948年4月16日第3版。而且，那些手里有了钱的农民，像城里的工人一样，很快就把它花掉，比从前更经常地用在喝酒、嫖妓尤其是赌博上。《大公报》，1948年9月30日第2版；《经济周报》，第5卷第6期（1947年8月），第18页。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以及人身安全在乡村中失去保障，地主们逃离农村，到相对安全的城镇和大城市里去——可以肯定，常常留下地方上的恶棍保护他们的财产以及向佃户收租。《大公报》，1948年9月30日第2版。普通农民也放弃了农业，成为日益增长的饥饿和赤贫队伍中的新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城市的街巷之中（根据政府消息，1948年有1000万人遭受到饥饿的威胁，4800万人——大约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逃难者）。王仲武，《挽救当前经济危机之对策》，第5页。社会部报告说，由于内战和洪水，1948年6月有5500万民众无家可归。见《字林西报》，1948年9月14日。据报告，那些最为绝望的人卖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1946年，浙江十五六岁的女孩的价格据说是4000元，大约只等于2~3磅米的价格。此外，还有服毒的或把自己和家人投井的。《大公报》，1946年5月3日第5版；《全国田赋开始征收》，第2页。这些悲惨的故事可能有夸大或虚构，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在战后年代处于可怕的颓败之中。土地改革的提议 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而且，是悲哀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只是迟至1948年，在最后崩溃的前夜，国统区的领导人才突然明白了农村境况的严重性和后果。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觉察到他虚度的人生中的错误一样，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轻视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他们热烈地讨论怎样消除地主的剥削和改变租佃制度，以作为使共产党的造反失去力量的手段。 然而，对于这一发展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因为国民党领导人倡言土地改革已近50年之久。“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曾是孙逸仙革命纲领的基石。1930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个土地法，它非常进步和实际，以至于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上未加改变地采用了它，它还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的土地改革纲领提供了一个样本。然而，国民政府在它对大陆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履行它对农民的允诺。正如蒋介石在1946年所承认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行政推动力”，土地改革未能实行。《大公报》，1947年9月30日第2版。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缺少推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人总是把农村问题置于次要的位置上。 在国民党内，总还是常有一些人主张实现党的土地改革纲领的。萧铮便是其中一个。见萧铮的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 例如，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的一批年轻“激进派”成功地鼓动通过了一项党的决议，提出把所有农地分配给耕者，消除地主所有制。战后不久，政府也再次明令一切地租都削减25％。所有这些善意的主张都归于徒劳。由于与CC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保守派的反对，194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放弃了党关于立即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重要政策，以一个更为温和的改革计划取而代之。张一凡，第9—10页。对于土地改革的反对在地方上甚至更为激烈。例如在湖南，一位主张进行改革的人被暗杀了。在所有的地方地主们挫败了那些减少地租或削减他们特权的企图。《大公报》，1948年4月23日第6版、1948年5月6日第2版、1948年8月1日第2版。因此，战后两年，由于惰性和故意阻碍，国民党向他们声称的农业改革的目标并未有任何可以看得见的推进。 然而，到了1948年，共产党的“造反”已经转入攻势。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之感。国民党阵营中的许多人突然意识到，那些无知的卑贱的农民的生计与他们政府的衰竭和共产党的活力有着某种根本的关系。因此，农村改革获得了一个新的不同寻常的促进。杂志、报纸和公共集会为专家们提供了论坛，所有这些人都提出了农村危机的解决方案。立法院从7月开始，对土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948年9月1日，86位立法委员终于提出一个议案，它主张废除租佃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他的土地的主人。议案的提议者解释说，土地问题十分严重，它是“灾难的根源，国家存亡的关键”。他们宣称，通过消灭地主所有制，“叛匪将无法制造混乱，造反的因素可被消除”。《大公报》，1948年9月22日第2版、10月4日第2版；《中华志，1950》，第589—590页。 同时，在政府行政机关内，因政治恐慌而产生的对土地改革的关心，导致了一系列旨在赢得农民感情的措施的宣布。首先，在绥靖区——即那些从共产党手里收复的地区或靠近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中央政府下令减租1／3。它还制定了一个购买地主所有权而把土地分配给耕种者的计划。王非，第7页；《申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10月21日，第7页。其次，政府命令地政署制定一个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的计划。这样，地主所有制将最终被消除。军方的《和平日报》在1948年9月报道说“政府有充分的决心实行这些措施”。《和平日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10月1日，第9页。此外，一些省政府——从东北到广东——紧跟着在1948年中期也宣布了减租和其他的土地改革措施。《新闻报》，1949年1月1日； 《大公报》，1948年6月19日第2、6版，7月26日第6版；萧铮，第305—306页。 这些抨击地主制度的计划和建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反对者愤怒地指责改革的提案者已经陷入共产党设置的圈套。还有人则诡辩说，尽管孙中山确实曾倡言“耕者有其田”，但他并没有不耕者不能有田的意思。萧铮，第304—306页；《大公报》，1948年9月22日第2版、9月29日第2版。也有比较负责任的批评，如中国农民联盟的主席董时进则争辩说，中国农村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在于地主所有制，而在于普遍的农村贫困化，后者是原始的生产方式、缺少政治安全、剥削性的赋税、自然灾害和人口过剩的结果。董时进，《土地分配问题》，第3—7页。又见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第4—7页。 1948年末，在整个国民党政权开始崩溃的时候，立法院还在继续没完没了地毫无结果地争论这个问题。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改革也同样大部分归于流产，因为即使改革的愿望是真实的，时间也太晚了，革命的潮流已不可阻挡。《大公报》，1948年9月22日第2版、9月29日第2版；萧铮，第3—4—305页。国民党土地改革者的一个延续下去的成果是1948年建立的中美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它以后在台湾的农业复兴中起了领导作用。沈宗翰，《中美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农民在一个广泛的暴力的风雨中奋起，攻击地主阶级的政权、财产和特权。在这两次革命中，农民的造反都是自发行动，它无人指导，甚至城市里反政府的密谋者也感到害怕。在这两次革命中，农民起义还对社会的政治主张的激进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新生的革命就可能蹒跚于政治及立宪改革阶段。参见勒菲弗（Lefebvre），《1789年大恐惧》；基尔（Gill），《俄国革命中的农民与政府》。在这一章，我把农民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划为一类，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划为另一类。我在1979年11月第一次向伊利诺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提出了这一分析。随后，我读到了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在1979年出版的《国家和社会革命》。在这本书中，她实际上作了同样的分析。但她比我走得更远，她从不同的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农民在这三次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尽管1949年的中国革命被广泛地认作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例，但农民的作用却明显不同于法国和俄国。在中国，农民的不满显然很深，并确实通过暴动、流行性匪患及逃离村庄等发展出来。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本身从未像欧洲革命的农民起义一样产生推翻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威胁。实际上，在共产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存在能够确保农民免遭原先豪绅的惩罚之前，在共产党通过宣传或进行改革向他们展现了比他们在旧秩序下所知道的更吸引人的生活方式的前景之前，中国农民很少攻击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共产党的领导、组织、鼓动和保护通常是促进了农民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制度的直接攻击。 国统区的农民对于1949年的革命成功也作出了实实在在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是间接的。他们首要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不给国民政府提供粮食、钱和人。例如，1947年，当表面上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的最大限度时，中央政府的各种土地税只征得3800万市石粮食。这等于1942年征收量的57％，而那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区主要限于西部内地省份。这远远不能满足政府计划中的需求。 政府征集到的粮食达不到它所规划的定额。官方的资料表明，1946年的各种土地税只完成了定额的78％，1947年只完成了65％——而1942年是104％（见第二章表三）。然而，甚至这些官方的数字也夸大了征收率，因为最初的定额比它还要高许多。例如，在1946年，最初的定额是9900万市石（7260万市石田赋和2640万市石征借），后来被降改为5400万市石。1947年的定额也从8000万减到5900万市石。以最初的而不是改动过的定额来衡量，1946年和1947年的征收率分别只有43％和48％。《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一编第81，109页；《大公报》，1947年8月21日第2版；严凌，第20页。遗憾的是1948年和1949年的土地税的征收数字无法获得。然而，由于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以及其他种种问题，可以推测粮食征收量又减少了很多。 政府对农村粮食资源动员能力的衰竭是它政治衰弱的标志，并对它的财政崩溃起了重要作用，而这可能是它最终垮台的关键原因。正如一位对革命进程颇具洞察力的研究者哈里·埃克思坦（Harry Eckstein）所说，“也许因为财政冲击政府发挥它所有机能的能力”，政府机能尤其是财政机能的损坏通常对革命有促进作用。埃克斯坦，第18页。 可以肯定，这种动员粮食和其他农村资源的“机能损坏”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尤其是因为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农村部分一直作为政府岁入结构的中心支柱。行政院长翁文灏在1948年承认农民的赋税负担远远超过了城市居民。见《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形势》载《观察》第23—24期（1948年8月7日）。到1948年，国民政府的开支只有21％的是通过税收获得，另11％通过出售公共财产、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出售债券等措施获得，剩下来的68％则不得不通过发行新的没有保证金的货币获得。这便造成了致命的飞涨的通货膨胀。张嘉璈，第158页。 财政破产还直接影响了部队的作战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就不得不面临饥饿，或是靠少量的粮食勉强维持，或是掠夺地方。一个在华北的官方调查组在1947年末得出结论说，这些因素促成了部队战斗精神的低落和部队与老百姓之间的不良关系。《大公报》，1947年9月16日第1版。部队的士气还被乡村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所涣散。正如一份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上海报纸《前线日报》在1948年末得出的结论所说，部队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老百姓的士气问题，如果老百姓的士气低落，它就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前线日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10月22日，第3页。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敏锐地意识到了不断恶化的乡村境况与国民党部队的日益消失的战斗愿望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努力从事相反方面的工作，用小册子告诉人们，政府的苛捐杂税正在怎样地剥夺农民的所有粮食，因此人民正怎样地奋起反饥饿。张嘉谋等编。尽管部队士气与乡村境况之间的联系难以用文献来证明——例如，关于后方家庭境况的消息是怎样传到前线部队的就不清楚，因为给士兵们写信的例子似乎很少见——1947年从前线返回的军事权威的如下看法是有重要意义的，他们认为在政府的农村政策改进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动员。《东南日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9月22日，第1页。实际上，下面这种情况似乎是可能的，士兵知道了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的饥饿和不满后，就将会产生疑问： 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是否值得以生命去冒险。 最后，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关于地方上地主与官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参见《大公报》，1948年5月25日第2版、9月30日第2版。，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成为土匪，由此而加剧农村的不安，妨碍生产，给已经腐败的国民党的治理又加上了进一步的负担。 因此，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农民并没有像1789年的法国农民那样，起来对旧秩序进行广泛的攻击。然而，他们以重要的间接的方式拒绝给予支持。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尽管大多数农民可能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于与这个政权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结果这实际上就产生了不同的压强： 对国民党方面的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 我们在这里以及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这些因素表明，国民政府在获得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和合作方面的无能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生存力，对1949年的政治和军事结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1948年，有迹象显示将对现行的农村政策作出改变，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土地改革持有认真的兴趣。当然，那已为时太晚。然而，如果国民党人在他们获得政权后不久就进行这些改革，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完全不同了。这种看法并不只是事后的认识，因为在1928—1929年就有许多国民党员主张实行那种可能获得农民支持和合作的政策。然而，如同本书结论部分将要谈到的那样，蒋介石镇压了这些国民党“左派”。在相当程度上，这种镇压导致了20年后共产党人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