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大刀会（17） 　　

冲突到此结束，但切记这次事件的范围非常狭小。 法国耶稣会士的记载仅提到对侯家庄和戴 套楼2个主要传教士住地以及另外16个村庄中教民家所受的攻击。 在6月26日， 他们仅得到地方官们拿出的2，000串钱损失费的赔偿， 〖KH-1D〗 119 这是在最后一次战斗发生之前 勒劳：《苏州》，第184-186页。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对在徐州及几个县城取 得居住地比对赔偿更为关心--作为这次协议的结果，他们的这种努力得到了成功。 山东的德国人提交了一份详细清单，包括他们17个村中小教堂所受的损失如：房顶损 坏，窗户打破，圣坛被偷，以及薛孔楼被烧毁的119间教民的茅屋。 要求偿还损失共值12，0 20串现钱，安治泰受到德国公使的不断训斥，其后，他以获赔偿10，000串制钱的条件解决 了此案 海靖致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六日(1896年11月10日)，《教务教案档》第 6辑，第1册，第164-166页；李秉衡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1897年3月11日)奏，同上， 第186页。 关于中德协定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148-187页，此事以德国公使要求对安治泰 赏戴花翎以表彰他接受这种解决的好意而告终。 在整个事件中无论是中国还是 外国教民都没有伤亡 勒劳：《苏州》，第187页。 大刀会只是在对教会及其财产的示威 性攻击中一显身手。 他们肯定是有意避开了对教民性命的威胁，因为如果他们想这样做，一 定不难找到牺牲者。 北京朝廷仅将此事记录在案是颇有道理的。 如果读一下这一时期的《实 录》，我们就会看到，在直隶，东北地区，以及两广边界地带，"匪患"与这里同样严重。 1895年和1896年在陕西和甘肃发生的回乱使得清廷不得不从京畿调董福祥部镇压。 和回乱对 国内安稳造成的威胁相比，苏鲁边界大刀会的任何所为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散见《清实录》(光绪朝)卷369-396。  当我们理解了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之后--它的影响微小且传教士反应相对温和--我们 才能了解官方反应的重要性。 在山东平定大刀会的责任留给了已升任为按察使的毓贤和新任 兖州道台的锡良。 冲突结束后，大刀会的两个主要领袖--刘士端和曹得礼--依然逍遥法 外；甚至事件的肇端者庞三杰，也逃脱了逮捕。 山东的主要任务是逮捕刘士端和曹得礼，而 整个过程极为简单易行。 7月7日，曹县县令派民团首领曾广寰前去邀刘士端赴会。 这两人是 朋友，在剿匪中曾长期合作。 于是刘士端跟他前往并马上遭到逮捕。 毓贤审问之后便交将其 斩首。 单县县令用同样的方式将曹得礼诱捕，锡良主持了对他的审判和处决 李秉衡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奏，《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页。 《山 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9页。 据说是一个当地绅士领人去逮捕的，而且他还反对宽恕 大刀会首领的观点(《单县志》［１９２９］卷12，第25页)。 这两位领袖的死似乎表明了他们出奇的天真。 但这也反映了大刀会领袖与民团首领、与他们 地位相当的乡村士绅 120 以及地方官员之间亲密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在镇压盗匪的活动中他们 曾长期合作。 值得回忆的是，刘士端和曹得礼都避免直接卷入6月的事件 事实上刘从未与离他家仅数步之遥的高庄基督徒为难。 正如刘的一位追随者所解 释的："他们从未欺负我们。 "高世才的口述，山东大学调查原稿，单县。 ，所 以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怕的--或许他们是被召去主持某些有关解散大刀会的事宜 。 还有可能，他们像日本的农民抗议运动的领袖一样，为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前去牺牲自己 。 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去了，并且死了。 大刀会也与他们一起告终。 它的成员停止集聚演 练其仪式和武术。 于是，该地区遂告平静 《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9页；《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五日 和十月二日，《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第184、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