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来说,19世纪的 大多数传教士--尽管新教比天主教有分寸一些--都把基督教作为一种与中国通俗文化是 一种非此即彼关系的宗教介绍给中国人。 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他不打算"把基督教移植到异 教上,而是要用前者替代后者" 转引自小海厄特:《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坎布里奇:哈佛大 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3页。 这样,皈依天主或基督就不仅意味着要驱除 家里的灶王神和不再去庙里烧香磕头,而且意味着放弃习以为常的拜祖拜宗,不能参加当地 的宗教节日,不得举行传统的婚礼和葬仪。 无疑,这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决裂: 没有几个中国人愿意这么做。 然而我们要研究的是某些中国人毕竟这么做了--不管是假装做 给传教士看的,还是真正虔诚地想与本土文化彻底决裂。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哪一类人改信了 基督教。 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关于法国传教士在越南的著作对研究这个 问题很有启发性。 我强调了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作用,波普金也强调了这一点。 但是法国传 教士在印度支那的传教更有效更成功,是举世公认的。 他认为天主教神甫是"典型的政客" ,他们有吸引教徒的组织机构,可以执行法律,可以操纵权力斗争 塞缪尔•波普金:《越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柏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 社,1979年版),第188-193页。 他还认为要了解这些"政客"成功的原因, "仅仅强调外因和武力"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它"忽视了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差异, 忽视了带头入教的人常常是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寻找外部支持的村民这样一个事实" 同上,第34页。 对于波普金的观点,我们只要略加修改,就适用于山东的基督教徒。 鲁南沂州山区的几个天 主教传教区建立时,"大批富有的农民……已经盲目地加入了自古以来就活跃在该山区的一 个秘密宗教组织"。 该组织显然具备一套完整的祖传仪式,因为"这些狂热的秘密宗教教徒 坚信,只要他们在守护神面前烧香磕头并反复习念咒语,他们就能够变得刀枪不入甚至用身 体挡住子弹" 克利福德•J.金:《圣言会先驱约瑟夫•弗赖纳迪米茨》,第70-71页。 1882年,数十名白莲教徒在茌平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起义。 虽然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 克利福德•J.金记载(第71-72页)的人数更多,有"大约一千",而且说是1881 年发生的。 不过,他说起义地点是"茌平",实际上就证实了《茌平县志》(1935年)的记载 :起义发生在1882年春天,见《茌平县志》,第11卷,第3页;《清实录》,第147页,第12 -13页;《北华捷报》,1882年6月9日。 ,但是它却引起了一场席卷全省的镇压 狂潮,在鲁南"所有的山村造成了血腥的恐怖统治"。 这时候,有位"文人"想起了各种条约中保证对基督教徒加以保护的条款。 圣言会的报告中 说: 这使他心生一计:成为基督徒以逃避作为秘密教派成员所面临的迫害。 当他把这个主意告诉 其他也处在险境中的人时,他的话就像野火般迅速传播开来。 不久,属于秘密教派的数以千 计的成员开始为了自己和家庭而要求加入天主教。 他们不久即派了一个代表到济南与天主教主教进行联系。 当主教把这件事告诉新来的圣言会 传教士时,他们都认为"良机不可失"。 安治泰迅速前往该地,很快就发展了一大批渴望加 入圣言会的新教徒。 为了管理新教区,"代理主教安治泰正式指派一位有影响的前秘密教派 领袖担任这个新教区的非神职领导人。 事实证明,这样的管理方式非常之好,并且富有成效 " 克利福德•J.金:《圣言会先驱约瑟夫•弗赖纳迪米茨》,第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