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秘密宗教、义和拳和民间文化（31） 　　

虽然如此，安治泰仍认为不必过于担心自称基督徒的 83 人滥 用教会的保护权。 "每有讼案，这些传教士总是随叫随到。 这只会更激起安治泰神甫建立另 一个传教机构的决心。 "后来，有位圣言会的传教士注意到了不加选择地发展教徒的危险- -常常混入一些"惹是生非，言行恶劣，令人遗憾"的教徒 同上，第56-57页。 〖BL（2。 ,1*2/3K*2，X〗 〖ＢＴ２〗天主教〖CDF2〗政府中的政府 虽然安治泰和圣言会传教士在介入世俗争端时显得非常放肆，但他们的行为并不出人意料。 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正与中国官员和新教教派的批评相吻合。 1870年的"天津教案"发生后， 总理衙门就曾试图控制那些最有可能激起反抗的传教活动。 美国驻华公使承认"他们的某些指 责是有根据的"。 他对冗长的中国文件作了恰当的摘要： 当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离开通商口岸进入内地时，他们就自称拥有半官方的权位。 这使他们能 够与省内官员平起平坐：他们否认中国官员对当地基督徒的管辖权，实际上就使这批人摆脱 了地方官员对他们的管理，使他们不受法律的惩罚，因而导致认为有利可图的不法之徒乘机 加入天主教 镂斐迪致汉密尔顿•菲什函，1871年3月21日。 这不仅仅是眼看大权旁落的中国官员们的抱怨之词。 山东大学对义和团地区的老农们的调查 表明，民愤最大的是教民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获得的不公平的优越地位--特别是在地方官面 前打官司的时候。 茌平农民的土话称此举为"撑洋劲儿" 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 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07页。 〖ＺＷ） 〗。 显然，这种情况不但在圣言会传教地区存在，而且在鲁西北意大利方济格会传教地区和 直隶境内法国耶稣会传教地区也普遍存在。 对此新教有许多报告。 这里只引述一位美国传教 士于1894年在临清写的报告： 许多年来，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不仅在衙门里为其教徒说情，而且发展到包揽诉讼，以至许多 案件都是按其要求了结的。 所以， 84 他们在中国人中臭名昭著，有些人仅仅是为了在法庭上得到帮助才入教的 F.H.蔡平致J.史密斯，1894年1月11日，《美国公理会传教档案》16.3.12，第1 8卷。 这并不意味着新教传教士都不干预讼案。 据我所知以及以上所引用的新教对天主教的指责都 表明，新教传教士对干预世俗争端的危险性比天主教更为警觉一些 19世纪90年代，《教务杂志》上的文章常常讨论这个问题，文章既表现了新教徒 对这个问题的警觉，还透露出新教徒偶尔也滥用权力。 参阅第27卷全部(1896年)；第30卷第 6期(1899年6月)，第261-268页；第30卷第7期(1899年7月)，第328-335页。 。  许多天主教传教士非但不回避对世俗权力的运用，而且喜欢在各种俗务中显示其宗教的力量 。 教会的结构很适于其政治作用的发挥。 因而，一旦发生争端，犯罪的教民总是先求助于所 在教区的头头或当地的神甫，他们总是尽力在本村或本城中解决讼案。 如果无法了结，当地 神甫便求助于外国传教士，他们见县官是很容易的。 如果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传教士就 请主教出面，向府台或巡抚申诉。 如果仍是徒劳，主教就要求本国驻京公使告到总理衙门甚 至皇帝本人那里。 这种情况曾反复出现在《教务教案档》的原始档案中。 这些总理衙门的档 案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天主教会处理问题的速度要比中国各级官僚政府的速度快得多，因而 总理衙门常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以传教士最早提供的证言作为断案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