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秘密宗教、义和拳和民间文化（28） 　　

结果是，当义和团兴起时， 天主教发展的教徒已达47，221人(传教士85人)，而新教只有教徒14，776人(传教士180人) 《海关十年报告，1891-1900年》，第1卷，第125页。 这些是1901年的数字，天主 教徒的数字(可能是义和团起义时的数字)与《拳祸记》中所引数字基本相符，见《山东近代 史资料》，第3卷，第192-193页，第305页。 由于天主教徒在义和团的进攻中所受的损失比 新教徒大，所以有人认为在义和团起义前，天主教徒比新教徒的人数还要多得多。 另外，也 应注意到新教传教士损失较大。 奚尔恩记载，1878年有205名新教传教士。 我们还 应注意到，新教教徒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山东半岛上，离义和团活动的地区很远。 例如，1896 年长老会传教士报告说，在他们的西部教区(一直向东延伸至山脉北麓的青州)只有578名教 徒，而在东部地区则有4，095名教徒 《济南府通讯》，见《北华捷报》，第57期(18 96年12月11日)，第57页；《青州府通讯》，同上(1896年12月24日)，第1100页。  〖ＢＴ2〗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 由于新教教徒较少，且处在相对偏远的山东半岛地区，在地方政府面前保护教徒利益又不得 力，所以山东的新教在整体上讲比天主教要安分守己得多。 天主教中，最爱闹事的是19世纪 80年代进入山东的德国圣言会传教士。 1875年，阿诺德•詹森(Ａｒｎｏｌｄ　Ｊａｎｓｓ ｅｎ)在荷兰的施泰尔建立了圣言会及其家乡布道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的"文化之 争"阻止了这些以促进德国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人把布道基地设在他们的家乡。 以传教为主要 目标的圣言会毫不气馁，试图使本会的传教士脱离法国的保护而依附于德意志帝国。 在华的 德国公使巴兰德(Ｍａｘ　ｖｏｎ　Ｂｒａｎｄｔ)也赞成圣言会此举。 但直到1886年德国内 政发生变化以后，德国政府才开始谋求天主教中心的支持。 80 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天主教的传 教活动在政治上有利可图。 对圣言会改依德国一事，德国和意大利驻北京的公使于1888年就 征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但在华圣言会的首脑人物又花了两年时间前往罗马去争取教皇的同 意。 当时，教皇只给了他们自己选择保护人的权力。 当他们欢欣鼓舞地准备依附德国时，圣 言会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决定他们最好还是继续受法国人的保护 舒勒克：《帝国主义 与山东的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1-13页； 高第：《1860-1900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巴黎，1901-1902年版)，第3卷，第72页 ；吴超光(音)：《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背景》(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出版社，1930年版)，第 87-98页。  安治泰(Ｊｏｈａｎ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　ｖｏｎ　Ａｎｚｅｒ)从一开始就担任中国圣言会 的主教，直到1903年他去世为止。 即使在圣言会留下的文献中，他也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人物。 他被说成是"生硬而鲁莽"的人，圣言会会长詹森甚至认为他是一个"狂热分子" 爱德华兹：《山里人》，第11页。 安治泰于1879年到达中国后很快就去了山 东。 1882年，他得到方济格会的允许在盗匪横行的鲁南地区传教。 三年后，他建立了包括曹 州、兖州和沂州三府及济宁县在内的独立教区。 1886年夏，当安治泰从欧洲归来后，即被任 命为该教区的首任主教。 他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为整个布道团定下了基调。 在获得德国的 保护权不久，他安排了一个欢迎仪式，迎接一位来访的德国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