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区域研究——导言

这部文集里收录的是十二篇过去二十年里发表在重要的英语出版物上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则包括了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史。这部文集所收入的作者开始进入这一领域的时间从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末，跨度达半个世纪。他们在政治与学术关注上的不同因而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领域在这五十年里的一些重要变化。选取这些篇章，目的既在于尽量全面地展现西方近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关注的一些新的问题，也在于希望能够引起对有些被忽略的问题的再度重视。在选择这些篇章的过程中，我与领域中诸多同行进行了讨论。这些选择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领域中的一些共识。 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作为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的一部分，自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学术传统、以及历史经验之不同的影响。人们对于所研究的问题的选择从来不是随机的，而总是在某个分析框架下作出的；这些选择反映了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期待。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因而有其特定的出发点及关注点，这是造成它与中国本土研究有所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国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不应等同于在论题上的复制；中国学术界保持其独特的定义论题上的主动对于维护学术界的健康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因此，不论是在选题上还是在具体观点上，本文集的意图都不在于将这些文章作为简单模仿的典范，而是为读者提供一个进一步了解并思考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得失的一个机会。 作为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对过去所作的反思，史学总是与整个社会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历史不可避免地被随时而变的思想结构、分析框架和现实关注不断塑造成新的知识，而这也正是这门学科的活力和现实关联性所在。换言之，史学变化的原因既有学科内部的，但也常常有学术外部的。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界明显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简要言之，包括中国本身的状况、世界政治格局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西方思想和史学界自身的潮流。自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二战后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成为一个逐渐扩展的领域以来，其发展履迹从来都带了这些方面明显的烙印；而这一领域中突破性的发展通常是这几方面撞击的结果：在世界的不断变化中理解中国；坚持质疑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社会与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否可以或者如何用来研究中国；持续反思新的学术发展与前代的关系。这些努力中既有成功，也有局限，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不断的尝试是产生新知识的机制，也给予了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其特点。在这一方面，西方的研究或可为攻玉之石，有可以汲取之处。 西方关于中国的系统的知识生产开始于传教士和人文学者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与研究和他们对现实中国的观察。前者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倾向于认同皇朝、精英、经典的记载；同时，他们在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中则描画出一幅落后、愚昧的图景，与当时世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白种人的负担”和“文明”话语同出一辙。这样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反映出在历史与当前、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分裂。中国被看作“逝去的文明”，其价值不过是圆明园与故宫中可以劫掠出卖或展示的古董；而现实的中国，其价值不过是其自然资源和其巨大的人口所暗示的市场潜能。 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在二战之后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而美国取代了欧洲，成为这种生产的中心。借冷战中的“区域研究”之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在美国得到很大发展。在这个发展之初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区域研究的支持者认为应当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理解中国，因而强调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另一种态度是将中国放入社会科学的宏观理论来看其变化发展的模式：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是遵循一定的普世性的科学模式，那么历史文化差异对于未来的发展便没有意义——而这也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化理论的取向。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分为传统的与现代的两类；“现代性”则代表了与传统社会的彻底决裂——它要求人们将传统当做枷锁来彻底抛弃，以理性作出对未来的选择。这种理论强调传统社会之所以停顿是因为其文化和内部机制所致，而当被加以恰当的刺激与帮助，传统社会还是能够以西方国家同样的方式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韦伯的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无所不见，被借用来理解中国的现代性，尽管他自己强调他的理论只适用于原发的资本主义；趋同理论也在众多研究中或明或暗地出现。现代化理论并非不承认传统的存在，而是将传统看做经济发展的障碍， 而认为对传统的破毁及其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变化是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受到这个大背景很大的影响，比如将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社会看做是停滞不变的，因而近现代中国的巨大变化都是西方冲击的结果。这一时期的研究留下的一大争议是，现代中国的变化到底是内因还是外因引起的？这背后的政治问题自然是对当时中国的评价和对未来中国的预想：中国如果不在遵循着西方的路径而发展，这对人类历史会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还是偏离正途？费正清“冲击——反应” 的模式，强调的不单是中国的落后，而尤其是其内部变化能力的丧失。如果遵循这样的逻辑，中国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当然就只能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而其历史遗产所具有的只能是负面的阻碍作用。在这种现代化的模式中，中国常常被与日本加以比较：日本是现代化成功的榜样，而中国是失败的例子。日本的成功被认为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积极吸收外来因素的结果，而中国则被认为是被传统束缚住的，固步自封的典型。五六十年代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对变化的外因或内因的不同强调这一冲突对以后几十年里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影响深远：西方的影响力与中国内部的动因之交错，西方的理论模式与中国的历史现实之平衡，成为很多具体尝试后面隐含的中心关注。以西方作为参考系，思考的倾向便是与西方的相同和不同。相同自然是以西方的概念和历史经验为主线，不同则是对照西方时显现的缺失；背后的问题都是中国是否会要或如何走上西方的道路。 虽然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发展早期与区域研究关联密切，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关联是一成不变的，那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关联很快就在领域内部受到挑战；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所进行的努力正是走出区域研究。首先，越战带来的政治反思给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六十年代进入领域的一代年轻学者不满于将中国历史归于“冲击——回应”的模式，认为这样的视角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因为在这个逻辑中，一个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都是因为自己的文化决定的，成败责任全在自己，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并不相干。甚至更进一步，正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中国开辟了现代化的可能性。新一代学者开始从中国内部寻找变化的根基，希冀“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些学者的著作在七十到八十年代开始出版，为整个领域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气象。他们仍然关注大规模的变化模式，但其关注点不再仅仅是上层政治机构与决策、军事行动、以及外交成败。综观这一时期的成就，八十年代是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与突破；那个时期产生的一些著作至今仍然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中国国策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的开放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去中国查资料，看档案，做田野调查， 这使得社会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批成长于六七十年代的学者，带着他们特定的政治关怀，加之受到西方社会史领域新发展的影响，发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史，在这一领域里展示了自己作为成熟学者的风貌。“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尝试——比如魏斐德和周锡瑞等人的工作——并不是只考虑内因，后来柯文将之总结为“中国中心的历史”不甚妥当。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各种方式与世界交往，而在十九世纪以后更是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在全球视野下把握中国问题，我们便不可能对近现代近现代中国有真正的理解。“中国中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甚至会误导视线。近现代的中国，不论是在历史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史学家们所采用的研究的视角当然也应当是世界视角。 对“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批评来自九十年代建立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上的对“区域研究”的反思。这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历史常常沦为地方史，越做越小，因为不从根本上检视殖民主义的角色而变成为殖民主义开脱责任。这相当具有一些讽刺意味：越战后因反帝国主义而出现的研究又被后现代后殖民批评为替殖民主义开脱。这些对区域研究的另一个批评集中在政治和机构方面，认为它服务于美国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些批评过快地道德化、政治化，真正的知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如何评价区域研究对语言和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视？这种重视本身是否一定与考察殖民主义的运作与影响相冲突？ 新社会史在西方史学界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发展，特别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和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社会学派为中国史学家们带来了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思想方式上的启示。年鉴学派史学家抛弃了线性的或方向性的时间概念，打破了对“进步”和西方优越的信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Georg Iggers）认为，“从兰克到马克思到韦伯所有的历史学家，以及后来美国的倾向于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都将历史看做从过去到未来的跨域一个一维时间度的运动。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通过强调时间的相对性和多重性对这种概念作出了根本性的修正。” 如果此前对全世界历史的理解建立在它们都是展开在一个同一的历史时间和历史过程这个假设之上，年鉴学派使得我们有可能在每一个文明内部或不同的文明之间探索一种共存的复性的时间，或者异质的时间性。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史学家来说可能是双重性的解放：西方不再提供和控制我们由之理解中国历史的框架；现代国家也不再是历史叙述的中心。学者们的关注重心从政治机构和精英思想转移到社会结构与社会群体的行为与经历。以前被历史学忽略的“小人物”或普通人在历史激变中的经历成为大量史学研究的主题；少数族裔、妇女、劳工、性别、家庭史应运而生，史学的研究对象大为扩展，而这种扩展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的政治关怀相当一致。社会史在研究新的人群的同时，也提出关于这些人群的新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各种以前不被认作史料的资料对社会史学家来说成了财富。因而，随着新的研究对象而来的是对新的史料及其解读方法的探寻。在社会史研究中，历史学家们从社会科学那里借取方法，而这些方法也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理论和认识论的新视角。 中国发生巨变的三十年也恰好是史学界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化的时段，最重要的表现是继社会史之后文化史的出现与发展。这绝非二者之间的巧合，而是因为它们同属一个历史过程。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停留于在结构层次上看普通人的历史：他们希望能够理解普通人生活的文化意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正如整个西方史学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无数关于文化现象的研究（历史中的文化）让这个新的发展非常彰显。这个转向也包括对历史研究采用文化的视角。历史学家们将注意力转向印刷文化、视觉文化、城市文化、大众文化等等；以前通常会从政治和社会组织角度研究的问题现在常常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电影、电视节目、戏剧、旅游、饮食、时装等日常生活实践都已经成为大学里研究和教学中可以被接受的题目。而文化史则与“语言学转向”与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联系在一起，部分表现为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史的重视。尽管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二者一个共同的动机是对“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框架提出质疑，并找到不同的思路去更好地理解中国之现代性。在这个努力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强调中国人自己在塑造历史中的能动性。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关注的重点是现代性问题。这个焦点的选择的动机一部分是抵制中国的现代性是派生的这个概念，特别是“过度期”这种叙述，因为这种叙述“制造了那个越来越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幻象，就是如果给与他们所有合适的条件，加尔各答就会变成伦敦，西孟加拉邦的穷人和富人都会‘理解’如何正确地区分私与公的原则” 。 近现代中国的文化史学家们试图避免把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所说的“作为概念的欧洲”当做自然而然的“沉默的参考系”；他们拒绝“先是欧洲，然后是其他各处”的目的论视角。例如，近年来对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的研究探寻了中国现代性的历史独特性，以图打破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建立一种对全球现代性的同步性的理解。 在这个语境中，文化便成了学者们寻找抵抗，主体性，创造力，或简单地说，不同的做法的地方。他们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前所未有的对文化的宽泛流动性的定义，而这种定义明显地受到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史学界对文化的两种理解的影响，一个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将文化作为象征和意义体系，另一个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将文化作为实践。对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精英文化行为，比如精品文学、美术、或者社会学意义上对文化定义，即抽象的思想、规范、和价值。彼得•博克（Peter Burke) 指出，“文化已经被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路线重新定义了，它包含着人们‘传承下来的古物、物品、技术过程、思想、习惯、以及价值’；或者沿着戈尔茨的路线，文化是‘社会行动的象征性维度’••••••日常生活或‘日常文化’在这个角度中是关键性的，以及布迪厄所讲的‘实践的理论’和朱瑞•劳特曼（Jury Lotman）所讲的‘日常行为的诗学’” 。 与社会科学对于无名无姓的结构和过程的重视不同，文化史学者试图通过给予社会史一个人性的面孔去纠正它的弱点，给予他们所研究的人们以主体性和个人性。 这种转向是对1978年以后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应，也是苏东解体后世界学术界关心的新问题在中国研究中的表现。在为中国发生的变化感到兴奋的同时，很多西方学者也希望看到中国走一条与西方不完全相同的道路，能够避免西方社会所经历的一些困境，期待中国的崛起也能为世界提供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这个初衷常常没有在具体的研究项目中得到体现。文化史向后现代的转向带来了一些很大的问题。首先，文化史的人类学化主要依赖于还原与实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考察单独的文化实践，然后这些小小的碎片放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但是这种 “解释” 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而且这样的文化史会变得孤立，变成另一个小节的历史，从大的历史中散落开来，没有任何的中心。 二十年前，琳•汉特（Lynn Hunt）检视欧洲和美国文化史领域时指出，这样的历史倾向于研究细微（trivial）的事物，甚至倾向于寻找猎奇性的东西。她警告我们要提防这样的危险：我们会变成“发展一种仅仅靠研究的题目来定义的文化史。 就像社会史有时候从一个群体移到另一个群体（工人、妇女、儿童、少数民族、老年人、青年人）而不发展任何连贯性或题目之间的互动一样，靠题目来定义的文化史也同样会退化成为对新的文化实践的寻找和描述” 。 二十年后，这个危险看来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并没有过去；“占据了统治地位的实证性的和描述性的方法没有超越对文化实践的叙述，因而，文化的意义仍然超越这种研究之上。” 而且，对中国的具体“文化知识”的积累常常并没有为跨文化理解开辟任何新路。 第二，正如威廉•苏尔（William Sewell）所讲，在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影响下的文化史学家，偏向选择富于象征意义的史料与题目，集中于分析这些史料与问题是如何被建构的。这种避免明确指出文本之外的任何现实的研究方式，使得文化史学家无法提出，更无法解答新社会史的一些中心问题，比如，财富的社会分配，经济发展的动力系统，土地所有的模式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而且，文化史事实上并没有解决社会下层的人民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问题。对文本史料的偏爱，使得那些没有留下文本的人们仍然处于历史之外。斯皮瓦克甚至指出，我们无法让噤声的底层（subalterns） 讲话。在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历史学家们却不仅仅放弃了对这样一个现实的结构的理解，甚至还否认这种现实的本体存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与问题。在苏尔看来，这种盲点来自于文化史本身就是后福特时代生产机制的一部分。 第三，文化史确实使得历史学家们做了更多的自我反省，并增强了他们对文本和史料的敏感和批判性。而这更加凸显了跨文化和跨社会知识生产中几乎不可避免的偏见的问题。我们似乎陷入了萨义德给我们留下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尽管“东方主义”的概念成功地揭示了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建构和解释中弥漫的帝国主义模式，但是他的理论却没有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方式，如何能够仍然去理解一个文化，而同时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陷阱。社会科学的模式诚然带有它们生产于其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对这些模式的批评却同样让我们寸步难行。我们仍然面临着两个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国史学家的问题：在一个极端，是以一个文化的价值去衡量另一个文化，在另一个极端，是在不同的价值系统和社会的差别前面止步不前。可以说，这些问题 在理论和实践层次上都还没有得到解决。 综上所述，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通过“区域研究”而进入学术界，又通过内部的挑战和论争，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自觉地“走出区域研究”。对区域研究所带来的有意无意的惯性的批评今天仍然在持续。与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他们的努力之成功程度可以讨论，但是西方学术界这种自觉的自我批判的传统确是值得思量的。 在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对民国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以来进展最大的领域之一。这之前民国史仍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题目，而那时对于这一时段的研究常常集中于国共之争上。社会史与文化史在中国历史领域的发展为学者们重新观照民国史提供了新的空间。如果说将政治史作为研究的中心容易使人们强调历史的断裂，那么社会史和文化史则倾向于揭示断裂下面的延续。这本文集收入了几篇关注点超出民国的政治时段划分的文章，正是处于这种考虑。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问题，有些是直接延续了晚清时期的发展，有些则与晚晴时期产生的思想有对话和回应的关系，比如人口的长时段模式，民族主义概念的变迁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所面对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也同样无法与民国时期划出明确的界限，比如民族识别的知识源流，又比如神水崇拜的现象。包括这些文章意在强调虽然在政治上民国时期或可以化为一个单独的时段，但是在历史的诸多方面，这个时期与其之前与之后的联系和它们之间的断裂同样重要。这部文集里的十二篇文章因而涵盖了从清末到五十年代的一百年，中心时段是二十世纪前半期，重点在于过去二十年里进展或观点变化比较大的主题，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世界、区域、民族、革命、以及日常。西方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与中国国内略有不同，一般包括了从鸦片战争到文革的一个多世纪，统称为现代中国史。 一．世界，区域，国家 随着民族主义成为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对民族国家的反思亦成为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这种反思不仅反映在关于中国内部历史的研究上，更反映在新的世界性视野中。本文集中的前四篇文章为我们提供了几个这种新的世界性视野的例子。四位作者都认为“国族”不仅仅是任何一个民族内部的问题，而是在全球情境下的历史问题：而区域和亚洲的概念在他们的分析中都具有根本性意义。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针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关键性的论点；他的诸多书籍和文章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个问题。他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对于将中国自然而然地当作民族国家进行研究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当我们把国家作为现代性之下的历史主体时，我们便放弃了甚至掩盖了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之外的其他可能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叙述本身否认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可能性。他的研究目的不止在于发现新的历史，而且还在于探索一种新的方法，以寻找“被压迫的历史”。 他最近的著作《主权与本真性：满州国与东亚现代进程》审视伪满洲国所宣称的“本真”， 对一个试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权如何将“本真性”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资源加以辨析，从而展示出当我们不把民族国家当做观察的界限和框架时，我们反而能够更加看清楚民族国家成为一种制度这个历史过程。本文集所选入的“从东亚看民族国家的全球和区域构建”从另一个相关但略有不同的角度审视东亚的历史和文化特征如何为后来东亚各国间的竞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区域性框架。作者认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全球化的认知与机构建构的过程，但是部分因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竞争和扩张天性的反应, 民族国家经常被迫依赖于一个错认的本真性 (authenticity) 的叙述来定义自己的合理性。作者也强调国家的和非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密关系， 认为它对于历史地理解民族主义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篇文章包含诸多近年来关于民族主义讨论中的基本性的共同认识， 从全球和区域的流通和互动的角度研究民族主义，为我们理解在二十世纪民族主义在这一区域的持久与强烈提供了一个思路和可能的解答。 魏爱莲（Ellen Widmer）的研究重点在中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和东亚比较文学。虽然她的专业并不是历史，但是她跨学科的角度和比较的视野恰恰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钱单士厘随钱恂出访日本欧洲时写下的笔记，在八十年代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一部分出版后，引起了一些注意。但是对这些日记的解读基本上停留在相对表面的层次上。如何从这些大家相对熟悉的文本中牵引出其微妙涵义，这是魏爱莲这篇文章的过人之处。她将钱单士厘的笔记置于两个背景下加以分析：中国国内关于妇女地位的讨论和当时的国际背景。作者采用了一系列的比较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解读钱单士厘留下的文本：与同时代的人比较，与男性作者的旅行笔记比较，与英国女性在旅行笔记中对东亚的描述比较，与三位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游历海外的印度妇女相比较，与影响了钱单士厘的写作的日本军官的笔记比较。这一系列历史性的比较，凸显了钱单士厘的主体性，同时展示出她的写作的历史和社会涵义。只有当我们避免用后来的范畴将历史不断简化时，中国与世界的碰撞中产生的复杂性方得以充分显现。 柯瑞佳的文章也同样讨论世界、亚洲、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如果杜赞奇关注的是二十世纪成为主流的国家与民族主义，柯瑞佳所关心的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反帝的、非民族国家中心的民族主义——具体而言，“亚洲主义”——所曾经拥有的可能性。“亚洲主义”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以及亚洲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但是我们应当清楚这个区域概念如何在不同的时代为了不同的目的被征用，警惕把“亚洲”当作一个永远存在的、稳定的分析单位。这篇文章深入分析 了“亚洲”这一概念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如何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具有全球意识时出现在中国思想和政治实践中。通过作者对当时聚集在东京的从亚洲各个区域各地而来的各类国族主义者、革命者、文化革命者和激进分子的研究，我们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在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构建的“亚洲”既是抽象的话语，同时也包含了行动的潜能。而他们达成这一构建的途径是不把文化看作是由国家生产的，而是把它看作民众模式的重组，是这一区域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历史交流和流动的结果。虽然这一激进的亚洲建构没有长久持续下去，但是它在当时所饰演的有力的批判性角色却清晰地说明了一些近代史学的关键概念，比如“文化”、“地理”、“种族”、“历史”等。与后来对“亚洲”这一概念的阐释相比，这个激进的“亚洲”不是像后来国家政治中的亚洲概念那样建立在虚幻的文化认同基础上，而是强调各个文化和各个种族间关系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并通过本土化的而又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来弥补这种不确定性。 柯瑞佳也指出了这个激进的“亚洲”的缺陷：它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对全球的分割这个前提之上；并且，“人民”在这个构建中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而“文化”则依然是以文本为基础的。这个“亚洲”因而是一个理想型的精英建构。当亚洲不久后成为具体的文化话语和政治场所时，这些缺陷就暴露得很明显了。正如柯瑞佳所指出的，“亚洲主义”的历史多样性要求我们“警惕对历史的涂抹删除，因为这正是非历史的‘亚洲性’（Asian-ness）得以具体化的先决条件。” 卜正民（Timothy Brook）对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研究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需要警醒的例子。卜正民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1946-1948）对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对南京的攻击之审判结果是造成东亚国家在这一事件上截然不同的观点的起因；而这个历史事件对今天东亚各国的关系仍然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虽然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发生在日本和中国之间，但是对审判的过程和结果起到影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却远不止东亚甚至亚洲国家。作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申辩和审判过程，重点关注军事法庭是如何利用对南京大屠杀的解释作为它判定日本战争罪行——特别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行——的策略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这种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审判的特定结果。作者集中分析的另一个问题是印度法官帕尔的一系列对法庭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的反对意见，试图公允地在指出帕尔的判断之法学价值的同时，揭示出帕尔的意见如何受到了法庭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关于帕尔的讨论引出了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历史角色和美国战后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揭示出，帕尔对于法庭的建立和对判决的反对是发自一种基于欧洲殖民主义自身所产生的东西两极的对立这种意识形态；帕尔对世界的整体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个两极理论之上的。这种理论为帕尔反抗旧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也在他的激进主义中留下了致命的矛盾。作者的目的并非是要通过对东京审判的法律性和推论性的综合分析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中日之间的争端，而是在于帮助减少我们对东京审判的理解中的障碍，从而帮助争论的双方不再停留在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本身的争论上。　 二．革命作为历史变化的形式 历史曾经被理解为渐变的过程；而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的根本性的、快速的、大范围的巨变，特别是革命带来的急剧的变化，是应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根本理解的。不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革命的历史，便无法理解这段历史，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共产主义革命曾经是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讨论的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其社会动员的基础和能力及方式等。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一领域在西方近现代史学界却相当寂静。正如周锡瑞和裴宜理指出的，这种变化并非中国研究领域里的孤立现象，而是与整个世界和中国内部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中国从革命向改革的转化以及相关争论也反映在西方学界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重新评价中，比如清末的新政改革、五四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梁启超、毛泽东等。随着对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的评价成为对“中国模式”的辩论的重要部分，西方学界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或会增加。虽然近几年来年轻一代西方学者对共和国时期的历史的兴趣已经有所增加，但是在这个领域中，中国国内学者的工作仍然是开先河的。 这种寂静令一些学者担忧：历史上这样重要的变化和发展，今天却成了史学研究的边缘话题。而这种对寂静的担忧成为促使他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动力。进行这种反思的多是六十年代的一代。在冷战的背景下，作为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保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西方研究中国的很多学者都多少怀有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同情。但是中国1978年以后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他们失去了思考的支点，使得他们对革命的评价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些曾经激进的左派人完全右转，有些人认为自己可以很“自然地”居中，不再研究革命史，也有人继续有意识地对革命的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周锡瑞和裴宜理是后者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位。 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通过十个议题以及一些推论论述了中国革命的起源和特征。作者的目标是“在承认它的失败和偶然性的同时，不陷入那些目的在于否认一切革命变化的合法性的反共学术的陈词滥调；我试图对中国革命给与这样的一个阐述：承认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但并不必然认为它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据涵盖一切的中心地位”。作者试图脱开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他强调全球性历史进程的影响，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国家与社会结构与革命的关系，以及主观因素的力量。本文的洞见之一是指出西方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革命目的”：“西方现代中国史学的一个最有害的特征是它过分集中于革命；换言之，西方关于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已经被一种革命的目的论所主导和扭曲了。所有的现代史研究最后都指向1949年（或者指向一个以文化大革命为顶点的广义的革命）。思想史研究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经济史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软弱。对农村社会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研究是为了了解农民革命的根源。辛亥革命被看成引向1949的革命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基础。”作者承认，在所有的这些变化过程里中国革命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历史的进程最终大于革命。”我们因而需要把革命史置于更大的历史变化的模式下，从而摆脱革命的目的论。这篇文章无疑为我们在整个近现代史中审视革命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这篇文章是她在2008年三月的亚洲研究年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上作为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讲词。裴宜理的研究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集中于中国革命的相关问题上，这篇文章代表了她在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对革命史的中心问题的反思。她相信，中国革命有它曾经被埋没的价值，值得我们发掘甚至再度利用。通过对照安源罢工的历史和几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重写，她提醒我们，我们对革命的评价和失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书写中的问题，而在这一层层一次次的书写中，真正的历史却已经被遮盖了，遗失了；“革命传统”到底是什么变得模糊了。在她看来，真正的“安源的革命传统”的遗失表现在若干层次上：在党的实践中，在历史记载中，在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在我们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中。她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找回历史的复杂与丰富，从而使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真正的价值的一个努力。 裴宜理认为对真正的革命传统的抛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路径依赖”来解释历史的结果，比如人们倾向于到早期革命中去寻找文革的暴力的种子。因此，找到历史的真实便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作者指出，1922年到1925年，安源工人运动是非暴力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与当地已有的社会组织合作，用工人容易接受的文化，道理，和方式动员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培养他们“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人权意识。他们对矿方采取谈判的方式，为工人争取实际利益，而不是停留在抽象的口号上。暴力并不是共产党和工人开始的，而是军阀在1925年对安源工人运动的血腥镇压使得工人们在被迫逃离安源以后在农村革命中转向了暴力手段。安源工人运动的这个历史揭示了在当时的情境下一个成功的革命建立在怎样的具体的合理要求之上，以怎样具体的手段得以实现。而在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这个历史在后来的多次叙述中——不论是对它的赞扬还是批评——被扭曲了。我们今天不应当继续再在这种扭曲的历史的基础上衡量当时革命的起因，以后来的历史评判那时的历史。 裴宜理并不想要忽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暴力；她这样解释道，“我并非想要低估乃至漠视中国革命暴力的一面——不论其蹈罪者是1927年的湖南农民协会，还是四十年后的北京红卫兵。作为学者，我们理所应当揭露并且批判这样的暴力。但是，暴力和流血仅仅是中国革命传统的一部分。故此，我想要指出，中国革命另有它积极的方面，值得我们重新发掘，甚至再度利用。”对裴宜理和周锡瑞的观点，美国和中国学界同仁都会有不同看法；他们对革命历史的严肃反思如果能引起这样的不同观点之间的认真的讨论，我想这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与欢迎的。 国共之争与国民革命之成败所在是八十年代以后冷却下来的另一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热点。在这沉寂之中，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却另辟蹊径；他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把国民革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加以研究，堪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史。他在这部著作中使用的史料很多是以往政治史学者不屑一顾的稗官野史，街谈巷议，但正是这种将文化的范畴和方法引入政治史的新的学术方法和视角，使得他能够看到使用其他的史料和方法看不到的群众动员中的重要然而有时又很微妙的问题，激活了一个沉寂下去的领域。 在《被误解的革命》这篇文章里，费约翰认为现有的关于国民革命的历史研究仍然过分受到国共两党本身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过分看重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动机，而忽视他们行为中的国家性。”而且“在这种研究中两种意识形态似乎都不会为社会让出一个自治的空间”。这种做法是误将意识形态的分歧当作学理性的论述，把“哲学观点上的不同当成历史上的分歧”。从这个立场出发，作者把国民革命，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一项目的在于让民族、国家和种族成为一个整体的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加以分析，将研究的重点从两党的意识形态之争转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行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通过审视公民和民族、局部利益与国家利益、国家向社会的渗透三个国家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他认为在国共合作的第一次统一战线中，两党都把革命的国家目标置于社会集团的局部利益之上，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采取行动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通过把人民自己的身份从社会群众变成民族公民, 而共产党则是选择了改变国家自身身份的方式以解决这个问题，以使民族利益与特定的社会阶级利益趋向一致。费约翰的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国共两党历史及其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上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三．城市与日常生活史 九十年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发展与中国八十年代后新的城市化过程共同作用，造成了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对城市史的集中关注。一改此前通过对农村的研究来解释中国革命成功的原因的潮流，城市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关于城市史的发展，已有很精到的综述，这里不再重复。 较早的城市史研究倾向于与社会史相联系，比如施坚雅对城市格局与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的经典研究，罗威廉用韦伯的理论对汉口进行的研究，魏斐德通过对观察上海警察对民国政治的理解， 全大伟对北京市民的政治意识的理解，等等。九十年代以后的城市史研究大多与向文化史的转向同步，新近的城市史研究的长处与短处因而也与文化史的优缺相关。现今几乎所有中国的主要城市都有专著或博士论文加以研究，但是总体上关注的问题有时却不甚清楚。这种缺陷使得一些学者认为关注城市史是避重就轻。但是我认为，这些研究中的局限性和短处并不说明城市社会文化史不重要，也不说明它们与大的历史问题和现象没有关联。1978年后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文化的新发展，是促使学者们回头去看城市和文化历史的动力。城市化是现在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现实；对城市社会文化历史的关注，是有现实原因的，也是真实而重要的。进一步言之，如果没有对近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社会文化史的理解，我们将不仅失却了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大批人的生活经历的理解，而且也不可能理解中国革命。虽然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但是其领导者大部分是有城市背景的。我们不能想象没有上海，没有印刷文化，没有报纸杂志，没有新式教育和大学，没有不断大众化的新的政治社会文学概念，没有对传统的文化形式的论辩和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集团和组织 ，没有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城市所富含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没有新出现的关于个人、婚姻、家庭的理解，会有民族主义与中国革命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革命。中国革命虽然普遍被认为是农村革命，但是其领导者与其对未来的想象、构建、与实践却是与城市密切相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性的。城市史和文化史陷入的误区，确实需要我们警醒深思；对革命史和农村的忽视也亟需纠正。而城市史、社会史、文化史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则是大家一直忽视然而值得进一步论述的问题。这两个方向之间的断裂或许是我们应该担心的事情。而对如何将这两个方向联系起来的思考，而不是将城市社会文化史一笔抹煞，或许既能为城市史提供一个可能的出路，也为革命史加入一个新的维度。 城市文化史中一个新的尝试是将“日常”（everydayness）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史学者的影响主要来自米歇尔•德•赛尔托（Michelle de Certeau）和研究日本的学者哈瑞•哈路图年（Harry Harootunian）。 在哈路图年看来，日常既是历史经历，也是一个分析性概念。他认为日本的现代性不是欧洲的拷贝或者替换物，而是一个超越了文化地理疆域的对资本主义的共同经验。日常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共存性。日常是使得潜在于现时中的过去能够得以实现的机制，是历史、现代性、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关键构成部分。 他所提供的是一个方法论，使我们能够把握过去，在过去的碎片中得到一个与今天相关的有政治意义的当下的历史。在他的研究中，“日常”与“日常生活”是区别开来的。“日常”是新的此时此地的所在，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人们所能够把握的最小的行动单位。这是思想家能够感到“一种不安和一个被悬置的时刻”。对于哈路图年来说，正象对他所分析的思想家们来说一样，日常的概念对历史主义的线性时间的概念和进步的概念是一种挑战，在这些概念中，当下是过去的必然结果。而对于日常的批判性的反思则揭示出事实上现时是如何让过去得以实现的。 但是，当“日常”（everydayness）被理解为日常生活（daily life）时，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细节的历史。而当这种历史变得过于流行甚至占统治地位时，便出现了伊格尔斯所指出的问题：“正当历史写作越来越经常趋向于从宏观转向微观的题目，从大的过程和结构转到小的和地方的，现实世界的状况却要求我们多当下社会正在经历的转变进行无可逃避的大规模总体的研究。” 如何小中见大，在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价值创造的同时不忘记他们所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和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的大的历史变迁，是本文集中两篇关于城市社会文化的文章的优长。 因为其目的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九十年代的新城市史研究起始于对上海的关注。叶文心（Wen-hsin Yeh)的研究工作在新城市史中有着中心性的位置。在一系列著作和编辑的文集中，她对上海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做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在《时钟与院落》一文中，她以早期的中国银行作为个案，探索了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种极为基本的生活形态上的变化：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的时间感到现代社会的以时钟为准绳的整齐划一的生活与管理方式的转变。时钟这个源自欧洲的器具正是在“中行别墅”精致的院落生活形态以及中国银行这种现代大企业的管理与运作中具体地切入了中国人的日常作息；新的时间概念与传统的空间形式竟可以被组织得似乎如此“自然”。这注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性的现代化的故事。在时钟规范下的整齐划一的生活与管理并没有与“个人主义”等惯常的“现代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家长式的权威领导达成组合，成为羁绊青年人的机制。这篇文章也对基于政体转换的历史分期提出了质疑。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虽然中国革命主要依赖农村而获得成功，其目的却不在于使中国停留在农业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是现代化；而中国银行这样的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产品和1949年后的企业、机构与社会管理，都与同一个文化历史渊源有藕断丝连的关系，正如叶文心所说，“从中国银行的内部结构来看，近代都市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产物跟社会主义之下孕育的若干制度并不是全然背道而驰的，两者之间在威权结构及大家长式管理哲学上颇有相通之处，与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的对立无关。” 《时钟与院落》从一个日常生活中最根本却很容易被忽视的变化入手，却没有囿于对时钟和实践的文化象征意义的分析上，而是进入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组织的根本问题。这是城市史研究所应当努力的方向。这篇文章也再次提醒我们，常常倾向于关注“日常”、“空间”、与“文化”的城市并不是必然地与意在理解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大历史”背道而驰，也并不是必然地与理解中国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努力相冲突，因为中国革命虽然普遍被认为是农村革命，但是其领导者与其对未来的想象与后来的实践却是城市性的。 葛以嘉(Joshua Goldstein)的《从茶园到剧场》是城市史和文化史的另一佳例。通过对戏剧的表演空间从清末的茶园到民国的剧场按西方模式被加以改造这一转变过程的研究，这篇文章与叶文心的《时钟与院落》同样从细小处见到根本性的变化。从帝国转型到民族国家这个基本政治结构上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指导日常社会与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的变化，也都表现在茶园和剧场这个微缩的世界里，表现在其空间安排和对观众行为的期待上。如同葛以嘉所说，“新式剧院既是脱离了旧等级的解放了的空间，也是规范和重组社会从而为新目标服务的一种工具。而把剧院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案例来探讨民族国家统治工具和其认识论深层的运作机制的原因在于，剧院清楚地阐明了纪律 (discipline) 的新实践与“表达”的新机制之间的整体性关联。把表达和现实隔离开，成为戏园改良的基本的组织和训练逻辑；这一逻辑由观众与演员、舞台与观众席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得以实施。这代表了民国时期“日常政治想象中的一个根本性变迁”。剧场的设计不是单纯的空间安排，而是改变了观众与表演的关系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而观众也成为向现代社会关系的转变的参与者。这篇文章以“小历史”有效地揭示和解释了“大问题”，因为现代社会中对个人的规范正是通过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重塑而实现的。葛以嘉在他的专著《伶界大王》中，更进一步揭示了从“京戏”到“国剧”的转变过程中不同区域（北京与上海）、中西、新旧之间的互动，非常有效地阐述了“殖民地现代”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具体含义。 四．社会与历史之延续 当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单纯是政治体制和机构，而是社会生活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与实践的变迁，或者思想的过程等，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突变，比如1949年，就不再是清晰确定的分水岭。这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有所显示，尤其是关于城市史的两篇，而这部分收入的三篇文章则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将共和国时期作为历史来研究在西方中国史学界是比较新近的现象；墨磊宁和史蒂夫•史密斯的两篇文章代表了这些新研究的一些相当可取的趋向：不是简单地去意识形态化，而是探求意识形态下面的复杂性。这些研究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历史分期，尝试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采用了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墨磊宁（Thomas Mullaney) 的《放大民族分类》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与议题。五十年代初所展开的民族识别近年来成为很多历史与人类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很多人批评其“武断”与“牵强”。墨磊宁的这篇文章则另辟蹊径，分析了这个社会工程的知识渊源以及知识如何成为政治体系的过程。作者认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民族识别工作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成功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个是高度精细的分类学体系，而这个体系并不是在49年后形成的，而是由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完成的。但是民国时期的分类仅仅是在理论和知识层面上，另一大因素是共和国时期国家的集中参与，使得“民族划分的工程从一个学术探索演变成一个社会工程，其结果则是原本属于纯粹理论范畴的民族类别变成了政治——行政类别”。这篇文章中格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它以知识谱系而非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分析视角，这个视角揭示出当时世界范围的殖民话语体系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的影响和民国时期学者与50年代的学者之间的传承关系，让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中蕴含的更为深广的历史意义：“民国时期的分类工作和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识别工作“同属于”一个时期，因为在这两个不同政治时期运作的分类学体系是从同一个社会科学和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二者都与殖民主义话语有着复杂的关系。亦如费约翰的文章中所展示的，如果我们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个角度打量这段历史，民国时期与共和国时期的连续性之重要性并不亚于二者之间的断裂。本文另一个格外值得注意的论点是，中国学者和政府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显示了很大的灵活性；他们扩展了“民族”的内涵，“创造性地重新诠释（甚至是颠覆）了当时流行的政治模式。” 这一论点与大多数对共和国时期民族政策的研究之强调苏联模式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 共和国的历史并不是单维度的，而是多层次的历史文化累积。史蒂夫•史密斯 (Steve A. Smith) 的《地方干部面对超自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水政治,1949—1966》揭示了文化与政治变迁之不同步以及这种文化累积与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互动过程。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上百起“神水”的流言；这是当时“迷信”活动最流行的形式之一。民间信仰是当时的一个社会文化现实，而对于一个以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意识形态的政权来说，“迷信”是与其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但是，和与粮食征用或者集体化相比，与“封建迷信”斗争在当时并非头等大事，所以地方干部在“迷信”问题上倾向于向群众妥协；而且这些干部因为来自于同样的文化信仰背景，甚至自己也参与进这些活动中。因为“迷信”是如此广泛的现象，政府对这些现象并不能采取强硬的做法实行压制，而是用分离、教育、耻笑等办法加以制止。政府的这些做法也说明了“此时国家权力的现实局限”。同时，这些措施并不简单是出于对社会的控制，而是同时也有着现实原因：对生产的冲击、对人身的危害、对秩序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在“神水”问题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是两种信仰和价值系统的冲突，不单单是政治问题。正如作者所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还坚信（至少部分相信）神秘宗教世界观的社会中发起和进行的。政府在处理神水事件上遇到的困难证明了党和政府的科学理性、唯物主义和普通民众信仰之间的鸿沟。”但是作者提醒我们，这一鸿沟也不是绝对的。一方面，群众很善于将新的意识形态中的因素用神秘的宗教元素来加以理解；另一方面，党和政府中的基层干部中也有很多人本身就相信“迷信”，这使得那些大众宗教符号进入了官方政治文化的渠道，带来全局性的政治后果，比如文革时的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就是吸收了本来被其批判的大众文化的元素。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现代中国的国家人口政策和学界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理解都有巨大的影响；人口压力被用来解释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农民起义、技术的不发达、资本主义之未能生长等等。雷伟力（William Lavely）和王国斌 （R. Bin Wong）的《马尔萨斯主义论述的修正》引入各种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资料和因素，详细考察了用马尔萨斯理论总结中国人口系统所采用的实证基础，对帝国晚期到现代初期的中国人口是否可以用马尔萨斯危机来解释提出了质疑：中国与欧洲的人口变化并不像马尔萨斯理论宣称的那样反差如此之大。作者因此认为中国19世纪“在走下坡路”的看法并不能用人口问题来支撑。而马尔萨斯论的危险正在于，它误导我们用人口问题来解释后来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分化。但作者并不否认王朝没落的大背景，而是认为我们需要更精确地去阐述变化的动因：不是从20世纪初清朝覆灭时往回看，而是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社会动态朝前看，因为这样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19世纪变化的丰富性”。在其具体观点之外，本文集选择这篇文章也有方法论意义。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某些历史问题的探寻是不可取代的。这些研究长于对大范围、长时段的变化作出观察，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常常是基础性的；离开了这些基本的知识，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一段历史。这篇文章也同样提醒我们，历史分期不应当简单与政治体制相重合；在这种长时段的研究中，这一点更是格外明显。 虽然本文为了阐明北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变化采用了分时期的叙述方法，但是对代际和学派差别进行过分的区分却是应当避免的。这种过分的区分既不符合学术发展的事实，也不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本身。政治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实践和论题都有很多交叉；而很多学者所追求的目标正是把塑造了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再重新融合起来以理解历史现实。 本文集原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西方汉学中国史研究丛书》中的最后一册，但因其中某些篇章，未能与其它各册一同出版。万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以林教授，刘文楠博士，和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编审，使本文集中各章全部得以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