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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心计 ——中国陆军奠基者袁世凯的才干 天津小站镇，虽然总面积只有56.75平方公里，却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奠基地。这个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小镇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因袁世凯曾在这里练兵而闻名天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很多北洋系军阀都是在这里起家的。直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们统治了中国30余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后，意识到现代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很快就任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 袁世凯到任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以德国和日本的建制标准，将新建陆军分步、炮、工、骑、辎等兵种，建立起了中国的第一支新式陆军。 痛心于清军的积弱和甲午战争的失败，袁世凯极力变革旧的军制以监管新军：首先，军容要壮观，新军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其次，装备要近代化，新军的武器装备一律从外国购进，炮兵装备德国过山炮、半陆路炮，步兵骑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军械，军官佩带当时比较先进的左轮手枪和佩刀；再次，重视人才建设，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德文等“行营武备学堂”，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培养了一批中下级军官，有效提高了士兵的素质。袁世凯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主要奠基者。 袁世凯在小站招兵时，制定出严格的招兵条件 1. 双手平举能提起100斤； 2. 1小时急行20里； 3. 身高160厘米以上； 4.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 5. 20岁～25岁之间； 6. 汉族人（因当时满族人中青壮男子多为大烟鬼、赌徒或公子哥儿，所以一概不要）； 7.体重110～170斤之间； 8.身体健壮，无任何疾病。 小站练兵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新式军队，对中国陆军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袁世凯小站练兵，练出了一批精兵强将，也正是这一批班底奠定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人才基础。这批人中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34人，其中包括4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1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从1912年3月13日至1928年6月3日，北洋政府46届政府总理中，有9位17届总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贾德耀）曾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在“北洋六镇”出任过官佐。 自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十几年，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近代群雄争霸最为激烈纷乱的时期。 1901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练兵大臣，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1905年陆续编练完成了北洋六镇新军。到1906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中国唯一一支十万人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殊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换言之，这个时期，清廷的所有军政事务，基本都决定于一个人，他就是袁世凯。 正所谓功高震主，此时的慈禧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慈禧的这个举措，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反而被袁世凯利用，借在军机处主事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自1908年军机处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袁世凯还要求设立责任内阁，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因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 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眼中，袁世凯都是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为重要的人物。假如历史真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未必不会走上一条君主立宪之路。 然而，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太多时间，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前后相隔不到一天时间。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而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 载沣没有杀了袁世凯，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将其打发回了河南老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道：对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其实对于大清朝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经过了这次的生死考验，袁世凯彻底对清王朝死了心，在辛亥革命中他养患自重，逼帝逊位，并成功当选民国大总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的改朝换代。 半推半就称帝之谜 ——解密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回顾历史我们不禁发问：在称帝前，袁世凯已是独掌大权的民国大总统了，为什么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当时，他的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甚至可能成为家族制，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和封建帝王相差无几。至今仍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疑问：袁世凯当初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难道仅仅是贪慕虚名吗？ 1911年，世界强国中只有法、美两个民主共和国家，英、日、德那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对于积弱的中国来说，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非但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美国的民主道路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情况极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暂，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专制传统，建国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已然接受并习惯了从英国舶来的议会政治。而中国经历过长达2000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以至于当时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里，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总统。 推翻帝制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表现确实是令人失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对于90%人口是农民、80%人口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坐在龙廷的那个人叫皇帝还是总统，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抚还是都督，都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当时国民思想整体封建保守，对于从天而降的共和体制都有些无所适从。社会问题随之日趋严重，老百姓普遍认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没有皇帝，也就无所谓王法了；没有了王法的约束，原本暗藏的种种罪恶随之凸显出来。原来贩卖私盐大都是地下交易，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土匪都是夜黑风高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前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瘫痪的临界阶段。 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 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至少存在300个以上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 “二十一条”最终证明，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要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茅于轼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时代》创作组专访时，对于袁世凯这样说道：“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称帝前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忽略了一点：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对皇帝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全盘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孽。 总结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他没有动用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天下人普及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位居极权的他，误以为自己称帝是众望所归，全国臣民每天都在心悦诚服劝进。以至于称帝后，他才恍然发现原来很多人是反对的。为此，他曾经怒斥周围那些劝进的人：“就是你们逼我做皇帝的！” 从帝制到民主是一种进化，是不容许倒退的过程，当全民认同民主共和要好于帝制的时候，老百姓不管也分不清楚你这个君主立不立宪，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罪名。袁世凯一旦称帝，各省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的力量空前地强大，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的形势都随之改变了。 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袁世凯多活几年，也许中华民族会少些后来的不堪与苦难呢！ 著名学者张鸣对袁世凯称帝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现在的很多历史结论，称帝当时对他的一些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他是为个人私利，就是想当皇帝，想过皇帝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评价。他在称帝之前已经是终身总统了，而且他可以指定下一任总统，那么既然他已经是个独裁者了，他干吗还要去称帝？如果说他是想过皇帝瘾，这个理由实在有点牵强了。 其实我觉得他称帝，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局势： 第一个就是因为当时的内政。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赶走了皇帝，但没有皇帝后，中国人实际上是很不适应的，他们生活在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的国度里，他们已经过惯了有皇帝的生活，没有皇帝他们很不舒服，很乱；他们不愿意交官粮、国税；同时，底下的一些土匪、帮派、流氓地痞都很活跃。这样一来，国家就很难治理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中国伦理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并且在三纲五常中，君主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君主也就无从谈起三纲五常了，中国的伦理基础也就动摇了。 这样就给袁世凯这个民国大总统带来很多困难：第一，他管理老百姓很吃力，老百姓觉得你这个政府权威性不够；第二，他的统治体系出了问题，袁世凯已经无法号令他的文官体系，甚至是他的武官体系，他的控制力在逐渐削弱。在打败孙中山的国民党之后，这些武人下去地方，在各地形成半割据状态，袁世凯想废却没有办法。他开个会议，官员都迟到，他无法说把这些人都给开了。就是说他作为总统，他对中国这样一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对中国这样一个习惯于帝制的国家，的确是管理起来有点苦。总结说，就是他权威不够。 第二个是对外方面的考虑。对于外面，我们知道他刚当上总统不久，就是1914年，一战爆发了，欧洲列强几乎无一例外地卷了进去，日本觉得这是大好时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虽说袁世凯最后没有全部答应，只答应了其中一部分，那他这个民国大总统的合法性就降得很低了，权威也跌落得很快。在内忧外患之下，袁世凯想加强自己的权威，有人就出主意说，皇帝的权威很高，可以称帝。 但问题是，不是说称帝就可以快速有效地提升权威，而是权威达到一定高度了才可以有称帝的资格。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也打过几场漂亮仗的，从而树立起称帝开国的权威。但袁世凯称帝就出问题了：他当时刚签完了“二十一条”，威望大跌，要称帝肯定就不行了；加上一部分国人已经意识到国家的进步了，既然进步了就不能倒退，搞复辟是坚决不行的；还有，像云南军阀部队里的那些军人们，他们本来就不是袁世凯的嫡系，如果袁世凯实力再强的话，他们肯定就被吞掉了，本来就防着袁世凯呢，本来就怨恨中央不让他们割据呢，只要袁世凯一称帝，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复辟了。 袁世凯最后的日子 ——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历史学家袁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民国三年版的银元，正面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头像，因此民间又俗称其为“袁大头”。 当看到这个“袁大头”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袁世凯往往是一个形象不佳的窃国大盗、卖国贼。但近年来亦有不在少数的学界观点认为：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袁世凯却是一位维护国家利益、祖国统一的爱国领袖，一位高瞻远瞩、厉行新政的改革家，一位治世的能臣、乱世的人杰。 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么告的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 我们不难看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早有政变的打算，并已提前做好了部署。袁世凯见大事不妙，为求自保，只好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劫后”的计划。 维新派缺乏政治经验，由他们主导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思想，基本都在袁世凯这位实干家的手中得以实现了。 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临死之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接替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很多德高望重的重臣如刘坤一等也都举荐袁世凯，西方列强也要求袁世凯出任此职。在众望所归下，朝廷在李鸿章逝世当天，任命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当时袁世凯的能力、功绩以及德行得到了清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说袁世凯是举国上下最受欢迎的人毫不为过。一、他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在军队中威望颇高；二、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使中国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改朝换代，于革命有功；三、他是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受到了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欢迎；四、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满清的遗老遗少们指望着他常权从而得到退位优厚待遇；五、能维护中国的稳定，保护各国的在华利益，西方列强的不二人选；六、厉行新政的实干家；七、曾因是汉人被清政府罢免，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八、人缘好，人脉广，军政班底雄厚；九、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 基于以上原因，甚至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属意于让袁世凯当民国总统。孙中山虽然看不惯这个旧官僚，但苦于手中无钱无兵，迫于无奈，只好迁就让位。 袁世凯年轻时曾参与入朝平叛，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并自那时起与日本展开了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袁世凯放弃了以日为师的旧主张，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在他当上民国总统之后，还挫败过俄国策动外蒙独立的阴谋。 可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努力，并不逊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后世之所以说袁世凯卖国，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的中国从帝制迈入共和，在亚洲众多国家中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但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已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为窃取在华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 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袁世凯作为一国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他曾对时任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世凯指示下属在谈判中采用“拖”字诀与日本周旋，同时把消息透露给英、美等国，以引起国际干涉。当时中国积弱动荡，面对强横的日本，谈判是很困难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袁世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及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共十一条，不包含出卖主权的条款，勉强达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 在签约后，袁世凯先于国人将签约日（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誓言“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足见其卧薪尝胆的决心。 事实上，由于国人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事后声明这些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当时及以后历届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予以承认。所以这些条约实际上从未生效过，也不具备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 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执政期间骂日本人最多，曾经多次当众痛斥日本使者，他的自挽联这样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由此看来，说袁世凯亲日卖国应该是被过分夸大了。 民国没有他真不行了 ——帝国骄雄袁世凯的价值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我们过春节与一个所谓的“卖国贼”有关，100年前正是他力排众议，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发布法令全国放假。 他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奠基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及一大批军事院校； 他是中国警察制度的缔造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 他兴办新式学堂，创办山东大学，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清廷废除了科举制； 他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化企业； 他成功说服西太后批准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他就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袁世凯。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袁世凯几乎参与了大清帝国末年在制度上进行的所有改革举措。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的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予袁世凯。评价这样一位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并不容易。早在“文革”时期，陈伯达就已将“窃国大盗”、“卖国贼”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袁世凯头上。然而，当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回望那段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顾百年前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是中国近现代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臣之一。 辛亥革命前，袁世凯为支持立宪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为革命后的政体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武昌起义后十几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当时革命派内部成员构成很复杂，许多旧官僚和立宪党人也混迹其中，各持观望态度，争权夺利。同时，清政府仍旧控制着中心地区，革命派的军事实力还无法与北洋军队抗衡。 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促成南北和谈，清廷退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避免了大量的伤亡损失，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时人对此举的评价很高，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后为“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 所以说，辛亥革命中终结满清王朝的主要功劳应当记在袁世凯头上。 二、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口号，初衷是为了煽动汉人推翻满清统治，但同时无疑给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很大恐慌，引发了一系列排汉高潮，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英、俄两国趁机阴谋策划西藏和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正是有袁世凯这样一位强势人物坐镇，才保全了中国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混乱局面迅速得以平息，社会恢复稳定，顺利完成了新老政权的过渡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三、他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袁世凯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同徐世昌、段祺瑞等编著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详晰图说》，这两部书迄今仍被军事研究部门作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领衔废除了在中国沿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他说过“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传世名言，开矿设厂，大兴实业，发展经济，中国第一个电灯厂正是他创办的，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他曾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1907年，在他下辖的天津，袁世凯主持了中国首次地方选举。 在清末民初，中国正处在国家历史大转折、个人命运大洗牌的剧变时期，各路精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各显神通。在为数众多的精英中，袁世凯脱颖而出，并广为这些社会精英所认可，说他靠的仅仅是玩弄权术手段是解释不通的。 我们必须直面历史，正视所有曾经为中国进步而作出贡献的民族精英。 爱国还是卖国？ ——诡异的“二十一条”事件真相之谜 很多国人提及“二十一条”，必痛骂袁世凯，其实“二十一条”究竟有哪些内容，却鲜有人知晓。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同盟国向俄英法协约国开战。日本乘机谋划夺取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 9月1日，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军开战。11月7日，被围困两个月的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随后，日本继承了德国的一切在华侵略权益。 在得知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后，袁世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在会议上，袁世凯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出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 然而，战胜国日本的野心不会满足于继承德国的既得利益。 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五大项共二十一条要求。依照这些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这“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 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长至99年。 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以及一些地区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以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为蓝本的，这个蓝本具有清晰的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因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在收到“二十一条”后，袁世凯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对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说事关交涉事宜，必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部总长与日本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感到事态严重的袁世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集体讨论对策。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的。日本料到中国没有反抗的能力，从一开始就警告袁世凯，这是一个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能外泄。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当时的西方列强几乎都陷于战争之中，没有能力来干涉中日之事。所以，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已然肆无忌惮。 从现存档案的“二十一条”的批示上不难看出，这一事件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逐条圈注，反复斟酌。 所幸的是，袁世凯的应对还是有效得体的。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是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芳正义及山县有朋，打探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启用善于在困难局面中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在谈判中逐条商议，拖延时间。随后向日本提出因事务繁忙，每周开一次会。在会议上，他让陆征祥拖延喝茶的时间，尽量减少商议的事项。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一事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动。因此，袁世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泄露出去，使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的计划成为泡影。此内容泄露之后，不仅国人哗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二十一条”成为了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日谈判进行干涉。谈判有第三方介入后，很多内容就得重新再谈。就这样，袁世凯又成功地拖延了四个月。 日本见在谈判桌上迟迟无法取得进展，随后就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并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48小时之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就使用武力。 针对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召集各部门首长开会。会议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能暂时屈辱，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危险更甚今日。 1915年5月9日，外交部长陆征祥及中方谈判代表将“二十一条”最终修订版交给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尽管兵临城下，中国交给日本的“二十一条”修订版和原“二十一条”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在四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中，中方不仅力争删除了第五条及前四条的部分条款，其他很多原来的侵略要求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那么在签订了十二条条款后，袁世凯又是如何应付日本人的呢？ 袁世凯是个极为聪明的人，自有应对办法，例如已签订了的条款中涉及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问题，袁世凯就说：“购买租地，我叫他一寸土地也买不走；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会有生命危险；日本顾问，一个月给他两个钱，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力在我手。” 总之，袁世凯想尽方法限制日本在中国使用这十二条，抵制日本人在中国的恶劣行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巧妙地放纵并利用民间反日舆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那一时期，民情沸腾，纷纷抵制日货，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在长达8个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声誉上也遭受重创，面临着来自美国和英俄等国的压力与指责。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外交失败、经济受损而下台。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同样遭受了损失，被迫延长旅、大租借期至99年。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谈判手段还是可圈可点的。如巧妙释放谈判信息，利用民间反日舆论让日本知难而退。毕竟当时中日实力差距较大，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可以说，袁世凯在谈判中所作的牺牲和让步，属于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并非完全卖国性质。 无法否认，“二十一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外交耻辱，所谓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坚决不签订“二十一条”，中日战争也许会提前20年全面爆发。但是那时的国力财力肯定比不上20年前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甚至远不如20年后的国民党时期。 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 日本帝国政府为了充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达到保持远东和平的目的与希望，愿承担与中国合作防止中国内乱及外国侵略的责任，而中国应在中国国防方面给予日本以特别的便利，或者保护日本的特殊权益。为了以上目的，缔约双方成立如下的同盟条约： 一、当中国发生内乱或中国与其他一国或数国作战时，日本派遣军队协助中国，并担负保卫中国领土、维持中国和平秩序的责任。 二、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的特殊地位，将这些地区的主权让与日本，以利于日本在稳固的基础上，实行地方性防御计划。 三、日本占领胶州湾后，将取得以前德国所享受的关于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权利。青岛和平与秩序恢复以后，该地将交还中国辟为国际条约港。 四、为了加强中国与日本的海防起见，中国将福建沿海战略港口租借于日本，使之成为海军基地，并将该省铁路矿山全部权利，许给日本。 五、为了改编中国军队起见，中国应委托日本训练军队。 六、为了统一中国的兵器与军火，中国应采用日式的兵器，同时在各军事据点建立兵工厂（在日本协助下）。 七、为了建立和维持中国海军，中国应将训练海军事宜，委托给日本。 八、为了改革中国财政及改进中国征税方法，中国应将该项工作，委托给日本。日本应选择有能力的财政专家充任中国政府一等顾问。 九、中国应聘用日本教育专家担任教育顾问，并在全国各地区广泛设立学校教授日文，以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准。 十、中国与其他国家订立贷款、租借及割让领土的协定以前，必须征得日本的同意。 从签订这个防御同盟之日起，日本与中国应紧密合作。日本将负责保卫中国的领土，维持中国的和平与秩序。这将解除中国未来的一切焦虑，使它得以大力实行改革。而且有了领土的安全感以后，它既可期望于国家的发达与复兴。即令目前的欧战结束，和平恢复以后，中国在将来也绝对不怕列强对它施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远东的永久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