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袁世凯发迹之谜

狂放少年乾坤梦 　　——袁世凯发迹之谜（上）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引起的争议更大。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称赞他是“共和先锋”；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字慰亭，咸丰九年（1859年）生人，祖籍河南省项城县袁寨。袁寨居民多为袁氏族人，以耕读传家，延续数百年，经济条件只能算殷实。袁家真正转运发达，是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开始的，“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 　　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他们分别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了进士；而所谓的“兄弟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其中以袁甲三成就最大，袁甲三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等职。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加之军饷告急，清政府被迫依赖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以抵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这时，袁甲三主动请缨，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回乡办团练，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军安徽临淮关以镇捻军。 　　袁家高官辈出，一时间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眼里，袁家俨然一个小王朝了。 　　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回家书，提到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时定了一个“凯”字，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分排行，给婴儿取名“世凯”。 　　袁世凯出生的时候，叔父袁保庆在任济南候补知府，曾生一子，但不幸夭折。当时袁保庆已年过四十，考虑到生子无望，兄长袁保中又生有五子，便讨来袁世凯作为过继儿子。袁世凯七岁以后，袁保庆把他接到身边，带着他转辗于济南、扬州、南京等任所，因此，袁世凯自幼就受到了官场的熏陶，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也让幼年的袁世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袁世凯像大多数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从小便被灌输了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少年的袁世凯颇有才气，满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之楚霸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和汉高祖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袁世凯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 　　但是，袁世凯读书并不用心，也不喜欢做文章，为应付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八股的技法。袁世凯喜爱古文，后来他仕途失意，隐居时常读《古文观止》，但从不研究文章技巧，只是摘取其中激烈豪放之句朗朗称颂；他也喜爱读史，却只醉心于古今英雄纵横捭阖之道，从不引经据典，更不求甚解。 　　袁世凯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写得非常有趣。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要他做八股文章，恰巧当时他的老师在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 　　“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私塾老师看后，大惊失色。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看后也不无担忧地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袁世凯的一位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出的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两段却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这段文字后来曾广为传诵。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慷慨激烈，虽不合体制，却难能可贵。 　　尽管袁世凯不喜欢读书考试，对科场时文更是毫无兴致，袁保庆还是极力让他走科举正途，毕竟读书当官是中国士绅人家对子弟的首要期望。袁保庆在济南府任职时，不惜重金聘请当地的名师宿儒为袁世凯进行启蒙教育；到南京为官后，更是延聘文武兼资的老师对袁世凯进行严格的科举教育。 　　不幸的是，袁保庆44岁那年在南京任上突染疾病，当年便抛下妻儿，撒手人寰。无奈之下，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带着只有14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更加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 　　袁家是官宦之家，衣食无忧，但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日子并不好过。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在做翰林院编修，回乡省亲的时候看到袁世凯年纪虽小，但天资聪明，是个可造之才，就把袁世凯这个侄子带到了京城，打算让他继续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15岁那年，袁世凯跟着袁保恒去了北京。 　　在袁保恒的严格要求之下，袁世凯参加了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 　　袁世凯有位饱学诗文的翰林堂叔袁保龄在京为官，他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说：“慰亭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愤怒之下，袁世凯将之前所做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20岁。 袁甲三 　　（1806-1863）字午桥，谥号“端敏”，是项城袁氏家族中第一位以科举功名（进士）入仕的人，也是第一位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员。最高官职是漕运总督兼江南河道总督，提督八省军门。因为他的功劳，曾祖父袁志恭、祖父袁九芝、父亲袁耀东，都被朝廷追封为一品。母亲郭氏、原配妻陈氏、续妻陈氏也都被追封为一品诰命夫人。 彼可取而代之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年轻时与叔父项梁遇见秦始皇的巡游车驾，路人纷纷低头避让，唯项羽抬头，直视圣驾，叔父怕他闹事，拉他低头，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之也。” 大丈夫应当如此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出行，允许百姓道旁观瞻，刘邦有幸挤进观瞻的行列当中，目睹了盛大的车马仪仗，精锐的步骑警卫。他远远地仰望到了始皇帝的身影，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暴得第一桶金 　　——袁世凯发迹之谜（中） 　　袁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他要学汉代名将班超投笔从戎。袁世凯的这个念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他在幼年时已有从军的志愿。袁家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叔祖袁甲三又有因战功得高官的荣耀，这些使幼年袁世凯将参军建功当成了自己的梦想。他决心以叔祖袁甲三为榜样，做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成年后的两次科场失败，尤其是第二次科场失败，让袁世凯彻底下定了参军的决心。 　　1878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依靠，再次返回项城老家。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嗣子的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家里人还是希望袁世凯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但袁世凯头脑清醒得很，自知不是科举的材料，坚决放弃考取功名的老路，开始另寻出路。 　　1881年5月，22岁的袁世凯面前摆着两条出路：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 　　当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声望如日中天。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非常钦羡。在洋务派提出的“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志在练兵以“安内攘外”。袁世凯的堂叔、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对他的见解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 　　袁保龄找人为袁世凯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投李鸿章门下，但拿到推荐信的袁世凯经过三思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很清楚，李鸿章的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人才济济，而自己仅是一个比秀才略高的拔贡。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认为，自己到李鸿章幕府极难有出头之日。因此，经过深思熟虑，袁世凯决定：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转而去投奔李鸿章的部下、当时驻守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吴长庆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帮袁世凯挖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1881年（光绪七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的一大嫡系，当时正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吴两家有着特殊的关系，吴长庆是袁保庆的结义兄弟，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 　　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信任和重用。这也是袁世凯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当时名声不算显著的吴长庆的主要原因。 　　由于袁吴两家的特殊关系，吴长庆对袁世凯极为照顾，处处关心、爱护和培养。而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并未因自己与吴长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也没有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待人处事大方得体，谦卑有礼。 　　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刚来军中不久，就展现出了干练的办事才能。他自幼熟读兵书，又长于思考，懂得大将治军应“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协助吴长庆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治军问题。袁世凯强调军纪，严于执法，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必赏必罚，绝不会有一点迁就。” 　　袁世凯虽然治军极严，但对士卒属下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不得有丝毫克扣；士兵中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命令给予特殊照顾；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袁世凯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军中上下的一致称赞。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也十分认可，视他为左膀右臂，不断提拔重用。 　　在局势变幻不定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年轻的袁世凯正一步步走向他人生的辉煌，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期待着更大的作为，他在等待机遇，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久，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第一人 　　——袁世凯发迹之谜（下） 　　1882年（光绪八年），清廷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王室危急之际，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平乱，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秣马厉兵，东渡朝鲜。 　　进入朝鲜后，清军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将整顿军纪的事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对于犯令者严惩不贷，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当地百姓控诉清军士兵强奸一名朝鲜妇女，袁世凯得到报告后即刻展开调查，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捕获元凶并且手刃之。 　　对于军中士兵吸食鸦片，袁世凯也是深恶痛绝，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随从，也因吸食鸦片而被袁世凯所杀。 　　在袁世凯的协助下，吴长庆很快平定了军乱，安定了局势。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5000人的德式新军，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令朝鲜上下大为折服。 　　1884年（光绪十年），属于朝鲜维新派的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欲趁此机会，挟制朝鲜王室。国王李熙跑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 　　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打退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世凯的作风，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诗中，宗悫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他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之言后世广为传诵；周郎即三国时期的名将周瑜。可见，这个来自异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吴长庆的重要助手、清末状元张謇，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就是因“淝水之战”而闻名于世的东晋名将谢玄，字幼度。而作为师长辈的吴长庆更是引以为豪，他说袁世凯“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内外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他美言几句。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被任命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由于吴兆有能力远不及袁世凯，朝鲜事务的实际处决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为此，袁世凯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 　　然而，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事后，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收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劣迹，告知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謇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敬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语气极为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称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其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汉朝的司马，张謇称呼“袁司马”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张謇在信中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的攻讦所误，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是张謇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张謇和袁世凯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近20年之久。不过，日后袁世凯当上总统，并没有为难张謇，显现出难得的容人之量。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能力与才华，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为他日后在军政领域叱咤风云提供了一个不低的起点，从此，袁世凯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