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译后记 三

翻译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作者交流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充满乐趣与愉悦的过程。我翻译一般都很慢，一天也就能翻译一面、半面。这固然与我的英语不够好，没有翻译经验有关;也与我总想用心体会、仔细琢磨有关。在用心体会的时候，对西方考古学，特别是美国考古学有所认识。在仔细琢磨的时候，又对中国考古学有所反思。 考古学的形成与进化论有关。具体说，正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三期说，对古物研究进行了系统化，才使考古学得以形成。在欧洲从19世纪末开始，传播学派、英国的功能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流派纷呈。这些理论流派或多或少都投射到考古学界。在美国，从摩尔根到怀特再到塞维斯等人，进化论不绝如缕。但因为博厄斯在美国人类学界的崇高地位，使得历史主义这个传播论的分支在美国大放异彩。接着过程主义、后过程主义纷至沓来。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把一个视角推到极致，用放大镜来看问题，结果不免偏颇，这就为下一种理论播下了种子。晚起的理论流派慷慨激昂，批判、取代已有的流派，各领风骚若干年(本书作者认为一般为20年左右，即一代人的时间，有一定道理)。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甚至是一种虚华的假象。在一定程度上讲，理论的演进是一个自在的过程，是资料积累、学科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必然结果，也往往是社会思潮的前奏、组成部分或者瓜熟蒂落的结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这些各领风骚的理论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一个过程的不同片段而已。 中国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与传统学术氛围相结合的产物。西方考古学的概念、方法、理论在中国考古学中往往都可以找到影子，或西学东渐，或殊途同归。但中国考古学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特有的语言体系和理论体系，有自己的理念和追求(至少其主流或中坚是这样)。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大体相当于本书所谓的文化历史主义;张忠培先生首倡的谱系理论是我们重建文化过程的基本手段。而作为“新理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在中国一点也不“新”了(当然也是可以而且应该出“新”或者翻“新”的)。 就中国考古学来说，我们在基本概念的完善与系统化，研究方法的丰富、充实与改进，理论的多元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