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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与厦门大学”说起 去年我写过一篇论文《胡适与厦门大学》，后来我在厦大一次关于胡适的讲座上，也讲过这件事。我的一个学生事后对我说，老师这个说法太勉强，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不过我们见到一条史料，想要做成文章，总要把话说得远一些。胡适一生没有到过厦门大学，我做那篇文章，只是在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看到一条史料。胡颂平听台静农说过，抗战前，厦大委托他向胡适说，想让胡适来做厦大的校长，但胡适拒绝了。上海程巢父先生最早和我提到这条史料，我就用来写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胡适与厦门大学的间接关系，比如他和鲁迅、萨本栋、林可胜的关系，等等，还有就是胡适的父亲是在厦门去世的。我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厦大一位老师看到了，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厦大一位老师曾和他说过，厦大当年也曾想请毛泽东来做教员。我顺便问一了一句：此说出自何处？他只说好像是梁启超说过的。 我们做文史研究的人，听到有些史料，总不免想知道出处。如果是梁启超说过的，我想不难找到。当时我的书多在太原，也就没有去多想。春节后，我把在太原的一些书运到厦门，忽然想到这条史料，就去找了一下，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听那位老师说可能是梁启超说的，我当时就想，这条史料很可能出在丁文江、赵丰田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这是所有喜欢文史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因为知道这条史料可能出现的年代和相关人物关系，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史料。 1921年11月23日，舒新城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主要讲的是当时中国公学的事情。在信的最后，舒新城提道：“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第940页）舒新城和毛泽东同岁，都曾是杨昌济的学生，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共事。 由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当时已进入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视野中。从舒新城的说法判断，他是有意介绍毛泽东到中国公学做事，但是因为“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好像此事不好办。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一事，原来是厦门大学建校不久，厦大校长林文庆给梁启超写信，让他帮助物色教员。梁启超同月有一封给蒋方震、张东荪、舒新城的信中说：“林文庆新任厦门大学校长，旬日前有书至，托为物色国文、国史、地理教授三四人，吾已复书，谓若不以通闽语为条件，必能设法应命，但吾心目中现尚无一人，请公等即预备。”（第943页）舒新城提到毛泽东的那封信中，就是对梁启超让他为厦门大学物色教员一事的顺便回答。 我想那位老师提到毛泽东与厦门大学的关系，可能就是这条史料。事实是毛泽东和厦门大学没有关系。舒新城信中提到毛泽东，主要是指他和中国公学的关系。但厦大老师注意到这条史料，我以为还是非常重要。 从蒋方震、舒新城、张东荪等人的往来书信中，可以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当时张东荪已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的社会地位也很高，舒新城也进入了社会名流行列。当时蒋方震有一信给梁启超，专门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的评价是：“此亦迩来震古烁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第941页）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和梁漱溟都成为奔走于国共和谈间的重要人物。最后，张君劢出走香港，成为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留下来的张东荪不久因为一桩“间谍案”，永远退出了中国历史；而梁漱溟则从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的对谈，最后成为少有的敢和毛泽东公开冲突的知识分子，慢慢边缘化了；舒新城1949年后则只能编编辞典。从梁启超、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梁漱溟到舒新城，当时哪一个不是胸怀大志？哪一个不是想改变中国历史的知识分子？那些早年社会声望远在毛泽东之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书信中偶然提及的一位“师范毕业生”，不但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费孝通：1957年的一件小事 费孝通去世以后，国内外学界反响强烈，因为费老的去世有相当的象征意义。在费老同时代的师长和朋友中，他最后成了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费老是幸运的，他的前辈如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早就去世了，他的同辈朋友如储安平、吴晗等，也过早离开。造化弄人，时代好像非要给他们那代知识分子保持血脉，让费老一直走到了21世纪，虽然人们对费老晚年也有一些不同的评价，特别是他在上世纪80年代和几位同罹“右派”灾难的朋友间的分歧，一度曾让人们对他有一些看法。随着事实的呈现和相关档案慢慢解密，历史总会有清晰的那一天。 费老晚年的一大特点是特别怀旧。怀旧是老人的共同习惯，但在费老来说，他的怀旧还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表达。他晚年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志在富民”。但同时他也强调，富了以后怎么办？他还讲“文化自觉”。 费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也有丰富人生经历的人，他所讲的每一句话看似平淡，但细想却有极深的内涵。费老晚年，不仅写了许多回忆师长的文章，甚至连早年对他影响较大的西方社会学家如派克、布朗等，费老都表现得一往情深。他的整个思想状态其实不是向前的，而是向后的，因为“后”边有他最珍视的东西。 费老这一生，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他的专业自不待言，就是他的社会活动和丰富人生，也是一本大书。费老去世以后，人们其实很淡化他的世俗地位，而特别看重他的学者志业。在中国人心中，费老是一个学者，这是永恒的，没有比这个评价更接近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费老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感情后人已难体会。他曾在纪念燕京和西南联大社会学教授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对他的前辈和同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的评价，也为后人失去像他们那样对国家的感情而感到痛心。费老是社会学家，但不是一般的社会学家，他对政治的热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从青年时代起就没有错过，只不过是因为时代突然的变换，使他把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退回到了内心，面对这样的时代，一个书生，还能再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费老是特别能写的人，他的能写最终成全了他的人生，但也为他的人生带来不幸。1957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写了广为人知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委婉地试图找回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时代却误解了他的苦心，他因此失去了更多的尊严。这篇文章改变了高层对他的印象。 1957年6月，当时的中科院正在与民族学院合作，想建立民族研究所。在最初的筹备请示报告中，费孝通名字列在很前边。当时这个报告是送给聂荣臻的，他也同意了。但在报告送给周恩来时，费孝通的名字被划在了最后一名。当时周恩来的批示是：“费孝通任民族研究所筹备委员有否必要，望与维汉一商。”邓小平的批示注明：“费孝通暂不确定。”李维汉的批示是：“同意邓注。”（薛攀皋等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第167页，院史资料室编） 在费老一生中，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一生。因为从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观察，可能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使费老让人产生了另外的印象。 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是1957年6月上报的，领导的批示在7月底，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