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长生不老时——六月四日 纽约

最亲爱的日记： 我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头等舱候机厅见到了这个胖子。飞往美国和秘密国度以色列的乘客有一个专门的航站楼，是罗马机场最破的一个，里头出入的人不是乘客就是持枪的特工，拿着扫描仪对着你。靠近门的经济舱候机厅甚至都没有椅子，因为站着更便于他们扫描，把你的皮肉看个一清二楚，把你照得像只五百瓦的灯泡。不管怎么说，头等舱的待遇要好得多，所以我也不放过这最后的机会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物色到个把“高端客户”，他们宝贝自己的生命，或许会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我仿佛看到自己胸有成竹地走进乔西的办公室，告诉他：“你看！列尼在旅行中还不忘工作。我就像个医生，随时待命！” 头等舱如今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很多亚洲大佬喜欢开私人飞机，所以我的手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挑选一些还能看的面孔，比如一个曾经的色情片明星，还有一个来自孟买、刚在国际零售业崭露头角的精明商人。他们身上都有点钱，或许没有我设定的可投资收入两千万北欧元那么多。但这个胖子什么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手机搜不到他的一点儿信息。他要么没手机，要么手机故意没有设置在“社交”模式，又或者他请一些俄罗斯小子屏蔽了手机的外辐射波。他看起来就像不存在一样，人们不会注意到他，不光是难看，甚至是可怕。身材肥胖，双眼深凹，下巴塌陷，头发满是灰尘，耷拉在一起。T恤衫正好暴露了他凸起的胸部，裆部的鼓起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生殖器。没有人会注意他，除了我（我也只看了一分钟），因为他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没有头衔，只能称之为ITP，与头等舱候机厅的氛围格格不入。事后想想，我想给他增添一些英雄主义色彩，往他手里塞一本厚厚的书，鼻子上架一副更厚的眼镜，我想让他看起来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当时，亲爱的日记，我保证告诉你真相，而真相就是，打我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害怕了。 双手紧扣在裆部，这个“无法保存”的胖子盯着窗外，脑袋满意地前后摇晃，就像短吻鳄半浮出水面晒太阳一样。窗外，崭新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长着海豚一般的鼻子，从我们剥落了油漆的737和同样老掉牙的E1　A1身旁滑行而过。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神狂热，仿佛周围一切都不存在。 好容易熬过三个小时的技术延误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登机了。一个穿着商务便装的男子沿着通道跟拍视频，胖子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胖子好几次都红了脸想躲开。摄像机从肩部扫过了我，摄像师操着南方口音一字一顿地叫我看镜头。“干吗？”我问，显然我的这点挑衅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不久他就追踪别人去了。 等飞机起飞了，我想尽量从记忆中删除摄像师、水獭、胖子这些形象。我从厕所回来，目光扫到胖子，缩在一个角落，在高海拔阳光的映照下，只剩下一个柔和的光晕。坐定后，我从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拿出一本已经有点磨破的契诃夫小说集（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像父母那样读俄语原版啊），翻到了短篇《三年》。故事主人公拉普托夫是一个富有的莫斯科商人之子，其貌不扬，工作体面，爱上了美丽动人、还要年轻许多的茱莉亚。我想从书里借鉴些追求尤尼斯的法子，或者说怎么跨过我们外貌相差悬殊这道坎。小说里说有一次拉普托夫向茱莉亚求婚，开始姑娘拒绝了，后来姑娘终于回心转意。我发现这个段落很有启发： （迷人的茱莉亚）又懊恼又沮丧，不停地告诉自己，她拒绝了这么尊贵、这么优秀、这么爱她的男人，就因为他不帅（下划线为摘录者所加）。而嫁给他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死气沉沉、单调乏味、无所事事的生活，韶华逝去，未来毫无希望可言（下划线为摘录者所加）。这样的拒绝就是毫无理智、年少任性、愚蠢至极的表现，上帝都不会放过她的。 从这个段落，我得到了以下三点心得： 第一，尤尼斯不信上帝这一套，非常不满于自己接受的天主教教育，所以想通过唤起她的虔诚或以上帝的惩罚等恐吓来使她爱上我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跟拉普托夫差不多，我也是“这么尊贵、这么优秀、这么爱她的男人”。 第二，尤尼斯在罗马的生活，虽然不乏声色犬马和城市美景，但在我看来也是“死气沉沉、单调乏味”，还有“无所事事”（我知道她每星期在阿尔及利亚难民营做几个小时的志愿者，这很好，但也算不上什么正经工作）。好吧，我虽然不像契诃夫·拉普托夫那样来自富裕家庭，但我每年二十万人民币的消费力还是能使尤尼斯在商场小有满足感的，或许，也能“改变她的生活”。 第三，无论如何，想叫尤尼斯爱上我，光靠金钱是远不够的。她的“韶华逝去，未来毫无希望可言”，正如契诃夫形容他的茱莉亚那样。我该如何来处理这一点呢，尤尼斯？我这老头一个该如何赢得你的芳心呢？在十九世纪的俄国，这个问题应该简单得多。 我注意到头等舱里很多人看我翻看一本书，都投来异样的目光。“朋友，那东西一股子霉味儿。”做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人说，他在大众福特工作。我只好赶紧合上契诃夫，把他放回头顶的行李舱里。等其他乘客的注意力又回到他们各自闪烁的屏幕上，我也掏出了手机，用拇指使劲按起了键盘，装出一副我也很热爱数码产品的样子，还心虚地偷瞟一眼四周的大黑洞，这黑洞就是在酒精刺激下让人迷失的数码生活。这时那个穿着商务休闲装的年轻摄像师又拿着摄像机站在过道尽头，镜头对准那个胖子，嘴角挂着满不在乎又鄙夷的笑容（胖子把自己的头埋在枕头里，看起来睡得很香，或者假装睡得很香）。 我呢，还在想着如何追求我的尤尼斯·朴。我的姑娘跟其他同时代的年轻人比起来是相对内敛的，所以他在数字世界留下的足印并不深。对她，我只能采取迂回策略，通过她的妹妹萨莉，她的父亲萨姆·朴——脾气暴躁的足科医生，来慢慢争取她的好感。我拿出我强大、微微发烫的手机开始搜寻起来，先定位了一颗在南加州上空的印度卫星，她本来就在那儿。我把镜头推近，看到了洛杉矶南部的庄园，深红色的屋顶，像三千平方英尺的长方形，整整齐齐地列成一排排，从高空俯瞰只能望见房顶细细的银色曲线，那应该是中央空调所在。这些房屋都朝向一汪半圆形的池水，泳池周围栽着的两棵棕榈树无精打采，这两棵树也是这一带唯一的绿化。在这些房子中的某一间里，尤尼斯·朴咿呀学语，蹒跚走路，慢慢学会了嬉笑怒骂，学会了展露风情；就是在这里，她的手臂长粗了，头发长厚了；就是在这里，乡音韩语已经听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假模假样的加州英语；就是在这里，她谋划着一次次出逃，先逃到东海岸的爱德伯德学院，然后是罗马的广场，接着遇上维托利奥广场上中年男人的一片痴心，最后，我希望，终点是我的臂弯。 接着，我留意了一下朴医生和朴夫人的新家，一间四方的荷兰式建筑，有根突兀的烟囱，以奇怪的四十五度角斜插进大西洋中部的层层白云中。他们之前在加州的庄园价值两百四十万美元，不与人民币挂钩。这在新泽西的第二间，要小许多，价值一百四十一万美元。这让我觉察出朴医生的收入递减，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些。 我强大的手机慢慢地给出一个个数据，更让我确信这位父亲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一个表格生成了，显示的是最近八个月来的收入情况。自从他们错误地从加州搬来新泽西，人民币收入日渐减少，七月份的收入除去开支以后只剩下八千元，大概是我的一半，但我没有一个四口之家等着抚养。 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信息，她是完全属于家庭的。但萨莉，朴家最小的女儿，慢慢浮出水面。从她的侧面相我看出她应该比尤尼斯胖，饱满的脸颊，圆润的手臂，结实的胸部就是明证。她的LDL胆固醇还在正常范围内，但高密度脂蛋白却高得闻所未闻。虽然有点儿胖，但她还是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只要她坚持目前的饮食和早锻炼习惯。看完她的健康状况我又看了一下她的消费能力，顺便也感受了一下尤尼斯的。朴家姐妹喜欢超小号的商务衬衫，朴素的灰色毛衣，只有从产地和价格才能看出毛衣的品质。喜欢戴珍珠耳环，穿一百美元一双的儿童袜（她们的脚就是这么小），礼盒包装缎带一样的内裤，偶尔光顾熟食店买上一块瑞士巧克力，接着就是鞋子，鞋子，还是鞋子。联合废料CVS花旗信贷寄给她们的账单像动物的胸脯一样起伏不止。一边是一家叫“翘臀”的商店和几家洛杉矶、纽约的精品店，一边是她们父母在联合废料CVS信货公司的账户。我看到这个移民之家的收入在递减，这一家的收入总数已然在胸，我想帮他们一把，把他们从那些白痴的消费文化中解救出来。这种消费文化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耗去了金钱。我想安慰他们，并向他们证明，同样是来自移民家庭，我是值得信任的。 接下去，我又搜索了一下社交网站，搜出许多照片，大多是萨莉和她的朋友。一群亚洲小孩，喝墨西哥啤酒喝得醉醺醺的。青春靓丽的男孩女孩，穿着考究的纯棉运动衫，冲着手机镜头摆出胜利的姿势。他们的背景要么是合上的钢琴，要么是镶了边框的水彩画，图案是极乐的耶稣做着自由落体。男孩们在他们爸妈宽大的床上叠起了罗汉，牛仔裤叠着牛仔裤又叠着牛仔裤。女孩们挤做一堆，眼睛看着手机镜头，尽量让笑容统一，尽量显出那么点儿女人味。萨莉妹妹，一副受了伤也无所谓的样子，手臂搭在另一个跟她一样胖乎乎的女孩身上，穿一件天主教学校统一的校服。那女孩又背过手去，在萨莉头上做了个长角的手势。就在那儿，在那一排十个咧嘴傻笑、刚从大学毕业的姑娘的最后头，是我的尤尼斯，她的眼睛冷冷地打量着铺了沥青的加州后院，不结实的门板，脸上努力挤出那标准的四分之三的笑容。 我闭上眼睛，让这个形象继续丰富着我头脑里关于尤尼斯的资料库，然后睁开，再打量了一番。不是因为尤尼斯那丝努力挤出的灿烂笑容，而是别的什么。她好像在有意避开镜头，手举在半空中，要戴上太阳镜。我把图像放大八百倍，聚焦在离镜头较远的那只眼睛上。在眼睛下方一侧，我看到一块黑色的印记，好像是毛细血管破裂之后留下的疤痕。我一会儿放大，一会儿缩小，为的就是搞清楚这洁白无瑕的脸蛋上哪儿来的这一块瑕疵。最后，我确信，这是两个手指印，不，三个——食指，中指和拇指——抽过她的脸时留下的。 好吧，停下来。够了，这样的侦探工作。够了，这样的走火入魔。够了，把自己定位成解救遭遇家庭暴力的女孩的英雄。让我来试试，看能不能写超过三页，而不提到尤尼斯·朴。让我来试试，写点不关乎我的真心、不着边际的话。 因为，当飞机最终降落在纽约机场的跑道上时，我差点忽略了散落在被太阳烤蔫的草坪上的坦克，和荷枪实弹的特警，差点忽略了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把我们的飞机包围起来的士兵。机长想通过广播说明什么，但还是湮没在一片嘶嘶的线路嘈杂声中。 包围我们的飞机的是美国国家军队。但闻有人用力拍打机舱的门，空姐早就六神无主，赶紧去开。“该死的出什么事儿了？”我问邻座的年轻人，就是抱怨我的书散发霉味儿的那个，没想到他只把一个手指放在嘴上示意我不要出声，然后就把头扭向一边，仿佛我全身也散发着小说一般的霉味儿。 他们闯进了头等舱。大概九个士兵，穿着风尘仆仆的迷彩服，三十来岁（我猜他们太老而去不了委内瑞拉了）。腋窝里渗出汗湿，防弹背心上随意挂着一把水壶，身上还配着M16，没有笑容，也不说话。他们拿过时、笨重的褐色手机对着我们扫描了足足有三分钟，在这期间，机上的美国人敢怒却不敢言，而意大利人已经开始骂娘了。接着，事情发生了变化。 士兵双臂挟持了他，想把他拖起来，但他肥硕的身体还在负隅反抗。美国人看到这里，赶紧扭头躲开，意大利人却打抱不平：“流氓！”“正义何在？” 胖男人的恐惧在整个机舱蔓延，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他的声音，就像他的其他方面一样，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微弱，无助，可鄙。“我做了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看我的钱包，我是两党派成员。再看看里头，我有头等舱的机票。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水獭。” 我心虚地偷瞟了一眼施暴者，他们整齐地包围了他，手指扣在扳机上。他们的迷彩服上草草别着一个肩章，一柄剑悬于自由女神皇冠之上，象征着纽约国民护卫军。但我觉得这些乡里乡气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纽约土生土长的。你看他们反应迟缓，笨手笨脚，还满面倦容，好像是被人掐住了眼珠强行转动过。“你的手机，”其中一个大兵问胖男人。 “我落家里了，”胖男人嘟哝着，大家都知道他在撒谎。当士兵终于把他拖起来的时候，这个男人居然抽泣起来，整个机舱都听得真切。我回头只看到他肥大、不修身的裤子，腿显得愈发瘦削。打那之后，这个023航班上的罪犯便没了声音，也不见了踪影，大概是士兵让他哭不出来，然后把他带走了。他们的靴子“咔咔”作响，他的拖鞋踢踏跟随。 但还没完。意大利人以为到此结束了，开始揶揄起美国的内忧外患，更是嘲弄起“屠夫”鲁本斯坦。“屠夫”的形象见诸于罗马的大街小巷，挥舞着大刀，身上沾满鲜血。这时候第二小分队折回机舱，冲着我们大喊：“美国公民，请举手。” 我头上秃着的那块俄亥俄州忽然觉得丝丝凉意。我到底做了啥？水獭问我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隐瞒法布里齐亚的名字呢？我是不是应该回道“我不愿回答”呢？因为我有权这么做。我是不是太合作了？我要是从手机里调出内蒂·法恩的信息给大兵看，是不是会好点呢？他们会把我也带走吗？我父母出生在一个叫苏联的地方，我祖母可是从斯大林的铁蹄下熬过来的，但我就是没得到他们的真传，不善于跟专制权威打交道。人家还没下狠招，我已经乖乖招了。所以，当我的手颤巍巍伸向行李架，仿佛那里也充满了恐怖气息，我真希望爸妈在我身边。我希望妈妈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摸着我的脖子后面，这能让我马上平静下来。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他们铿锵有力的俄语啊，这在我听来就是一种默许。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共同面对这生死存亡的一刻，因为如果他们以叛国罪枪毙了我，他们就要从邻居那儿得知这个噩耗，从警方报告、从他们最爱的福克斯自由电视台里那个长着一张土豆脸的主播那里得知了。“我爱你们，”我朝着长岛的方向默念，我父母住在那里。我的思维像卫星一样工作起来，我看到了他们在科德角的绿顶小屋，后面还有一个同样迷你的院子。 其次，我还希望尤尼斯在我身边，共度这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我想感受她的无助，把手搭在她的膝上，或许膝头还在微微发抖。我要让她相信，我是这世上唯一能让她有安全感的港湾。 总共有九个人举起了手。美国人。“拿出你们的手机。”我们照做了。再没人提问。我交出手机的时候尤其难为情，就像手足无措的年轻人被人看到了自己乱糟糟的窝一样。一个戴着大盖帽的年轻人，几乎被长长的绿色帽檐挡住了大半张脸，把我手机里的数据备份到另一台军用通讯设备上，我能感觉到的只有他的手臂，像割草机一样强壮有力。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又看了一眼表。“好吧，各位，我们走吧！”他高声说道。 头等舱一下子就解散了。我们跑下台阶，终于踏上了肯尼迪机场的跑道。上面的运输车啊，行李车啊，压得跑道有点喘不过气来。夏日骄阳烘烤着我湿漉漉的背，让我觉得身上好像大火刚被熄灭一般。我掏出美国护照，攥在手里，摸着凸起的金色老鹰，希望它在关键时刻能救我一命。我还记得父母常常庆幸离开苏联投奔到了美国。哦，上帝啊，但愿这新世界里依然有这样的幸运，我暗想。 “请在‘安全棚’那儿等一下。”一位空姐哭哭啼啼地通知我们。我们只好朝着地平线上一座奇怪的建筑物走去，周围叠着几栋陈旧、荒凉的航站楼，线条有点像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贫民窟。我打量着这个未老先衰的国家；远处，在已经看不到坦克和运输车的地方，脚手架搭建在一座未完工的建筑上，那就是中国南方航空货运航站楼。一辆坦克驶向我们，九名头等舱的美国人本能地举起了手。坦克在我们面前戛然停下，一名穿着T恤短裤的士兵跳了下来，贴了一张公告在坦克上，橘红色的底，黑色的字： 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设防区半英里范围以内，不得泄露该坦克（“该物体”）的存在。见此告示将视你已否认该物体的存在，并同意遵守上述要求。 美国重建署 安全条例IX2.11 “团结一致，震惊世界！” 意大利人以为危险已经过去，讨论起刚才的十分钟眉飞色舞，好像经历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历险一般。女人们已经谈论起凭借着美元近期的疲软，她们可以在诺丽塔商场的手袋店里好好血拼一把。但是于我，那个胖男人临走时的恐惧表情总也挥之不去，就像渗入我獠牙一般的鼻毛里。那里，本来残留着尤尼斯在罗马的床上留下的味道，她一边半推半就，一边轻轻呻吟：“呃，好棒。”忽然，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两条腿瘫在那里，使不上一点劲，手臂在空中乱划，好像在梦游，又像运动员在做伸展运动。护照也掉在了地上。意大利人同情地朝着我的方向窃窃私语，他们对疾病总是很警惕，像温和的古代人一样。我的嘴巴用尤尼斯的话来说还在“话语”着什么，但就算你把耳朵贴在上面，也根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