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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布拉格，是在冬天。一月的雪，落满一城，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在我最初的记忆中，似乎雪花将这座城市的寂静涂得更重了。布拉格的宁静无处不在，真切可触。尽管时有笛鸣钟响，马路上喧声四起，人语嘈杂，但这些汇聚的声音一触及到背景上的沉寂，就好像触到一扇建在大厦高处的玻璃窗，通通被关在窗外，没了动静。旅程之初，有许多可资回想的印象，我得费些功夫以使那些浮光掠影不至于影响到我对那座金碧辉煌的蓝色大教堂的记忆——应该有所选择，而不能随心所欲。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冷战开始明显地转入温和相持的阶段，但尽管如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已经呈现出结束的趋势了。我到捷克斯洛伐克去的时候，曾经期望自己先前获得的有关东欧生活状况的种种说法能够有所改变，但结果大失所望——大部分传闻竟是确确之言，真是令人沮丧；不过，别的地方倒是让我常有惊奇之感。 J.、G. 和我约定在特利斯特见面，两位女士在那个令人油然生出感伤之情的珠灰色港口足足滞留了两天才上岸——布拉格的雪在特利斯特就是雪泥。女人们盼着尽快离开，我到达的当晚就启程了，我们乘坐布达佩斯的火车，半夜在留比加纳换乘直达布拉格的卧铺。说是“卧铺”，却是名实不符，我们那节车厢，除了一个穿着细条闪光面料西装的大胖男人打着鼾声外，没有一个人躺下来睡觉。沿途，火车每到一处无名小站都要停下来喘口气，仿佛一匹病马站在黑夜中打着响鼻。好像经过维也纳的时候，我打了个盹儿吧？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境线，两个身穿厚大衣的士兵携带自动冲锋枪，进车厢检查护照。他们眉头紧锁，坚定而谨慎地来回翻动护照纸页，似乎没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让他们大为烦恼。他们带的枪设计得不太好，过于粗壮结实了，看上去不太好用，好像是用卡纸做的，拿来吓唬人。那个大胖男人还没睡醒，最后，他总算睁开眼睛坐起来，开始上上下下地摸衣袋，弄出一些证件来，他咕哝了几句什么，那两个等着检查的士兵彼此对视了一眼，笑了。我在结了霜的车窗上摸出一环清晰的指印，透过它看见外面是一片足球场大小的空地，荒凉寂寞，寥无一人，闪亮的冰面上留着几块让人悚然心惊的印记。高架上有一座望台，明晃晃地亮着，灯光穿过冬夜的浓雾，宛若巨大的蒲公英。铁轨在远处闪着若隐若现的微光，一道道模糊不定的人影在交错的铁路线上像幽灵一样地滑动。我从窗边转回头，发现有人正用我旁边的燕麦色窗帘穗擤鼻子。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把它还给我，用一种听起来很像老式战争片中才有的低沉喉音诚恳地欢迎我到捷克斯洛伐克来。 我们住的旅馆——我怎么也想不起它的名字了——是一座光秃荒凉的水泥建筑，上面嵌着满是灰尘的玻璃窗。旅馆坐落在一条毫无特色的街道上，我后来在这个城市逗留期间再没找到过它，只记得它离温西斯广场不远。这家旅馆是专门为西方游客提供住宿的少数有正式批号的商业机构。我们所有人都曾受到警告说，我们被当局看做是兼职间谍，被非法的换钱者当做是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把美元的吝啬鬼，被年轻人看做是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和放荡小姐，尽管很有钱，甚至趾高气扬地自我炫耀，但却可能拿着几条牛仔裤到大街上去卖，只为了赚上几块克朗。的确如此，我们刚刚走进旅馆大厅，就有一个满脸堆笑的年轻人迎上来，他穿着皮外套，两手轻快地插在衣袋里，用一种古怪的英语低声问我们要不要换钱，他保证提供“全市最高汇率”。为了证明他的服务质量，他刷地掏出一厚叠砖头大小的克朗，转眼间又送回了衣袋。因为无法表达纸币的缩写“kcs”，我们就送了它一个昵称，叫“咳咳（kecks）”（直译就是“呕吐”）。我们是第一次遇见这个不乏善意的小伙子，他不危险，也无犯罪迹象，反倒有点儿经理人的派头，你可以一眼就认出他来。他们往往带着一种职业微笑，表达近乎天真、率直，在这种表达背后潜藏着一种不失自尊的恳求，他的微笑正表明他希望小小的愿望能够获得满足。可我们还是遗憾地拒绝了他的服务，这自然也在他的意料之中。我们满怀暧昧的歉意继续往前走，因为未能回应这座危机四伏、穷困贫乏的城市向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求助而感到不安。在旅馆大厅的塑料棕榈树下，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两杯冷咖啡，桌边坐着两个美得让人心疼的姑娘，她们穿着去年流行过的巴黎或纽约时装，手腕纤细，面色苍白，大大的眼睛周围涂满了青黑色的眼影，鼻翼轻翕，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这是另一种服务——只能是又一次遗憾地拒绝。 显而易见，我肯定是最糟糕的游客。服务生放下行李，得了小费，不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我独自面对暂时属于我的屋子，深感愕然和突兀，瞬间生出小小的惊慌：我怎么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安身之地真是令人愤慨，根本不像住人的地方，反倒更像一个四方盒子，床被巨大的床单严严实实地包住，椅子从不曾有人坐过，写字台也不曾有人伏在上面写过东西，房间里的服务菜单夹在一个塑料皮的文件夹中，单薄、寒酸、粘腻，令人大倒胃口，碰都不想碰。那块辨不出颜色的地毯，很像一件破烂的西装，让人煞是难堪。坐了一夜的火车，我一直没睡，感觉头晕眼花，但旅途的兴奋仍未消退，我爬上床躺下，两手叠放在胸口上，使劲盯着昏暗的天花板，看着它的通风孔和仿造的小号枝型吊灯。有一团形似口香糖的东西粘在天棚上，可能是前个房客留下的一个结实的纸团。此时本来正是细细地思考布拉格简史的最佳时段，我却毫无心思，一翻身坐了起来，跑过走廊去找J. 和G. 聊天。 为她们两人安排的房间比较宽敞，比我的大得多，一层冷雾薄薄地悬在空中。面对巨大而死寂的无声威胁，她们连行李都没打开，J. 甚至还穿着外套。我们设想着早餐的样式。女士们浑身颤抖地说起在布达佩斯的格莱特经历的一次备受打击的早餐——她们掀开镍罐的盖子，有一只腰形盘，映到她们眼中的是一条灰色肿胀的半环形香肠，浮在油腻腻温吞吞一寸高的水面上。我们琢磨着是否应该出去找家咖啡馆坐坐，尽可能在附近找一处当地人常去的地方，地方不大却很舒适，不像这间屋子那样令人心生恐惧。我们设想着那里有灰蒙蒙的窗子，一台铜制咖啡机，架子上放着报纸，对这种地方，我们相当熟悉，可在旅馆附近却根本找不到。还需要消磨几个小时才能到中午和教授见面。女士们忍着饥饿的折磨，决定上床睡觉；我则拿起一本旅游手册到河边去散步。 我比一位普通旅客更有好奇心。几年前，我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其中部分场景就发生在17世纪初期的布拉格。我写的时候，不认为创造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城市会比在想象中重建17世纪初期的生活更困难——所有的虚构都是创造，所有的小说都在讲述历史——不过，我仍蛮有兴趣想了解那种逼真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了解一下我的创造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我的小说因“对时代的捕捉”精确生动而颇得读者的盛赞，出于感激和客气，我从未对读者的提问做过回答，我明白，他们赞扬的是我运用想象力的技巧，他们认为我有能力说服他们相信那些事就是那样发生的。不过，幻想有时会让人渴望看到具体的事物，就像在梦中得获预言的人渴望知道现实中的结果一样。有许多奇特的例子表明，当我尽心尽力地虚构完某人某事后，它们就具有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另一部小说中，我虚构的一处多年前的场景实则是当今的波兰，我制造了——也许更恰当的表达是——我塑造了一个次要角色，一位军人，因情节的需要而出现在小说中，没想到这个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竟然确有其人。小说出版后，我收到了他的自传，是一位热心的波兰历史学家寄来的。虚构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那天早晨，查理桥荒凉至极，几乎不见人影，以后来此观光的游客会觉得很难相信这事。一般来说，从早到晚，这座布满了石头雕像的桥面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雾气在河面上升腾，微微闪光，那正是16世纪某个时候，我的主人公天文学家约翰尼斯 · 开普勒乘游船从德国的乌尔姆市到达此地时的景象，他来这里是为了向皇帝展示星图的印刷件，他希望按照皇帝的名字把它命名为《鲁道夫星表》。在我的前方，朦朦胧胧地现出荷拉德卡尼城堡的影子，就像在那位离船登岸的天文学家眼前朦朦胧胧地出现时一样，城堡雄伟而空荡，玛拉 · 斯塔纳小区在前方不远处，开普勒做鲁道夫的皇家数学教师时曾住在那儿。天哪，我竟然早已看到了这一切，真是让我惊讶不已。可我为什么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呢？部分原因是，站在那儿衡量我的艺术创造结果，我被虚构本质的虚幻性所震动。想象一个冬天的早晨、一条河、一座城堡、一位夹着书刚从船上下来的游客，它们纷纷从书页的空间—— 一个充满暗示的世界里走出来，进入这个鲜活生动的现实生活。这完全是一种创造的技艺，一个大型的比喻。你可以继续想象下去，继续讲故事，继续尝试着去模仿盲目的命运女神的作为。 关于布拉格的美，可写的实在太多，不过，我不敢确定“美”是不是描述布拉格的最恰当的词汇，这座建在伏尔塔瓦河边上的城市，神秘、混乱、荒诞且充满幻想，它是欧洲三座神奇而不可思议的都市之一，另外两个是都灵和里昂。当然，它也有可爱魅人之处，只是这种可爱魅人具有一种撩拨人心的邪气。安吉洛 · 马利 · 里佩利诺在《神奇的布拉格》中有一首充满迷乱气息的颂歌《爱在这里》，他把这个城市描绘成一个诱人的女妖，一个放荡的女人，一个邪恶的女巫。“古董商喜欢卖弄她虚伪的沉静，她的幽寂似乎自古就被无数荣耀包围，那些凝滞不动的如画风景就像装在玻璃球中，这一切只增加了她的邪恶。她狡猾地通过拼写和字谜进入人的灵魂，那是她掌握的唯一钥匙。”里佩利诺的布拉格不是奇迹般地保存着宝贵的艺术珍品和古雅的艺术建筑的名胜之地，这些曾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城市极力宣传的东西，这些也是好莱坞电影关于莫扎特和萨莱里的幻想故事中的背景；里佩利诺的布拉格是那个“有暧昧的走廊和可恶的通道……仍然散发着中世纪气味的”城市。在谈及咖啡馆时，卡夫卡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它是犹太人的地下墓穴”，就像“小酒肆”、“老夫人”、“三颗小星星”那样的小酒馆，他有时会逃离那些“暗藏凶险的小巷，令人走投无路的窄道”，逃向“那些环绕在布拉格周围的绿色小岛，鲜花盛开之地，公园、凉亭、花圃……”。就是这样一个古老的布拉格，令人难以忘怀，神秘、沉默、而又混乱无序，于1948年被共产党接管拯救，20年后苏联入侵，采取铁腕政策，最终使其屈服，直到1989年革命，才采取了和平过渡的“天鹅绒政策”。如今到处可见美元的踪迹，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心爱的牛仔裤，麦当劳就开在查理桥边。哦，有什么不行的？布拉格也有同样的权利像我们一样地享受大众消费。自由就是可以自由地吃便宜的汉堡包，就像可以自由地出版颠覆传统的诗歌一样。不过，说起里佩利诺，还是会觉得有些异样，他在罗马大学讲授捷克文学，于1978年去世，他告诉我们在那些黑暗的岁月里，他常常跑到德国，凝望东方，遥对着“波希米亚的重叠山峦”，仿佛一个忧郁的恋人思念他的远方情人，这处旅游胜地对他充满着无限诱惑。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热爱布拉格，她的混乱无序和她的神秘沉默都为他所爱。他喜欢引用 1893年威廉 · 姆尔什季克在小说《桑塔露琪亚》中使用的那个奇异意象，这个城市让小说主人公联想到“一列嘶叫着的火车从她和那些新生的人群、那些新的牺牲者身上碾过，所有的一切都在渐渐地消失，重归大地深处”。 里佩利诺尽最大努力所做的就是在表述这个城市的时候，不会被它吸附消泯，不会让自我被这个世界异化，这也正是里尔克所说的我们生于此世的任务。仅靠一本旅游手册，走马观花地游遍一座城市的名胜古迹，你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它。可是，你又如何能完全认识像布拉格这样一个变化多端、令人无从琢磨的城市呢？布拉格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隐藏在美丽的老城广场上吗？——那里有咖啡馆和著名的钟楼；隐藏在周边的远郊里吗？——那里有沉闷的水泥建筑群，大多数布拉格人都在那儿过着非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时光的记录有如岩层的重叠，玄武岩层的普热米斯尔王朝处在最底层，上面是岩灰与金刚石合层的哈布斯堡王朝，然后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花岗岩层，最上面就是当今疏松多孔的石灰岩……那么，哪一时期的哪一处地方所代表的才是其最美好、最真实的景象？我年轻的时候曾以为，要真切地了解一个地方，就要到它的中心腹地去，你一定就会爱上那里。有许多城市在我面前展开了她们可爱的四肢的轮廓，而有多少个布拉格就需要用多少只眼睛去观看，不，还得更多的眼睛才行——布拉格简直大得无边。我满怀惆怅、郁郁寡欢地走回旅馆，冰雪让我的脸凉如玻璃。 我们三个人在女士们的房间里等教授来，大家都有点儿焦虑不安，或许是因为先前的期待过于强烈了吧。我们到布拉格是带着使命的。G. 认识一位年轻的捷克移民，最近刚到纽约，我姑且称他米洛斯吧。米洛斯想在哥伦比亚学建筑，在读期间，他一时还找不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他的父亲认为有办法帮助他，他有一些艺术作品可以卖掉，能卖不少钱，可是把这些珍贵作品带出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容易。我们是自愿帮忙的，打算把它们偷偷带出去。我和J. 、G. 在都柏林和加利福尼亚打国际长途商量这事，这看起来绝对是鲁莽的冒险之举。冬日的光线从铁幕后面照射过来，我们不免顾虑重重。那个时候，西方游客因最微不足道的走私行为被抓，一关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故事在旅游者中非常流行，大使馆的领事或公使出面也无济于事。我经常沉湎于那种无聊的空想中，认为一间单身小牢房也许是最好的写作空间，不过，在东方的集体监狱中度过一段有始无终的日子，我对这种暗淡的前景实在不怎么看好。J. 和G. 向我描述的格莱特的那只香肠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总之，或许是因某种内在的联系，我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像那只香肠一样因时间太久而布满渍点，抽抽巴巴，它不是漂浮在镍盘的水中，而是突然落在一只锈迹斑斑的锡盘子里，旁边还有一块灰绿色的厚面包片……此刻想打退堂鼓肯定是来不及了，门外响起了教授轻轻的叩门声。 他又高又瘦，面色苍白，密密的短发覆在额前，那是北欧人的发型。第一眼看上去，难以确定他的年龄究竟是30岁还是60岁。他相貌英俊端正、近乎完美，长着一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面孔，却又带着某种特别的谦逊。即使此刻他站在我眼前，我觉得也很难完全清楚地认识他，似乎在原本清晰的记忆的印痕上，有一道裂纹突然迸裂开来。我想他一定用了许多年时间试图让自己不被那些当权者、警察、间谍和告密者注意，他表面的真实已经消失殆尽。他很像那种刚刚谢幕的演员，虽洗尽铅华，面孔却多少受到蚀损。他用一种郑重、细腻、颇富中欧风格的方式与我们每个人握手，带着忧郁的微笑，那种感觉不像是与我们初次见面，倒像是与我们做最后的道别。他的英语表达相当准确，微微有点儿口音。他用温和沉着的语气欢迎我们到布拉格来，似乎我们到的不是布拉格而是他自己的领地。在这里，我们多次听到这种具有归属感的语气表达，在知识分子圈里尤甚。这些艺术家、批评家、学者带着流放者的激情认为这是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历史，虽然破败但仍然辉煌，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神秘，这是他们赖以维生的观念，但许多珍贵的事物已经从他们的生命中被拿走了。我带了一瓶免税的爱兰尔威士忌作礼物，教授叫道：“喔，是詹姆森!”语气间透出他对这份珍贵礼物的熟识，似乎它来源于某个神奇的产地，就像中国的丝绸、撒马尔罕的香料。他从我手里接过酒瓶，动作灵巧优雅，同时带着真诚的感激。怎么说呢，就是“courtly”——彬彬有礼而不失尊严。这让我大为震动，我从未见过哪个人能如此恰当地合乎这种表达。 他在房间里踱了一两步，我关房门的时候留意到他无框眼镜后面闪动的不安，或者毋宁说闪动着警觉。他静静地握着威士忌站在那儿，双臂绷在两侧，灰色风衣一直扣紧到喉咙。G. 说起我们三个来到布拉格的使命，他听了，立刻竖起手指，贴在嘴边，让她别出声，然后指指天花板中间那只落满灰尘的灯具。这是布拉格的另一种姿态，总是带着凄楚的抱歉的微笑，对此，我们虽不陌生，却很沮丧。的确，在各个地方都藏着窃听器。 我们走进大厅，教授认为在那儿谈话比较安全，当然也得压低声音才行。先前那两个漂亮的黑眼睛姑娘已经走了，塑料棕榈树下面的桌子上留着两只空咖啡杯，杯子边缘印着一道道红色的唇吻。教授说，有大约20张照片，他希望我们能把它们带给他儿子。我本以为是油画，原来是照片，是一位我从未听说过的捷克大师采用原始的接触印相技术制作的，具有很高的价值。教授不乏忧虑地说，如果我们觉得把这批东西带出国有些为难的话，一定别客气，他可以再想别的办法把它们送到纽约。可是，很显然，我们是他唯一的希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说，我们一定要帮他。他又带着那种痛苦而忧伤的表情微笑了一下，清清喉咙，小心翼翼地用中指推了一下眼镜中间那道不太结实的金色横梁。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晚上到他家去吃晚饭，在那儿，既可以看到照片也可以见到他的妻子。这时，通往餐厅的两道门在我们身后打开，两个侍者从里面出来，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只浅托盘，上面摞着一叠用过的碟子，他们的脚跟与脚尖同时旋动，并列而行，仿佛老音乐片中那些举止讲究的男芭蕾舞演员。随后，两个人昂着头朝厨房的方向走去，毫不费力地托举着那堆高高的东西。房门打开的一瞬，我们瞥见了几处细节，房间里有一张主餐桌。那是一张圆形大桌子，可容6到8个人围坐。毫无疑问，我的记忆因偏见而夸张了我在那一瞥间的印象——许多猪挤在饲料槽前边。教授叹口气说：“俄国佬。”他们呼呼噜噜地大吃大喝，根本没把餐厅里的其他人放在眼里。两年后，在布达佩斯，我又见过他们一次，大约有12个人，当时，我很不明智地应邀去欧洲参加一个有关安全与合作的讨论会①，那是一个关于冷战的清谈俱乐部，现在肯定解散了。会议的原意是希望促进东西方作家之间的友好交往，但事实上，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和俄国人彼此表达着不满和轻蔑，而把其他国家的代表看成是无足重轻的三岁小儿不予理睬。苏联代表团是作家协会成员，领队是一个面色灰白、脸如刀刻的男人，穿着松松垮垮的西装，吸着变了质的香烟，一口糟糕的牙齿，午餐休息时间他们霸着咖啡厅里最大的桌子，边吃边说，连呼带叫，将一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的胜利感尽情地表露出来。当然，如今回想起来，我仍然纳闷，是否他们以及与他们相似的在布拉格餐厅的那些人，只是为了要让自己的高叫压过别人的声音——因为那些贴近他们的耳朵悄悄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冷硬的内心早已知道——到卫星城进行一场短途旅行、到俄国郊外的别墅度假、在莫斯科狂欢纵饮、自由兑换外币等等，所有在极权国家被当做特权的东西，正在走向终结，一切很快就被新兴的黑手党阶层、犯罪集团和奢靡无度的总统家族的成员所控制。不过，迄今为止，这些代表仍然一个都没少，莫斯科的政客仍然伸着长长的猪嘴四处打探。尽管隔着两道半透明的门，在房门旋开轻合的刹那，他们一对一对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最后一个，肥头大耳，我们看见他坐在桌子的首位，后背冲着我们，贴在椅子下的脚套着一双粗肥的黑鞋，仿佛两只胖大的猪蹄，两条裤管拉起来，露出两只皱皱巴巴的灰色短袜和两块肥胖多毛的腿肚子，直到最后，他们全都消失了。 教授打算向我们介绍一些有关布拉格的事。我们非常感谢，同时也很担心在工作日的早晨这样拉着他谈话会耽误他的工作。他笑了一下，说，现在他的时间可谓绰绰有余。他解释说，他卷入了1976年底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共同签署的人权声明即七七宪章运动，当权者曾下令逮捕摇滚乐队队员和艺术家，他本来是位艺术学教授，如今已被大学辞退。从这以后，他和妻子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过活，政府曾多次威胁要停止这种供应，倘若他坚持要和那些堕落的反革命集团继续保持来往的话。他认识瓦茨拉夫 · 哈维尔，后者那时还关在监狱里。1976年以前，确切地说，早在1968年以前，他经常在咖啡馆和小酒店里会见他的那些老朋友，他们在那儿的谈话曾被便衣警察监听过。教授时不时地就会被警察局传唤、审问，其实当局知道得很清楚，他早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用一种不乏倦怠和苦涩的幽默语气向我们解释这一系列过程。早晨会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通常在黎明时分，那时他还躺在床上，一个友好温和的声音问他是否介意到什么样什么样的一幢大楼里去一趟，每次地方都不一样，然后是谈话。打电话的人会安慰他说，没什么大事，就是谈次话，他根本不用担心，别太着急，车在外面等着，他好好准备一下就是了。然后，他立刻起床，收拾整理出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睡衣睡裤、干净的衬衫、换洗的内衣、袜子、剃须用品和最最重要的牙刷，与此同时，他的妻子为他准备咖啡和面包卷。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他说，听起来有些奇怪，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人几乎不说什么话，只是忙着事务性的琐事，尽管事实上，他们两个都知道，也许这一去，他们再也见不到对方了。有些朋友和熟人也这么被传唤过，“谈次话”，然后就再也没回来。教授告诉我们，到了那幢指定的无名大楼——它通常在城市中某个相当丑陋的广场上，他就会被关进一间窄小、无窗的房间，除了一张铁制桌子和一把呆板的椅子外，别无他物。他被指令填写一叠办公表格，将他自己及父母、妻子、儿女的种种生活细节都一一地陈列出来，他心里清楚，此时正有许多双眼睛透过他面前的那道墙上的双向微型装置观察他。随后，审讯者迈着悠闲的步子进来，神态轻松，面带微笑，同时也具有无限的威吓力。 教授说，在押期间，在连续三天三夜或更长的时间里，6个审讯员每隔半小时轮流审问他，但他从未遭受过皮肉之苦。类似的秘密警察机构无处不在，无论是国家安全部还是情报局都备有大量资料。天鹅绒革命之后，许多文件被公开了，情报局的名册上竟有数万名密探，能开列出这么一张单子来也真是不容易。教授说，通常，他们会天南海北地闲谈一番，从他有可能谈及和愿意谈及的人或事入手，对此，他别无选择，只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许多年以后，另一位捷克朋友，也是七七宪章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作家兼翻译家兹德涅克告诉我，1989年之后的一天，他在市中心散步，偶然看到街道对面有个人就是当年审问过他的审讯员，他想也没想，就冲那人大喊，声音穿过了拥挤的人流，他喊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似乎这是世界上他最想知道的、最重要的事。那个密探审问员怎么样，我问，希望听到他急忙竖起衣领，满面含愧地偷偷溜走。“哦，”兹德涅克耸耸肩膀，说，“他冲我笑着摆摆手，喊道：‘嗨，你好吗？’然后继续走他的路。” 这时，我们来到兹拉塔 · 乌里斯卡即著名的黄金巷，我们沿着荷拉德卡尼城堡外面的围墙走得很艰难，我不知道怎么到的那儿。事实上，我几乎不太能想起来我第一次在布拉格旅行时都乘过什么交通工具了。我们肯定坐过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尽管J. 有幽闭恐惧症，我们还是乘过地铁，地铁倒是异乎寻常地干净整洁。不过，我还是无法想起我们坐的那些交通工具。我们就那样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在某个空隙间，又去了什么地方。唉，记忆女神的神奇之舆是多么容易溜走啊! 古老的黄金巷首尾两端都铺着圆石。一簇簇小房子沿护城河边的墙壁而起，是16世纪末鲁道夫二世为24位城堡守卫队员建的。人们会奇怪，为什么只有24个人？有关历史的最简单的叙述往往容易引起困惑。17世纪，黄金巷的房子主要是城里的黄金匠们居住，因此得名。让人好奇的小街有许多传说，例如，鲁道夫的那批炼金术士就在这里建立实验室，毕竟，炼金术士也是金匠之一种，这也许可以解释街名来源混乱的原因吧。想到那些炼金术士和他们的蒸馏器皿挤在狭窄逼仄的小屋子里，这场景让人感觉很有意思，不过，我手中的旅游手册上却另有说法，它以一种显然是责备的口吻说，不管民间有什么样的传闻，鲁道夫的那批炼金术士根本没在黄金巷待过，而是被禁闭在维卡斯卡巷，在圣维特大教堂的北面。哦，对了，对了，我们不久就去参观了大教堂。让我印象颇深的是，我从教授那儿听说，卡夫卡在黄金巷22号住过一段时间，如今，他的现代同乡，捷克大诗人雅罗斯拉夫 · 塞弗尔特① 就住在此处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捷克大预言家德 · 特贝丝太太住在4号。还有更多的神奇…… 真的，身在布拉格，怎么能略过卡夫卡呢？我们不知道能否有机会去参观一下他的出生地。这个嘛，教授皱皱眉，说，咱们可以去看看那所房子，不过，那栋坐落在塔楼旁边的建筑最初是属于圣本笃教团的，1887年被烧毁，几年后卡夫卡一家搬到了位于温西斯广场的一处新公寓楼，早期的楼房全都保存着，前门是石头做的。一块出自雕刻家卡雷尔 · 赫拉迪克之手的小标牌高高地挂在门边的墙上。1963年在里比利城堡召开了一场关于卡夫卡的著名讨论会，1965年建立了纪念馆。那场讨论使官方接受了这位布拉格最伟大的艺术家，把他看做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颓废堕落和冷漠予以尖锐抨击的批判者①。教授解释说，此前，从官方角度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是没有卡夫卡这么个人的。捷克当局一直在禁销他的书籍，而且声明无论是那些书还是它们的作者都不曾存在过。对这种简单化做法你不得不佩服，这种试图完全抹掉一个人的生活及其在黑暗中闪烁光芒的作品之举，真是令人恐怖和厌恶。 我们沿着陡然上升的街道一路前行，松软的雪块在我们脚下咯咯吱吱地响。在这座山城，喧哗的雪声伴随着我们，仿佛某种扰人平静的絮语。我们沉默无言，追想着卡夫卡在他的祖国竟然被人活生生地抹掉那么多年，这听起来可真是……真是太具有卡夫卡的风格了，这让我们深感不安和抱愧。不过，教授看起来似乎不像我们那么不安，在那些日子，在想起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想到它在苏联控制之下所处的困境、所受的限制与沉默，以及里佩利诺用一句文绉绉的短语“凯列班的统治”② 表达的轻蔑之情时，布拉格有良知的民众的尴尬是以一种极为微妙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你可以设想，对于所有被征服的人民来说，那是一种全民共有的痛苦，面对陌生来访者的眼睛，他们赧然无语。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发生了一场悲惨的饥荒，当时乡村的情况近乎绝望——反对英国统治者的起义接二连三地爆发，又相继失败，经济陷入崩溃，实际上就是——饥饿的村民家家户户都切断了与外界的往来，把自己关在小屋里，插上门闩，封住窗户，拒绝外界的关注，等待死亡降临。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不幸是无缘无故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相信那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无论是初次还是后来对这个城市的参观游览中，当布拉格的某些旧日相识在许多年后成为我的朋友，我仍然没有勇气自以为是地问他们，在1968年，是否捷克人对自己莫名其妙的失败、对自己未能在苏联坦克进入之时奋力抵抗而感觉失望。可事实上，他们又能做什么呢？那些正当花季的孩子们，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莎士比亚曾用美妙悲伤的诗句问道：“美如何能含怒而辩？她难道能比一朵鲜花更有力量？”那个时候，我们都想起匈牙利人6年前的起义，城市的废墟里、大街上、碎石路面都铺满了尸体。谁愿意遭受布拉格那样的命运呢？ 自然，每个人都渴望冲破缠绕着我们的忧郁气氛，开始说起城里那些仍然活着的作家，他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局无法否认。教授把我们带到一个文学酒吧吃午饭。它藏在老城广场和大河之间一条狭窄曲折的街道里，那是一个褐色的地方，窄长、低矮，里面摆满长条凳、三脚凳，还有烟熏的天花板 ——至少，教授是这么描述它的，它是虚构中的“金色老虎”吗？我立刻想起这是波希米亚人翻译的一本书，那是都柏林市波尔伯格街上一家爱尔兰小酒店。不管是不是“金色老虎”吧，那天店里可真是热闹非凡。爽快的酒吧侍者手里晃着一升装的皮尔森啤酒杯，一边将成堆的香肠和土豆分给遍布四处的喧嚷的客人。店主娴熟而严肃地经营着自己的买卖，让人不由得想起马戏团里的魔术师用魔棍和旋转的盘子变戏法的情景。空中缭绕着水蒸汽和烟雾，蒙了一层雾的镜子上有几道浅痕，映出侍者们成双成对地奔来跑去的身影。我们让教授把最好的或者至少是最有名的作家指给我们看，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一位赫拉巴尔或者斯克洛夫斯基。教授向四处仔细地张望了一下，然后咳嗽了一声，用指尖推了推眼镜的间梁，现在我明白，这个动作意味着接下来将是满怀歉意的解释。今天的文学界没多少突出的分量。临窗而坐戴着围巾的那位，摆出一副作家的架式，却从未出版过什么东西，至今没人说起读过他的某部作品。坐在墙角的那位上了年纪的女士，金发碧眼，依然美丽，据说和塞弗尔特有过绯闻。那个一头银发、神情倨傲、头昂得像只公鸡的家伙20年里一直热衷于将乔伊斯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翻译成捷克文，据说他是警察局的密探。那一位，就是正从房间那边向这边看的面色忧郁的老人是斯沃博达，是一位批评家和通俗小说作家，自1968年起，他的名字就被禁止印到出版物上。我对教授说，他无需感觉抱歉，在60年代初的都柏林，当大作家们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闯入麦克迪、派里斯或者爱尔兰人酒吧，希望能遇上布伦丹 · 贝汉① 或者帕特里克 · 凯文纳，可惜除了一些像我一样眼露烦躁之色的文学爱好者和某个行为乖僻、身无分文、企图蹭一杯酒喝的末流诗人外，我没遇到过任何名家。教授无力地笑笑。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说法，只把这当做一种善意的同情。生活，就像昆德拉的小说标题一样，在别处。 午餐。啊，也许这正是谈谈捷克饮食风格的时候，然后才能说那些更有味道的题目。我的捷克朋友们，我非常在乎你们，不想得罪你们，所以，请明智地跳过下面的这两段——我事先可是提醒过你们的。我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吃到过糟糕的饭菜。多年前我在伦敦一个朋友家吃过一盘通心粉，上面布满了牛腰肉丁，做得难吃极了，那是格鲁博小姐的手艺。说真的，那味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在一个离布达佩斯不远的可爱小镇有一家旅店，我曾在那儿面对一只热气腾腾的大盘子，上面是鹅肉片、捣碎的土豆和泡菜，三者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三级渐变的灰色度，而且还闪闪发光。一个绚丽的秋日下午，在奥加卡，我看见午餐的小盘子里装着还算悦目的绿色拉，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结果不知道是哪一只大肠杆菌竟然顺着我的消化道一路穿梭，像粒墨西哥跳豆一样忙个不停，贴着我的肠壁有三个月之久，时不时地在里面弄点儿事情出来。就不必说我在布拉格的饮食经历之惊险了，和它们也不相上下。事实上，有那么几年，我在那儿也吃过几顿美味佳肴。众所周知，人们对巴伐利亚的饮食评价甚低。不过，一般而言……据说……我个人觉得……就是……捷克的饮食吧…… 那个……可真不比巴伐利亚好多少。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德国东南部雷根斯堡市的一家德式小酒店……算了，那是另一个故事，在另一个城市。① 捷克人和巴伐利亚人毗邻而居，两国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共通之处，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莫过于布丁了。其微妙之差似乎只在于它们一个好像我们小时候叫的“纳可乐”—— 一种坚硬的弹子，一个好像那种被水浸坏了的网球，不过，它们的质地和口感应该相差无几。捷克布丁的黏度变化较大，从最一般的面包布丁到土豆布丁，通常会配上一种闻起来有股泔水味的白色泡菜，此外，还有一种较为少见的水果布丁。也许捷克布丁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黏度了。这小东西坐在盘子里，又白又嫩，胖墩墩热乎乎的，倘若你胆敢举起餐刀去切它，刀锋肯定会被那股多情的黏力紧紧地缠住，布丁上切开的刀口会发出叽叽咕咕的响声，刀刃一离开，切口会马上复原，粘合在一起。许多食物都可以给布丁做配菜，无论是最为普通的热狗还是较为厚实的煮熟的牛肉片。它也可以有单独为其准备的配菜，比如丝梅特纳，这是一种又酸又甜的调味酱。那天，在“金色老虎”——姑且是叫这名字吧——食物的简单粗陋令我们大为惊诧，盘子里只有几根苗条得让人忧虑的烤香肠，还有一块厚实完好的黑面包，被泛着气泡的金碧辉煌的捷克啤酒浸湿了，闻起来很像盛夏季节被热浪烘焙的草地的气味。当然，当然，除了这次，还有别的进餐时刻，噢，记忆女神转移了她的视线…… 午餐之后，我们觉得不妨去参观一两个画廊。G. 在旧金山的当代艺术展览馆工作过，对具民族特色的艺术珍品颇感兴趣。教授又轻轻地咳了一声，又伸出指尖推了推眼镜横梁。主要的展览馆……包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家博物馆……从70年代起就已经关闭了，他如是说。关闭博物馆没有任何理由，倘若去询问布拉格的那些“不知名的权威们”，他们会用一套陈词滥调对付你，那些说法既不新鲜尖锐也不迂腐简单，反倒充满活力，不是轻蔑地不予理睬，就是言辞极为无礼，同时又小心地保持着表达的含糊，振振有词地宣称整理和修复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可惜，从未有过任何积极恢复的迹象。当教授与其他学者为近10年来艺术创作的停滞而忧虑时，他们受到警告的次数也便随之增加。 谈及艺术建筑时，教授要带我们去看看圣维特大教堂。我们再一次登上荷拉德卡尼小山，奋力爬行在花岗岩的台阶上，小说家古斯塔夫 · 梅利克会以其惯用的开玩笑的方式这么写：“四个人鱼贯而行，后面人的脑袋瓜顶着前面人的脚丫。”下午的太阳隐到了密云的背后，阴霾的天空飘落大朵大朵的雪花。在我们眼前，大教堂高耸挺拔，直插云霄，“美得疯狂”。菲利普 · 拉金喜欢把大教堂描绘成一艘长着尖塔顶的大船，搁浅、停靠在百塔之间，四周是气浪喧天的暗礁——那些珊瑚色的巴洛克式宫殿。大教堂也是出手大方的查理四世不惜重金给布拉格留下的一份礼物，1344年开始动工，到1929年仍未完工——不知是否有人曾认为这样的建筑物还有完工的时候。第一位建筑师是法国阿拉斯布市的马太。金色大门由三道哥特式拱门组成，上饰精细的边带，出自彼得 · 巴雷之手。仰头远视，整个教堂似乎正以飞快的速度刺向云霄，直入虚无之境。说到建筑物上的怪兽饰，另一位不为布拉格认可的儿子里尔克称其为“漫画、丑像”；对那些怪兽饰，我一直有种疼痛感。塞弗尔特在《登查理石桥远眺》一诗中写道： 有些时候 城堡 和大教堂 闪动着幽昧的奇丽 那些砌墙的石 黑沉阴暗 仿佛采自月宫 我们走进教堂，刹时堕入巨大而悠远的寂静之中，无声的影子、古老的气息，冬日苍白微弱的光线从头顶的玫瑰花窗渗透进来，我无声地抬头仰望，褪色的玻璃窗显得过于华丽了。诗人阿波利奈尔在《地区》中，有一首《登荷拉德卡尼山》，写他在某一时刻体验到了一种现代人的恐惧，塞缪尔 · 贝克特将其翻译过来： 在圣维特的玛瑙里 看到自己的样子 真是令人心惊 那就是你悲哀欲绝的时刻 就像大白天里 那个疯狂的拉撒路 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在教堂中厅的地板上响起，时不时地发出令我自责的回声。我走进圣温西斯的小教堂，那块游人本可以自由逡巡的地方，如今被一条天鹅绒带子拦了起来，对于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说，这道禁忌虽看着客气却不可忽视。葬在此处的是温西斯一世，一位值得赞颂的君主，是普热米斯尔王朝的第四代国君，935年，他那可恶的哥哥博莱斯拉夫下令将其谋杀于这块圣地。旅游手册上说教堂内室墙裙上的“c1372”字样是用宝石镶嵌成的，果然如此；那个简洁精致的“c”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温西斯小教堂的北门有一只动物——别人告诉我那是一头狮子① ——嘴里紧紧衔着一口铜钟，据说国王被害时紧贴着这扇门。 把教堂看做是慰藉和避难之所，对此，我一直深感惊讶。相反，对我来说，尤其是这个庞大的天主教教堂，似乎是一个只与痛苦的赎罪和流血仪式相关的毫无感情的纪念碑，峭硬、冷漠、无情，华莱士 · 史蒂文斯关于“古代殉道者的神圣沉默”的说法使其更显沉重。多年前，一个暮色微沉的黄昏，我曾在津巴布韦首都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旁听过一次唱诗班的彩排，当时，我吃惊地发现，我7岁的儿子因为恐惧站在我的旁边悄悄地哭泣。我尝试着安抚他的时候，想起童年，虔诚的母亲常常强迫我长时间站在这种地方。瞬间，我从一个父母都是无神论者的小孩子身上看清了一个景象：那些愁苦的雕像、褪色的玻璃窗上侧目而视的殉道者画像和色彩斑驳的一排排旗帜，以及雕刻而成的布道坛……一切都散发着狂热而令人惊惧的气息——拉金说的没错。儿子后来告诉我，最让他害怕的是唱诗班的领唱在歌曲的间奏中，对着话筒发出的一阵阵低沉的宣告与激励；它们听起来一定很像上帝在天上发出的怒责，厌倦而可怖。 但我知道，倘若此事发生在几百年前，我的儿子站在这个地方，除了敬畏和好奇之外根本不会有任何恐惧之情。显然，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如今正处在一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到处灯火通明，几乎成了不夜城，外界事物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感觉造成冲击，荧光频闪的银幕、巨大的广告牌、流行音乐、层出不穷的香水、质地精良的织品与光滑柔软的皮货……走出世界，走入教堂，完全是另一番天地。约翰 · 怀兹达在《中世纪之秋》的首页上写道： 500年前，所有的事情较之于当代，其形态都更为确切清晰。忧与喜、幸与不幸之间的距离，似乎比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更大，无论忧伤还是喜悦，在一个孩子的心中，每种经历都是明晰而纯粹的……光明与黑暗、宁静与喧哗之间的差异就仿佛夏与冬的对立，这种对立远比我们今天所体验的更为强烈。在现代都市里，我们难以找到完全的黑暗和绝对的沉寂，总有一缕淡淡的灯光或者一声遥远的呼喊打破那种纯粹。 圣维特大教堂在许多年前就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奇异创造，金色的入口金光闪烁，雄伟的大门与高耸的窗户在开合间变换着来自天国的光线。幽昧的颜色、响亮的声音、薰香的气味、上千支燃烧的圣烛，还有钟声……怀兹达写道：“每日钟声敲响，似乎都与圣徒有关，它用众所周知的声音宣告着悲哀与欢喜、宁静与焦虑、召集与训告。” 里佩利诺啧啧有声地评论说：“在布拉格小说家笔下那些病态的人物形象中，大教堂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梅利克那部阴森而不乏滑稽的小说《格来姆》①中，一个重要的场面就发生在圣维特大教堂里，在“细弱的蜡烛味和薰香”之间。甚至连一向对超自然事件无动于衷的扬 · 聂鲁达，在记述玛拉 · 斯塔纳地区淳朴山民的言行时，也被山上与众不同的灰石头所吸引，回来后，他注意到石头的坚实并未受到任何削弱，相反，“在每个礼拜堂，你都能发现它与敬拜的神香和塑像配合得相当默契”。在聂鲁达的小说《圣温西斯的弥撒》中，叙述人回忆自己当年做服侍圣坛的男童，他和朋友们都知道一件事，每天夜半——还能是别的时间吗？——当钟声在教堂里回响之际，就是圣徒温西斯重回教堂，在高高的圣坛上做弥撒的时候。一天夜里，他一个人藏在已经上了锁的教堂里，想要一睹圣徒温西斯的鬼魂做的弥撒。夜晚，最后一缕光线消失了，午夜降临，“一块仿佛蛛网的东西在教堂中厅的上空飘浮，闪着银色的微光”，孩子霎时被巨大的恐惧攫住，“我感觉黎明前的黑暗与寒冷全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一种含混不明的情绪突然向我袭来，然后它就被一种更猛烈的力量击碎——那就是恐惧。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什么，可我就是害怕，我的内心幼小、脆弱，根本没有自我支撑的力量”。 布拉格作家都喜欢吓唬自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代人尤其如此，他们酷爱神秘与怪异。如里佩利诺所言，他们的小说“一再重复那种令人深感压抑的感觉，这源自于西班牙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 16和17世纪的哈布斯堡皇室，包括鲁道夫，都曾接受过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们的教育），芜乱不堪、令人胆寒的伤口，破裂的肢体，喷涌而出的鲜血，这个神秘景象是恐惧的来源”。他从一本听起来不太靠得住的、出自吉利 · 卡拉斯科 · 赞 · 利沃维科之手的《曼弗雷德 · 马克米林的小说》1907年中，找到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生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