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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咱们出去吧，弗兰淇。他们好像玩得很开心呢。” “没有，他们没有，”她说，“只是一帮讨厌的傻小孩，没完没了地跑来跑去，大喊大叫，一点都不好玩。我们现在上楼收拾你的袋子。” 弗兰淇的房间其实是一个在房子上后加的卧廊，有楼梯向下通到厨房。房间里摆着一张铁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弗兰淇还拥有一台小马达，能开能关。这玩艺儿能磨刀，如果指甲够长的话， 还能用来锉指甲。靠墙放着为冬山之旅准备好的行李箱。桌上有一部很旧的打字机，弗兰淇在它面前坐下，搜肠刮肚找可以写的信:但她无人可寄，每一封能回的信都已回复，甚至回过几次。于是她用一件雨衣盖住打字机，将它推到一边。 “说真的，”约翰·亨利说，“你不觉得我还是回家好吗？” “不，”她回答说，没有看他，“你坐在那个角落里玩马达吧。” 在弗兰淇面前有两样东西——一只淡紫色的贝壳，和一只里面有雪花的玻璃球，摇一摇能摇出一场暴风雪。把贝壳举到耳边，她听到墨西哥湾温暖的海浪冲刷之声，想起了远方长满绿色棕榈的岛屿。把玻璃球举到眯缝的眼前，白雪飞舞，天地茫茫一片。她想到了阿拉斯加，她登上一座寒冷的白色山岗，俯瞰远处冰雪覆盖的荒原。她看到太阳在冰面上映照出七彩虹光，听到梦幻般的声音，看到如梦的景物。无处不是清凉、洁白、轻柔的雪。 “看，”约翰·亨利盯着窗外，“我想大女孩们正在俱乐部里开派对呢。” “嘘！”弗兰淇突然叫喊起来，“别对我提那些坏种。” 附近有家俱乐部，弗兰淇不是会员。会员是那些十三岁、十四岁以至十五岁的女孩子们。星期六晚上她们就和男孩子开派对。弗兰淇认识所有的会员，今夏以前她还仿佛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低龄成员，但如今她们成立了这个俱乐部，而她却不是其中一员。她们说她年龄太小，人又讨厌。每到周六晚上，她就能听到那揪心的音乐声，远远地看到那一点灯火。有时她绕到俱乐部后面的小巷，站在忍冬花的篱笆跟前。她站在巷子里，看着，听着。真长，那些派对。 “也许她们会改变主意，邀请你。”约翰·亨利说。 “那些狗娘养的。” 弗兰淇发出一声抽泣，用臂弯抹了抹鼻子。她走到床边坐下，肩膀下垂，两肘支在膝盖上。“我猜她们已经传遍了全镇，说我有臭味，”她说，“那时我长疖子，涂了难闻的黑药膏，老海伦·弗莱彻问我发出的怪味儿是什么。啊，我不怕给她们一人一枪。” 她听到约翰·亨利向床边走来，然后感觉到他的小手拍在后颈上，一下一下轻悄悄地拍着。“我不认为你有那么不好闻，”他说，“你很香。” “那些狗娘养的，”她又说了一次，“还有，她们说些关于结了婚的人的肮脏的鬼话。想想派特姑妈和尤斯塔斯姑丈！还有我自己的爸爸！那些肮脏的鬼话！她们以为我有多傻呢。” “你一走进屋子我就能闻到你，都不用看是不是你。像一百朵花儿。” “我不在乎，”她说，“我就是不在乎。” “像一千朵花儿。”约翰·亨利说，他潮乎乎的小手还在拍着她低垂的脖子。 弗兰淇坐直身子，舔去唇边的泪珠，用衬衫下摆擦净了脸。她一动不动地坐着，鼻翼张开，闻自己的气味。然后她走到行李箱前，拿出一瓶“甜美夜曲”，搽了一点在头顶，又倒了一些在衣领里。 “你也想来一点吗？” 约翰·亨利蹲在打开的箱子边，她把香水洒在他身上，他轻轻打了个哆嗦。他想翻她的旅行箱，把所有东西都看个仔细。但弗兰淇只想让他囫囵看上一眼，不要他件件看个明白，知道自己有什么缺什么。于是她扣好箱子，把它推回去靠墙放好。 “好家伙！”她说，“我打赌我用的香水比镇上谁都多！” 房间很安静，只有楼下餐厅的收音机传来絮絮低语。父亲回来好半天了，贝丽尼斯已关好后门走了，夏夜里孩子们的声音也沉寂下来。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玩一玩。”弗兰淇说。 但根本没什么可干。约翰·亨利站着，膝盖挺直，两手背在身后，戳在屋中央。窗户上有飞蛾——灰绿色的、黄色的蛾子，在窗口拍打着，舒展翅膀。 “这些漂亮的蝴蝶，”他说，“它们想进来。” 弗兰淇看着柔弱的飞蛾扑闪翅膀抵在纱窗上。这些飞蛾每晚迎着她桌上的灯光而来。它们从八月的夜色中飞出，鼓翼紧贴在窗外。 “它们这样飞来，”她说，“在我看是命运的讽刺。这些飞蛾飞到哪儿都行，却偏偏缠着这房子的窗户。” 约翰·亨利伸手扶扶金丝边镜框，将眼镜架稳在鼻梁上。弗兰淇端详他扁扁的长雀斑的小脸。 “把眼镜拿下来。”她突然说。 约翰·亨利取下眼镜在上面吹了吹气。透过镜片，房间在她眼里变得扭曲游移。她把椅子推后，盯着约翰·亨利。他的两只眼睛周围都有一圈潮湿的白色印子。 “我打赌你不需要这副眼镜。”她说。她把手放在打字机上:“这是什么？” “打字机。”他说。 弗兰淇拿起贝壳:“这个？” “海滩上的贝壳。” “地上爬的小东西是什么？” “哪里？”他边四下里看边问。 “在你脚附近爬的小东西。” “噢，”他说着蹲下身去，“啊，一只小蚂蚁。奇怪，它是怎么爬上这儿来的。” 弗兰淇斜靠在椅子里，光脚交叉伸在桌面上。“是我的话，就把眼镜扔了，”她说，“你的视力比谁都不差。” 约翰·亨利不说话。 “这眼镜不合适。” 她把叠好的眼镜递给约翰·亨利。他拿出一块法兰绒眼镜布擦了擦，重新架好，没有回答。 “好吧，”她说，“随你便。告诉你是为你好。” 他们上了床。两人背对背脱了衣服。弗兰淇关了马达和灯。约翰·亨利跪下做晚祷，悄无声息地祈祷了很久，然后在她身边躺下。 “晚安。”她说。 “晚安。” 弗兰淇直直地看着眼前的黑暗。“你知道吗，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个世界在以大概一小时一千英里的速度旋转。” “我知道。”他说。 “不明白为什么当你跳到半空，落下来的时候不在费尔维尤，或者塞尔马，或者五十里以外的什么地方。” 约翰·亨利翻一个身，声音里睡意浓重。 “或者是冬山，”她说，“我希望现在就出发去冬山。” 约翰·亨利已经睡着，她听到他在黑暗中呼吸。现在，那年夏天的许多个夜晚她所盼望的事情已经实现。有人正陪她一起睡。她躺在黑暗里，细听他的呼吸，过了一会儿，用胳膊肘撑起身子。他小小的身体在月光下安睡，雀斑清晰可见，白色的胸脯袒露着，一只脚从床边耷拉下去。她将手小心地放在他肚子上，向他靠近一些。他的身子里面好像有一只小小的钟正嗒嗒地走，汗味和“甜美夜曲”混合，他闻起来像一小朵馊玫瑰。弗兰淇俯下身，舔了舔他耳朵后面，然后长吸一口气，把下颏抵在他汗湿的瘦肩膀上躺下，闭上双眼:此刻，有人在黑暗中陪着她睡，她没那么害怕了。 第二天太阳早早把他们唤醒，白亮的八月的太阳。弗兰淇不能打发约翰·亨利回家。他看到了贝丽尼斯正在做的火腿，团圆饭看来会很不错。弗兰淇的父亲在卧室看报纸，然后要到镇上他的珠宝店给钟表上发条。 “如果我那位哥哥不从阿拉斯加给我带一份礼物回来，我真会气疯的。”弗兰淇说。 “我也是。”约翰·亨利附和道。 她哥哥带新娘返家的那个八月的上午，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坐在葡萄架的阴凉里，谈着圣诞节。阳光猛烈地直泻，晃人眼睛，饱饮阳光的蓝鸟对着同伴啼叫呢喃。他们聊着天，语调渐渐低沉，同样的话重复又重复。他们就这样枯坐在阴凉里，打着瞌睡，那时候的弗兰淇还从未细想过某个婚礼。哥哥和新娘走进家门的那个八月的上午，情形就是这样的。 “啊，上帝！”弗兰淇叫道。桌上的扑克油腻腻的，斜阳照在院中，“这世界真是快。” “哦，别再说了，”贝丽尼斯说，“你心思不在牌上。” 然而，弗兰淇还是有一部分心思在牌上的。她打出黑桃王后，黑桃是主牌，约翰·亨利扔出一张小小的方块2。她看着他，他正紧盯她的手背，好像一心巴望有拐弯的视线，可以绕过去看到别人手里的牌。 “你有黑桃。”弗兰淇说。 约翰·亨利把小铅驴塞进嘴里，眼睛看到别处去。 “赖皮。”她说。 “出呀，出你的黑桃。”贝丽尼斯说。 这下他分辩道:“它给别的牌挡住了。” “赖皮。” 可他还是不肯出，沮丧地坐着。牌局卡在他这儿。 “快点。”贝丽尼斯催促道。 “我不干，”他终于说，“这张是杰克。我的黑桃只有这张杰克了，我不想把它跟在弗兰淇的王后后面，我就不出。” 弗兰淇把手里的牌扔到桌面上。“瞧！”她对贝丽尼斯说，“他连最基本的规则都不遵守！他还是个孩子！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 “也许是吧。”贝丽尼斯说。 “啊，”弗兰淇说，“我要烦死了。” 她光脚踩在椅子的横档上，闭着双眼，胸口抵在桌边。油腻腻的红色扑克牌乱摊在桌上，这副样子让弗兰淇作呕。每天下午吃完饭后他们都玩牌。如果你肯去尝尝那些旧扑克，味道会是整个八月他们所吃的饭食的总和，再加上手汗的恶心味儿。弗兰淇从桌上扫开扑克。那婚礼明净而美好，如白雪一般，她的心都碎了。她从桌边站起来。 “灰眼睛的人好嫉妒，这事千真万确，谁都知道。” “告诉过你我不是嫉妒，”弗兰淇快步在屋里绕圈子，“既然我没有嫉妒他们俩，就不可能嫉妒他们中的哪一个。我把他们俩合在一起看。” “嗯，义兄结婚的时候我就嫉妒了，”贝丽尼斯说，“我承认，约翰娶克劳丽娜的时候我威胁说要扯下她的耳朵。但你瞧，我没这么干。克劳丽娜耳朵好好的，和别人一样。现在我还挺喜欢她。” “J和A，”弗兰淇说，“嘉尼丝和贾维斯。这不奇怪吗？” “什么？” “J和A，”她说，“他们名字的前两个字母都是J和A。” “然后呢？那又怎样？” 弗兰淇围着厨房桌子转了又转:“我的名字叫简就好了，”她说，“或者洁丝敏。” “我不明白你的心思。”贝丽尼斯说。 “贾维斯，嘉尼丝，洁丝敏，明白了吗？” “不明白。”贝丽尼斯说，“对了，我今天早上听收音机说，法国人正把德国人赶出巴黎。” “巴黎，”弗兰淇机械地应了一句，“不知道改名字或者加个名字违不违法。” “不用说，违法。” “嗯，我不管，”她说，“弗兰淇·洁丝敏·亚当斯。” 通向她房间的楼梯上有只娃娃，约翰·亨利拿起它走到桌边，抱在怀里摇晃。“你送给我时可是当真的。”他说。他掀开娃娃的裙子，摆弄里面有模有样的内裤和胸衣。“我打算叫她贝儿。” 弗兰淇盯着娃娃瞧了一会儿。“不知道贾维斯是怎么想的，给我带回一个布娃娃。想想啊，竟然给我一只娃娃！嘉尼丝还想解释，说她把我想成了一个小姑娘。我还指望贾维斯带些阿拉斯加的东西给我呢。” “你打开礼物时脸色可真够瞧的。” 这是个大个头的娃娃，红头发，黄睫毛，瓷眼睛能开能合。约翰·亨利抱着它，给它摆了个躺着的姿势，它的眼睛便合上了。他又拉它的睫毛，想让它睁开眼睛。 “别这样！弄得我不自在。还有，别让我看见她。” 约翰·亨利把它放到后门口，回家的时候好带走。 “她叫丽丽·贝儿。”他说。 时钟在壁炉上方的架子上滴滴答答走得很慢，还差十五分到六点。窗外明晃晃的太阳灼热依旧。后院葡萄架的影子已经浓得化不开。一切凝滞不动。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口哨声，是一支唱不完的忧伤的八月之歌。每一分钟都很漫长。 弗兰淇又走到厨房的镜子前，看自己的脸。“我犯的大错就是剪了这个板寸头。我应该有一头长长的浅黄色头发，好出席这个婚礼。你觉得呢？” 她站在镜子前，心里发慌。对弗兰淇而言，这是一个满心忧惧的夏天。有一种心慌可以趴在桌上用纸笔算出来。到这个八月，她已经十二岁零十个月，身高五英尺五又四分之三英寸，穿七号鞋。去年她长了四英寸，或至少她是这样估计的。夏天里可恶的顽童已经对她叫喊:“那上面冷不冷呀？”而大人们的议论更让弗兰淇膝盖发颤。如果她长个儿长到十八岁，前面还有五年零两个月在等着。这样一算，除非她能想办法阻止自己，否则身高将超过九英尺。一位超过九英尺高的小姐是个什么样儿？她会是个怪物。 每年初秋，察塔胡契博览会都会来镇上举办。十月展会在市集的场地上举行整整一周。有摩天轮，旋转飞人，镜宫——还有，怪人宫。怪人宫是一顶长长的帐篷，里面成行排列着一个个小隔间。花二十五美分进入大帐，然后就可以参观每个隔间里的怪物。在帐篷的后部还有特别展品，每一项要花一角钱。弗兰淇去年十月把怪物屋里的成员都看了个遍: 巨人 超级肥婆 侏儒 黑野人 针头人 鳄鱼男孩 阴阳人 巨人高逾八英尺，晃荡着一双巨灵掌，下颚松垂。超级肥婆坐在一张椅子里，身上的肥肉就像洒了粉的生面团，她还一直用手又拍又弄——隔壁是穿着花哨晚礼服的矮侏儒，踩着碎步扭扭捏捏地走。黑野人来自一个蛮荒的岛屿，他蹲在帐中，身边堆着积满灰尘的骨头，以及棕榈叶子。他还活吃老鼠。谁有不大不小的老鼠，展会就允许他免费参观野人的表演。所以孩子们随身带着老鼠，用结实的麻袋和鞋盒装着。黑野人把老鼠的头在他弯着的膝盖上一磕，然后撕开毛皮，嘎吱作响地狼吞虎咽，眼里闪着贪婪的光。有人说他不是真正的黑野人，不过是塞尔马的一个黑人疯子。不管怎样，弗兰淇不喜欢多看他。她挤过人群，去参观针头人，约翰·亨利整个下午都站在这儿。小针头人上蹿下跳，叽叽嘎嘎傻笑，向周围的人群说着粗话，缩了水的头大不过一只橙子，剃得溜光，只在头顶留下一绺头发，用粉色蝴蝶结扎住。最后一间永远人头涌动，这儿展出的是半男半女，一个阴阳人，也是科学上的奇观。这个怪物完全由两半拼合而成——左边是男，右边是女。左边穿着半面豹皮纹衣服，右边是乳罩和亮闪闪的裙子。左边脸长着黑胡须，右边脸则白花花地涂着脂粉。两只眼睛同样地怪异。弗兰淇逛遍了整个大帐，每个隔间都看过。所有的怪物都让她感到可怕，因为她觉得他们都在向她偷偷张望，试图用眼神与她交流，仿佛在说:我们认识你。她很怕他们长长的怪眼，整整一年都忘不掉他们，直到今天。 “我不知道他们结过婚，或者参加过婚礼没有，”她说，“那些怪物。” “你说什么怪物？”贝丽尼斯问。 “博览会上的，”弗兰淇说，“去年十月我们看的那些。” “哦，那些家伙。”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赚很多钱。”她说。 贝丽尼斯回答说:“我怎么知道？” 约翰·亨利撩起假想中的裙子，同时伸出一根手指点在自己大头的头顶，学针头人的样子绕着桌子又跳又舞。 他说:“她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姑娘，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东西。你呢，弗兰淇？” “不，”她说，“我不觉得她有趣。” “我也不觉得。”贝丽尼斯说。 “哼！”约翰·亨利争辩道，“她就是有趣。” “如果想听我的实话，”贝丽尼斯说，“展会里面那群家伙只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个个都算上。” 弗兰淇在镜子里望着贝丽尼斯，终于嗫嚅地问:“我有没有让你起鸡皮疙瘩？” “你？”贝丽尼斯问。 “你觉得我会长成一个怪物吗？”弗兰淇低声问道。 “你？”贝丽尼斯又问一次，“怎么会，当然不会，我相信上帝。” 弗兰淇好受了些。她侧过脸看看镜中的自己。时钟缓缓敲响六下，她说:“那，你觉得我会长得好看吗？” “有可能。如果你把脚上的硬茧锉掉一两寸的话。” 弗兰淇左脚站立，慢慢在地上蹭右脚的前脚掌，她感到皮下扎进了一根刺。“说正经的。”她说。 “我想等你胖一点儿就会很棒。你还得听话学乖。” “可是在星期天之前，”弗兰淇说，“我就想把自己弄好一点，出席婚礼。” “想改变就要整洁。把胳膊肘搓干净，好好收拾打扮一番，就会蛮好的。” 弗兰淇最后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转过身来。她想着哥哥和新娘，胸中兀自发紧，化解不开。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能死掉就好了。” “啊，那就死吧！”贝丽尼斯说。 “死吧。”约翰·亨利细声细气跟了一句。 世界骤然停顿。 “回你家去。”弗兰淇冲约翰·亨利说。 他紧绷着大膝盖站着，邋遢的小手扶在白色桌子边，没有动。 “你听清楚了。”弗兰淇说着，恶狠狠地瞧着他，伸手抓起炉子上方挂着的煎锅。她追着他绕了桌子三圈，然后追过前厅，一直出了大门。她锁上前门，又吼了一声:“回你家去！”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贝丽尼斯说，“你坏得没边，还不如死了。” 弗兰淇打开通向她房间的楼梯的门，坐在下面的台阶上。厨房死气沉沉，怪异而阴郁。 “我知道，”她说，“我要一个人静静坐一会儿，好好把这一切想一想。” 就是在这个夏天，弗兰淇开始为自己是弗兰淇感到厌恶和腻味。她恨自己，她成了一个闲人，一个终日泡在厨房的废物点心:又邋遢又贪心，心地又坏，情绪又差。除了坏到不配活着之外，她还是个罪犯。如果警察知道她所做的事，她将会受到审判，并锒铛入狱。而弗兰淇并非生而是个罪犯，或者一个大废物。在今年四月以前，在那以前的所有日子，她也是一个普通人。她是一个小圈子的成员，是七年级学生，周六的上午帮父亲干活，每到下午都会去看场电影。她不是那种会担惊受怕的人。在晚上她和父亲一起睡，不过并不是因为怕黑。 这一年的春季漫长而费解。事物发生改变，弗兰淇却不明所以。平淡苍白的冬季过后，三月的风将窗玻璃吹得砰砰作响，蓝天上白云縠纹缕缕。这年四月来得迅速而轻悄，树木的新绿是那么活泼鲜亮，浅淡的紫藤花将开遍小镇，随后花瓣便无声无息地四散凋零。有些东西，和这些绿色的树、四月的花有关，让弗兰淇伤感。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但正是这种愁思，让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这座小镇。她留心战争的消息，想着外面的世界，并打点好箱子，准备上路。然而她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 这一年弗兰淇开始关注世界。她并没有将之等同于学校里疆域清晰、色彩斑斓的地球仪。在她的意念中世界巨大、分裂而飘零，以一千英里的时速飞旋。学校的地理课本已经过时，世界的国家划分已经改变。弗兰淇通过报纸了解战争消息，但上面有太多的外国地名，而战争的发展又是那么迅速，她常常看不懂。在这个夏天巴顿追击德国人穿越了法国，俄国、塞班岛也同时在开战。军队和战争好像近在眼前。但不同的战役太多，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也难以在她脑中尽数浮现。她看到一个快冻僵的俄国大兵带着一杆冷硬的枪，面目黝黑，立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丛林覆盖的岛屿上，一个吊眼梢的日本鬼子在青绿的藤蔓间滑行。欧洲，被吊在树上的人们，蓝色洋面上逡巡的战舰。四引擎的飞机，燃烧的城市，一个士兵，头戴钢盔，发出笑声。有时候，这些关于战争以及世界的图景在她脑中盘旋，让她直发晕。很久以前她做出预测，要赢得战争的全面胜利还需两个月，但现在她不敢说了。她想当男孩，做一个海军陆战队员投身战争。她想象着驾驶飞机以英勇表现获得金质勋章。但愿望无法实现，这让她有时候心神不定，情绪低落。她决定给红十字会献血，一星期一夸脱。那么她的血将流淌于澳大利亚人，以及战斗中的法国人、中国人的血管中，遍布整个世界，由此她就会觉得自己像是所有这些人的至亲。她能听到军医说，弗兰淇的血最红、最强健，他们闻所未闻。她展望未来，看到自己与身上流淌着她的血的士兵在战后相会，他们会说她是救命恩人，他们不会叫她弗兰淇，而是叫她亚当斯。但为战争献血的计划没有实现。红十字会不接受，她年纪太小了。弗兰淇气疯了，觉得自己孤苦零丁，四处碰壁。战争和世界这两样事物，都太过动荡、太过浩大，都是那么让人想不明白。长时间地思索世界的事让她暗暗心惊。她不是怕德国人或者炸弹或者日本人，她害怕，是因为战争拒绝她的参与，因为世界似乎不知何故将她抛在了一边。 因此她深知自己必须离开小镇，远走他方。那年晚春慵懒甜腻，让人难以消受。那些个漫长的下午，无休无止，鲜花开放，绿色的香气令她胸中烦恶。这个小镇开始伤弗兰淇的心。以前纵使倒楣难过，弗兰淇也从不流泪。但就在这一季，很多东西都让弗兰淇有哭的冲动。有时她会清早出去，在院子里伫立良久，凝望日出的天空。此时仿佛有一个问题摆在她心上，而天空缄默不答。一些以前从不经意的事情让她难过:夜里站在人行道上看到的灯火，小巷深处传来的陌生的声音。她会凝神注视，或侧耳倾听，心中不知是些什么在慢慢凝聚，在暗自期待。但灯光将要熄灭，声音也会沉寂，纵然她继续等待，也不再有动静。她很怕这种情形，让她顿时迷惘，不知道自己是谁，她在这世上会变成什么样，为什么此刻她会这样站着，看着一点灯光，听着一点声音，或抬头仰望天空——孤单一人。她很害怕，胸口奇怪地发紧。 四月的一个晚上，她和父亲准备上床睡觉。他看着她说了句话，完全突如其来:“这个还想跟老爸爸睡的、老大不小的十二岁长腿笨瓜是谁呀。”于是，她已经大到不能再和父亲同睡了，不得不独自睡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她开始对父亲心怀怨气，两人总是斜眼相看。她不喜欢待在家里。 她在镇里游荡，所见所闻不知何故，总是只鳞片爪，不知所终，而她胸中的憋闷也一直挥之不去。她会胡乱找些事情来做，但结果总是做错。她给最好的朋友伊芙林·欧文打电话，伊芙林有一套球衣，和一条西班牙披肩。她们俩一个穿上球衣，另一个披着披肩，一起去镇里的十文店。但这是一个错误，也并非弗兰淇真想做的事。苍白的春日黄昏过后，空气中弥漫着尘土的气息和花朵甜而涩的香气，傍晚被灯光点亮的窗，开饭时拖长声调的呼喊，烟囱雨燕在小镇上方成群盘旋，飞向不知在何处的巢窠，剩下空荡荡的天空愈发辽阔。这一季的黄昏拖得很长，弗兰淇已经绕遍了镇里的人行道，此时有一种伤感，爵士乐般的伤感，摇撼着她的神经，她的心抽紧，几乎停止跳动。 因为无法摆脱心中郁结，她会惶惶然做些什么。她回家像疯子戴帽一样把煤桶顶在头上，绕厨房桌子转圈。她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做什么就错什么，而且完全与初衷不符。然后，这些傻事做完后，她会站着，厌恶而又空虚，在厨房门楣下说: “我真想把整个镇子捣个稀烂。” “呃，那就捣吧，别只是哭丧着脸站在这儿，去做呀。” 而后麻烦开始了。 她干了一些事，还将自己陷进麻烦里。她触犯了法律。并且在第一次以身试法后，她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些违法的事。她从父亲的五斗橱抽屉里拿走了手枪，带着它满街逛，并在一片废弃的空地上开火射击。她沦落成为一个窃贼，从西尔斯—罗伯克商店里偷走了一把三折刀。五月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犯下了一宗秘密的、无以名状的罪过。在迈基恩家的车库，和巴尼·迈基恩一起，他们犯下一桩别样的罪行。到底坏到什么地步，她现在还不清楚。这罪让她的胃有一种痉挛似的恶心，她怕看所有人的眼睛。她恨巴尼，想杀死他。有时候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她便计划着用枪射他，或在他两眼之间扎上一刀。 她最好的朋友，伊芙琳·欧文搬到了佛罗里达，弗兰淇再没和其他人玩。长长的开满鲜花的春天结束了，小镇的夏天丑陋、孤寂而炎热。她想离开的心一天比一天炽烈:远走高飞到南美，好莱坞，或者纽约。但虽然她已经多次打点行装，却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地方，以及单凭一己之力怎样才能去到。 因此她就待在家，困在厨房里。苦夏永无尽头。到三伏天时，她已经五英尺五又四分之三英寸高，是一个彻头彻尾好吃懒做的大废物，而且还坏得没治了。她害怕，但已和从前不同，只余下对巴尼、父亲，以及法律的畏惧。而就算是这些畏惧最终也消于无形。时日已过，迈基恩家车库里的罪行已经变得很遥远，除非做梦，早已忘记。她也不再去想父亲和法律的事。她在厨房与约翰·亨利和贝丽尼斯终日厮混，不再思考战争和世界。现在没有什么事能叫她伤感，她已不关心。她再没有独自于黑暗的后院仰望天空，她对声音和夏天里的动静无动于衷，夜里也不到街上游荡。她不让外界触动，什么都不在乎。她吃吃喝喝，写剧本，在车库边练习掷飞刀，在厨房桌上玩桥牌。每一天都与前一天雷同，除了更漫长。她对任何事都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