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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弗兰淇十二岁时那个绿色、疯狂的夏季开始。这个夏天，弗兰淇已经离群很久。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在这世上无所归附。弗兰淇成了一个孤魂野鬼，惶惶然在门与门之间游荡。六月的树有一种炫目的亮绿色，但再晚些时候叶子就变得发暗，小镇也黑下来，在太阳的烈焰下皱缩成一团。起初弗兰淇还四处走动，干这干那。镇里的人行道在清早和晚上灰扑扑的，中午的太阳为它们上了光，水泥路面仿佛在燃烧，闪亮如玻璃。最终人行道烫得让弗兰淇难以下脚。她老给自己惹麻烦，她私底下的麻烦是那么多，觉得还是待在家里为好——家里只有贝丽尼斯?赛蒂?布朗和约翰?亨利?韦斯特。他们三个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把同样的话说上一遍又一遍，于是到了八月间，那些话变得有声有调，听起来怪里怪气的。每到下午，世界就如同死去一般，一切停滞不动。到最后，这个夏季就像是一个绿色的讨厌的梦，或是玻璃下一座死寂而荒谬的丛林。然后，在八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一切都改变了，改变突如其来。下午一片空白，弗兰淇一直在困惑，她还是想不明白。 “真古怪，”她说，“就这样发生了。” “发生了？发生了？”贝丽尼斯说。 约翰·亨利在一旁听，安静地看着她们。 “我从没这么迷惑过。” “可你迷惑什么？” “整件事。”弗兰淇说。 贝丽尼斯回应道:“我想你脑子准是被太阳烤糊了。” “我看也是。”约翰·亨利轻声说。 弗兰淇自己几乎也要承认。当时是下午四点，厨房四四方方，寂静而灰暗。弗兰淇两眼微合，坐在桌边，心里想着一个婚礼。她看到一座静静的教堂，奇怪的雪花沿着彩色的窗斜斜滑落。婚礼中的新郎是她哥哥，他的面孔被一团光亮所取代。新娘也在那儿，拖着长长的白色裙裾，这位新娘同样也没有面孔。有些事情，关于这场婚礼的，给了弗兰淇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 “看着我，”贝丽尼斯说，“你嫉妒了？” “嫉妒？” “嫉妒你哥哥要结婚？” “没有，”弗兰淇说，“我只是从没见过像他们俩那样的人。今天看着他们走进来，感觉很怪。” “你就是嫉妒，”贝丽尼斯说，“去照照镜子。看你眼睛的颜色就知道。” 水池上方有一块水汽蒙蒙的镜子。弗兰淇照了照，但她的双眼是一贯的灰色。这个夏天她长得这么高，简直成了一个大怪物。她的双肩很窄，两腿太长，穿着一条蓝色运动短裤，一件BVD汗衫，赤着脚。她的头发剪得像男孩子，剪了没多久，短得还未两边分开。镜子里映像扭曲，但弗兰淇知道自己的模样。她耸起左肩，头转向一边。 “哦，”她说，“他们俩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我只是搞不懂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有什么事情，你这傻瓜？”贝丽尼斯说，“你哥哥带着他想娶的姑娘，今天回家来跟你和你爸爸吃了顿饭。他们打算这个星期天到她在冬山的家举行婚礼，你和你爸爸要去参加这个婚礼。事情不过如此。你到底在烦什么？” “我不知道，”弗兰淇说，“我打赌他们每一分钟都很快乐。” “那我们也找点乐子吧。”约翰·亨利说。 “我们找乐子？”弗兰淇问，“我们？” 他们重新在桌边坐下，贝丽尼斯为三人桥牌发牌。从弗兰淇记事起，贝丽尼斯就是厨娘。她很黑，肩膀很宽，个子很矮。她一直说自己是三十五岁，说了至少三年了。她的头发分开，编成辫子，抹了油紧贴着头皮，脸孔扁平安详。贝丽尼斯只有一个地方不妥——左眼是一颗浅蓝色的玻璃。它在她安静的黑脸上向外恣意地直瞪着。她怎么会要一只蓝色眼珠，那不是凡人能想明白的。她忧郁的右眼是黑色的。贝丽尼斯牌发得很慢，遇到扑克被汗粘在一起就舔舔大拇指。发牌时约翰·亨利每一张都看。他敞着胸，白色的胸脯湿湿的，脖子上用细绳拴着一只小小的铅驴。他是弗兰淇的近亲，她的亲表弟。这个夏天他要么和她一起吃饭，打发白天的时间，要么就和她共进晚餐，度过整个夜晚。她没法把他打发回家。他看上去不像已经有六岁了，却长着弗兰淇所见过的最大的膝盖，并且总有一边上面结着痂，或者贴着纱布，都是他自己摔倒擦破的。约翰·亨利有一张眉头紧皱的白白的小脸，架一副金丝边小眼镜，每一张牌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正输着，欠贝丽尼斯五百多万。 “我叫1红心。”贝丽尼斯说。 “1黑桃。”弗兰淇说。 “我要叫黑桃，”约翰·亨利说，“这是我要叫的。” “嗯，那你不走运，我先叫了。” “啊，你这蠢货！”他说，“这不公平！” “别吵，”贝丽尼斯说，“老实说，我看你们都是乱叫，根本没什么好牌。我叫２红心。” “我没吵，”弗兰淇说，“我无所谓。” 事实确实如此:那天下午她玩桥牌，就和约翰·亨利一样，不过是碰到什么就出什么。他们坐在厨房里，这丑怪的厨房让人意气消沉。墙壁上约翰·亨利的胳膊够得着的地方，都被他涂满了稀奇古怪的儿童画，这给厨房蒙上一种异样的色彩，就像疯人院里的房间。现在这间旧厨房让弗兰淇浑身不舒服。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弗兰淇不知道，但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挤成一团，正敲打着桌子边缘。 “世界真的很小。”她说。 “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说突然，”弗兰淇说，“这世界变得真快。” “呃，我不知道，”贝丽尼斯说，“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对我来说很快。” 直到昨天为止，弗兰淇还从不曾为一个婚礼费过思量。她早知道她唯一的哥哥，贾维斯，要结婚了。去阿拉斯加之前，他和一个冬山的女孩订了婚。贾维斯是一位下士，在阿拉斯加待了近两年。弗兰淇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哥哥，他的面孔变得隔膜而变幻不定，就像看水底的一张脸。可是，阿拉斯加！弗兰淇不断地梦到它，尤其这个夏天，它变得格外地真切。她看到雪，看见冰冻的海洋，还有冰川。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北极熊，和美丽的北极光。贾维斯刚离家到阿拉斯加时，她寄给他一盒自制的乳脂软糖，精心地包装，每一块都单独扎上蜡纸。想到她的糖会在阿拉斯加被吃掉，她就心中颤栗，眼前还出现哥哥在皮毛裹身的爱斯基摩人中间分发糖果的情形。三个月后，贾维斯寄来一封致谢信，里面夹着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每周都给他寄糖，有时候不是乳脂软糖而是奶油蛋白软糖，但贾维斯除了圣诞节再没寄过钱来。偶尔，他写给父亲的短信会让她稍有不安。比如说，这个夏天他有一次提到自己游泳，蚊子很凶。这封信搅乱了她的梦境，但几天的混乱过后，冰洋和白雪又重回梦中。贾维斯离开阿拉斯加后直接去了冬山。新娘名叫嘉尼丝·埃文斯。婚礼的安排如下:哥哥打电报来说，他和新娘将于周五回到家中待上一天，婚礼于随后的星期天在冬山举行。弗兰淇和父亲会参加婚礼，去到近百英里以外的冬山。弗兰淇已经打点好了行装。她热切期待着哥哥和新娘到来的那一天，但并没有想象他们的样子，也没有想那个婚礼。因此在他们到访之日前一天，她只是对贝丽尼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离奇的巧合，贾维斯被派到阿拉斯加，而他相中的新娘偏偏来自一个叫冬山的地方。冬山，”她慢慢地又念一句，闭上眼睛，这个名字融入了阿拉斯加和冰天雪地的梦境，“我希望明天就是星期天，而不是星期五。我希望我已经离开镇子。” “星期天总会来。”贝丽尼斯说。 “我很怀疑，”弗兰淇说，“我早就打算要离开镇子。我希望婚礼过后不用再回来。我希望我去别的地方，永远离开。我希望我有一百块钱，只管走人，不再见到这个小镇。” “我觉得你的愿望好像不少啊。”贝丽尼斯说。 “我希望我是别人，反正不是我自己。” 这事发生前的那一天的下午，和八月其他的下午一样。弗兰淇在厨房里闲待着，向晚时来到院子里。房后的紫葡萄架在暝色中暗影沉沉。她慢慢地走着。约翰·亨利·韦斯特坐在八月葡萄架下的柳条椅里，交叉着腿，两手插在口袋中。 “你在干什么？”她问。 “想事情。” “什么事？” 他没有回答。这个夏天以来，弗兰淇要像往常那样钻葡萄架已经嫌太高了。其他十二岁的人还能在下面走来走去，做游戏，玩得很高兴。甚至一些矮小的成年女性也能在下面走动。而弗兰淇个头太大。今年她不得不像大人一样，只能在棚架外面溜达， 采摘长在边缘的葡萄。她看着纠结的藤蔓，空气里有烂葡萄和尘土的气味。站在葡萄架边，暮色重重涌来，弗兰淇心中感到害怕。她不知道怕的是什么，但就是害怕。“我说，”她说，“你和我一起吃饭过夜怎样。”约翰·亨利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小圆表，仿佛行不行得看时间。但葡萄架下太暗，他根本看不清上面的数字。“回家跟派特姑妈说一声。我在厨房等你。”“好的。”她害怕。夜空灰蒙蒙空洞洞，厨房的灯光在渐黑的庭院里投下方形的黄色光影。她记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相信煤房里住着三只鬼，其中一只戴着银戒指。她跑上房后的阶梯说:“我刚刚叫了约翰·亨利来吃饭过夜。”贝丽尼斯正在揉一块做饼的生面团，将它扔在扑满面粉的桌子上，“我以为你烦他呢。”“我是烦他，”弗兰淇说，“但我觉得他好像很害怕。”“害怕什么？”弗兰淇摇摇头。“也许我的意思是孤单。”她最后说。“嗯，我会给他预备一小块面。”从暮色中的院子里回来，厨房显得火热、明亮而又奇怪。墙壁让弗兰淇难受——那些怪诞的图画:圣诞树，飞机，怪模怪样的士兵，花朵。约翰·亨利在六月某个悠长的下午，开始了他的第一幅创作，既然墙面已经毁了，无论何时，只要想画，他就继续画下去。有时候弗兰淇也画。起初她父亲为此暴跳如雷，但后来就叫他们尽情地把想画的都画出来，反正到秋季把墙壁再刷一遍就是了。但是夏日连绵不断，没有尽头，这些墙开始烦扰弗兰淇。这个晚上厨房看起来很是怪异。她感到害怕。她站在门口，说:“我只是觉得还是邀请他来的好。”于是晚上约翰·亨利拎着一只周末旅行袋来到后门。他穿着一套白色的表演服，鞋袜整齐，腰带上扣着一把匕首。约翰·亨利见过雪。他虽然只有六岁，但去年冬天到过伯明翰，在那儿看到了雪。弗兰淇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袋子给我，”弗兰淇说，“你可以先做一个小人饼。”“好。”约翰·亨利没有把玩面团。他煞有介事地做着饼人，时不时地停一停，用小手扶扶眼镜，仔细打量自己的作品，就像一个小小钟表匠。为操作方便，他拉了一张椅子，跪在上面刚好够高。贝丽尼斯给他一些葡萄干，换了任何其他的孩子，准会黏得到处都是，但他只用两颗来做眼睛，但马上就发现太大了——于是他细细地将一粒葡萄干分作两只眼睛，再弄出两小点算是鼻子，然后还有一张咧开的葡萄干嘴巴。完工后，他在短裤的后屁股上擦擦双手。眼前摆着一个人形的糕饼，有叉开的手指，顶着帽子，甚至还拿着手杖。约翰·亨利做得十分卖力，面团变得脏兮兮、湿答答的。不过那是一个很棒的饼人，而且，事实上，它让弗兰淇想到约翰·亨利自己。“我还是先陪你玩儿吧。”她说。他们在厨房和贝丽尼斯一块儿吃晚餐，因为父亲来电话，说是要在他的珠宝店里工作到晚些时候。贝丽尼斯把饼人从烤炉里拿出来，他们看到它与其他孩子做的饼人一般无二——胀得那么厉害，约翰·亨利的劳作全然走了形，手指粘在一块，手杖成了尾巴一样的东西。但约翰·亨利只是隔着眼镜瞧了瞧，用餐巾擦两下，便开始在它的左脚上涂抹黄油。这是一个炎热黑暗的八月夜晚。餐厅里的收音机几个台搅在一起:战争新闻夹杂着含混的广告，隐约传出一支轻音乐队的有气无力的曲子。收音机开了整个夏天，最终他们已经充耳不闻。有时候声音太大，吵得他们快聋了，弗兰淇就会关小一点。其他时间，收音机里音乐和人语彼此往来缠绕，到八月时节他们就不再理睬它了。 “你想做什么？”弗兰淇问，“要不要我读汉斯·布林克的故事给你听，还是干点儿别的？”“我想干点儿别的。”他说。“什么？”“我们出去玩儿吧。”“我不想。”弗兰淇说。“今晚好多人会在外面玩。”“你有耳朵，”弗兰淇说，“听到我说什么了。”约翰·亨利直着他的大膝盖站在那儿，然后说:“我想我还是回家吧。”“你还没过夜呢！你可不能这样吃完饭就跑。”“这我知道。”他安静地回答。收音机继续响着，他们能听到孩子们在夜色中玩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