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匣子——马上行动

马上行动。不要等到良心开始哭哭啼啼地抗议；等到那些抗议形成生锈的、熟悉的镣铐。迪迪心一横，打断了他们。只是要发表一番演讲，一番由满腔的愤怒和失望凝聚而成的演讲，那愤怒和失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发表演讲，他从座位上优雅地纵身一跳，坐到了行李架上。上身前倾，因为空间太小，他直不起腰来；两脚悬在空中晃荡着。他俯视着那两个人，开始慷慨激昂地讲了起来。 第一点：贝壳学的伟大时代早已过去。试图返回过去的行为毫无意义，对吧？他望着下面，看自己的话对那两个人有什么影响。他们似乎已经不那么兴高采烈了。迪迪继续说道：这种爱好在十九世纪大为流行，那时还可以有真正意义上的新发现。而（现在）一切都已被探明和分类，对真正严谨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再也不足以引起他们的兴趣。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收集贝壳的爱好已经落到那些多愁善感的业余人士之手了，他们满足于任意地取样和分类。而业余人士都出奇地轻信，很容易被假冒伪劣和张冠李戴的东西骗得团团转。由于没有人来维护贝壳学的传统标准，市场上充斥着经过磨砂、抛光和上彩的所谓贝壳。实际上只是经过美容的贝壳尸体。这样的贝壳满处都是，其后果之一就是，贝壳不再被当作一种纯天然之物而受到应有的尊重，人们对贝壳的鉴赏力也不可挽回地遭到败坏。迪迪提高嗓门，迫切地想阐明自己的观点：事实上，人们在所有领域的品位都变得低下了。告诉你们一个只有内行才了解的事实吧：改造自然的破坏性欲望正是始于第一个将贝壳变为艺术品的人。"任性的迪迪"唾沫横飞地对牧师说：这才是原罪的真正故事。 牧师一声不响地擦掉衣服前襟上的唾沫，而迪迪则继续大发宏论。如果内勃恩太太也在场的话，不等牧师自己掏出手帕，她就会把自己的手帕塞给他。 第二点：与曾经栖身其中的软体动物一样，可怜的贝壳本身毫无招架之力，无法阻止这每况愈下的变化。大多数很快就认输，少数做些徒劳的挣扎。由于没有眼睛，它们能怎么抵抗？更谈不上有获胜的希望了。因此，不仅贝壳的数量，就连其质量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变得粗糙，没有灵气。迪迪说：仔细看看你们爱不释手的那只贝壳吧。的确，"海洋之光"一度是最稀有、最昂贵的贝壳，真的是一贝难求。在十九世纪初，全世界已知的"海洋之光"只有两只，都是在新几内亚以东的海域发现的。可是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贝壳的数量就已经多如牛毛。价格也一落千丈。（现在）任何人都能邮购一只贬值的现代版"海洋之光"。更不要说日本的几家工厂所生产的精工制作的仿制品。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你们手中的这只……"迪迪重重地打了一个响指。穿粗花呢西服的男人费力地站起身，恭恭敬敬地把贝壳递给坐在行李架上的迪迪。不必使用听诊器和反射锤。他说：这只贝壳的问题很明显，不需要仪器都能看出来。他用右手的食指随意地一点，让他们注意，这只贝壳上的螺纹与真品"海洋之光"在倾斜方向上刚好相反，螺纹的网状线也与真品背道而驰。他向下面那两位神情难堪的鉴赏家指出，这只贝壳的唇缘还严重破损，还有一处原本很薄的边缘现在却很厚。对方听着迪迪对他们的宝物的贬抑，果然显得很沮丧。迪迪没有心软，继续说道："你们受骗了。这东西分文不值！"同时把贝壳漫不经心地朝他们一扔，也不管他们能否接住。"总而言之，先生们，"迪迪得意洋洋地总结道，"你们手里捧着的是一只被谋杀的、有损伤的贝壳。" 迪迪鄙夷地瞪着下面那两个人，而他们则忙不迭地拿着贝壳左瞧右看，希望能反驳迪迪有条有理的攻击。迪迪对自己的两位对手已经心中有数。牧师和贩子都身高体胖，所以尤其喜欢小玩意儿。邮票、贝壳、小玩偶、钥匙扣、火柴盒、微型杂志、录音机、小汽车、小宠物狗、小油画以及小优点。迪迪喜欢大优点；还喜欢大而有力的东西。精巧易脆的东西不符合他的口味。他宁可每天来一份杜松子酒，而不愿喝一碗源自北京的茉莉花茶。不过，对于纤弱、易受伤害的人和物，他还是有保护心理。比如（现在），迪迪就担心胖牧师占据了太多的座位，超出了自己的三分之一；担心他挤着了内勃恩太太和海丝特。需要迪迪的打抱不平才能改变牧师的无礼行为。内勃恩太太和海丝特也许太顾及面子而觉得不便抗议。 但是，金发姑娘和她婶婶已经不在包厢里了。也许厌烦了这儿的争争吵吵。这只是男人之间的事情。既然已经勇敢地采取了不讨人喜欢的立场，在随后的辩论中，迪迪只能坚持下去。 迪迪已经承认自己不是一位贝壳学家，所以，说话柔声细气的牧师便问迪迪，他这番话依据何在。迪迪知道自己说的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说的时候，良心没有丝毫的不安。是"无畏的迪迪"还是"邪恶的迪迪"？但是且慢，也许他说的真有其事。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而已。算他运气，也许他曾经保留过报纸上的一篇关于"海洋之光"的文章，上面有人们可能想了解的所有信息。 "洋洋自得的迪迪"引用那篇权威的、无可辩驳的文章，回答了牧师的问题。很显然，他还补充说，他总是把那份剪报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就是为了对付这类突如其来的质疑。那两个人要求迪迪允许他们看一看剪报。这未免可疑吧？"聪明的迪迪"从他们合理的要求中嗅到了危险。也许他们想没收剪报--要么把它撕毁，要么装进自己的口袋。如果失去这份无可替代的剪报，迪迪就失去了他所掌握的关于这起贝壳诈骗案的唯一铁证。于是，迪迪对他们说，他会另外找个时间拿出剪报；而（现在）他们只能相信他的话。接着又把刚才那番高谈阔论重复了一遍。 迪迪坐在行李架上，一方面对下面那两个人连蒙带唬，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做过了头。一个距真相十万八千里的论点到头来既无法令人信服，也欺骗不了任何人。为了不让自己的毁灭性意图过于明显，聪明的迪迪觉得现在该关注一下这只贝壳的优点了。外壳上的细腻颗粒，螺纹一圈圈直到边缘的精妙变化。但是迪迪刚刚开始赞美之词，就发现这些优点已经不复存在。这只贝壳（现在）正如他恶毒诋毁的那样，变得丑陋不堪。两位收藏家对此也像迪迪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失望地扔掉了贝壳。把它扔到了窗外。"不要将杂物扔到窗外。" 迪迪突然感到懊悔不迭。暗暗责备自己刚才太卑鄙，太不诚实。他诽谤了一件美丽的东西。并且由于不知道自己有这种力量，而把它变成了丑陋之物。在梦中的这个时刻，迪迪想起了被烧黑的安迪在火葬的柴堆上抽搐，而左邻右舍的伙伴们则站在一旁哄笑的情景。他想把贝壳找回来，希望自己能让它恢复原貌，让它再现原来的美，并重新唤醒那两位失望的、容易上当的前任主人的敬意。"等一等，"他朝那两个人喊道，"我马上回来。"话音刚落，迪迪就紧闭双眼，从高高的行李架上纵身一跃，跳出了飞驰的火车。不要将自己扔到窗外？ 身体下坠并不难，只要你不去想它。落地的时候，迪迪的膝盖和手掌擦破了一点皮；像小孩子--像迪迪小时候--滑向第一垒时那样。开始有点痛，很快就好了。他站起身，拍掉身上的灰尘，发现自己正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尽管火车还在飞速地驰骋，而且已经驶出了迪迪的视线，（现在）开到了铁路前方很远的地方，迪迪却相信自己到头来能赶上火车，并重新爬上去。在找到贝壳之后。 如果有光亮的话，迪迪就可以使用显微镜了。目的：观看看不见之物。方法：将微小的对象放大。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外部光源，光学显微镜就毫无用处。迪迪不能低估自己所要干的事情的难度。在黑暗中，不借助任何仪器，要找到一个约五英寸长的锥形小贝壳那样的小东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迪迪的任务十分艰巨，其难度几乎无异于童话中诚实的小王子所承担的使命--这类使命在于考验王子的勇气和天真。不过，早在小王子心灰意冷之前，就总是会有一位好心的丑老太婆前来搭话，老太婆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双小眼睛很锐利，她会交给王子一件法力无边的魔物，助他完成任务。有时候，前来搭话的是一只会说话的热心快肠的小动物，它会教给王子某种暗号，或者给王子必要的指点。但是没有人帮助迪迪。 迪迪在潮湿的隧道里往前走了一段，再折转回来。然后又走同样的一个来回。由于看不清楚，他时刻担心会不小心把贝壳踩碎。那轻飘飘、瘦精精、没有生命的小家伙会流血吗？里面会不会还藏着一只细小的、吓坏了的软体动物？似乎好几个小时都过去了，迪迪一无所获。"垂头丧气的迪迪"。但就在这时，他搜寻之处的地形有了变化，将他的挫败感一扫而光；原来玄机在这里。迪迪那踏踏实实、条理清晰的头脑取得了又一次胜利。不错的头脑。尽管还有些模糊，迪迪却恍然明白为什么自己在黑暗的隧道里来来回回仔仔细细地寻找之后，却仍然没有找到红白相间的"海洋之光"。因为他（现在）已经身在其中了。那只被扔掉的贝壳不再细小，而是变得像隧道一样宽展空旷。隧道和贝壳可以相互替代，所以迪迪可以在两者之内随意漫步。 此时此刻，迪迪在贝壳内布有螺纹的光滑内壁上半走半爬，这多少减轻了他刚才在隧道里徒劳找寻时所感到的惶恐。之所以惶恐，是因为发现铁轨（现在）的弯度比此前见到的要急得多。迪迪对"此前"没有深究，觉得自己这样做情有可原，依据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律：在梦里没有时间，只有空间。然而，思想的规律是有待彻底思考，终而超越的。如果迪迪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是因为他懒惰呢，还是想逃避？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不够聪明？难道他不知道不但有时间，而且有不只一样的时间，有许多种时间？有的连续不断，有的时断时续，它们或者同时推进，或者互不相干？他依稀像是知道，真的。可迪迪根本就不想去思考他在隧道里的另一种时间。 星期二早晨六点五十分，前台职员按照预先吩咐给414房间打了电话。迪迪这时已经醒来，要求立刻给他的房间送一份《信使公报》。对这起玄奥的事件，他今天将能有更好的了解。首先，要看看昨天第16版上的报道是否有了下文。因为他估计会有，所以其次，要看看新报道的篇幅和所在版面：比昨天的四小段文章更长还是更短？在版面上是前移了还是后置了？这第二篇报道的重心是什么？有关尹卡多纳的更多情况吗？还是警方对铁路方面是否渎职的调查进展？ 迪迪心里七上八下，最后却很失望。他像看昨天那两份报纸一样，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的报纸，但上面对工人之死只字未提。连讣告栏上都没有任何信息。也没有一句话涉及对铁路方面的调查。难道人们的兴趣会这么短暂，那份热度真的过去了吗？一桩突然发生的暴死事件居然可以轻飘飘的一带而过，用半个栏目的篇幅就打发掉了吗？ 当然，迪迪没有忘记尹卡多纳的葬礼，据昨天报纸的"末版"称，葬礼将在今天下午两点钟举行。如果他去参加的话，不是为了去看尹卡多纳面目全非的尸体。还没想到要当"盗尸者迪迪"。那具尸体即使迪迪想看也不可能看到；通常情况下，如果尸体残缺不全，就会马上将棺材盖好密封。如果参加葬礼，他也不是为了去悼念尹卡多纳。坦率地说，对那工人之死他并不感到悲痛。仍然有点恐惧，但感觉遥远了一些。基本上仅此而已。 迪迪之所以考虑去殡仪馆参加葬礼--去墓地就太显眼了--主要是想去看看尹卡多纳留下的一对孤儿寡母。他们的真实存在必须牢牢地刻进他的经历。尽管《信使公报》的文章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但是对于自己与那位皮肤黝黑的工人是否确实发生过那场冲突，他一直将信将疑，也许亲眼看到他们就能彻底消除这种疑虑。他尤其想见见十一岁的托马斯·弗朗西斯。如果那真是迪迪所杀的人的孩子，那么从他身上，迪迪至少可以看到他父亲的一点影子。这样，迪迪就能肯定，当"私掠船"号停在隧道里时，他确实下过车。袭击过一个人。而那个人就是已经死去的安杰罗·尹卡多纳。 还有一件事有待迪迪决定：今天要不要去看望海丝特。他早晨醒来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想去。昨天海丝特差不多是把他赶了出来。了解不够，举止别扭。他得等到对两人之间的隔膜有进一步了解之后再去。另外，他也不想以这样一连两次的拜访而让两位女士产生误会，以为他呆在这儿的一周里，每天晚上都会去看海丝特。 起码这件事情确定了。决定起来不是太难。只是往后推迟而已，因为他这一周随时都可以去看海丝特；如果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就行。而尹卡多纳的葬礼却只举行一次。 迪迪要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去，还是不去。他今天下午应该去吗？没有回答。迪迪将问题重复了一遍。该去吗？还是没有回答。一切都显得那么复杂。而且的确很复杂。这个计划里有些病态的色彩。"偷窥狂迪迪"。出于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动机而窥探他人的悲伤。更不要说那低级的趣味：一位凶手虔诚地--而不是幸灾乐祸地--出席自己的受害人的葬礼。还有点仅仅是为了自取灭亡的意味。也许迪迪只是想让自己置身于一种情形，以便能突然跪倒在孤儿寡母的脚边，痛哭流涕地坦白真相。由于想到警察和法官的复杂介入，迪迪一直犹豫不决，也许正是急于坦白真相的欲望才使他想在两点钟赶到花园殡仪馆。不过…… 电话铃响了。杜瓦发来了电报，说他不来参加会议了。特快专递信件随后就到。 电话铃响之前迪迪在想什么？嗯，他（现在）也记不清了。而且他还忽略了那没有争议的会议安排。暂且先对付这个吧。到楼下去，与吉姆和其他人一起吃早餐，再去工厂，参加上午的会议。一步一步地来。可以在午饭前再做决定。迪迪穿上外套，检查了一下公文包，看看是否带上了需要的一切。然后开始下楼。 在电梯里，吉姆小声对凯茨说："喂，这座城市真是开放。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儿的变化太大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许多夜间营业的店铺。还有帕克街上的那些地方。" "在哪儿？"凯茨问。 "距离'拉屎难'大约十五个街区，"吉姆对自己的玩笑总是忍俊不禁。 里格尔和迪迪同时走到会议室门口。里格尔淡淡地说了声"早上好，哈伦"，就先行进了会议室。这次出差我得抽个晚上见见那家人，迪迪心里想着；也许还要逛一逛夜店，在那儿吃顿饭。里格尔的冷淡对迪迪来说犹如一杯奎宁水，使他糊里糊涂的头脑顿时清晰起来。 昨天在圆桌旁一直都是如坐针毡。但今天不同。迪迪今天能集中思想开会了。在关于折扣政策的激烈讨论中，迪迪代表不受欢迎的一方慷慨陈词，最终居然让自己的观点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然后，由于一心放在会议上，也没有看一下手表，就来到二楼的餐厅吃午饭。直到快吃完第二份奶油鸡茸汤时，他才注意到时间。已经两点差十分了。 这么说，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决定。相反，迪迪把葬礼的事情完全抛到了脑后。不等迪迪从这里赶到殡仪馆，尹卡多纳太太和她儿子就已经在去墓地的路上了；也许已经抵达墓地，正在往棺材上撒土。心慌意乱的迪迪暗骂自己心不在焉。他（现在）一口也吃不下去了。鸡茸汤看起来就像煮过的鼻涕。聪明、坚强、友好、积极、稍微有点自负的道尔顿·哈伦今天上午在同事面前的表现（现在）显得不可思议；就算是做做样子，就算是一个心里装着正事的人的出色表演，也不可原谅。到此时此刻还能这样若无其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马上想到了海丝特。迪迪不会改变今晚不去看她的决定。否则的话，连同他居然会忘记葬礼这码事，就会将他薄弱的意志暴露无遗。不过，在咖啡上来之前，他要给医院打个电话，问问她的情况。 这个傍晚，他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惩罚。要一个人呆着。不跟吉姆或其他同事一起心神不宁地吃晚餐。他要改变方式，带几块三明治回到房间，去好好地想一想。与自己的内心进行纯粹的交流。他一直疏忽了这件事情；（现在）正为此付出代价。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原来的分量。他对严肃的事情掉以轻心，对无所谓的事情却郑重其事。"大傻瓜迪迪"。他得尽力想一想。不是担心，不是焦虑，也不是自责。而是想一想。 尽管独自呆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担心海丝特会盼望着他，虽然两点钟的时候他跟她通过电话--他们已经给她的房间装上了电话--并对她说他今晚不会过去。没有编任何借口。但是，想到她躺在那里，裹着家常的睡衣，既看不见，又动不了，不得不忍受她婶婶无休止的絮絮叨叨，他心里就觉得难受。如果不是下午打电话时觉得交谈很困难，他（现在）就会给她打电话。最好还是等到见面再说吧。 这时，他突然想起可以打另外一个电话。为什么没有尽早想到呢？虽然没有去参加葬礼，他仍然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如果以什么《铁路工会》杂志记者的名义给花园殡仪馆打电话，他就可以询问尹卡多纳葬礼的情况，而不至于引起任何怀疑。如果他仍然想去看看那对孤儿寡母的话，用类似的借口去也不是难事。 您好，这里是花园殡仪馆。 迪迪报了一个假名字，自称是那家工会杂志的记者。"关于尹卡多纳的文章差不多快写完了，"迪迪小心翼翼地说道，"但我还需要了解一点情况。"电话另一端的人说会尽力帮忙。"让我看看。哦，对了，我需要知道"--迪迪想先问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他是埋在哪一处墓地。" "您完全弄错了。他根本就不是土葬。他是火化的。" "火化！那……那他的骨灰存放在哪儿？" "送到他母亲那儿去了，他母亲住在--我想想--住在得克萨斯。没错，就是那儿。是死者的要求，都写在遗嘱里。" 这消息让迪迪大惊失色，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更不用谈再问什么问题了。他无言以对，尽力让迟钝的头脑吸收听到的信息。 "您还想了解别的情况吗，道格拉斯先生？" "哦，是的……是的，"迪迪回答，"我是说，不，我想没什么了。没什么了……对了，我只是想知道……骨灰是不是已经送走了？" "今天下午晚些时候运走了，一等航空邮件，特快专递，挂了号，保了险。我不介意告诉您，山姆大叔的邮局对这类邮件收费可不便宜。花园殡仪馆没赚到什么，除了火化本身所收的钱之外。而火化又不是太贵。" 迪迪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说下去或听下去，于是感谢了对方，挂了电话。 尹卡多纳被火化而不是土葬这件事为什么让迪迪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这样一来，那工人又被扔回了虚幻的世界。一具已经入土并渐渐腐烂的尸体是真实的东西。与死者的生前仍然有相像之处：还是结实、粗壮的身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会保持原样。即使尹卡多纳的尸体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仍然有挖出来的价值；仍然可以进行尸检以确认他杀这一事实。但火化就不同了！骨灰可什么都不是。没有身体，没有重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挖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死者的生前发生联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检查。 迪迪让一切乱套了。发生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尹卡多纳为什么会要求火化呢？花园殡仪馆的人提到遗嘱里有说明，但也许是他弄错了。一个名叫尹卡多纳的人不是一位天主教徒吗？而他的信仰不是禁止火化吗？也许殡仪馆的那个人--是殡仪员吗？--在说谎。也可能他根本就不知情。还有可能是纽约-波士顿标准铁路公司希望将尸体不留痕迹地处理掉。甚至有可能是尹卡多纳的妻子。他们或者她想隐瞒什么，而保存下来的尸体也许会让真相大白。 就算电话里的人没有说谎或弄错吧。不过，一位只受过中学教育、年纪也不大的工人居然会写遗嘱，这仍然很奇怪。除非尹卡多纳预感到自己活不长。而火葬似乎尤其不合情理。尹卡多纳居然会这样处理自己的后事，像他这样的莽汉怎么会有这种故作超然的念头呢？ 迪迪的头脑虽然很乱，但有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不能因为相信电话里的声音或标题含混的报道而任事情发展下去。"轻信的迪迪"得自己去做些调查。得去见见死者的妻子、铁路官员、火车上的工作人员，还要尽量多找一些同车的旅客。仅仅是弄清所发生的事情，就需要找一连串的人面谈，而即使这样，迪迪仍然无法准确判断自己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但好歹是个开头。迪迪焦虑的心情（现在）渐渐平静下来。似乎有了一点能控制事态的感觉。难道是受挫感才使他觉得少了几分惰性，多了几分活力吗？ 可以肯定的是：刚才听到的消息确实让迪迪大为受挫。尽管在向警方自首的问题上一直犹疑不决，但他始终认为，最终一定会对尹卡多纳之死展开调查；而要进行调查，就需要有完整的--或者勉强还算完整的--尸体。因此以为尹卡多纳的葬礼会是常见的土葬。肯定会是这样。那工人的尸体被保存起来。留作将来之用，会有某种作用。 总有一天，如果不是（现在）或最近的话，一定会进行尸检。迪迪始终都这么认为；还清楚地想象过那一幕。解剖室里的难闻气味。一张长长的钢制解剖台。铁柜里的玻璃架上，摆满一排排加了塞的瓶子，瓶子上贴着紫色墨水写的标签，里面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各种人体组织，有的是残留物，有的是战利品。死于帮派混战的几个臭名昭著的罪犯的布满弹孔的器官。过去十年里几起大型飞机失事所留下的残肢碎片。几排被切成截面的喉管展示出不同的死因：一只虾子，一枚图钉，一块牛排，一枚五角硬币。几排处于不同发育阶段的胎儿。中毒的大脑，被麻醉致死的神经系统，服镇定剂而停止跳动的心脏，煤气熏过的肺，玻璃渣划烂的胃壁。 迪迪等待着。一位白衣白裤、身上散发着呕吐物气味的黑人用一辆有轮子的担架车将一具尸体推了进来，并掀开上面的毯子。四个人等在一旁，他们是主验尸官和三位副手。主验尸官戴上半透明的褐色弹性橡皮手套，拿起一只亮闪闪的金属工具，在尹卡多纳的躯体上竖着切了一刀，从锁骨一直拉到耻骨，然后又在他的肚子上横切了一刀。（现在）他放下工具，站在那儿，双手伸进尸体的内腔，礼貌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其他人都凝神观看着。 任何没有医生在场或没有医疗监护的突发性死亡，任何创伤性死亡，任何可疑的死亡，都应该由尸检部门进行调查。法律上不是这样规定的吗？请继续检查。请大家看看。怎么不看了呢？不要匆忙得出"正常死亡"的结论。迪迪知道，在纽约市，所有提出的火葬要求都还必须有尸检部门出具的证明。他们对尹卡多纳进行过尸检吗？不过，这座城市也许没有这样的规定。正如许多城市的验尸官甚至不需要有医学博士学位一样。 有经验的验尸官据说是凭本能工作。他能嗅出一桩凶杀案。另外也是一个推理的问题，正确的推理。一位验尸官应该是出色的病理学家，有六层楼的实验室作后盾，分别涉及生物组织学、化学、血清学、X光学、粒子物理学和毒物学。但证据实在太多，让人无法对付。通过尸检，可以找出几种可能的死因。除了迪迪那慌张的一击所造成的损伤外，除了被"私掠船"号压过之外，尹卡多纳还可能有心脏病、肝硬化、没有检查出来的溃疡、梅毒等。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死因呢？也许他的死看上去像是谋杀，但其实不然。还可能看上去不像谋杀，但其实是的。如果有人被火车撞死，算是谁的过错呢？人们一致认为不能起诉那钢铁身躯的庞然大物，它只是履行了职责，完全按人类所设计的那样行动，依靠自己致命的车轮在铁轨上疾速行驶。可话说回来，人们也常常用类似的方式来谈论自己，仿佛他们也是由人按要求设计和制作而成；他们也有同样的无需担责的理由。列车长是否多少有几分责任呢？或者说哪一位工作人员？如果死亡的确是谋杀所致，就应该查出并逮捕凶手--除了这个依稀可以确定的问题之外，还有其他方面也受到影响。死者的遗孀和儿子所获得的保险金和抚恤金会因尹卡多纳死因的不同而不同。暂且不说另外一种涉及面更广的情形：查出铁路方面为保护工人而制订的安全规定中存在着疏漏。 谋杀总会留下蛛丝马迹。验尸官移开了视线，是出于怎样一种本不该有的恻隐之心呢？对于职业上的恐怖场面，他不是早就炼成了铁石心肠吗？如果说有人什么都敢看的话，那就非这种人莫属。 不过，眼前的情景看起来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