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匣子——该拿这笔糊涂账怎么办？

该拿这笔糊涂账怎么办？面对自己的梦--如果真是梦的话--迪迪束手无策。他已经对伙伴们撒了谎--可能是一个谎，他但愿到头来还是一个谎，肯定是一个谎。关于布娃娃属于谁的谎言。所以他（现在）不能要求他们告诉他，他所说的是不是真话。对吧？他也不能向在他身旁热乎乎的空气中飘来飘去的巫婆发问：请问安迪到底是谁的，是他自己的还是他表妹的。巫婆面目丑陋，他很怕她。只有傻瓜才会指望这种令人讨厌的人会有一副热心肠。巫婆凭什么要大发善心，解开谜团，让他了解真相呢？迪迪必须自己去弄清谁是安迪的主人。让迪迪大喜过望的是，安迪帮了他，给了他建议，它奇迹般地复活了，（现在）正依偎在迪迪的怀抱里，而且会用印上去的嘴巴说话，发音还比较清晰。宽恕。忘却。迪迪不觉得各种事件之间有任何矛盾之处。他让安迪的预言性建议全盘占据自己的脑海，尽管这建议含糊、重叠、突兀而不确定。 不过，也许迪迪并不是梦见了那只布娃娃。也许只是想起了它。因为事情确实发生过：十一岁的时候，迪迪把安迪扔进了万圣节的篝火里。毫无意义的逞强之举，近来迪迪开始将它视为自己第一次的自杀企图。 六点五十分时，电话把他从某个很深的地方拉了回来。不完全是醒来。迪迪起了床，一边快速地沐浴、刮脸和穿衣，一边听着电视。几分钟的米老鼠；然后开始播送七点钟的新闻，仍然没有关于昨天下午铁路工人死亡的消息。还是战争，意大利的洪灾，印度的饥荒，中学生吸毒团伙东窗事发，本地新闻等等。迪迪打算再给传媒一次机会。他来到大堂，从服务台报架的最上面拿起一份新出的《信使公报》。那位值夜班的彬彬有礼的大学生下班了，接班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胖女人，她戴着眼镜，身穿一件麻花图案的橘黄色羊毛衫，手里织着绿色的毛线活。迪迪拿着报纸，扫了一眼看上去空荡荡的大堂，希望不要看到公司里的什么人从哪根柱子背后闪出来，或看到哪位同事坐在盆栽植物另一边的高背椅里打盹。不过现在才七点一刻，时间太早，大家还没有下楼。除了他自己以及推着吸尘器在地毯上走来走去的门童和那位前台职员之外，大堂里空空如也。在右边靠墙处有一张软沙发，沙发上方挂着一幅装祯华丽的关于大海的油画。迪迪在沙发上坐下来，点了一支烟。把报纸放在腿上，迫不及待地从第一版开始仔细读了起来。迪迪全面细致的阅读是多此一举吗？"最新消息"似乎与他半夜在楼上仔细读过的"城市版"相同。两版的内容一模一样吗？是恶作剧还是故弄玄虚？一份地方小报学着大城市报纸的样子，以表明自己时效性强，信息量大，其实却没有或无法提供那么多的新闻。迪迪有些忿然。不屑地翻过一面又一面。且慢！迪迪错了。在第16版的第二栏出现了如下标题: 工人葬身快车之下 铁路方面正在调查 接着是一篇包含四个段落的报道。迪迪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读时居然非常平静： 昨天下午，一名受雇于纽约-波士顿标准铁路公司十三年的铁路工人不幸遇难。安杰罗·尹卡多纳现年三十七岁，家住枫木大街1863号，出事时正在距此以南430英里处的哈德逊山隧道铁路进行检修工作，很显然，他是被新型超现代化快车"私掠船"号撞倒身亡，该车每日一趟从纽约开往布法罗。死者的遗体被随后穿过隧道的下一列火车--"萨默顿号"区间车--的司机所发现。 铁路官员称，"私掠船"号于下午三点十分准时从纽约市中心火车站出发。行程中未有异常，九点十五分到达这里，然后于十点零五分准时抵达布法罗市。接受调查时，"私掠船"号列车长--来自奥尔巴尼的马丁·培尔蒂--说，在穿越哈德逊山隧道时，他和其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到尹卡多纳先生，而且鉴于"私掠船"号的速度，即使撞了人，他们也不会有任何感觉。铁路官员强调，在铁路上施工的工人均掌握有列车时刻表。官员们无法解释尹卡多纳先生为何没能避开"私掠船"号。与该线路上的所有其他隧道一样，哈德逊山隧道也装有电子警报系统。火车驶近时，会触发隧道里的响亮警报，从而让铁路上的任何人都有足够的时间离开，躲到一个七英尺高、五英尺深、七英尺宽的凹槽里。隧道两边的墙壁上有许多这样的凹槽。根据铁路安全规定，火车路过时，工人必须完全站进凹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铁路官员说，从尹卡多纳先生死亡的情况来看，不排除自杀的可能。本地警方对自杀之说不以为然，但宣称他们无意马上结案。由亚瑟·G.马洛里警长负责的新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已对此案展开调查，以查明铁路方面是否负有责任。马洛里警长昨晚在家中接受《信使公报》采访时说："我并不是说肯定如此，但是，铁路部门为施工的铁路工人所制定的安全规程中也许存在着某些漏洞。"警长称，他计划对隧道里现有的照明设施、凹槽和储存间系统、以及电子警报系统的效果进行检查。纽约-波士顿标准公司的代表已经指出,他们的安全规程比联邦法律和州法律的最低标准还要严格得多。但他们向警方明确表示，将继续全力配合各方面的调查。 这位不署名的作者似乎隐约感觉到，本案的背后还有更大的新闻，相关调查可能会引出一桩渎职诉讼，把本州第二富有的铁路公司送上法庭，他不会是为此而得意忘形了吧？忘记了他原本的主题--那位微不足道的安杰罗·尹卡多纳。不过最后，这位热情的记者还是不得不回过头来交待了讣告中常见的内容；根据公共档案上的信息极为粗略地总结了死者的生平。也许编辑不得不删掉作者对铁路方面长篇大论的假设，让读者重新回到尹卡多纳身上来，了解他从这个世界突然消失之前的情况。起码是有所了解。可以交待的内容很有限，出现在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尹卡多纳先生出生于尤蒂卡，但在十四岁那年迁居本市。他毕业于威廉·麦金利中学，高年级时是优秀的橄榄球四分卫。毕业后应征入伍，朝鲜战争期间上过战场。他是美国军团701分会、铁路工会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会员。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弥拉和一个十一岁的儿子托马斯·弗朗西斯。葬礼定于明天下午两点在舒尔勒大街303号的花园殡仪馆举行。 迪迪坐在那里，双手发颤，粗劣的报纸控制不住地抖动着。 所有疑问都消除了：昨天有人死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死者的家居然就在这里，在这座迪迪将不得不呆上一个星期的城市。 （现在）迪迪可悲地赢了海丝特。那乱麻般的、令人心绪不宁的不确定性已经告一段落，被报上这篇冗长但是准确的报道画了个句号。知道自己没有发疯，他无疑感到如释重负。如果说有谁头脑不正常的话，那就是海丝特。这时，他又想起《信使公报》上的标题，不禁对那位记者感到恼火。难道别人读不出来吗？那条标题非但不准确，还与报道的内容自相矛盾。对隧道里的事故进行或建议调查的是警方，而不是铁路部门。 由此看来，前面发生的一切（现在）都清楚了。但是迪迪该怎么办，在此时此刻？在今天上午？去向马洛里警长自首，告诉那位尽职尽责的警察，他所怀疑的渎职案其实是一桩谋杀吗？哦，从技术上说，也许不算是真正的谋杀。迪迪想，如果他马上坦白，也许会从轻判决。他是不是过分夸大自己的罪责了？就法律的角度而言，这不是一桩严格意义上的谋杀案。在"门外汉迪迪"看来，他对尹卡多纳的所作所为更像是过失杀人，因为攻击者与受害人素不相识，所以并不是有预谋的犯罪。而在谋杀案中，凶手了解受害者，因而能够事先进行策划。 迪迪的律师能让这种说法成立吗？如果能的话，他最多只会因为过失杀人或二级谋杀罪而受审。 不过等一等。迪迪想得太远了。已经在跟马洛里警长、火车站巡警以及地方检察官讨价还价了。未免为时太早，因为他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去自首呢。 他想让自己免受一种考验。被人嘲笑挖苦的考验。警察可能会不相信他。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因为内心有愧而渴望受罚的人走进警察局，高声坦白自己犯下了在报上读过--也许希望自己犯过--的罪行；但这显然是无中生有；"精神错乱的迪迪"成了其中的一员。不行，他的坦白必须有证据支持。要有证人。与他同行的旅客会证明他离开过包厢，有足够的时间作案。其他人不会像海丝特那样不可思议地失忆。老天，他为什么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和地址！肯定可以找到他们。而且别忘了，他用来击倒尹卡多纳的撬杠上肯定布满了他的指纹--除非哪位白痴工头已经把死者的工具又分给了别的工人，而这位工人（现在）正挥舞着那些工具，用新的汗水和灰尘清除了迪迪的指纹。最后还有尸检；它可能会证明，火车也许碾碎了尹卡多纳的身躯，但不可能还压破他的头骨。没时间耽搁了。不要等到牧师和邮票贩子像糖人一样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要等到尹卡多纳的尸体被殡仪馆的化妆师用骗人的技术重新整容，然后埋进泥土，开始腐烂。 但是等一等。不，不行。情况有些不对。报上说"私掠船"号在行程中未见异常，火车穿越隧道时根本就没有停留。迪迪知道世界是建立在谎言之上。但他们干吗要编造这么弱智、这么容易露馅的谎言呢？铁路部门肯定是想拼命掩盖自己的错误，否认发生过故障或未曾预见的事故。不能让那些逃避责任的王八蛋官僚们蒙混过关。"私掠船"号上的所有乘客都能证明，火车停了四十分钟左右。连海丝特也记得这一点。 那就赶快。行动起来。要么采取行动，要么干脆不动。"犹豫不决的迪迪"没有从酒店大堂的软沙发上起身。他不由自主地想，干吗要这样？既然没有人怀疑他是罪魁祸首，既然只要他愿意就完全可以逃脱受罚，他干吗一定要去自首呢？迪迪刚才还觉得行动的理由十分清楚，可片刻之后它就变了，变成了含糊不清的内心独白，声音小得听不见。但这并不是说，一旦做出决定之后，就不允许迪迪继续思考了。不是这样。那就想想吧。再想想。也许迪迪所期待的并不是审判或惩罚，而是澄清事实，消除疑虑。他一直满心盼望的就是如此，可付诸实现的希望却很渺茫，所以，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期待误解成了对审判和惩罚的盼望。 但是他（现在）既澄清了事实，也消除了疑虑，两者都得到了，紧紧地攥在他的手心里。就像碎玻璃片一样，可奇怪的是并没有划破他的手掌。干吗还要追根究底呢？他不想活了吗？"心灰意冷的迪迪"。不，他想活下去。然而这算得上是在沙发上坐着不动的充分理由吗？ 另外，那位住进医院的漂亮姑娘怎么样了？迪迪不是给自己制定了两项任务，要在星期一早上完成吗？其一是弄清自己是否是凶手，其二是给海丝特送花。他已经完成了一项任务。在自首之前，他得完成另一项任务。迪迪撕下《信使公报》第16版上的那篇报道，塞进钱包里。然后离开酒店，朝街上走去。他呼吸着早晨潮湿而清新的空气，心情出乎意料地轻松，只是正在形成的交通高峰--犹如对曼哈顿的微型模仿--让他有一丝不快。公共汽车里挤满了睡眼惺松的上班族和购物狂。他穿过街道。花店老板右边胳膊下夹着一只褐色的小纸袋，正在拉起铁皮卷闸门和打开店铺门时，他的第一位顾客迪迪到了。迪迪在花店里转了两圈，这里又暗又潮，香气扑鼻。所有阴暗的地方都应该是这种气息。花店老板耐心而宽容地看着他，一边喝着纸杯里的咖啡。 真是个不错的早晨。 是呀，很不错。 为看不见花的人挑选鲜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对他们而言，除了常人所重视的好看之外，花儿必须在所有其他方面都美丽怡人。迪迪挑选了清香诱人的紫丁香和手感柔和的褪色柳。还有六支形状非常奇特的安祖花。"我得提醒你，它们可都很贵。是从夏威夷直接空运来的。"迪迪说他知道，这没关系。 随花束还附了一张卡片。"希望今天能见到你，道尔顿。"做完这一切后，迪迪开始返回酒店。他（现在）走得慢一些。离开生命，返回死亡。的确，他几乎已经说服自己，到警察局自首并无益处。但最后一步还没有想明白。所以还不是确信无疑。所有的推理也都是徒劳无效。迪迪准备去坦白、受辱和蹲监狱。他将走进拉什兰酒店，回到自己的房间，给警察打电话。只要一步一步朝前走就行了。然而，当迪迪还没有完全穿过大堂，在距离电梯口还有二十步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喊道："喂，喂，道尔顿！"是销售部的吉姆·艾伦在喊他。迪迪知道吉姆是纽约选派来参加会议的人员之一。可吉姆在这里有多久了？可不可能早先就在大堂里，看着迪迪迫不及待地翻阅报纸，找到想要的东西，并把它撕下来藏进钱包，而迪迪却没有发现？"你是什么时候住进来的，道尔顿？" "昨天快傍晚的时候，"迪迪一边回答，一边不安地转过身来，却发现吉姆就在他身后，不禁暗吃一惊。两人相隔很近，对方已经伸出手来准备握手。迪迪握了握他的手。"我乘坐的是'私掠船'号，"他慢吞吞地接着说，心里不确定这么说是否太大意。于是，不容吉姆想起可能在早晨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他又连忙加上一句："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吉姆？" "几分钟之前。我搭的是早班飞机。我实在是没有耐心坐火车了。" 迪迪该怎么接话呢？ "我说，杜瓦会不会来开会？我从那家伙嘴里掏不出一句实话。简直是个老滑头。我真是不明白你怎么能跟他共事。" 迪迪说，杜瓦如果要来的话，将在星期三到。他无法相信这些话是出于自己之口。听起来这么若无其事。 吉姆"唔"了一声。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大堂，然后又望着迪迪。"吃早饭了吗?" 迪迪说还没有。 "那就一起吃吧！我也没吃呢。我们十点钟要赶到工厂。十点差一刻时，酒店会派车送我们和另外两个人……你知道，比尔·凯茨和弗雷德什么的。" 迪迪知道，而他的坚定目标也动摇了。他决定要做而且不得不做的事，还没有完成。"拖拖拉拉的迪迪"。可他该怎么回答吉姆呢？"对不起，我得上楼去给警察打个电话。""是吗？为什么？""去自首，因为我昨天下午杀了人。""什么！别胡说了！"迪迪神情严肃地摇摇头。"得了，道尔顿，别想糊弄我了。"直到最后，用另一种语气说："天啊，是在哪儿？"迪迪回答："在火车上。不，是在火车外面。"然后自嘲地说："很遗憾，我倒是有耐心坐火车。""滑稽的迪迪"。 迪迪不能出这种愚蠢的、老一套的洋相。那就干点别的吧。他从电梯口退开一步，犹豫着。就在为人随和的、大果冻般的吉姆·艾伦身旁，迪迪的生命轨道在向前延伸。他只需继续前行，不要回头。就算这轨道有急转弯。但转弯是自然的。谁也不会知道。只有海丝特了解迪迪的底细，而她并不相信。她凭什么（现在）会相信呢？今天早晨在医院里，会有人从头到尾给她读本地的报纸吗？可能性微乎其微。只要没有哪个疯子跳出来，编出一个故事来增强它的趣味性的话，报纸对这件事迟早会不了了之。马洛里警长的热情也许会淡去，或者铁路部门会买通他，让他放弃调查。一旦《信使公报》不再报道，那姑娘就永远不会有机会听说此事了。不会有任何人把迪迪与一位名叫尹卡多纳的铁路工人的偶然死亡联系在一起。 这是迪迪的指令吗？与吉姆·艾伦一起穿过大堂时，迪迪将它视为生命的指令。向警方自首并不能让尹卡多纳复活。只是迪迪自杀的一种方式而己，这次会一举成功。而他（现在）不想死了。迪迪对自己变平和了。开始爱惜自己，甚至爱惜自己瘦削的身体，这身体自上个月的可悲决定之后已经变得苍白。随着这种意识的增强，所产生的热情给他的身体注入了一种少有的活力。迪迪（现在）甚至愿意呼吸城里有毒的空气了；能想象自己轻快地步行，还有跑步和游泳；迫切地希望工作。冉身上缠结的毛需要梳理。他想继续给琼寄钱，好让她完成法律学院的学业。他想让吉姆·艾伦觉得他容易相处，他想跟海丝特关系更近。 "我饿了，"迪迪微笑着说，"昨天晚上我都没有吃饭。" 跟吉姆一起，迪迪胃口大开。两人各吃了一大份早餐。他们谈论着即将召开的会议，不知道会不会收到成效。 公司所取得的成就有可能会付之东流。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了安守现状，而没有真正的外来竞争，所以毫无准备。一直生产显微记录仪，也就是备忘录和报表上常说的"21号显微仪"。它是公司的招牌产品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创造的利润占公司总利润的一半。这种仪器约8英寸高，将高性能放大镜的特点与优质照相机的功能合二为一。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仪器。 但（现在）这一切都变了。 四年前，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瑞典生产的显微照相机，在各方面都能与显微记录仪媲美。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两者的制造原理几乎完全相同。瑞典仪器平分了"21号显微仪"在欧洲的销售市场。但是，由于该仪器的价格高于"21号显微仪"，瑞典人没有打算进入美国市场。 今年有了大麻烦。贝尔格莱德的一家据说是法国人投资的公司生产出了一种性能很高的仪器，其制造原理与"21号显微仪"有别，但它同样小巧、灵敏和高效。而且更便宜，即使算上关税。自从南斯拉夫人在纽约设立办事处之后，他们的显微照相设备已被本公司几家最好的客户所采用。比如，费城的一家大医院，芝加哥的生物研究所，还有东北部一所知名医学院的所有实验室。 （现在）又有了更糟的情况。日本货来了。 几个月以来，纽约办事处出现了各种传闻。有人说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迪迪猜想，这也许正是公司高层散布的谣言，意在促使中层管理人员更加卖力，或让部分人为减薪和裁员做好心理准备。 "很难说，"吉姆说，"我倒不是认为他们太诚实，不至于耍弄这种伎俩。我怀疑他们是否有这么聪明。不，我相信日本佬造得出这种玩意儿。" 迪迪不敢肯定。要消除某种疑问，断然下结论说某种危险的东西是真是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往最坏处想不是更好吗？ "你说的我很赞成，道尔顿，"吉姆说，"特别是当你以为事情已经糟得不能再糟时，没想到接着就是更糟的情形，这是常有的事。所以，让灾难到来吧，"他乐呵呵地说，"我们仍然会占领先机。" 迪迪说，他觉得瓦特金斯公司的形势不至于这么严峻。 "严峻！他们就要死定了，却还蒙在鼓里，"吉姆说，"你知道公司的问题出在哪儿吗？在那该死的经营理念。他们死要面子的那一套让我恶心。知道吗？口口声声都是科学和公众服务。其实他们是一群又肥又懒的驼鸟。软销售，品牌推广，这都说得过去。但生意终归是生意。现在可要完蛋了。" 公司有这么糟糕吗？迪迪以前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想到吉姆会这样牢骚满腹。 问题在于是否还有补救措施。"坦白地说，"吉姆继续说道，"我觉得瓦特金斯和里格尔根本就不知道公司面临的是什么局面。一看到销售额下降，他们就总是以为你我这种人会有办法，比如更加卖力地推销，然后就能使销售额回升。" 迪迪谈起自己关于新的广告宣传的想法。相关内容已经打印、分类、绘制在标准规格的黄色纸张上，然后装订起来放在迪迪的公文包里。 "得了吧，道尔顿！你真以为这样就能力挽狂澜吗？" 不是。 在对会议能否取得成效冷嘲热讽一番之后，吉姆转而又抱怨起公司老掉牙的经营方式，抱怨公司高层的位置上坐的全是公司创始人那帮无能的亲戚或平庸的后辈。 "我不知道，伙计，"吉姆说，"我想我真的陷在这儿了，你知道，被称为什么优秀员工。等到我为公司服务三十周年的时候，里格尔会送我一块手表，而做手表用的金子此时此刻正在玻利维亚的丘陵里由哪位可怜的笨蛋开采着呢。哦，我才不会为了那玩意儿而死熬下去。生命太短暂了。这话我只跟你说，可别传出去：如果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形势还没有好转，没有根本好转的话，我就要跳槽了。我有硕士学位，应该不会太难。最好不是太难！我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呢。" "你真幸运，"迪迪说，"但愿我也有老婆和三个孩子。" "没错，我是很幸运。这个我知道。但是有时候，我还但愿不是这样！真的！看看你的情况吧，道尔顿。假如公司不彻底倒闭的话，你可能会挺过裁员关。也许我夸大其辞了，也许还不到那一步。但如果他们要我们勒紧裤带，你也不至于太窘迫。如果事情仅限于不马上提拔你，你也等得起。除非你得到机会另谋高就。" 迪迪耸了耸肩。 "再说了，"吉姆咧嘴一笑，"也可能到头来你会娶里格尔的女儿或他们家族别的哪位娘们儿。到时候你就苦尽甘来，用不着流臭汗了。" "我倒是希望再婚，"迪迪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艾薇·里格尔不是我心目中的类型。" "你有意中人了？" "也许吧。" "不想谈论她，对吧？那好，我也就不打探了。" 迪迪（现在）的确觉得幸运。就连吉姆善意的无聊话也没有像以往那样令他反感。 "不管怎么说，道尔顿，你知道，我之所以发牢骚，不是因为公司待我刻薄。看到公司的经营状况，我恨不得要发疯。" "哦，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垄断。而现在将不得不放弃了。" 吉姆没有接话。 "我们来教他们怎么竞争吧，吉姆，"迪迪说着，笑了起来。"来自曼哈顿的年轻的商业天才身穿乙烯基宇航服，打入死气沉沉的北部城市，揪着那些老顽固的鼻子让他们退位，再坐上他们的摇椅。在接管自己选中的困难重重的老牌企业后，他们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顿，提出一套新的--" "你是在拿我开心吧，头儿？"吉姆好脾气地说。 "是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在拿我自己开心。" "快看！"吉姆一边挥手，一边喊了起来："在这边，伙计们!"凯茨和那位不知道叫什么的同事--也就是来自纽约办事处的另外两位代表--刚刚走进酒店的餐厅。他们来到迪迪和吉姆的餐桌，一道喝起了咖啡。迪迪说要告辞片刻。匆匆上楼拿起公文包。十点差一刻时，四个人一同来到酒店门前，有辆黑色豪华轿车正在这里等着我们，开车的是一位中年模样的东方人，穿着一套深蓝色制服。司机座一侧的前门上有个小小的穹顶形标志，上面是天蓝和金黄两色；除此之外，车身全是黑色。像是灵车，迪迪心里想着。不过他并不介意。 "该怎么称呼你，小伙子？"吉姆问，同时将一只手搭在司机的肩膀上。 "老张，"那人回答。吉姆朝其他人眨了眨眼睛，然后在座位上坐好。 迪迪坐的是折叠式座位。不是很舒服。由于脊骨发痛，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合适的坐姿。侧着身子，面朝轿车的后门。他的两条长腿弯不过来。但是因为这个座位不一样，几乎像是后来加装的，迪迪觉得自己得到了某种特许。另外三个人并排坐在他的左边，正说着一大堆毫无意义的废话，而他不需要用更多的废话来应答；他的话肯定会像黏乎乎的太妃糖一样令人难受，或者像咀嚼过头的泡泡糖一样寡然无味。艾伦、凯茨和那位不知叫什么的同事并肩坐在柔软的灰色皮座椅上。三人之中，吉姆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也不比其他两人更有同情心；迪迪不喜欢另外两个人，也不喜欢吉姆。此前的好感都消失了。坐在折叠椅上的道尔顿·哈伦先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人际关系的严格标准，虽然生活不曾给他任何承诺。他知道，一对三的闲聊不可能完全是关于生意、文件和会议方面的话题，那个话题固然乏味，至少有其必要性或者合理性。但对方人数太多，已经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谈话。一对三的交谈不会于任何人有益。这种谈话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启发，只有一对一才存在着可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只有一对一才行。 很准时。我们从西北方向驶离市区。几分钟之后，汽车就穿过了乱糟糟的闹市区--街上到处都是电车轨道，车辆拥堵不堪；不谐调的房屋和穿插其中的建筑工地构成一幅杂乱无章的景象。 这是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一的上午，风和日丽。我们（现在）正沿着耗资不菲的平坦柏油路在宁静的住宅区行驶；放眼望去，既没有不规则的建筑，也没有不合理的空地。街道两旁是宽阔的坡状草坪，一幢幢房屋彼此间隔较远，它们已经有六十到八十年的历史，全都得到精心的维护，风格也大体相同，看上去赏心悦目，但最初的对称性遭到了破坏，因为每一幢房屋都加盖了一间可以停放两部车的车库。 "这就是本地四百首富的城堡了，"凯茨挖苦道。 "不知道这儿的中国城在哪里，"吉姆像在舞台上耳语般地说。 迪迪因为心情矛盾而几乎无精打采，所以没有介意吉姆令人不快的无礼之语。而且发现自己（现在）也可以容忍凯茨了，此前他还决定回纽约办事处后尽量少跟他来往。凯茨的挖苦暴露了他的性格，让人对他了解了几分。既然坐在舒适的第三个座位上，凯茨为什么还要不安地动来动去？是因为看到这些平常的小康住宅才坐立不安吗？凯茨可能是在布朗克斯贫民区的公寓楼里长大，除了围着高高的防风墙并标有"XX号"的水泥场地之外，没有地方可以玩耍。也可能是在又脏又乱的街区的人行道上玩耍，得时刻担心球会砸破别人的窗户，招来主妇们--也包括他自己的母亲--的破口大骂。对嫉妒者不要苛求。庆幸你自己拥有--或曾经拥有--值得别人羡慕的东西。迪迪会很大度。他小时候很幸运，什么都不愁。有足够的空间--绿色的空间--可以玩耍。因为迪迪是在爬满常青藤的大宅里长大，就像他们（现在）路过的房屋一样，而且老家的街道也是这样的林荫路，城市也是这样不大不小。那都是战前的事了。后来，那些生活优裕的老街坊虽然看上去志得意满，却难掩他们忐忑不安的神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老家终将躲不开被夷为平地的命运。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公寓楼、经济住房和供人们打发生命的简易房。 不过眼前的这些房屋也许不会被推倒。在今天的迪迪看来，这些小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堡垒几乎坚不可摧。汽车从宽阔的、人车稀少的柏油路上驶过，马路两边就是那些房屋。它们（现在）很宁静，挣钱的父亲和上学的孩子都不在家中。只有身为母亲和妻子的主妇及其佣人在操持家务。已经十点差五分了。再过两个小时，孩子们就会放学回家，他们或者一路奔跑，或者大步流星，或者缓缓而行。会有像玛丽一样的什么人做好午饭，摆好餐具。有些做父亲的也可能会赶回家中。 "不介意我打开窗户吧？"迪迪问。天气不错，很暖和。迪迪渐渐觉得坐车走上这一趟也不错，可以透过车窗，看看那些自视清高的房屋和秋天里深红或黄褐色的树叶。 他不排斥那些房屋。怎么能排斥呢？那不等于排斥他自己吗？迪迪也不觉得住在里面的人有什么可笑。商人与商人的妻子。律师与律师的妻子。牧师与牧师的妻子。像他父亲一样的医生与像他母亲一样的医生的妻子。像约翰叔叔一样的当地中学校长与像艾丽丝婶婶一样的中学校长的妻子。即使在想象中，他也没有瞧不起他们那些娇生惯养、衣食无忧的孩子：骑着车轮又窄又坚实的闪光发亮的英国自行车，在唠唠叨叨忠心耿耿的爱尔兰保姆的照看下，去上每周一次的钢琴课。迪迪总不会瞧不起他自己吧？ 我们在一个铁道口停了片刻，然后，随着一阵猛烈的颠簸，我们穿过铁路，驶入一片不太繁华的街区。映入眼帘的都是两三层楼的木屋，门前只有一个小院；还有些小杂货店和二手车停车场，以及位于城市周边的仓库。街面变得坑洼不平，路边能停车的地方都被占满了。迪迪瞥见一个天蓝和金黄两色的东西，但一转眼就消失了。这里的视野不开阔。除了小汽车之外，街上到处都是慢腾腾的大卡车；有的卡车为了卸货而与路边的车辆并排停靠，几乎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黑色豪华轿车（现在）开慢了，但迪迪可看的东西也更少了。前方就是狭长而低矮的厂房。吉姆鼻子一哼。"我们到了！不管你是否做好了准备。"汽车进了大门，无须--反正也没有--停车等门卫放行；门卫一动不动地站在小岗亭里，就像假人一样。我们一溜烟地进去了，迪迪没来得及看清他的面孔。不过还是注意到，他身上的制服与我们司机穿的不一样。皱巴巴的，不怎么精神。迪迪上次来的时候，开车到拉什兰酒店接他的公司司机穿的不是和门卫一样的棕色制服吗？而今天的司机却穿着海军蓝制服。关于这一点，迪迪可以说也许是自己记错了。但是，他很肯定上次那位司机不是东方人。 我们驶上景色优美的长长的车道。在工厂的正门前停了下来。无法再往里开了。"谢谢你，老张，"吉姆说，仍然像先前那样想拿那人的名字开玩笑，不过也可能只是在套近乎。迪迪没有开玩笑。开灵车的东方人并不多，对吧？而这人开灵车的话肯定也会很不错。是一位谨慎而机灵的司机。无法想象他会撞上什么人；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故，就算完全是别人的责任也不会。 下了车。眼前是一幢三十年来一直都不谐调的楼房。 曾经是一座砖混建筑，刺眼的深红色。共有四层楼，窗户又高又窄，深嵌在厚实的木窗框里。青灰色的坡状屋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又加盖了两座长形的厢房或附楼，在它们的基本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之上，刷了一层薄薄的灰泥；在灰泥上面，又刻了一些难看的月牙形图案。灰泥原本是白色，（现在）变成了脏乎乎的黄白色，犹如被泥浆和小便弄脏的香草冰淇淋的颜色。附楼共有三层，每层都有一串低矮的玻璃窗。上面是平顶。 迪迪蹙了蹙眉。最早的主楼加上了两个难看的大括号。把大楼给毁了。但也许并没有全毁。取决于你怎么去看了。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认真细致地观察才能发掘美。难道不总是这样吗？缩小观察范围，只看局部。更容易辨别美与丑、生与死。 迪迪可以缩小自己的观察范围，只看大楼的中部。中部是非常典型而漂亮的维多利亚式工厂风格，公司的所有办公室、实验室和展示室（现在）都在这里。车间已经转移到了附楼。而最难看的建筑则是一栋自五十年代以来就被用作仓库和货运部的楼房，它位于工厂的后部，谢天谢地，此刻不在迪迪的视野之内。 有辆轿车在我们后面停了下来，吉姆正在跟从那儿下来的几个人打招呼。迪迪站在一旁。一边等着吉姆，一边抬头看去。不只是看万里无云的蓝天。 在老砖楼之上，有个天蓝和金黄两色的穹顶，那是工厂创始人引以自豪的创意。当年从波士顿请来的建筑师画好图纸之后，艾莫斯·瓦特金斯（1834-1909）却坚持要他重来，以便加进一座小教堂。每天中午和下午晚些时候，工厂的全体人员，从职位最低的门卫到公司的所有负责人，都要集中起来开祷告会。 到本世纪之初，他的儿子休伯特（死于1931年）拆除了教堂。将长凳和祭坛清除一空，但留下了绘有工业革命胜利故事的彩色玻璃窗，然后，艾莫斯的儿子让人添置了办公桌和文件柜，将公司不断扩大的财会部门的人员（多为女职员）安置在这里。1928年，有人告诉休伯特，那巨大的拱形空间可以得到更巧妙的利用。于是财务部迁出，公司的研究与技术开发部的主要实验室迁入。而穹顶还在，永远暗示着一个恰巧缺少了的十字架。立于那座（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小教堂之上。 现任的瓦特金斯掌门人是休伯特的儿子（1914--），他只知道实验室。他祖父的教堂是老辈稀奇古怪的荒唐之举。根本就不是真的。在方形大机器和技术员的长形工作台之间的狭小过道里，还能看出原先的地面，已经磨得很光滑了；固定长凳用的螺钉所留下的坑洞早已填平。彩色玻璃窗从里面拴住了，然后挂上一道厚重的茶色窗帘，以便使用那可靠的、始终如一的人造光源。 迪迪与三位来自纽约的同事一道，从老楼铺有地毯的大厅走过。时而跟自己认识的洛杉矶办事处的几位同行挥挥手，时而朝楼里的员工点点头。四人向接待员报了到，受到对方的笑脸相迎，然后朝电梯走去。电梯左侧有两扇宽大的木门，当年全体员工就是从那里进入过去的教堂。（现在）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进入。也就是"研发部"。迪迪会像往常一样找个时间进去看看。 我们站在电梯门口，在迪迪看来，这部电梯犹如从大楼中央垂直穿过的钻孔。一个也许可以直达穹顶的钻孔。（现在）能上那儿去吗？这些年来，迪迪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现在是时候了。他有了一个小小的主意，一个借口。工厂每周三的十一点接受公众的参观，迪迪准备建议增加参观穹顶这一项。完全合情合理。因为穹顶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关系资产。瓦特金斯的第三代掌门人早就注意到，穹顶（现在）只是一颗失去了身躯的脑袋，一种立于繁忙而世俗的大楼之上的毫无用处、装模作样的宗教饰物，他不愿听之任之。脑袋与身体很不相称。休伯特的儿子本想为大楼斩首，后来又决定缓期执行。让无用的穹顶发挥新的作用，一种绝对世俗的作用。穹顶四十年来第一次重新镀金，被确定为公司的象征。从那以后，瓦特金斯公司生产的所有显微镜上，公司所有的办公用品和业务报表上，公司所有车辆的车身上，零售品的包装盒以及运往经销商的装有仪器的集装箱上，全都印有一个彩色的穹顶图案，而在广告中则尤为突出。瞧！开电梯的女值班员的衬衣口袋上就绣着穹顶的图案。那位东方司机的制服上呢？迪迪没有注意。 电梯门关了。缓缓上行。会议室在三楼。 不过，赋予穹顶这种用途，也许是一种不敬呢？让死者安息，让被取代的东西安息吧。把穹顶改为公司的标志是四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的战时政府合同给公司带来了三倍的利润。在确定标志不久，公司才从大幅度增长的利润中拨出一部分用于修建（现在）位于老楼两翼的大型附楼。附楼很大，很难看，相形之下，穹顶似乎比过去小了许多，而且气势大减。（现在）成了一座微型穹顶，成了昔日荣光的小型遗迹。成了一种小摆设。 尽管因为不断粉刷而总是金碧辉煌。很远都能看见。 不过在迪迪看来，印在信笺抬头、显微镜以及整版广告上的小图案是一回事，而这个具有奇特历史的大型实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迪迪一直信奉精神独立，虽然这种信仰也有摇摆的时候；在效力于公司的十年里，他对穹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艾莫斯·瓦特金斯给建筑师最初的图纸所添加的创意表达了一种奇思妙想，迪迪所欣赏的就是这一点。就像当年，正是某种奇思妙想才有了独具创意的草图，才有了显微记录仪的诞生。 居然会想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装置同时融于一件小巧、高性能、易操作的工具之中。那是1900年前后，艾莫斯的这个主意真是大胆的构想。当时的照相机又大又笨，还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装置：让人提心吊胆地置于高高的三角架上。而十六世纪晚期就已存在的显微镜则是--而且始终都是--小巧精致：稳稳地安装在马蹄形底座上，放在任何桌子甚至窗台上都可使用。瓦特金斯坚持认为，把这老贵族与暴发户联合起来有其可行性。一大一小。于是策划了一场古怪的联姻。 那光彩夺目的、有趣的穹顶很不和谐地矗立于朴素的砖混建筑之上，它是老艾莫斯的精神的体现。不是典型的老式新教徒那种不由自主的信仰。在迪迪的想象中，瓦特金斯是一位真正的虔信者。他的虔诚并不在于他一直是教会的中坚，从不拖欠宗教什一税，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慷慨捐赠，要求他的所有雇员既工作也祷告。甚至不是那种毫不费力的空洞虔诚：让贪婪的人相信致富是一项义务，会令神愉悦；为此必须向上帝感恩，就在他们劳作的场所感恩。而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虔诚。老艾莫斯一定是对自己也很虔诚，一定感到自己很幸运，有福气。这才是穹顶所表达的含义。生产有用的机器，牟取大量的利润，并固执地、光明正大地以此为乐。以身为自己而快乐：不仅是一位精明的美国商人、狂热的卫理公会教徒和共和党人，还是个功成名就的怪人。一个我行我素的人。 正是坚实的穹顶所纪念的那种自我欣赏的精神，才一直让迪迪感到着迷。在迪迪看来，爱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对那些能爱自己的人，那些能肯定自己生命的人，他总是羡慕不已。迪迪对自己并不虔诚，但他敬仰单纯的幸福所留下的遗迹和线索。敬仰一个不是栖身于生命之中而恰恰是生命本身的人的远见。"虔诚的艾莫斯·瓦特金斯"有了自己的追随者。在这种经过调和的意义上，迪迪也成了"虔诚的迪迪"。 电梯里挤着六个人，（现在）正经过二楼。因为芝加哥办事处有个人与哈伦、艾伦、凯茨以及那位不知姓什么的同伴一起上了电梯。我们在大声聊天，但迪迪一言不发。困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让迪迪心中感到既踏实，又有些麻木。别无选择。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保持身体的笔直，不要碰到别人，也不要让别人碰到自己。 迪迪但愿电梯能一直上升，直达穹顶。并停在那里。他可以最先出去，然后粗暴地把其他人关在里面。如果不那么粗暴的话，他也可以让电梯不等自己就直接下到三楼。还有一种可能：电梯也许会卡在楼层之间。灯光熄灭了，原因不明。同行者中肯定会有人惊恐万状，但迪迪会保持镇静。他会主动要求去找人帮忙，于是让吉姆把他托起来，奋力推开电梯顶上的天窗。双手抓住缆绳往上爬是一件脏活；因为电梯的吊缆上满是厚厚的油污。但是，只要有必要，"爱干净的迪迪"就会在所不惜。直到他爬上穹顶。把电梯里那黑暗的方形小空间留在竖井的下方，电梯无法动弹，里面挤满紧张的乘客……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行，只要他能独自去穹顶。 一旦可以独自探索穹顶，谁知道迪迪会发现什么呢？一个由厚实的木板所遮蔽的宽敞凉爽的地方？或者它外面的一层薄板已经被阳光晒透，从而使里面密不透风，又闷又热？ 也许迪迪会发现他并非独自一人。也许会碰到一位工人在维修穹顶内部；换掉破损和朽烂的木板，钉上新的支柱。也许迪迪起初并没有看到那位工人。所以会以为整个穹顶都属于自己。直到他注意到一个很小的出口，个子大的人可能很难钻过去；他朝穹顶外面望去，看到那工人十分危险地站在一个晃晃悠悠的脚手架上，脚边放着桶和刷子，他正在给穹顶外部重新刷上必要的天蓝和金黄两色。迪迪只想去看他干活，看他怎么干。不会打扰他或问他问题，也不会有突然的动作，以免吓着那工人，使他一失足摔下去。那可摔得不轻，相当于从六楼一直摔到地上。必死无疑。工人的尸体趴在下面的草地上。软绵绵的，血肉模糊。 迪迪知道自己是中了什么邪。知道工作时间不应该这样胡思乱想。因为他正与另外四位参会代表共同置身于这个小空间里，置身于（现在）正停在三楼的电梯里。迪迪已经向自己保证，不再想那位铁路工人满身血污的情景。在这儿不要想。 该出电梯了。"我们到了。" 但是，如果迪迪无法牢牢管住自己的思绪怎么办？虽然已经发誓不让尹卡多纳在自己的脑海中复活，但如果他不由自主怎么办？迪迪知道一种补救方法。可以去想别的事情，准确地说是别的人。当那个幽灵出现在迪迪的回想中时，她会走上前来抚摸他的面颊，亲吻他的眼睛。赶走那个工人，治好迪迪的心病。 她每次都会来。但总是晚了一步。工人先到。迪迪被纠缠着，挣扎着。 在三楼走出电梯，与其他人见面寒暄。心里想着什么能治好心病。谁能治好心病。但迪迪此前就已经想过她了。 与同事们刚刚钻进黑色轿车的时候，迪迪就马上想到，在去工厂的途中，我们可能得路过华伦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