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前言

玉祥把他多年来在乡村拍摄的照片精选了一部分，准备出版，邀我在书前面好歹写几个字。这件事叫我很为难，哼哼哈哈拖了差不多半年。难在哪里？至少有两点。第一难点是，玉祥跑过的地方实在太多。几年前，他很遗憾地告诉我，还没有到西藏去过。过了不久，我有事找他，拨了他的手机号，他很高兴地也很自豪地大声说：“我在拉萨啊！”他又把西藏跑了个遍。有几次，我从交通极不方便、偏僻而又毫无名声的小山村回来，很得意地跟玉祥提起，他会回答，“我可以把那里的照片找出来给你看看”，大扫我兴。弄不清他究竟去过哪里，拍过多少照片，就觉得给他的摄影集写些什么太不自量了。第二个难点是，这本影集的观赏者预定是一般的爱好者，没有任何专业性的定位。但我是一个专业工作者，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一提起笔来就往我的专业框子里钻，如果不摆脱这个习惯，在玉祥的影集里写我的专业，便会倒了读者的胃口。于是，犹犹豫豫不知所措——写到这个“措”字，请容我插一段笑话：动荡的那十年里，我当了“牛鬼蛇神”，有一次“工宣队”审我的“灵魂深处一闪念”，我不经意中说了句“手足无措”。一位趋奉的教授干部立即瞪起眼睛训斥：“手也不错，脚也不错，你什么都不错，那就是说工人师傅把你整错了，你好大的胆子！”——说了这么个笑话，心情稍稍放松，我再往下写也许就会顺利一点儿。 其实，心情稍稍放松，起于一个多星期前。那天，在楠溪江上游的林坑村，面对着仙山楼阁似的古老村子，玉祥又向我提起影集的事。他说，集子的名字就叫《故园》。我嫌这个名字太文绉绉，他说：“‘故园’带点儿伤感，我喜爱这点儿伤感。”当时，他正张罗着帮凤凰卫视拍摄《寻找远去的家园》专题节目，家园正在远去，那一层伤感浓浓的，粘在心坎上，又甜又苦，又暖又凉，拂拭不去。这千般滋味从哪里生出？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中生出。一个几千年的农业民族，要向现代化迈进，在这个大转变中，人们要舍弃许多，离开许多，遗忘许多。而这许多将要被舍弃、被离开、被遗忘的，不久前还曾经养育过我们、庇护过我们，给过我们欢乐、给过我们幸福，也在我们心头深深刻下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忆。这其中就有我们的家园；远去了，那便是“故园”。历史不能停滞，古老的家园将越来越远，但是，人们对家园的眷恋岂是那么容易消去的？这种眷恋就成了我们民族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之一，玉祥就沉浸在伤感之中。他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心里活动起来，把前些日子初步设想过的几种学究式写法，全都抛掉，就从“家园”，从“远去了”下手写，可能会更好。于是，便觉得轻松了一点儿。 玉祥的摄影，题材都是农村。农村几千年来是我们民族的家园。人们在农村中生，在农村中长，在农村中读书受教育，仗剑远游四方的男儿还要回到农村中颐养，最后在村边苍翠的山坡下埋下骸骨。在农村里积贮着农业时代我们民族的智慧和感情。它们是我们民族善良、淳厚、勤奋和创造力的见证。玉祥生长在南京，虎踞龙盘的帝王之都，但他对六朝繁华毫无兴趣，眼里没有秦淮河的旖旎、胭脂井的风流，更没有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剧场、舞厅，他对南京似乎只留恋路边摊头上的鸭血汤，每次长时期上山下乡回来，下了火车，先蹲在路边摊头喝上一碗。有一次竟端着碗就给我打长途电话，炫耀他的那一口享受。他在心底里真正认作家园的，不是南京，而是广阔田野里的农村。他所认定的故园，不是他自己的、个人的，而是我们民族的、大家的。因此他的照片，能叫千千万万的人感到亲切，打动他们的心，引起广泛的回响。我这一代人，上辈里，父亲、母亲或者伯伯、舅舅，还生活在农村，春耕秋收，默默地养活着整个民族。我家是河北平原上运河边的农户，母亲最爱给我们兄弟讲的，是我祖父怎样相中了她这个儿媳妇。当祖父带着我父亲来到我姥姥家时，寒门小户，没处回避，母亲只好继续在布机上织布。祖父过去摸了摸布，平匀紧密，没有多说什么，就给父亲订下了这门亲事，辞谢了一位大户人家的女儿。母亲也偷眼看了看父亲，粗手大脚，一副好庄稼人的样子，心里便觉得踏实。这是一门标准的“男耕女织”的亲事。母亲不识字，但记得许多歌谣，如“小小子，坐门墩”之类。我出麻疹那些日子，母亲坐在床边教我背诵这些歌谣，虽然俚俗，但朴实可爱，有一些不免带着社会的偏见，但艺术水平不低，很生动，而且琅琅上口，记住了便忘不了。有一首写家庭里姑嫂斗气的歌谣叫《扁豆花》： 扁豆花，一嘟噜， 她娘叫她织冷布。 大嫂嫌她织得密， 二嫂嫌她织得稀， 三嫂过来掠她的机。「指织机」 “娘呀娘，受不的， 套上大马送俺去。”「指出嫁」 爹娘送到大门外， 回过头来拜两拜， 哥哥送到枣树行， 拿起笔来写文章。 先写爹，后写娘， 写的嫂嫂不贤良。 “爹死了，买棺椁， 娘死了，上大供， 哥哥死了烧张纸， 嫂嫂死了拉泡屎！” 乡土文化就这样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地渗进我的心田，随血液流遍全身。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在江南的山沟沟里度过，随着老师开荒种田。最喜欢干的活儿，是收了麦子之后，到水碓里去磨粉。打开水闸，山水冲过来，水轮就转呀、转呀，大轴上的几根臂，拨动一个齿轮，磨盘活动起来，不一会儿雪白的粉便出来了，再过几道罗。这活儿不累，而水碓边的风景总是很美，坐看流云一刻不停把峰峦弄得千变万化，偶尔还会有翠鸟飞过。三四个同学一起去，可以抽出一两个人下到溪里摸螺蛳，一上午能摸到一木盆。礼拜天，约上几个人去偷白薯，自以为有心眼儿，走远一点去挖山坡地里的，好把罪过推给野猪。但回来拿到乡民家去煮，婶子大娘就会宽容地笑笑，不说什么，煮熟了端出来，总比我们交给她的多几块。我们的脸烧红了，只管低着头吃，装得清白，心里洋溢着对乡亲的感激。 后来我到了大都会，囚禁在钢筋混凝土的笼子里，仍旧自认为一个乡下人，不怕说我少年时代最珍贵的收藏品是几个彩色的胶木瓶盖子。在刘伯温的庙里上学，冬天水田都冻成密密麻麻竖立着的冰凌，大风雪里我光脚穿单布鞋，没有袜子，一连几个月脚趾头都冻木了，没有感觉。离开农村几十年，心头总牵挂着父老乡亲，每当见到城市里华丽的大剧院和摩天楼一座座拔地而起，我都免不了想起他们，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了？真的温饱了吗？农村永远是我的家园。 于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我和玉祥竟走到一起来了。 我在退休以后终于又回到我的农村。和几个同事一起，我们开展了乡土建筑的研究，年年上山下乡，又睡到了被汗水渍得又红又亮的竹榻上，睡到了铺着苇席的火炕上。有一年，因为交通阻碍，滞留在徽州，到老街上闲逛，见到了几本厚厚的《老房子》，拿起来随手翻翻，心里立刻就漾起了波澜。那是我家园的影集呀，我多么熟悉这些乡下老房子，熟悉它们的格局、装饰，知道这里是堂屋，那里是厨房，是西乡师傅垒的墙，是河东师傅雕的梁。这道门里住着王老汉，他用草药治过我的伤，廊檐下正在织袜子的是李大娘，她会用笤帚敲着簸箕给孩子们叫魂。桥下，我跟光着屁股的小朋友戏过水，山上，我踢开积雪挖过笋。——这些真是我的家园吗？真是我记忆里的生活吗？是真的，又是幻的。这沉甸甸的几本书里所有的老房子，或许我一座都没有见到过，但是我为它们魂牵梦萦了几十年，我正到处奔波着寻找它们。 为什么这些照片有力地打中了我的心？仅仅是因为它们构图和谐吗？仅仅是因为它们光影丰富吗？不，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格调高雅，脱略世俗的浮躁和烦嚣。打动我的，是照片中浓浓的人情，拍摄者显然对农村的一切很敏感，他用镜头记录了生活的宁静、闲适、恬淡，也叹息这种生活的另一方面，它的落后、贫穷、闭塞。他歌颂了那些老房子的自然和优美，也无可奈何地描画出它们不可避免的消失。看那道骑门梁的曲线多么柔和精致，但它断裂了；看那屋面的穿插多么轻巧灵活，但它塌了一只角；看那门头，它曾经装饰着砖雕和壁画，色彩和材质的搭配多么巧妙，当年的房主把兴家立业的志趣都寄托在它身上了，但它现在已经破败剥落，影壁上长出了青草，草叶在照片里有点儿模糊，那是西风已经紧了，它们在颤抖。家园呀，远去了。 《老房子》的摄影者是个抒情诗人，它所抒发的是历史转型时期的情，是一个民族告别了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更加强有力的工业文明时那种且恹恹且恋恋却又不得不如此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对着书本，我立刻想到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浪潮淹没英国的年月，行吟于湖边草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陶醉于田园风光，农舍墙头常青藤叶片上的露珠和乡间小礼拜堂黄昏的钟声会使他们流下眼泪。都是痴人，都是伤心人。这是历史的回响，是天鹅的绝唱。凄清，然而美！ 我无力买下那些书，叹一口气，轻轻放下。但是我记下了它们的作者——用心灵为远去的家园拍照的李玉祥。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玉祥参加了北京三联书店的工作。他也知道了我在研究乡土建筑，抢救它们的历史资料，偶然也有心情为远去的家园唱几首挽歌。有一天，他打来了电话，我们见面了。我知道了他对乡土文化的迷恋，知道他一年有一大半时间在农村里。这是一个既孤独又坚定的人。他有信念，这信念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出于心田，因而不会轻易放弃，不会轻易妥协。 不久，玉祥随我们的研究组一起到广东梅县的侨乡村去。我们在梅县火车站接到他，彪形大汉，背着跟他身材一样高的背包，足有几十公斤重，在人群里很显眼。我们住在小街上的小客店里，那里同时还住着几个叫化子，他们白天在街上乞讨，晚上就跟我们掺和，在男女不分的水房里冲凉，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店老板和老板娘天天夜里吵架干仗，高声叫骂还带上响亮的劈耳光、打屁股，非常有气氛。早晨起来，两口子笑盈盈地向我们兜售丸子汤。房间板壁上糊的报纸，早已发黄酥化，零零落落，勉强辨识上面断断续续的新闻，似乎是大跃进时代的，有三十多年了。床上的被褥灰黑色，发亮而粘涩，贴到身上先有一股凉气。一熄灯，墙上床下就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显然有不小的什么东西在爬行，老鼠？蜈蚣？蛇？不知道。我们下乡经常住在农民家，既干净又放心，那次住在这样一家客店里，不太习惯，不过学生们照样紧张工作。玉祥也没有说什么，天天晚上摆弄他的相机和胶卷，有一晚还给我们的学生讲了一堂摄影课。不过，给我们拍的生活照再也没有找到，他再三说早已给了我，但我一点也记不得。 以后，玉祥跟我们一起去过浙江的郭洞村、江西的流坑村、山西的郭峪村和西文兴村，还一起在浙江泰顺访问过许多古村落。在郭峪和西文兴，他和我同住一间房，我可领教了他的勤奋工作。每天晚上，趴在床头写日记，一面写，一面问我白天到过的地名、见过的人名。刚问明白，转眼就忘了，再问，再忘，又再问。我被他的“不耻下问”弄得烦透了，他还要问。我本来是夜猫子，睡得不早，夜夜洗完脚睡下，他还在写，还在擦相机，修三脚架的螺丝；我一觉醒来，他还在灯下忙活。等第二天大亮，我起来了，他却在床上打呼噜，连又笨、又大、踢得死牛的靴子都没有脱。山西缺水，这倒合适了。有一天我说：玉祥啊，这样可讨不到老婆啊！他憨憨一笑，说：“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真正的合作，玉祥和我只有一次，那是为三联书店出版的《楠溪江中游古村落》。20世纪90年代初，我连续几年研究过楠溪江中游的乡土建筑，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三联书店希望我写一本书，请玉祥去摄影。他动身之前，我们一起拟了个计划，由我提出一批非拍不可的村落和房子的名单。他看过我以前给楠溪江写的书，怀着对那里古村落高远的文化涵蕴和优美的建筑艺术的无限憧憬，兴致勃勃地去了。只过了两天，我的电话就空前热闹起来，他用手机告诉我，这座房子倒塌了，那个门楼找不到了。他说：“我在东皋村，没有见到你最喜欢的溪门呀。”我问：“你在哪个位置？”“我在矴步头上。”“你往上坡走几十步就到了。”过几分钟，电话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被新房子包围了呀，照片根本拍不成了。”下一次，“喂，我到了水云村，往哪里找那条石头巷子呀？”“你先到水云亭。”“我到了。”“你从亭北向西走二十步。”“走了。”“再向右一拐，不就是那条最美妙的巷子吗。”“哎呀，拆完了呀！”他到了埭头村。“玉祥，你到村背后去。”“好的。”“看到松风水月宅了吗？”“看到了——啊呀！太美啦，太精彩啦！”“你再往西边看，看到什么？”“好一堵拉弓墙，曲线太妙了，那是什么房子呀？”“那是木工家族的宗祠，又是鲁班庙。”“你慢慢说，我换个胶卷。”“你留着几卷，到后面卧龙冈上用。”“我到卧龙冈了。”“怎么样？”“绝了，绝了，绝了。”那天他的胶卷大概用超标了。 楠溪江中游的古村落既使他兴奋，也使他痛苦。他感情激动地口里反复念道着鲁迅先生的话：“把美毁来给你看，这就是悲剧。”最悲剧性的事实是，他看到，花坦村的“宋宅”和岩头村的水亭祠完全坍塌了。楠溪江的村民们，都认为“宋宅”是真正建于宋代的，它后院里有一口井，井圈上刻着“宝庆”的年号。水亭祠则是岩头金氏桂林公的专祠。他是明代嘉靖年间人，毕生从事家乡的建设，兴修了水利，规划了街巷，造起了一批大住宅，而且完成了楠溪江（或许全国）规模最大、布局最曲折有致、花木葱茏的一座农村公共园林。村人为了纪念他，把他为乡亲子弟建造的一座书院改成了他的专祠。专祠的布局也是园林式的，很独特巧妙。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它稍有残破，但只要用两根木料支撑一下，还能熬过这文化冷漠的岁月，等得到明白过来的后人们挽救。但是，没人去支那两根木料，虽然当地乡人们决不缺那几个钱。水亭祠终于没有苦撑苦熬到得救的那一天，倒下了。我在电话里嘱咐玉祥务必把那两堆废墟拍摄下来，后来成了《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书里最震撼人心的两幅照片。我们忙着抢救珍稀濒危动物，为什么不抢救我们顶尖的文化遗产？一个物种消灭了，我们万般惋惜，为什么我们对一种文化——乡土文化的消失，那样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乡土文化，它灿烂的物质遗存，是我们祖祖辈辈先人们创造的成果，是他们智慧和勤劳的结晶，更是我们这个还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的民族的历史见证。我们时时不忘夸耀五千年的文明，五千年文明的乡土建筑为什么这么不健康、这么脆弱、这么缺乏自信，居然禁不起市场经济区区十几年的冲击，一败涂地。 同样的悲剧在全国许许多多地方上演着。悲剧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悲剧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使命感，提高了我们在工作中的道德自信。玉祥一次又一次联络电视台和出版社，希望他们向全社会呼吁，我不顾屡遭冰冷的白眼，去向地方长官们苦苦哀告，求他们对几个珍品村落手下留情。 当然，我们并不盲目，我们不是眷恋农业社会的怀旧者。家园远去了，尽管有些伤感，但我们清醒地知道，我们所要留住的，不过是历史的几件标本而已。“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暮春时节，残花总要辞别枝头，我们只乐于看到，梁上的旧巢里，还有去年的燕子归来，翩翩起舞，带着一份浓情。 二百年前，英国诗人拜伦游历意大利，在威尼斯写了一首诗，开头几行是： 威尼斯啊威尼斯！ 一旦你大理石的墙坍塌到和海面相平， 世人将痛悼你楼台的倾圮， 苍茫大海会高声把哀伤回应！ 我，北来的飘泊者，为你悲恸， 而你的子孙，本不该仅仅痛哭而已， 可他们却只会昏睡着，口吐梦呓。 …… 子孙和祖先相差万里，他们像螃蟹那样， 在残破的小巷里爬行， 痛心啊，多少个世纪的养育， 收获的竟是没出息的一群废物。 我们不愿意读到，有朝一日，一位外国诗人在中国写下这样的诗。 ——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