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儿女花——好儿女花

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没见过没关系，只要见过我。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母亲说我也正也邪，是良药也是毒剂。母亲还对我说过，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若一旦失去我，就索性怀携利刃吧。 温柔而暴烈，是女子远行之必要。 我偏爱曼陀罗，更酷爱腥红色。早上9点10分鼓声阵阵，没一会唢呐加入，激烈异常。我撩开窗帘，花神踩着高跷经过，朝我低眉注视，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他离开后，我脑门心滚烫，回望梳妆台圆镜，头发冒烟似的竖起，我一惊，是梦魇或现实？ 这时母亲的声音响起，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我能感觉，她的声音在我身后方向，好像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 跟从前一样，母亲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我们下了一大坡石阶，到了祖婆家。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就在门前，周围挂了好些挽幛，像床单一样，围了好些人。石妈分开人群，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声音嘶哑，一唱三咏： “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不要劳心劳肠，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有钱人来，杀鸡杀鸭慌张忙不停，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造祖婆婆下一生福。” 周围的人不无动容，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好些年不往来，石妈胸襟大，有伟丈夫气概，倒来追念。 母亲一直脸阴沉着。回家路上我叫她，她不理，像是专门对我有气。临睡前我听见母亲在和父亲嘀咕，“石妈的手摸了煤油，摸了祖婆的脸，她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只能呆在阴间。石妈看似亲切，却狠过了阎王刀！” 父亲说，“祖婆生前对石妈处处为难。” 母亲叹了一口气。 那时，我快满四岁了，也许过了四岁。早就忘了，但在这个上午清晰地想起，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宛如重见，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 母亲躺在床上，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她被死神追赶，正在去地府的途中。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敲了好几次门，也没应，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吃过早饭，五嫂叫母亲不应，进屋一看，母亲脸色铁青，嘴唇发紫，看着墙上的钟：时针指到9，分针指到10，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上面。五嫂给她喂水，她不吞入，还是看着那钟。 这个上午，小姐姐从重庆城中心的江对岸坐渡船过来。下跳板时她的手机响了，她一听，就加快脚步，按灭手机，朝山腰上的那幢白房子跑起来。实在喘不过气，才停下来歇一下，继续狂奔石坡、六号院子内的楼梯，到五层，推开房门，直奔卧室，大声叫妈。 母亲对此没反应。 二姐不吝惜钱，乘了出租车赶到。发现母亲只有出气没有呼气，她坐在床边，抓住母亲的右手，掐虎口，母亲似乎睁了一下眼。二姐又拿起母亲的左手，掐虎口。 小姐姐先拨大姐的电话，大姐不在家，猜她在朋友家，又拨过去。找到她。大姐当即哭起来，说：“我来，我马上来。” 小姐姐帮着二姐五嫂救母亲，问母亲：“要不要两个儿回来？”母亲还是说不出话，她盯着小姐姐不转眼。 小姐姐说：“要，就眨眨眼睛。” 母亲眨了眼睛。 小姐姐又拨电话，五哥说马上回。三哥支支吾吾，不相信母亲病危，说妈不是一直就病怏怏的，你们先看着，真不好，就送医院吧！我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小姐姐急了，把话扔过去：“你马上回来，否则从今往后我不认你这个当哥儿的。” 三哥说，这就去给老板请假，看请不请得了，帮私人老板打工，不容易。小姐姐压灭了电话。回头看母亲嘴张着，像要说话。 “要六妹回来？”小姐姐问母亲。 母亲手紧紧抓住二姐，竟然摇了头。小姐姐说：“她不在国外，就在国内，我来通知她马上回来。” 母亲的眼皮眨了眨。 窗外山坡顶上中学，学生的朗读声传来。卷烟厂烟囱冲出的废汽轰隆隆响，一行秋雁往雾蒙蒙的江上飞，长江因三峡工程加宽，轮船增多，行驶缓慢，鸣叫却热闹多了。 桌上有本台历，撕掉大半，剩下小叠，最上面一页缺了一小角，像是上次撕时不小心所致，时间是2006年10月25日，星期三。 从上午到中午，老有电话，我接了几个，大都杂志社和出版社约稿，其中一个电话是小姐姐的：“大姐打麻将，对，她肯定在！快找她来接电话！” 话筒里乱嘈嘈一片，我喂喂几声，对方没有反应，就生气地把电话搁了。叫人打麻将，从重庆乱拔到京城，真是疯狂。 我有严重的自闭症，与人交往，会退避三舍，失眠日渐严重。有时喝酒倒有用，喝到微醉时能入睡。昨夜喝了半瓶葡萄酒，却睡不安稳，头还痛。 肚子有些饿了，我便起床做了面条吃。电话又响起来。 我不想接，谁真正有事，就会留言。我在书房，打开电脑上网。 每隔一段时间电话就响起，吵得人心发慌。我走过去接，电话铃断了。留言信号亮着，按键一听，又是小姐姐的声音： “六妹哪，你在吗？你手机也关掉，快点给我回电话！妈妈出事了！” 我倒吸口凉气，天哪，难怪我上午额头奇烫，还听到母亲的声音。我赶紧拔号码，电话通了，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还有二姐三哥。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母亲说不出话来，不过眼睛动了动。他们不敢送医院，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因为母亲听到“医生”两字，头直摇，不同意。 我想哭，鼻子酸酸的，窗外灰白如昔，像茫茫大海一片。 小姐姐说这之前给我打过电话。我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叫大姐打麻将。”她解释那是急坏了，一手用座机一手用手机，弄错号码。 “好了，我马上订机票。”我瞄了一眼手表，四点一刻。 给订票公司朋友去电话，赶到机场需要四十分钟，办登机手续得提早半个小时，一算时间，最快最合适的航班到重庆是国航晚上七点十分，要了电子票。与朋友说好，朋友先垫上票钱，回北京马上还。边抓几件衣服，塞进背包，边给小区保安打电话要出租车。 我关门下电梯，出租车已等在大门。我打开车门，弯腰钻进坐好，系好安全带。对司机说，“快赶去机场，我多加钱！” 车子朝机场飞速行驶，我脑子一片空白看着前方，出租停在国内航线。付了钱，我急急去办理登机手续，还好，只有十来人在排队，我跟着队列走。 “有行李吗？”服务小姐问。 我摇摇头。拿了登机牌，道了谢，就去看安检口有什么位置。 安检口好多人，我排在长队列中，突然右手臂被一个黑衣男子一把抓住，吓得我不知所措。他指着远处地上，一脸横肉。我什么也看不见。他一把将我拉出队列，大声说：“你的东西！” 我跑过去，地上有一纸片，弯腰拾了起来，竟然是我的登机牌。我吓得大喘一口气，对自己说，镇静！必须镇静！ 安检后，找到登机口。旅客开始登机。我掏出手机，给小姐姐打过去。 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盲然无助，嘴唇发青，胸口的气直往下坠。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竭力在挣扎，异常难受。她们顾不上痛，直叫妈妈，二姐一只手给母亲喂水，母亲摇头。 “六妹，妈在等你呀，你到哪里了？买到机票了吧？！”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 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我说：“妈妈，我正在上飞机，你等着我。”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小姐姐的声音：“妈，你听到了，你不要走，坚持呀。” 我大叫了起来：“妈妈，千万等着我！就等我两个半小时，我就到了你身边！” 空中小姐在看着我，周边的旅客看着我。我全然不顾，继续说，“妈妈呀，你一定要等着我！”机舱很空，飞机开始滑动，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系好安全带。我一边做，一边叫，“妈妈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呀！”飞机腾空而起，向1000英尺的高度爬去，穿越云层，我双眼湿透，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 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母亲走近了，停在我身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伸出手来，摸了摸我湿湿的脸。我伸出手想抱住她，她也想抱住我，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感觉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她痛苦地往后退，渐渐退出我的视线。 “妈妈呀，你不要走！”我大叫，“我不要你走！” “女士，请安静。”空姐冷冷地说。她一手端托盘，一手用夹子，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 梅惠子远走美国，常常沓无音讯，却在家乡神秘地出现了。飞机晚了十分钟到达，一到出口，我就看见梅惠子在招手，晚上十点半了，接客的人不多。她穿了一件随便的毛衣，接过我简单的旅行背包，引着我朝停车场走去。她大我四岁，看上去和我一般年龄。 梅惠子举起车钥匙，按了一下，一辆轿车闪了信号。 我们各自打开车门，坐进去。梅惠子往后座搁上背包，发动车后，驶到停车场交费处。栏栅启开了，车子朝黑夜加速前进。 “惠子，恐怕我妈妈已提早走了。” 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 梅惠子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臂，“我开飞车赶。”她踩大油门，车子飞一般行驶。 在北京机场我取出手机，拔了里面的旧号码。梅惠子接了电话，我对她说明情况，她说：“别难过，我在江北机场等你。” 朋友有两种，一种朋友需要经常见，否则话都难接上，感情更淡泊；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联系，三五载二十年甚至更长，彼此音容模糊，可一朝晤面，宛若朝夕相处。 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路灯昏暗，高速公路上只有几辆车在前或在后，路面清静得很不真实，偶尔，山峦映入江水，灯光也多起来，闪闪烁烁。 车子过加宽长江大桥，插入南滨路，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卷烟厂。朝前开了不到十分钟，我就叫停车。下车后，我和梅惠子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 这一带全是贫民窟，没有路灯，虽不是一片漆黑，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臭水沟流着脏水，烂房拆了差不多，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臭气熏天，盖住原来的石块彻的小路，杂草飞长，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不时弄出动静。 得用手捂着鼻子，才能忍受那臭气。我和梅惠子好不容易爬上来，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喘着气爬上去，绕过黑糊糊的小破屋，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搭了篷，脱口大叫：“天哪，我晚也！” 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绕上黑纱，挂在墙上，正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各拿一大串鞭炮，劈劈啪啪炸响，纸花四溅，震耳欲聋。 三哥厉声说，“还不快些给妈跪下。” 我赶紧跪下，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叩头呀，快叩！” 我连连叩头，身后是大姐声音：“啷个香举在左手，换右手！” 烧完了，我又要了六柱香，分成两束，我轻轻地对母亲说，这束香为谁而烧，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 “哎呀，烧这些多？”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我回转了身，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我认不出谁是谁，但张张脸熟。 梅惠子站在左边一张桌子前，弯下身填单子，掏出一叠大团结来给三哥。三哥将单子递到身后的人。不到两分钟，以梅惠子的名字献给母亲的花圈抬了过来。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三哥五哥组成。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表示不参加这小组，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搭灵棚、租花圈，请乐队请歌星、送葬开路。母亲还没落气，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跑上跑下张罗，等着母亲闭眼走人。两个姐姐握着母亲的手，呼吸困难。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放在一张竹板上，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若那样，对后人不利。这个忌讳，绝对不能打破。 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他要换寿衣寿鞋，还要姐姐们给母亲用清水擦身。 这么一折腾，母亲不难为大家，一口气上不来，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大肚猫每天都辛苦地等着送人到阴间去，送的人多，裤袋里的银子才哗哗响。他和手下两个伙计帮着三哥布置灵棚设牌位，在牌位前放倒头饭，用一个装着小米饭的土碗，上面插一双竹筷。吩咐三哥每天早中晚饭前三次到土地庙送浆水。那浆水用生水、面粉、小米混合而成。在弹子石江边就有一个土地庙。本来浆水、扎纸车纸马费时，但是大肚猫有现成的，就省事了，他还备有黑面烙制打狗饼、打狗棒。母亲行西天路途遥远，必有恶狗拦路，一旦遇恶狗，用棍子打，同时扔出打狗饼喂狗，可以脱身。 最后他要三哥站在板凳上，手举扁担，面朝西高呼：“妈妈，上西方大路朝佛！”连喊四次。五哥烧纸车纸马，送母亲归西。 这才让三哥五哥在冰棺里铺香表垫褥，让二姐小姐姐们用棉絮蘸酒为母亲擦脸净面，之后入棺。在母亲身旁放香表、草木灰和母亲生前供拜的观音瓷像，盖棺后铺上黄丝绒布，摆上花。 大肚猫看上去五十开外，头顶露白，脖颈略有些细长，肚子超大，虽是眯稀眼，不过五官倒也配得恰如其分，显得忠厚。他看到我，体贴地说：“是六妹吧，要不要看你妈妈？” 我点头。 大肚猫走到灵柩前，先移去花束，再撩去黄丝绒布。我在他身后，心跳急速。他揭开冰棺的盖，我看到母亲：她的脸紧绷，嘴唇也一样，不过样子安详。母亲瘦了几轮，脸小小的，载着黑帽，像个道姑，身子也异常瘦小，胳膊和腿全是骨头，感觉整个身体缩短。脚上一双黑布白边鞋，却是38码。她的手布满了老年斑，手指多节和青筋突出。我去拉她的手，大肚猫比我快，把我的手抓住。“六妹，不要。” 我甩掉他的手，一把握住母亲格外冰冷的手。“妈，妈妈，你怎么就走了？不等我。我在机场要你等我，可是你没有。妈妈，我来迟了，晚了，我好恨自己呀！”我忍住直往外奔涌的泪水，声音呜咽地说：“妈妈呀，我叫不应你了，妈妈呀，我从此就是一个没娘的人，妈妈说过，没娘的人，是天底下最最可怜的人！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了，妈妈呀，你为什么要离开我！”眼前金花直冒，站不住，我什么也看见，浑身发软往下滑去。 梅惠子赶快把我扶住。 坐下后，我发现姐姐哥哥的脸色和气多了，五哥端了一杯茶水给我。 二姐告诉我，母亲听到我的声音，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你一说上了飞机，她的手就不再狠狠地掐着我。” 算来，我晚了整整两个半小时，没能给母亲送终。妈妈，这是我的错。你早就告诫我：“亲人离别时，千万不要哭，否则，死时就不能再见。”每每与你离别，我都未忍住，也从未信你的话。 如今你的话果然灵验。 这阵子家里人围着桌子在说母亲今天离去的情景，母亲死得不痛苦，她眼睛闭得严，嘴也合得上，脸也未变形，手脚都不软，是好兆头，对后人好；说母亲对儿子亲，两个儿子都到跟前了，有儿子送终，是好福气；说母亲啥话也不愿留下，连一个手势也没暗示，就是对生前的一切满意，没遗憾；说母亲尽给后人留想头，不让后人累；有的老年人，落下个半身不遂、植物人或癌症什么怪疾的，折磨后人三五年甚至十余载的，淘尽后人所有的家当，耗掉后人的精力，还天天怨声连天。母亲不这样，乖巧地拍拍屁股上的灰尘，潇洒地走了。 他们的说话声没完没了，像一群苍蝇在耳旁嗡嗡叫。 “二姐讲得没错，六妹一说来，感觉妈胸口的气就朝下落。”小姐姐声音有点嘶哑。“妈该望着她来，可啷个不再跟阎王爷争时间？有点搞不清楚。还有一件事，也怪糟糟的。” “啥子事？”大姐好奇地问。 小姐姐说：“妈自己早几年就选好遗像的底片，放成二十寸大，加黑框。好像嫌我们这些儿女做不好这种事。是啊，我们做事，哪有半分能干劲赶得上妈呢。可是，她做啥子要准备自己的后事？” “妈妈从来都爱美，她自个儿选照片，自个儿满意。”我想也未想就说。 母亲的遗像，齐耳短发，一件最普通的灰色外套，里面一件白衬衣，纽扣系得规规矩矩。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眉眼秀丽，嘴角微露笑意，眼睛亮堂，整个人平和，却有一种不认命的执拗，甚至带点反抗的意味。 算起来，那是她在船厂做抬工和烧锅炉的时候。 “才不是呢。哼，刚才你们说六妹说要来，妈就安静了。这里就有问题。说白了，六妹你听着，不要不高兴，妈根本不想你送终。”大姐毫不客气地看着我，以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因为你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里的人。” “妈妈不会嫌弃我，我当然是这家里人。” 我虽是这么回答大姐，在心里却觉得委屈。母亲为何不等我，让我与她告别才离去？被大姐击中要害，我灰心丧气。在飞机里见到母亲，是由于我太焦急想见她，心神儿集中，像道光，神速抵达重庆。那时母亲在去黄泉路上，上帝怜悯我，让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 棺材里母亲的模样，反复出现在我眼前。不错，她是安详的，但她骨瘦如柴，一口假牙，配得有些不整齐，使嘴唇合得不够紧。整张脸安详得过分，安详得无条件，让人忐忑不安。先前我只是注意到她死的样子，并未多想。她躺在那冰棺里，可怜巴巴的样子，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怎么抹也抹不掉，总停在这问题上面： 母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母亲为何要事先准备好遗像，她带着底片去相馆的路上，是什么样的心境？她死前经过了什么事？ 我这么想时，心里就难过。 那个长得慈眉善眼的大肚猫，他该让我看到活灵活现的母亲。他急什么？人死是有个时辰的，一生都艰难地捱过来，千急万急，就差那么一两个小时吗？母亲不要死，不能死。我在世上本孤单，母亲死了，我在世上就更孤单！我在世上本无依靠，母亲死了，我在世上就更无依靠！是呀，母亲死了，没有了她，天地粉碎，我还能幸免？ 大姐隔着桌子坐在对面，她伸过手来，拉拉我的胳膊：“六妹，你莫自以为是。我在他们眼里都不属于这个家，你看我住得最近，他们也不及时通知我。我赶到时妈刚落气，大肚猫正在放”开头炮“，向周遭报丧。这是个阴谋！” 她哭了起来，转过身去，对着棺材，“妈妈呀，你都看见了，他们欺负你最喜欢的大姑娘。哪是一家子人啊！只有我最爱妈，可是妈就是看不到了。” “大姐，你说清楚。我是先找你找不到。”小姐姐还想说什么，被二姐用眼神止住。 “当面是神，背面是鬼。”大姐拿出手绢抹眼泪。 我突然想到母亲的鞋子来，便对二姐说：“妈妈的鞋子该是37码。” “你认为我们给她穿大鞋了，是不是？穿小鞋是错，穿大鞋是大错。告诉你，六妹儿，不懂就不要装懂。不要怪我们当姐姐的。过世的人，就该穿大鞋，否则到阴间，迈不开步脱不开身。你以为你是一个作家，大作家，啥都懂，告诉你，单凭这点不懂，你还得跟姐姐多交点人生学费。”二姐眼里对我充满不屑。 这种时候，我能争辩什么？不能。小时是，长大成人了依然是，尤其是在母亲的棺材边上，不想有一丝儿姐妹不和之气，我当没听见。 梅惠子和幺舅在聊什么，我朝他们走过去。 这六号院子空坝，算是老院子的一部分。以前的六号院子，也只剩有这个空坝、一截院墙和大门，其它全坍塌成废墟，在十三年前修成一幢六层高的小白楼房。六号院子、七号院子、八号院子，当然包括一些零星搭建的平房，是野猫溪副巷这条小街最主要的房子。这幢楼房在整个贫民区歪斜破烂尚存的黑糊糊的吊脚楼、泥砖和木房中间，非常醒目。 那时父亲尚在。修建小白楼房时，原住户都各自想办法搬离。父母说人老了，去新地方两眼一抹黑，不好。他们不肯离开老地方，就租了七号院子一间房。楼建好后，为尽孝心，我给他们买了五层楼临江的两室一厅，带厨房和卫生间。内销房，价格比外销房便宜好多倍。但是原住户凭可怜的工资大都无钱买房，只有彻底搬走，只有程光头和妓女张妈的儿子两户搬了回来，前者是几个儿女把积蓄拿出来，凑齐钱，后者是儿子借了银行货款。其他住户都是新面孔。不过十三年住下来，陌生邻居也皆成了老熟人。 我握着幺舅的手，问好。几年没见，他头发几乎全白。他接到电话，就带着三个孩子过江来。说是就这么一个亲姐姐，他的一家子得给她守灵。他明显哭过，眼睛还红肿着，神情很哀伤。我说，“幺舅，你是我们的长辈，有不对的地方，请千万指点！” 他说，“三娃子很懂事，灵堂设得不错。” 这下我才仔细打量：紧靠老院子残墙，扎了四米多长的花牌，底色为深绿色，配有黄色花朵图案 ，挂着驾鹤西去横幛，花牌正前方放灵柩，后方正中央墙上是母亲遗像，扎了黑纱，周围放黄白鲜花。遗像正后方花牌上挂挽联，楼房一边墙壁上也挂着挽联挽幛，花圈则放在院子大门内两侧。 灵柩周遭扎着白绸带白花，有新鲜马蹄莲满天星衬托的花篮、成打白玫瑰混合白合和白菊，插在盛水的塑料底座里，以保新鲜。母亲生前最爱鲜花，三哥倒是细心。 “他呀肯舍得这钱？是我打电话从城中心花店订来，要了一个快递。”小姐姐不屑地说。她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茶水，在桌子另侧坐下，“梅惠子，你去美国多久？” 梅惠子说：“有些年头了。” 三嫂拉幺舅到另一桌上去打麻将，那儿三缺一。 小姐姐问梅惠子为何不到英国去？知道吧，英国福利好，交通发达，教育、医疗条件优越，连宠物都有权利，虐待、遗弃宠物会犯法，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虽然咱们一向号称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进军，能在这儿生病吗？没钱不让住医院。 梅惠子说美国与英国的确不一样，但是美国有美国的好，英国有英国的不好。 我不想加入这种谈话，有种冲动想去问幺舅，母亲怎么会自己事先准备遗像？ 可是我没有起身，母亲与幺舅最亲，恐怕也不会从他嘴里知道什么？母亲深知这个小弟弟的性格，一向老实，又怕事，不会给他添麻烦。 母亲躺在装有冰的棺材里，而不是坐在这桌子边，听我和别人说话，她活着时，常常会插几句言，会让我笑起来或捧腹大笑。母亲是懂得幽默的人，她知道如何说话，少一个音，间隔一个字，提高或降低一个词，效果完全不同，从这一点讲，母亲是个语言艺术家，而且有表演天才，模仿力强，绘声绘色。可是母亲死了，她不能呼吸，不能听见我说话，也不能跟我说话，她再也不能拉着我的手。我朝她笑，她再也看不见了，她就像一个狠心人，一眨眼功夫，就躲起来，躲到我怎么够也够不着的地方，我怎么想她，她都不会出现。我摸着自己的手，还留有一股她手上的凉气。我必须接受母亲死了这现实。 但是不能。母亲怎么可以抛下我，独自走了？在那种年代，连口水都会把人淹死的时期，她居然敢把我这个私生子生下来，敢把我养大，独自忍受屈辱和各种可怕的压力不吭声，这样的母亲，不会不跟她的这个孩子告别就走的。 母亲当然不会离开我。 我像一个生有双脑袋的怪物，一个脑袋承认母亲死，一个脑袋拒绝承认。两个脑袋互相打架，分不清输赢。 母亲蹲在地上给我洗衣的形象，从记忆深处透出，逐渐清晰。那时我还没上小学，是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吃过团圆饭，母亲得当夜回白沙坨造船厂，运输队大年初一加班。我非要跟着母亲去，母亲不同意，我抱住她的腿不放。母亲只得点头同意。没有船，我们只得走山路。突然下起雨来，雷声阵阵。 我紧紧抓着母亲的手，怕滑下山崖去。母亲走到半路，开始埋怨我，说根本不想带上我，我却非要跟着，不听话，给她添事，真是麻烦！我一生气，甩开母亲的手，走出不到五步就滑倒了，一身都是泥。母亲来拉我，我不理会，自己站起来往前走，马上又跌倒了。 母亲一把抓住我，叹了一口气说，“这辈子莫非妈妈当真欠你？你生生成了我的小冤家！” 那是我第一次与母亲那么近。母亲带着我走到半山腰的集体宿舍，一共六幢，五十年代的红砖简易楼房，三四层高。我们走进第三幢，楼梯上全是灰，墙灰剥落，露出涂了一层覆盖一层斑驳不均的油漆，新标语遮住旧标语，门窗破破烂烂。在二层靠左端里的一个房间，母亲拿出钥匙，开了暗锁。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右墙有两张单人木床，挂着发黄的粗布蚊帐，左墙安了一张单人床，搁着旧木箱，还有一个上课用的小桌子，铺了塑料布，搁了些杯子筷子之类的东西，依墙有一根铁丝，挂了几根毛巾和洗的衣服。母亲的床靠窗。我睁开眼到处看，想把母亲离家在外睡觉的地方记在心里。母亲倒了暖水瓶的水，把我周身上下擦干净，换上她的一件衣服，把我塞进被窝里。头顶的长日光灯扎眼，她顺手关掉。她把我的脏毛衣裤子袜子放在盆子里，蹲在地上洗起来，窗外路灯余光打在她脸上，母亲看上去很美，很温柔。 我马上就睡着了。 睡得很香。爬起来一看，母亲没在床上，我找遍船厂，也没她的影子。我大哭着叫妈妈，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可是母亲不在，月亮透过乌云堆，孱弱地从窗外照耀下来，这个小房间变得阴惨惨。我躺在母亲的床上，害怕极了，躲在蚊帐里，不敢拉亮灯，也不敢叫。还有一张单人床，也有一蚊帐罩着，却没动静。没一会儿，母亲提着两瓶开水进来，她走过来，看看我，用手把我脸上的泪痕擦掉。我马上放心地继续睡。 那是母亲吗？母亲一向对我蛮横、出奇冷淡，似乎她脸上总挂着一串冰柱子，与我隔阂，是前世后生都不可改变的，像一个后妈，不像别人的母亲那么宠爱孩子，呵护有加，表示亲热。我不习惯，认为自己在梦里。果然母亲第二天早上对我冷冰冰，她把已干的衣服放在我面前，还埋怨地说，“要不是昨夜妈把衣服拿到锅炉房烘干，哪有你穿的，真是尽给妈添麻烦！”她恢复如初，而且显得急躁，一副随时要发脾气的样子。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算那是一个梦，不管母亲之后对我如何不像母亲，我也该满足。 好了，今夜坐在这儿守灵，我得安心一些。 院门外，没有路人，天光暗黑发紫，看不到星星，也看不到月亮。云层变得又低又厚，铺压下来。我说，“但愿不下雨，一下雨不晓得搭的篷漏不漏？” 大肚猫一听，赶快说，“我去查看一下。” 突然一个鬼祟的身影在大门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我整个神经束都竖起来，陡然站起，跑到大门前，看清楚：那是老邻居王眼镜。她比记忆中更胖，背倒伸得直直，下着石阶，步伐不太灵便，算起来她也该有七十岁了。 她来干什么？ 王眼镜住在同街的八号院子，灾荒年在一个厂子修建队管秤，将母亲抬的河沙故意倒掉，还压扁箩筐，欺负母亲，没收母亲的临时工证。王眼镜后来调到地段居委会当主任，不时把母亲当成一个道德败坏的分子处理，给母亲小鞋子穿，拿捏母亲，因此年年得先进。我们一家子见着她都怕怕的，尽可能绕道或躲远，生怕她找茬。若她找到茬，母亲就得到居委会和派出所背书、写检查，遭到好些人训斥。母亲最怕派出所那个年轻户籍，他惩罚母亲与众不同，他在母亲的档案里添文章，说是要和母亲做临时工的单位领导一起来做母亲的思想工作，母亲为此掉了好几次工作。王眼镜常常出现在我小时的噩梦里，甚至我长大成人，照旧做她惩罚我站在雨中被淋得一身湿透牙齿打颤的梦。哪怕我出国，回家探望母亲，经过八号院子前，王眼镜瞧见我，也一样开骂：“烂丝袜子！你这破鞋养的家什，成了作家，得啥子哈巴意！”骂一声往地上吐一下口水。 有一次国外一家电视台拍我回家探亲的电视片，整条小街都得扫入镜头。王眼镜坐在八号院子天井矮木凳上吃饭，她用筷子敲敲碗沿，松掉铁链，唆使她的大黄狗来咬我们，阻止拍片。导演看不惯，出来打抱不平，被她一碗稀饭扣在头上，义正严词道：“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你再来几个洋威风，我王母娘娘照样不信玄！” 电视片里留下了王眼镜的一个形象：七十来岁的她，灰白头发，戴一个棕色眼框的近视眼镜，手举着筷子，嘴角挂着笑说：“拍吧，龟儿子，我就还不信这包药，烂货生的小烂货，出息了，在我这革命群众眼里还是一样！” 不错，就是一样。 当天我在电视拍摄时说，任何时候拿起笔来写作，我都是长江南岸那个贫民窟的小女孩。 多少人会理解这话呢？谁能真正听懂呢？ 母亲能明白。她几乎年年都去庙里，点上七星灯，虔诚地对着蒲团跪下来，口里念叨：菩萨保佑六妹，给她白合曼陀罗，给她利剑长江水，给她巫山云和雾，给她我的心、我的命，保佑她逢凶化吉，杆子到头路百条，事事通顺。 院门口两侧全是花圈，越堆越多，放不下了，靠墙叠放。花圈上的姓名，多半陌生，再看一眼，又似乎相识。母亲生前没什么朋友，死了，一下子钻出这么多朋友，令我吃惊。我打量着花圈上的落款，我们六个儿女都给母亲送了花圈； 大部分亲友们也送了，一人一个花圈或两人一个花圈； 好些陌生的人，似乎是母亲船厂做临时工的工友； 邻居们都送了，一个大花圈，密密码码用小楷毛笔写了一长串名字，奇怪王眼镜也在内。 于是我问一旁的邻居马妈妈，她瞧着我满脸疑惑，说，“一条街一人两元钱，啥人想麻过不给，没门，我非收不可。” 世上有这样送花圈的？恐怕也只能在野猫溪副巷这条街上。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每隔几年，政策一变，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出路，街上也出现了开火锅店起家的万元户，有了钱，赶快离开这贫民窿，搬到对岸市中区； 也有靠卖自己的血为生的老血号，收紧裤带过日子； 也有跑到外地做小本生意的人，从此再也不肯和这儿有一点儿联系，也有不少姑娘家往深圳海南跑，混得好的，回来时周身上下穿金戴玉，给父母买一台黑白电视，混得不好的，就消失掉了。打个比方，马妈妈，以前住同院，有一只眼睛生来瞎，丈夫在船上工作，自己做塑料厂搬运工，后来儿子挣了点钱，买了中学街街尾的一幢二层楼的小房子。那儿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人经过，都得过她的门，她就此开了一家杂货铺，安了收费电话，生意兴隆。 不管日子照常不照常，都说邓小平好，让人盯着钱转悠，不搞阶级斗争，人少和人斗，耳根清净，眼根更清净。王眼镜这个一向拿捏着居民言行的先进街道主任，威风陡减。 那时六号院子还耸立在脚下这块地上，石妈的丈夫得脑溢血死了，王眼镜搬来与她同住。石妈的房子就一间，在大厨房里左边端头，窗子朝西，长江中的乌龟石和弹子石渡轮依稀可见。王眼镜的丈夫和三个儿子先后得羊癫风，一个接一个握着拳头、扭过头去走路，眼睛格外恐怖，喉咙堵住，憋气而死。小儿子幸运，长到十五岁也没有遗传父亲的病，他躲瘟神似地逃走了，再也没有回家过。王眼镜与石妈住在一起，惺惺相惜，天天邀人来赌长条牌，咒骂男人。两人手气好，赚小钱可维持平日开支。输了，她们会喝几两五加皮酒，靠江的那个小房间里会传出一段川剧。 王眼镜学妙龄尼姑：“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 石妈声音提高：“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碓来舂，锯来拉，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 两人合：“哎呀，由他。哎呀，由他。” 可是没有多久，两人翻脸，石妈让王眼镜滚。王眼镜抱着自己的铺盖卷昂着头走了。屋里传出石妈的哭声：“我的命是落汤鸡，是半根蹈草。”她哭诉到伤心处，说儿子要带着儿媳回来住，她应该高兴，可就是高兴不起来，这么鸡巴小的一间房，冬天寒心寒骨，夏天当头晒成死老虎，日子看不到头。 母亲听着，眼泪涮涮往下淌，手里正在往灶上添煤球，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又一个掉在地上摔个碎。 “妈妈，给你。”我递上一根手绢。 母亲接了过来，“看妈妈没出息，哭啥子呢？妈妈不哭。”可她眼泪掉得更厉害了。 母亲不喜欢那个臭婆娘，却要为她哭，为什么？十八岁的我成天跟母亲赌气，一心想考上大学，离家远远，哪会愿意去弄懂母亲的心。 梅惠子看看手表，说：“对不起，得离开，你妈妈出殡之日我会再来。” 我找来手电，与梅惠子脚跟脚地出院子大门。借着手电些微光亮，江边窄陡的小径好走多了。 梅惠子不是邻居，是我小时的朋友，她住在野猫溪。我与她在江边认识，碰面时爱说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未必都懂，可读到主人公落难一样流泪。她父亲在船上工作，不幸船出事，一船人都遇难了，那时她才三岁，妹妹才一岁。母亲靠糊纸盒一人带大两姐妹，怕后爹对她们不好，再未嫁人。她问我，“你肯定有一个幸福的家。” 我不肯讲我是一个多余的人，母亲不在意我，父亲不把我当一回事，姐姐哥哥把我当外人。于是，我快乐地点点头，说家里姐姐哥哥都疼爱我。 梅惠子羡慕地看着我，连连说，她很羡慕我家里有那么多人，尤其是有父亲，有父亲多好啊。 我问她：“你想长大后做谁？” “当乔治桑。”她看看我说，“你呢？” 我也想当作家，可自知梦想难成，就吱唔不出语。她推我，我仍不说。弄得她与我不欢而散。 几十年后，她做了一个生意人，而我成了一个作家。 梅惠子说：“我读过你所有的小说，你妈妈心里一定为你骄傲。” “她以前倒是认为做一个厨师比作家好。”我说。 我们走到江边马路上，天边响了一声闷雷。“需要我做什么，就来电话。”梅惠子说完就抱住我，在我耳旁柔声地说：“想哭就哭出声来，不要把泪水流在心底里。” 我鼻子酸酸地对她说，“再见了！” 她看看我，走向车子，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车，对我摆摆手。 那车是一辆紫色的ＢＭＷ，很少见到那种紫。最多隔两天就会与她见面，这些年她生活如何，我很想知道。想必她对我，也一样。 我打着手电往回赶，两只猫在废弃的粮食仓库院墙上，抓着耗子似的兴奋地尖叫。雨点说下来就下来，我快步经过停灵柩的空坝子，直接上到五层楼。 奇怪楼层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 推开家门，我大口喘气。客厅里乱乱地堆了客人们的衣物，也没人。我推开右边第一个房间，走了进去。 这是母亲的卧室：右边是三门双开黑衣拒，左边是老式五抽柜，柜上有一台十八寸电视，搭着蓝布罩子。平柜边上是父亲做的两根凳子，上面放了三口旧木箱，遮着红麻布。双人床正对着门，档头黑桃心形，在白墙衬托下发亮。床边有把旧藤椅，堆满了被子床单。以前母亲总坐在这儿等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回回看见我进来，都说： “哎呀，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快，乖女儿，快坐到妈妈身边来。” 我手上的行李哐当一声落地，走过去，看着母亲，脸上露出欢喜的笑容。 现在这儿没有母亲。 我把藤椅上的东西移到衣柜里，就在床边坐了下来。母亲坐在藤椅里看着我，有些累，睁不开眼，很伤心的样子。我朝她伸出手，握了个空。我起身摸藤椅，竹藤黄黄的，旧得厉害，好些地方分岔，却是异常结实，像记忆中母亲的手，甚至带有一些她的体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房间里全是母亲的气息，她的声音，她很少有的笑声，也同样少的哭声，我几乎从未听到过，这时统统汇聚在我周围。当然也有死亡的气味，浓烈地驱赶那些鲜活的东西。我站了起来，一点一滴看来看去，就在阳台上，死神在风里飘来荡去，把门摔响。 我走过去，死神躲闪开，雨成细线，斜斜地飘洒过来。阳台上堆有裹成一团床单被子，有地方是湿的，想必是母亲临终时流下的尿，还有从她身上剥下的衣裤，皱巴巴地扔在地上。碎花棉布上衣，半长裤子藏青色，统统洗得旧垮垮的。我蹲下拾了起来，紧紧抱在怀里，心里好受多了。两分钟后，我将衣服床单叠整齐，把被子裹成一棍棒型，找到一块塑料布包扎好，顺阳台角落放好。 雷轰隆隆响起，远处有闪电。“希望是大雨，大雨比小雨好，下过了，就不会连绵不断一个礼拜。”母亲会这么说。母亲躺在床上，从窗子望天上，让我走时，带上伞。我走进房间，床是空的，母亲不在了。 父亲的遗像还是在床头左上角墙上，眼睛注视着远处。没有父亲的孩子，她将盲目地活着？没有母亲的孩子，她将绝望地、加倍盲目地活着。 感觉他把眼光慢慢转向我，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 我走近，这时一阵冷风刮来，吹得窗帘腾飞。我赶紧关上阳台的门，乌云压得更低，雨水倒是弱小多了。 再看父亲的遗像，他的眼光恢复如常，不再看我。 不放心楼下坝子，我到走廊栏杆前一望，透明塑料篷子搭得很牢，由高到低，大雨无碍，客人们还是坐在那儿打麻将。 空气好多了，我觉得有些汗粘着皮肤，想洗个澡。于是拿了自己的毛巾和香皂到卫生间，开了热水器，草草冲了个澡。从卫生间的窗子可看见远远近近歪斜在江边山腰的房子，有的地方，灯光亮，有的地方，灯光稀疏。这片地区，从小就习惯，现在看，怎么觉得不一样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有母亲，现在母亲不在。我眼泪又下来了，用毛巾擦干身体，穿好衣服出来。 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跟进来，戴着一顶黑布宽边帽子，黑衣黑裙，本来个子高，显得更高。这个我们家的绝世美人，在夜里如此装束，玩什么新路数来着。她像没看见我的一脸惊奇，问：“你要睡哪里？” “我睡妈妈的床，不是已全换过了吗？” “是换过了，你不害怕？” 我反问：“怕妈妈？” 小姐姐不好意思了，调换话题，说母亲嚥气时，她不小心把眼泪弄在母亲的身上，不可能梦到母亲。梦不到母亲，心里有块石头，搁不稳又取不下，闭着气。她埋怨自己，倒霉运，撞破头求神拜菩萨，也不能翻身？ 我一向敬畏鬼神，鬼神信则灵，不信就无。 小姐姐说，以前院子对门邻居陈婆婆死时，她的孝道儿子也是把眼泪掉在寿衣上了，即便他有劈谷功夫，也见不到其母。“六妹，刚才揭开妈的棺材时，你没把泪水弄到妈身上吧？哪怕泪水掉一半滴到棺材上，你也一样会失去与妈再见的机会。” 我说应该没有，我要祈祷妈妈回到这儿来。 小姐姐重复我的话：“回到这儿来？” “我想和妈妈说话。” 小姐姐揭掉头上的布帽，坐上床沿：“我也想和妈妈说话。好吧，我们一起来向老天爷祈祷。” 我们面朝房门，闭上眼睛，双手合十。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睁开眼睛，喉咙堵得厉害，我咳嗽了两声。小姐姐还是坐在床边，双手放在胸前祈祷。 我打开母亲的衣柜，想找一件能当睡衣的衣服。里面乱乱的，没一件衣服合适。我叠好衣服。走到隔壁房间――五哥五嫂的卧室，有一个双门衣橱半开着，我拿了一件五哥的体恤衫换上。 我回到母亲的卧室，小姐姐对着镜子，仔细察看自己的脸。她的脸颊有点黑糊糊，显得丑陋。我没问她，她自己解释：从伦敦回来已大半个月，正在做光子去斑，涂了医院自制的中药。药费昂贵，不过医生保证，医到斑消失为止。 从背影看小姐姐，蓝色紧身毛衣和呢裙紧裹着一副女孩子的身段，那水蛇腰特别妖冶媚惑，脚上是一双时髦的黑长皮靴。 我上了床，躺在右边。 往常回重庆，若住家里，我总是睡在母亲的右侧，今天也如此。小姐姐收拾完毕，也躺上床来，随手熄灭灯。 雨已停了，阳台上塑料篷子里积蓄的雨水从边沿往下滴，滴嗒，滴嗒响。房子这一侧靠中学，背对江水，楼下守灵的喧闹轻多了。外屋客厅的日光灯透过门缝泻入，山坡上中学的亮光透过布帘浸进来，母亲房里每一处都稀微可见，那房门后贴着发黄的旧年画引起我注意：一对胖头女娃男娃，举花瓶提彩灯笼，庆祝五谷丰登。是哪一年？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买了一幅带喜气的画，贴在门背后，“六妹乖女儿，你回来过年，就能看见。” 哪一年？我想不起来，我肯定没有回家过年，我有多少年没有回家过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年。每逢过年，母亲不知有多盼我，站在这阳台上，看有没有我的身影走下那一坡长长的石阶来。她看不到，不知有多失望，可她一次也没抱怨过。 这时，小姐姐推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当然和他有联系，我要说说――” 我把她的手推开。她又放上来了。“就说几分钟。” 我举起手来，摆了摆，表示不想说话。 楼下院子空坝里，又添了两桌麻将，除了主打人，周边坐有陪打出主意的人，桌上摆些一元两元五角的人民币，夜深也不影响亲戚们的斗志。那些从楼里牵出的一串串小灯泡，熄了些，不过仍旧灯火通明。 大肚猫倒是认真，走到楼上来，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查看塑料布边沿的积水，顺势压低，让水流出去，减轻篷布的重量。 这幢楼建在以前六号院子的废墟上，从未进入我梦境。翻检历年做过的大大小小梦，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六号院子。睡眠之中我脑袋削尖，机敏地从不同时空钻入地底，搜寻着沉入那不复存在的六号院子。每次我都停在厚重的大木门前，使出吃奶的力气推，“吱嘎”一响，两扇厚重的大木门敞开。 天井长了青苔，搁着好些木桶木盆，竹竿上晒晾着衣服，大小厨房喧闹无比，各家在忙着淘米洗菜做饭。堂屋里坐着小脚婆婆，他的水手儿子走进大门前就开始高声叫“妈！”一个小女孩在爬窄木梯。盲眼的父亲担心地侧过耳朵。 “死妹崽，快滚下去！”三哥叫喊起来，他趴在阁楼的天窗上喂鸽子。 女孩继续爬木梯， “你找死啊？”三哥朝女孩扔来一个钢钎。 女孩闪开，钢钎哐当一声把楼板戳了一个大洞。她吓得从梯子跌了下去，女孩大叫，一个女人快步朝梯子奔来，一副拼命要救她的样子。“妈妈呀，妈妈呀！” “六妹，好了，别叫！”小姐姐推醒我。 “你真是的，打断我的梦。”我不快地说。 刚才梦中我有可能看见母亲，只有母亲才有那样的反应，我潜意识地呼喊妈妈就是说明。梦被小姐姐打断，母亲难进入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觉得她奔过来的身影非常年轻、敏捷，她似乎穿着紫色竖条旗袍。 事实上我从未看过母亲穿旗袍，小时见过箱子里有丝绸花旗袍，后来再也未见。想来文革期间，母亲为避祸毁之，或是早些年大姐偷走，她个子大过母亲，不合身，便大方地做人情送给同学。家里少有的发黄黑白照片里，倒有母亲穿旗袍和高跟皮鞋烫发的照片，她高额头，忧郁娴静，嘴角微带笑意，很妩媚。眼睛深情地看着什么地方，不见多幸福，却是焕然一新的亮堂，一派韵味。想来，少有人能抗拒这种美。 梦总是反映心里想的东西。没人说我们四姐妹丑，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四姐妹只是沾了点母亲长相的光，没一个胜过母亲。 小姐姐身体靠着枕头，碰了碰我的手臂：“六妹，我有事情要对你讲。”她的声音里充满焦虑。“那个人根本就是畜牲。” 她的声音不寻常，如果我感觉对了，那哀怨的声音带着杀气。我倒吸一口凉气，坐起来，但是马上躺下。“不要讲，起码这阵子不要讲。我什么都不想听。” 小姐姐脸色难看。我解释说，“你和我回家是因为母亲去世，除了母亲，之外的事，我们另择时间谈。” “但是六妹，你听我说。我俩见面也不容易。”小姐姐恳求。 我说，“我不想谈。你会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 “反正你也睡不着。” 但我主意已定，走到了隔壁房间。床上已横躺着二姐、三嫂和大姐的外孙。双人架子床比母亲的床宽些，我靠着二姐插了个空，睡下去，跟他们一样，双脚吊在床沿。 二姐穿着薄线衣，双手衬着脑袋睡觉，新近烫了头发，有点像卡通片里的辛普森太太，脸色很差，嘴唇毫无血色。 墙上老式挂钟，的塔的塔走着。凌晨一点五十五分了，下过雨后，气温起码低了五六度，冷得像初冬。 我扯过被子一角，盖在肚子上。 渡船上水手吹响了哨子，铁锚升起，缆绳松开。船发动了。 江上岸边蒙了一层浓浓淡淡的白雾。渡船掉头向对岸去，我站在岩边害怕地用手遮住双眼，可又想看，就从手指缝隙里瞧。渡船突然倾斜、翻转进江里，一江人脑袋如皮球浮浮沉沉。我松开手，放大胆去看。 父亲长叹一口气，把我拉回家，沿石梯两旁长满断肠草，边角挂着青苔，我边走边看。 春天是活人去见河神的季节，老辈人都这么说，小桃红，人的鲜血染红，凶运吉运，得看人心眼儿多诚。 1953年忠县乡下的外婆病重被舅舅们抬着滑竿送来。外婆是饿病，肚子里所鼓气胀，比快生孩子的孕妇还大，里面装有可怕的虫。大厨房全是难闻的草药味，惹得邻居们怨声载道。外婆喝下草药，拉下的全是白生生虫，长又偏细，像电花线，有些虫没死，还在蠕动。外婆躺在床上，按着大肚子痛得厉害，不停地叫唤着。母亲给外婆揉肚子，外婆埋怨母亲：“你这小桃红背弃我，让我在关口寨扯了张厚脸也做不成人，小桃红你爸爸死得早，你对不住妈妈我呀，我当初啷个生了你这害人精无孝女？” 外婆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怪罪母亲。外婆讨厌大城市，母亲则相反，她小小年纪自有主张，还没饭桌高，就拒绝裹三寸小脚，遭到外婆的体罚，跪在家里的搓衣板上搓麻绳，她被饿饭，饿得昏厥过去，也不屈从。家穷，外婆只得把母亲许给有钱人家做童养媳，但是母亲偏偏扭着根筋不嫁那个从未见过面的小男人，她被关在屋子里。天黑了，她颤颤巍巍地打开窗子，这窗不太高，要翻过去，必须小心，因为外婆耳朵尖。等母亲翻过去时才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带，她只得冒险翻回去。家里没啥值钱的家什，床档头有一个外婆为她作嫁妆的蚊帐。她卷裹起来，夹在腰间，慌里慌张，结果翻窗落地时左脚扭伤了。她抱着蚊帐，忍着痛，腐着脚连夜走山路，往县城赶。到了县城，她出于本能，往江边赶，那儿有轮船，可以载她去远方，就可以逃躲开身后的一切。她毅然决然踏上跳板，搭上了轮船到了重庆大城市。 好多年，母亲都沓无音讯。母亲内心敏感，细腻，外表温柔沉静，却是一腔子泼辣野性，用外婆的话讲，母亲是一头不肯被驯服的烈马。可是母亲爱外婆，生活稍稍安定后，不时把攒下的钱寄回乡下。对重病的外婆，她细心照顾，想尽方，想治好外婆的病。 “妈妈，原谅我。” 母亲对外婆说。起码当初逃婚离开乡下到城里后应该递个信，让外婆知道她活在某一个角落。 “哼，原谅？当时我就当你这臭蹄子沉潭了。哎呀，痛死我了！” 母亲下地，双手作揖，请求外婆原谅。 “不可能，你死了这份心吧。” 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外婆床前，“妈妈，你原谅我吧，是我的错。我该早些接你到城里来，若来，你也不会病成这个样子，我好悔啊，我真是不孝女儿！” 外婆把脸掉转过去。到外婆死，外婆也没有说一句原谅母亲的话，尽管母亲一再向她表示自己的歉疚。 外婆落气前，倒是没有骂母亲。外婆大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出她的想法：要母亲把她葬回忠县关口寨老家。 母亲做到了。 外婆的尸体运回忠县老家，与后山上外公的坟合葬在一起。外公的坟头有好多小桃红，那是外婆在母亲逃婚后撒的种，每年整个后山都开遍了小桃红，外婆绕着坟头转圈，边走边对里面的外公说话。 母亲一看见父母的坟，眼睛就红了，泪水“叭塔叭塔”掉个不停。 小桃红，母亲告诉大姐，外婆恨她时叫这名儿。可没外婆这么叫，她哪是她呢？母亲悲痛地拉着大姐跪在外婆的坟前，捧了一把小桃红，花的汁液染红手指，手指晶莹鲜艳夺目。母亲看着自己的手指，再看看整个后山的大片小桃红，突然明白过来：“就我这傻兮兮到家门子的闺女，妈妈早就原谅了我，不然她不会种小桃红，以此祝福。她当然心疼我，当然担心我，掛念生死未卜的我，她是我的妈妈，啷个会变呢？”母亲变成一个泪人儿。 外婆的心眼儿诚，她种小桃红，朝夕祝福。母女之间长年存有的芥蒂之坝冲垮，母亲的心彻底向外婆投降。母亲泪水流个不断，悔呀恨呀，可是也没用，外婆不能死里复生。老辈子人的话，在一个上下一起说谎成性的国家，便无法应验。 几年后全国开始闹大饥荒，四川这个一向丰足富饶之天府之地，也不可幸免。忠县天天有人饿死，先把牲口杀了吃，吃虫，有的村子严重到人吃人的地步。还有力气的人，得浮肿病，就往外跑讨饭，可是跑到哪里，都没得吃，有钱买不到，没钱更无法活，那就抢吃的。没力气跑的人，就吃树皮树根，饿急了，吃自己的屎和死尸。田埂上的野菜根中，有野胡萝卜和野芹菜两种味儿甜，比其它野菜根好吃。不幸的是这两种野菜根和有剧毒的草根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味也相同，那就是狼毒和毒芹。吃过任何一种，在十五分钟和半小时内得立即抢救，否则必死无异。那年月好几个乡镇有个医生，别说十五分钟，就是一个小时也赶不来，赶来了，也没药。有一家子七口人因误食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满脸青紫，痛得面目狰狞。两人大人把五个孩子抱成一团，他们死成一堆。开始时村子里死了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就用一张破席一卷，或一块没用的布一裹，在一块荒地里，挖个坑埋了。再后来，死人更多，就啥也没卷没裹，统统扔进一个大坑合埋。 野菜吃完，就吃黄泥巴，大舅妈吃了泥巴，拉不出屎，活活胀死了。村子里所有的小桃红都被连根摘下吃掉了。可是有一天夜里，外婆的坟前生出好多地木耳。母亲说是在冥界的外婆设此法为大舅二舅们救命的。 1994年夏天长江三峡工混凝土纵向围堰的基坑开挖。母亲听说了，日夜不安，说是大水迟早会淹外婆的坟，要去忠县移坟。2000年乡下亲戚来信说，他们得搬移，那方圆二十里不到的石宝寨也会大半在水下。整整一年，母亲都在催二姐写回信，问那些亲戚的去处。有一天，母亲说外婆投梦来，讲红色水位线处处可见，外婆一身是水，冷得很。幺舅声称要陪母亲去，大姐也要陪着去，三哥也要去，不过却要母亲出路费。母亲问二姐拿主意，二姐说应该是六妹出钱。讨论了好几年，到04年秋天，最后决定国庆时幺舅、幺舅妈和母亲一起去。 可是母亲突然昏过去，流尿，送到医院抢救，说是严重缺营养。母亲去不了，让幺舅去，幺舅非要等母亲好后才去。这事一拖再拖，到一年前三峡工程蓄水至156米为止，因为长江水淹没了整个村子。幺舅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会，封锁消息，不让母亲知道。母亲至死也不知祖坟在水底。 但也奇怪，母亲再也没有提回忠县老家移坟之事，一到春节，不管是自家孩子外孙，甚至亲戚的小辈来，母亲都是一人两百红包压岁钱，出手大方，看得三哥二姐胆战心惊。也许冥冥之中，母亲有所感觉，或者外婆又给她投过梦。 母亲不会不顾不管外婆的，她的魂会潜入浩渺的三峡大湖寻找外婆，想来这回外婆会原谅母亲。 往事一遍遍涌来，今夜注定要失眠，打麻将输赢的叫声有起有伏，老有人上楼来拿东西，进进出出房间，开门关门都是重重一声。想着楼下空坝母亲停在那儿，入睡就难上之难。 突然一阵鞭炮炸响，看来又有亲友到了。按习俗，亲友到，得放鞭炮，亲友得烧香跪拜。 好不容易楼下安静下来。 我想，这下，可以勒令自己闭下眼，起码为了明天能打起精神。 可是大姐人未到，嗓门先到客厅： “忠县乡下亲戚带来花生。来来，起来剥花生。妈妈死得划算，所有的儿女都回来给她吊孝，能到的晚辈，孙子外孙曾孙都到了，包括亲戚朋友该到的都到了，嗬，这方圆百里哪个老人能有这福气？” 二姐生气地接过话：“啷个不像大姐，吃一个甲子的饭，还不会讲话？” 二姐这一搭腔，大姐马上过来，抓住二姐的胳膊：“二妹，来来，睡啥子嘛，过来剥花生米。” 二姐披了衣服，戴了眼镜，跟大姐到了客厅。 床上空多了，我翻了一个身。小姐姐也从母亲的卧室出来，不快地说：“唉，大姐，你吵着我了。” “你要睡着还能醒？”大姐笑了一下。 窗子上端有缝的地方，冷风嗖嗖。我爬起来，垫起脚尖去关窗子，又把房门关严，外边姐姐们的说话声小多了。 这个房间，以前属于父亲，还是同样的架子藤绷子床，不过他喜欢睡对着房门的一边。我进门出门，总能看见父亲闭着眼静思默想的样子。1999年６月１５日，父亲去世，前一周，他突然把挂在窗前竹笼里的一对相思鸟放走。他只是有点咳嗽而已，拒绝吃药，最后一夜，几乎没有惊动任何人，呼吸不畅通，咳嗽了几声，一口气不上来，就闭了眼睛。当时母亲觉得不对劲，到父亲房间来，一边叫父亲。 可是父亲没有回答。母亲到他跟前，一摸他的手，已硬了，再摸他的鼻孔，没有气了。母亲一把抱着他，哇地一声哭起来。 母亲就是刚和父亲好上时，也没有这么紧地抱他，直到哥姐来，都不肯松手，她被自己的行为震醒了，原来生命里也是不能没有他的呀。 这种后悔和伤心一直持续了母亲整个晚年。灾荒年父亲走船没有消息，母亲与一个帮助全家人度过难关的青年相爱了，有了我。这件事被弄得很大，闹上法院，最后母亲选择了父亲和六个孩子，生父只得离开。在我十八岁那年见了一面，之后生父去世。又过了好些年，我以此写了自传。 当我从伦敦飞回家时，母亲对我说生父，我知道她很思念他。父亲过世了，母亲说父亲多，绕来绕去常回到两人初相识之际。 袍哥头子在纱厂看中母亲，娶她，有了大姐，可是对母亲不好。那是1947年春天，母亲带着大姐刚从袍哥头子家里逃出来，在嘉陵江边靠给人洗衣服这着小心翼翼的日子。父亲是驾驶，把拖轮靠在江边，他站在屯船上看见一个少妇背着一个小女孩在江边洗衣服。他送脏衣服来洗，有时衣服不脏，也送来洗，为的是能接近少妇。他帮她把背上的小女孩接下来，抱着孩子逗，吹口哨，地道的江浙小曲，孩子笑了。父亲每次都穿得整齐，有时来不及换掉船员制服，就直接带着一篓桔子和糖炒板栗来江边找她们。他穿制服肩是肩，背是背，腿很长，那有梭角的船员帽子把父亲的脸显得英气逼发，他的五官中，眼睛最亮堂，不小心碰上去，就像着火一样燃烧，母亲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继续洗衣服。春天乍暖还寒，沙滩变得宽绰，好些地方都露出长青苔的峭岩来，江水绿得透底，倒映着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子的身影。 从母亲的描述里，我感觉到她也一样爱父亲。 一个女人同时爱两个男人，这女人活得有多累，尤其是到对方离世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亡羊补牢，晚也，可以想象，母亲有多恨自己。 大姐的声音高起来，隔着一层门，也能感觉到她伸长了脖子，分明她在为自己说母亲的话辩解，“我们是孝子孝女，还有孝孙，话没讲灵光，可鼓敲落到点子上，对头不对头？”她的脾气几十年不变，母亲对她生气时，总爱骂她是“天棒”，真是字字如针。 客厅里三个姐姐的声音突然小了，全是剥花生米的动静。没一会儿，小姐姐的哭声传来。“莫要哭。不就是那龟孙子的牲畜有了新欢，如此作贱你，我们得把他扔进长江里喂鱼。” 那不是大姐的声音，而是二姐，说得一本正经，甚至恶狠狠，我不由得坐了起来。 小姐姐哭得更伤心了。二姐压低自己的声音，房外三个女人似乎头凑到一块。几分钟后，小姐姐打断她说：“好了，我不哭。” “那你设法让他来。”大姐说。“这种人得让他晓得害人的下场。” 外边声音更低，我侧起耳朵，只抓着几个词“······锤子，老二······不让六妹晓得····会帮着······” 床里边的三嫂咳嗽了，以表明她在睡觉。外边换了话题，说起明天会有更多的人远途到重庆，二十桌都坐不下，可能桌子要搭到外面空坝里，到时大肚猫会加收费用。 “收费多，不要操心，反正有六妹在，她比我们有钱，就该她出。” “哎呀，不要哭了，那六妹会帮你治治他？” “她不会管我的事。” “太过份，她不可以这样！” 我哪里睡得着，索性穿上衣服，从门缝里看到小姐姐的眼睛红红的，脸颊还有泪痕，都没有擦干。 小姐姐在讲小唐的事，他在英国一所大学教东方建筑艺术。她仰视他，敬佩他。他呢，认为小姐姐身材相貌超群出众，心眼好又有耐心，尤其是他老了后，她能仔细地照顾他。小姐姐与他好了，彼此发现好些爱好相似，不管是性趋向，或是狂看足球，他们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或专门睡觉享受快乐。两人好到她答应他马上飞回重庆，与名不符实的丈夫离婚。丈夫乐得自由，一点没讨价还价，包括对女儿田田的监护，离婚手续几乎在一天时间搞定。 她与小唐，虽未正式结婚，但是同居七八年了，按英国法律算事实婚姻。去年五月的事，他去南方参加一个大学活动，接待方让一位妙龄女博士生陪同游览当地著名风景区，上山路上谈风花雨雪和古今哲学。她写了好几年美国女诗人普拉斯论文，只怪自己的博导水平太次，哪有半点小唐的学识，无法指导。他开导她，她的论文可好好写，可新开一门学科。他从贝聿铭的建筑理念，谈到艺术最后应该达到远离俗世的禅境。他如数家珍地说到英美现代诗，从女诗人的蜜蜂组诗，谈到女权运动，再从泰德休斯的《生日信札》，谈到一个男人的悲伤，再说到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深入无意识之途。 她听得云里雾里，却点点称是，百般崇拜，请他帮忙指点迷津。他说是荣幸。他的手无意间碰着她的手，想闪开来，她倒大方地握住。山上眉来眼去，天雷勾地火，油浇在了火上，下山当晚两人的身体就含混不清了。 没过几天，他又要去另一个地方讲学，实际与那女人幽会。手机关机，旅馆电话说是人已不在。消失了一周才出现，说是手机没电，搬了旅馆，躲避大学的人纠缠，去了一次三星堆遗址。这是小唐一生里最口是心非、记忆混乱不堪的时期，他不认识自己，身边的人也不认识他。七月离开中国回伦敦前，说是要去一所大学签客座教授合同，合同谈了一周，住在旅馆，早晚和那个女人幽会。当然，合同没签。回到伦敦后，两人Email和国际长途电话不断。鬼差神使，有一天他们的电话被小姐姐无意间听见了，她当场气昏在地。爬起来一查上月电话账单，全是这人打来，然后他打回。回想一下时间，都是她不在家的时候，这次本来她在上班，有点不舒服，请了假回家，听见楼上小唐在与人说电话声音异样，出于好奇，她在楼下客厅拿起电话，才撞上地雷。她坐在那儿好半天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好久，才一步步上楼，走进书房，质问小唐。小唐坚决否认与那女人有特殊关系，斩钉截铁地说： “我不认识她！” 不过他指责小姐姐偷听电话不地道，小姐姐说，她是无意。然后说他与她通电话已好几个月，他否认。她拿出电话账单。他暴跳如雷，吼道：“你查吧，有本事查个清楚！”气得脸都变了形。他恼羞成怒，有两天不与小姐姐说话。 大姐边听边骂小唐是头披着人皮的狼。二姐没说话，不过一脸肃然。 小姐姐也许不是第一次对她们讲这些事，如同小姐姐之前与我在电话里讲这些事一样。我设法安慰她，我的心为此又酸又痛，仿佛这些年严密遮盖的生活，被一把撕开，一览到底。我无目的地到处旅行，像一个孤魂游荡，为的是独自舔自己流血的伤口。 从上次小姐姐说她和小唐的事后，差不多三个多月过去。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说实话，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坦率地讲，无时无刻挂在小姐姐嘴里的小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忠厚，善良，用情专一，一派学者风度，而且是堂堂一君子。人都是凭第一印象判断，而第一印象往往误事，甚至是一生最不能错的事。 我不想听了，索性推开门。沙发床上三个姐姐见我走出来，一愣，停住说话，不过马上腾出地方，让我坐。 二姐还把被子拉过来，给我的双脚盖上，说：“奇怪，都十月天了，夜间居然冷得刀抹脖子，晓得我们这儿没有暖气，将就点吧。” 被子上面搁了一个布口袋，里面是花生，混合着剥壳的花生米，另一个大土碗里是装花生壳。姐姐们抓一把在手里，剥了，就扔进布袋里，动作一致，不快也不慢。 她们转移了话题，说到母亲讲老家风俗，给死人开路时撒花生米，以后再投生，日子会顺顺当当。 “妈呀，喜欢花生，她不是给幺舅的孙子取了个乳名叫花生吗？”大姐说。 二姐与大姐互相看不起对方，大姐火爆，喜欢表现自己； 二姐阴沉，心里总是有主张，从小认为母亲宠爱大姐，父亲也一样，她心里不服，但面子上不说出来，说出来，就是承认自己输给了大姐。 二姐做小学老师，一直做到两年前退休，不必天天到学校去管小学生们，她的婚姻很稳定，丈夫准确说来也是母亲定下的对象，很爱她，两个儿子听话，连儿媳妇也一样。还未抱孙子，日子倒也清闲。 大姐结婚离婚好几次，生了两女两儿，孩子随处扔。我十八岁那年，大姐回到重庆，找到断了十多年联系的知青――初恋情人，回到煤矿就不顾一切地与丈夫离婚，离婚后，回了重庆，如愿与初恋情人结婚。大姐的二女儿小米也回到重庆与他们一起住。 大姐与丈夫并不快乐，三天两头吵架，分家具，分碗筷，最后分床单，一人拉一头，要撕去一半，结果她一急，摔倒在地，中了风，双腿不能动弹，连话都说不出来。丈夫态度大变，天天跑医院照顾，按摩她的双腿。两人和好如初。靠了爱情的力量，三个月后大姐能说话自如，腿也能动了。 三个姐姐与我有相似的脸，眼睛比较大，瓜子脸形，都带有几分我们共同的母亲的神态。这剪不断恨不了的血缘，使我们四姐妹在这个深夜促膝围坐一块，剥送丧花生。 我们曾有过如此近的时刻吗？ 小时吃团圆年饭围着桌子坐是这样，但我都被喝斥到屋角小板凳上，说小孩子不能上桌。大一点了，能上桌吃团圆年饭，哥姐下乡当知青，总有一个不能回城来，哪怕后来，我们各自有自己的家，逢母亲生日或是过节天，回重庆看母亲，都是杂七杂八沾亲带故一大桌子人，记忆中好像从未有我们姐妹四人单独坐在一起。 能感觉到母亲依然在屋子里走动，起码能嗅到她的气息，若是她和我们坐在一起，那该有多好，可她一个人躺在楼下冰冷的棺材里。 在我不在这个屋子里，母亲是什么样的？ 她穿着舒适的平跟布鞋，天一亮就起床，在阳台上做做早操，然后上卫生间洗漱，拜桌上的观音菩萨，吃五嫂做的早饭，有时是面条有时是稀饭。她喜欢吃包子豆浆，五嫂做不来，会上中学街给她买来。吃过饭，她到楼下屋子里转转，也可能到江边走走，透透新鲜空气，也可能参加老年人集体活动，跳跳集体舞，打打元极功，锻炼身体。中饭等着上中学的孙子回来，祖孙吃过饭后，午休两小时，孙子上学，她开始织毛衣，帮五嫂理理菜，和楼下邻居打打麻将，晚饭五哥孙子回来，她的话多起来，告诉五哥这一天她遇到了什么老熟人，院坝里来了一个什么弹棉花的人，原来其父就做这一带的生意，没想到儿子承父业。一家三代和和气气吃完晚饭，母亲在走廊上走走，逗逗邻居家的小狗小猫，或者与二姐大女儿通通电话，之后看电视，或去看戏。上床睡觉前，冲个澡，把假牙取下，洗净。每个周末儿女孙子们都回来看她，或接她到家里玩，计划走走幺舅或干儿子守礼家。若是清明，上父亲坟烧香之后，母亲要请大伙儿去餐馆吃饭。到了端午，母亲一早起来，会翻箱倒柜找出五色线，手腕、脚腕上的那根五彩线。她会一一打电话，会叮嘱家里子女孙辈不要忘了回家。母亲指挥五嫂在门前挂艾蒿和菖蒲，留两枝在手中，绕屋子每个角落走，请鬼魂出去。家中每回一家子人，她都细心地把彩线系他们的手腕上，一边系，一边嘴里念叨： “长命缕，续命缕，五色叠五色，辟兵及妖鬼，吉运高高照，命人不病瘟。” 她不厌其烦地叮嘱儿女孩子们，在夏天第一场大雨来时，才可把彩线抛到江里。母亲会带领大家用泡过的糯米，教孙子如何折粽叶，如何装米，一些用腊肉芯的，一些用鲜猪肉芯，如何系线，才形既好看又牢固。母亲兴致好时，会与姐夫哥和大姐喝五六盅雄黄酒。到了中秋，她会拿出最好的茶叶，布置好桌子，放好碗筷杯子，等着儿女带回月饼。吃饭前，会给父亲举杯，大家动筷子前，让孙子拍个全家福合影。母亲较少过重阳，新年也不是重点，春节才是，早早就准备，早早就打扫尘埃，布置房间，做新衣，准备年货礼物。母亲要把所有的亲戚都请到，也要走亲戚，更不忘去庙里给外婆外公父亲和家里祖宗们烧香拜佛，给儿女及孙辈求个佛的保佑平安。母亲坐在上席一家之主的位置，穿着新衣，笑吟吟地享受儿孙满堂的欢悦，她给压岁钱一点儿不含糊，她看电视里春晚节目，还加评论，一屋子人都笑得前仰后倒，给她捶背、削了苹果，递给她，每个人都围着她转，讨她开心。恐怕大观园的贾母，也不会有母亲的好福气！ 像家里人经常告诉我的一样，母亲的晚年过得如此有规律愉快，丰富多彩，她的生活令周遭邻居，尤其是老太太嫉妒。 如此情形，我大可不必担心。每回打电话给母亲，她总是对我说：“六姑娘，我过得很好，你不要担心我，你姐姐哥哥嫂子姐夫对我都非常有孝心，你放心吧，好好做自己的事。”母亲甚至让我节省长途电话费，说：“打电话，太贵。我真的很好。再见了，我的六姑娘。”她把电话挂断。 可是我从未从另一个角度想一下，她的晚年，也许并非是每次我回来看到的样子，或听到家人的描述――她过得幸福安稳，无忧无愁，我从未怀疑过。 多年来我第一次想到母亲，在我看不到的情况下，会如何生活？家人没说的一面呢？这个想法一钻出我的脑子，我的心就没法平静。记得她上了年纪后，掉了两颗牙，装了牙，有一次我回重庆，遇上她牙痛，我带着她去找一个著名的牙医，给她纠正牙。可现在她嘴里的那一口假牙，明显是一个歪货牙医做的，那么她为之有多受罪，可是她从未唠叨过。 如果可能，我得弄个清楚。 天亮时分，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长得很中看，戴了顶呢帽，黑西服毕挺，显得风尘仆仆。他揭了帽子，对着母亲的灵柩连连叩了三个响头，递上一个红包，不多言，转身走入晨曦中。 三哥站在屋中央，用说书人的口气讲完这事后，清了清喉咙说，“我一眼就认出他是翦伯伯的儿子，跟他父亲一个版本的长相。嘿，妈的那个干儿子。真是有气派，红包扎实透顶，六个数！”他拿了几盒香烟就下楼了。 小姐姐说，“我记得翦伯伯，他是不是跟妈妈――”她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不知为何停住了。 “嘿，”大姐干笑一声。“听说他死了好些年头了。唉，没想到他这儿子还孝道，讲人义。”大姐把花生壳扔出了碗，继续说：“说白吧，他们是情人，他在货船上当轮机长，那时缺柴烧，经常帮妈妈运柴到家里来。” “哪阵子的黄历？”小姐姐问，把地上的花生壳拾了起来。 “七四年或是七六年，我回重庆碰到的。”大姐说。 我比大姐说的时候还早点见过这个翦伯伯。母亲那时贫血，在白沙坨造船厂当抬工时，从跳板上掉下河里好几次，有一次被救上来，死人一样，手脚冰冷僵硬，脸色死灰，心脏停止跳动。做人工呼吸，最后母亲才缓过劲来。不过厂里医生说，母亲心脏有问题，还有高血压，这才调动了工作，烧老虎灶。有一次大姐突然回重庆来，要我去通知母亲，我拿着大姐给的一毛钱坐船下到白沙坨。找到母亲，碰见了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母亲让我叫他翦伯伯。 不知为何，我不叫。 母亲有点生气，对男人说，“不晓得是哪根经不对头，这个孩子从来不听我的话。” 母亲去伙食团打了饭，是菜花和咸菜。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堂菜：菜花用米汤闷，香喷喷。我们三人在母亲的开水房的小桌前坐下。不断有人提着热水瓶来打开水。印象中翦伯伯生得气宇昂然，个头在男人中算高的，该有一米八吧，左腿有些不灵便，跟父亲说话的口音相似，明显是下江人。他微笑地看着我说，“有个性好，上小学几年级了？” 我回答了他，反过来问他认识我父亲吗？ 他竟然点了点头。 翦伯伯对母亲很好，吃饭时给母亲倒了杯水，还给我挟菜，他眼睛看母亲，发着灿烂的光。吃完饭，翦伯伯摸摸我的脑袋，就走了。 我以为母亲会警告我，关于翦伯伯，回家不要告诉父亲。可母亲什么也没对我说。她请了假，调了班，我们搭了一艘船厂的拖轮回家，一路上母亲啥话也没提，她紧握我的手，一脸疲惫，看着江水，闭着眼睛。 “我晓得，妈和船厂管人事的头头也有点那种――”“二姐停了一下，想找个合适的词，可是未找到，她索性放弃。”反正是那种不体面的关系吧，妈才能从临时工转成正式工，调了工种，给厂干部们烧开水。做活轻一些了。“ “不是那一批临时工都按政策全部转正的吗？我记得妈妈说过。”我插言。 二姐说：“反正厂子里的人是这么说妈的。” “没证据。” “六妹，你是作家，你找证据来证明他们诬蔑好了。”二姐口气平淡。 大姐双手一挥，高声叫道：“你们两个都给我停下，听我几句。晓得吗？妈那阵子已经四十多岁，还是个顶呱呱的大美人，尤其是在白沙坨那个夹皮沟船厂，更是尤物，好多男人信她这包药。袍哥头，我们的爸爸，爸爸之前遇到守礼的叔叔，还有六妹的生父，那个姓孙的。想想，还有谁呢？对了，还有翦伯伯。天知道她有多少事，我不知道。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从未见过任何一个人，有妈那么多的秘密！” 小姐姐说：“真是的，妈妈这一辈子有多少情人，谁也说不清。我的男朋友原先不想和我结婚，就是妈在船厂里名声太坏，他家里反对。反正我觉得妈对不起爸爸！难怪王眼镜石妈他们对妈那样不留脸，总刁难妈，妈是有些自作自受。但妈是自已的妈，我只得认了。” “怎么妈妈的好朋友王贵香没来悼念？”二姐说。 “通知了吗？”大姐问。 “三弟该通知了吧？听说她不住在重庆。” “王贵香跟妈穿连裆裤的铁关系，妈在船厂时两个人抬一根扁担，她知道妈走了，肯定会来看妈。妈肯定想见她。”大姐说。 “那么天亮后问问三哥，看看通知王孃孃没有？再打个电话吧。她的干儿子守礼一家呢？” “守礼来了，进门就给妈跪下叩头。他说，他母亲正生病住院，不能告诉我妈走了，怕讲了会加重病情。” “莫孃孃呢？爸妈生前和她关系好，通知了吗？” 大姐很生气：“你问三弟吧，他以为自己现在是家中长子，老大了，目中无人。我是看着妈妈的面子，才给他面子。” “大姐，和和气气办妈妈的丧事才是。” 大姐看着我，一字一板地说：“六妹，你没有资格来教训我。告诉你，妈妈有过多少男人，我都不在乎，但是除你亲生父亲外。一句话，是你的亲生父亲破坏了我们这个家的幸福！” 我非常吃惊。 “是呀，妈生下你，我们一家人就没好日子过。”二姐说。 看过我那本自传的人都知道我是母亲婚外情的结果，我是一个私生女。 姐姐们说了那么多关于母亲的流言蜚语，尤其是不理解母亲和我生父的爱情，即使生父死了二十年，他们还是对他心存芥蒂，绝不宽恕。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很想站起来放开胆子，争辩个痛快。可这是母亲的丧期，我忍住了。 就在这时，三嫂在卧房里开腔了：“你们几个当女的，好意思，把妈妈的丑事搬出来聊。也不管下辈人听见，也不怕妈妈尸骨未寒！” 她的声音充满愤怒，客厅里的人都闭了嘴，互相看着。但是大姐马上回击：“这是我们家的事，跟你做媳妇的没关系。” “啷个没关系？我嫁到你们家就亏了，这二十七八个年头，一直都背着坏名声做人。” “哪个亏你了？” “你妈眼里只有你们女儿。” 小姐姐在劝架。我躲到门外走廊来，楼下空坝子守夜的人披着厚衣服在桌子前打麻将。母亲躺在冰棺里，那些纸花鲜花绕在四周。母亲戴着道姑的黑帽的形象压倒了其它的形象，她绷紧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来。 嘲笑我们还是自嘲？ 这想象，让我浑身发抖。除了我生父外，母亲真有那么多的情人吗？我心里的疑团，又多了一个。二姐的话一针见血，说我这个作家，要想证明母亲是被诬蔑的，得有证据。那么我得好好做调查，找到证据，让她们明白，母亲是怎样一个人。 我需要弄明白的事情远不止一件了。 母亲棺木边，两盏浸在菜油里的灯芯草，在冷风中畏畏缩缩地燃着火光。微微发白的天光下整个野猫溪格外安静，仍在睡眠之中。不远处重庆卷烟厂还是跟从前一样发出轰隆隆的可怕叫喊。除了这六号院子改建成一幢楼，每户有自己的卫生间外，整个地区仍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女厕三个坑，男厕六个坑，每天早上仍是排队上厕所，打我生下来那天算起，四十四年都没有改变。 整个地区仍然没有排水排污设施，只有大雨来改变脏臭，可是大雨会把厕所后面的粪池溢满流水，住在周边的人家担心，催附近农夫来担粪。 公共厕所附近，是些发黑的瓦片，腐朽的木结构、烂砖油毛毡加盖的低矮偏偏房。 九年前，重庆升成了直辖市，对岸朝天门码头改建成一艘超级大船，长江两岸的沙滩变成花了巨资的沿江柏油大马路，用了大理石，从外地专门调来种了几十年的大树。南岸滨江路开了好些漂亮的酒吧餐馆茶馆，成了重庆一大消费娱乐点，可大理石之上的山坡，一样穷，一样烂，一样臭气熏天，一样有数不清的贫民窟。重庆卷烟厂还是照常出污气污水，排气时烟囱轰隆巨响，像有头怪兽在呼啸。重庆这面子上的事，做得光里光彩，亮堂极了。 远处江水在暗黑中闪烁着鳞鳞波光。我喘不过气来，想进屋。走到门口，停了下来。里面姐姐嫂嫂们的吵声并没停下来，几个女人把成年谷子都搬出来细数，像一只只上了发条的公鸡斗着。 这儿的一切太熟悉，我十八岁离开这儿，发着毒誓，绝不返回。那时年轻，血液里全是叛逆，以为离开是惟一出路。后来才发现，那种不惜抛开一切的离开，伤筋动骨，内心不会安宁。一个人要没有故乡之根，必然会迷失。我多年后返回这儿，那是为了父母亲情，之后出国，再返回，说到底还是一个客人。现在父亲不在了，生父早就不在了，母亲又不在了，也就是家没了。 生命的根在脱离我而去，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对此，非常恐惧。 我的初恋没开始就死于腹中，如同我子宫里的孩子，小小的胚胎就必须在城中心七星岗那个妇产科医院结束生命，当时别无选择，没有其他出路。那时十八岁，娇嫩花朵初放的年纪，也是生猛不畏惧一切的年纪。 那个男人成为一个残缺的形象，日久破损。 相比之下，我的小姐姐比我好一点，她的初恋对象成了她的第一个丈夫，他变心过，她绝望之中喝敌敌畏自杀，感动了他。他们结婚了。好景不长，具体地说只有两个月零十天好日子，他深夜肚子痛，正巧她那天加班未回家，他一人去南岸区第一人民医院看急诊。一进去，医生就让他躺到手术室，割盲肠时发现直肠癌。不敢做决定，缝好肚子，再会诊，不就误了人家的命吗？当时小姐姐丰姿卓绝，人见人爱，守着一个临死之人，医生护士、病人和病人的家属都同情才新婚的她。 那时我在外地读中专，二姐来信告诉我，说是母亲退休回家，就摊到照顾一个癌症病人，辛苦无比，除了买菜做特殊适合病人吃的，还要照顾一家子，体重一个月减了二十公斤。小姐姐在医院或打地铺睡在地上，或坐在木椅上，病床上是插满各种管子吊着水的丈夫。他知道自己将死，脾气特坏，把母亲炖好的鸡汤，当着母亲和小姐姐故意泼了一床一地。小姐姐啥也不说，就清理。母亲走半个小时回到家，重新热汤，盛好在保温瓶里，走半个小时路到医院。医院限量杜冷丁，他因为痛，在床上骂祖宗八辈，小姐姐就出去四处求人买。有时买不到，他毒瘾发作，抓住小姐姐头发狠狠地撞墙，口沫飞溅地骂，非常难听。 折磨了小姐姐半年多，医生宣布无法治疗，让他出院。 他回到白沙坨自己母亲的家。她一直陪伴着他，最后他在她的怀抱里，带着无恨的遗憾闭上了眼睛。那场爱情，就像满天闪耀的焰火，来得轰轰烈烈，去得也快，甚至可以说，还未真正开始就结束了。 好了，没过太长时间，她有了第二任丈夫，是同事，修建工人，老实巴脚。他的妹妹也是同一个单位的，帮哥哥展开追求小姐姐的攻势，他的妈妈经常做好吃的，让妹妹把小姐姐请到家里来，有时她不去，就装了饭菜盒子，端到工地给小姐姐。小姐姐新寡，得不到家人的关心，倒是有了这家人格外的细心关照，没多久她铁石心肠建立起来不嫁人的防线崩溃，出嫁了，住在城中心婆婆并不宽绰的家里。 一年后，生了女儿田田。 几年过去，丈夫成了包工头，在外地修房子。死去的前夫投梦来，叫她赶快去看丈夫。她一觉醒来，顾不上与女儿告别，抓起钱包就冲到火车站。坐了一天火车，一下火车，天麻麻亮，对直朝丈夫的住处撞去，结果在床上，逮了他与一个农村打工妹在床上的现行。他说与那打工妹只是偶尔解决性饥渴行为，让她放心，他会找个机会辞掉她。她回到重庆，打电话过去，发现丈夫态度冷淡。她的生日叫他回重庆，他答应了，她左等右等，等不到他的身影。她没法，只得自杀，吃药，在医院里洗胃。有一次割手动脉，割偏了地方，血流得拖鞋里外都是。女儿回家遇上，都来不及哭，赶快打急救电话，跟着救护车到医院。女儿上学都上不安心，放学就往家里飞跑，上坡下坡如飞，担心她死掉。 这样的婚姻最后以小姐姐来伦敦结束。 小唐把小姐姐的女儿接到伦敦，过继小姐姐的女儿，这样身份变了，田田在教会学校读书，他像亲生父亲一样，亲自辅导她功课，恶补英文，记一个生词给20P。小姐姐年纪大，英文不好，可是不妨碍她学烹饪。英国人都不太会切菜，做菜，白案红案，中国人天生就会，更何况小姐姐还一向特别聪明，她标上拼音死记硬背所有的菜名和酒名，夜深人静还在练习做各种蛋糕甜点，她在同班学生们学分高，在当地最好的一家英国餐馆实习时，工作出色，被老板看中，让她学业完后就去工作。小唐有妻子，但妻子长年不在，小姐姐从未向小唐要名份，他也不提结婚，几年下来，他们的生活相安无事，充满快乐。可命运偏偏对她不善，与她来了一个环圈滚动，小唐又与她的第二任丈夫一样，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了心，有了新的女人。 小姐姐一直相信二姐大姐，心里有苦就对她们说，哪怕越洋电话贵如金，她也什么也不顾了。大姐二姐恨死他，要小姐姐离开他。小姐姐不干，她们帮她想法，一哭二自杀三上吊四哀求，软硬兼施，威胁到极限，也难挽回小唐的心。 “难道小唐的心是塑料做的？”小姐姐曾这样说。 大姐走到我身边，打断我的回想。她一副吵架得胜的样子，伸了伸懒腰，正要对我说什么，正在这时，小米走上楼梯，她三十岁出头，穿着牛仔裤花衬衣。 大姐说：“我的好闺女，天大亮了，你啷个才上来？也不怕受凉。” 小米不理她，转过身。 大姐生气地大叫：“小米！” 小米还是不理。我走过去，小米细声细气地说：“六姨！” 小米提议我到她石桥的家休息，我马上朝她竖起一个大拇指。我正想找一个地方，哪怕一个小旅馆，一个做足疗的按摩间，避开姐姐嫂子争吵的声音，独自呆一会儿。 下楼来，三哥五哥在楼下招呼客人。那个治丧组织的头头大肚猫，扛着一篓肉包子馒头进来，他身后跟着一个厨师，端着一大锅稀饭，说是大家的早饭，七点一刻开饭。 五哥招呼我吃包子。小米拉拉我的袖子，我看看她，就对五哥说，我要离开一下。三哥低声对我说了一句话。 出了院子大门，我问小米：“你觉得包子不干净？” “提防总没错。我们去吃担担面，这么久没回重庆，你肯定想了。” 这大姐的二女儿倒是善解人意，她生得貌美如花，是大姐和第一任丈夫生的。但是脸上有一处细细的伤疤，因为大姐与第二任丈夫打架所致。两人闹离婚，那人虽是个矿工，平日爱写诗，很会朗诵，个子不大，可在煤矿厂极有女人缘。大姐为他离了婚，结婚没多久，他在外面就有了花花事。大姐质问他。他没做声，一根接一根抽烟。大姐走过去把他的烟打倒在地上，骂他，要与他分手！他周身着火一样愤怒，顺手操起厨房里的刀子，大姐拉开门跑。他在后面追，她跑了一大圈，回到自家来，慌张关门。 小米在里屋，本不想管大人之间的事，可毕竟母女连心，看到大姐抵挡不住那人，门被他撞倒了，大姐也被门压在地上，他挥着刀朝大姐砍过来，小米就从旁边屋子里闪过来，替母亲挡住刀。那人没料到，手一抬，刀划着小米的左脸颊，血流不止。他一下子傻眼了，呆着木鸡，被旁边的人抓住。小米被送煤矿医务室，止住血，等坐一个多小时车到县城医院，虽及时作了手术，脸上还是留有一道印痕。小米聪慧，学会化妆，不注意看，不会看出。 那人和大姐离了婚。大姐咨询公安局，他是持刀报复伤人毁容，起码得坐两年以上的牢。那人给大姐钱要私了。两人讨价还价，最后他答应给大姐五千元，让大姐去对公安局说，不要成立案子。大姐贪图那钱，就放过他了。那人的母亲是个老实人，为了不争气的儿子不坐牢，她把压在床底下瓦罐里一千五百元钱全掏出来，钱上都长了霉点，是存了好些年代、从来不能动的钱。钱还是不够，又东家借西方借，好不容易凑齐五千块，交给儿子，最后一堵气，连自己的命也搭上，上吊走人。那人认为大姐逼死了他亲娘，恨上大姐。经常在大姐上班路上，堵住她，当众辱骂她。 大姐有一次终于受不了，回家对小米发气。 小米说，“你是自找罪受，若是让他进鸡圈关两年，就不挨骂。” 大姐说，“我要那五千块钱，还不是因为你治脸要钱。你太小，懂啥子？” “把那钱都花在我身上，你好意思说？你是个钻到钱缸里就掉魂的人，老天就是不让你有钱。” “你倒咒起我来？我真是萝卜白菜瞎操心，倒尽八辈子霉，生下你这样的女儿！报应！” “对，就是报应，你本来就是坏妈妈，生下我来就没管过我！” 两人越吵越厉害，吵到小米出生后的事。大姐由三峡农村转到忠县老家，也是第一任丈夫的老家，在那儿有了小米，一岁半就把她带回重庆，扔给母亲，自己跑了。小米病得不轻，不停地拉稀屎，止也止不住，瘦得皮包骨。那时我上小学，父亲看着竹凉床上的外孙女唉声叹气。母亲做完体力活星期天休息，都泡在寻偏方抓草药上，试来试去，最后是用干鸡胗壳、老蜂巢和山药一起捣烂，加清水，慢火熬出汁来，一勺勺给小米喂，硬是治好了她。母亲省下钱买鸡蛋给小米一人吃，补充营养。小米脸蛋开始红润，也爱笑，孩子的身体掺不了假，孩子的心也掺不了假，她与我们家的人亲过她自己的母亲。 “我根本不想和妈妈打照面。外婆救了我一条小命，我啷个说都得来。”小米说。 “她是你的妈妈，不要对她这样。” “她不是我妈。”小米说得一板一钉。 我们走上中学街，已有不少上班挑担子的人。这条街全是石梯，虽然夜里下过雨，倒也算干净，比较宽，石梯两旁的住家户和小店铺依旧。茶馆也开了，坐了几个花白头发的老头子，他们的脖子缩在衣领里，手里端着一杯茶，漠然地看着我们经过。 很快小学和中学出现在面前。操场坝与从前一模一样，原先的寺庙推倒盖了楼房，几乎找不到一丁点儿旧日容貌。上早自习的学生背着书包往学校走，亮着灯的教室倒也安静，有学生已在捧着书。 到小道上，我们叫住一辆三轮车，坐上去，路坑坑洼洼，车子颠得厉害，溅得脏水高高的。走了十分钟，才是柏油马路。 不一会儿到了石桥，这儿高楼耸立，商标琳琅满目，店还未全开，到处是车。三轮车拐进一条泥汤汤的窄道。人赶集似地越来越多，路两边全是蔬菜水果摊位，板车小型货车都在挤同一个道。 三轮车突然停住，“坏了！”司机叫道，一步跳下车弯身查看。小米把钱给他，说不等他，我们走路。 大姐与小米住在石桥边的大佛段有五六年，母亲生前常来这儿。老辈人说，人去世后，魂魄附在相同脸形的肉身上，会到生前所到之处收脚迹。走在这条路上，我在陌生的人群中张望，有没有走路双腿拖着重物、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头发枯萎零乱、神情严肃、背有些陀的母亲。可是没有母亲，哪怕是略微有点像母亲的人。据说母亲在家呆闷了，就上大佛段来看大姐，母女俩边吃饭边聊家常。母亲生活得如何，小米也该知道一二。现在就小米一人，问起来会方便些。 “外婆过得如何？在我不在重庆时。” 小米像没听见。我又重复一句。 “外婆很享福。你不是都晓得吗？”小米说着拉我进了一家小面店。里面桌子坐满，店门也站了人，生意很火。小米和往大铁锅里放面的男人说话，要他多放一点青菜，听口气他们很熟。男人开始打作料，我说不要辣椒。 有的离开，我们坐了下来。小米说，“我见外婆很少，听妈妈说，外婆有一阵子想去养老院。”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陪外婆去，带外婆去看。街上一位邻居被子女送进养老院。那儿的食物，全是稀汤汤，老年人一周吃一次肉和一次鸡蛋，没牛奶喝。明显缺营养，个个面黄寡瘦。几个人同睡一间房，三十多人共用一个厕所和洗澡间，惟一的娱乐是一台小彩电，还限定了时间和频道。管教人员对老人很凶。那位邻居悄悄对外婆说，”千万不要来，这儿像坐牢，只等阎王爷，除此之外，没啥盼头。所以，外婆又回到家里。“ 我没什么话可说。没一会儿店员把小面端过来，叮嘱不放辣椒，还是放了。我闷头吃面，街上的嘈杂声各种气味涌来，想到母亲不在世上了，眼泪就叭嗒往面里掉，用纸巾抹干眼睛，剩下的面再也不想吃了。 小米非要她付钱。 我们出了面店，朝前走了十来分钟，进入一个商品房小区，五六幢紧凑在一起小板楼，空地种了花草，好几个老太太带着孙子坐在石凳子上晒太阳。小米抱歉地说，”我这儿没有电梯，好在楼不高。“ 我们走楼梯，上了四层楼，她掏出钥匙打开左边第二个门。房子倒是很宽绰，有一个二十八米左右的厅，两个卧房，学日本人铺了床垫，另加厨房和卫生间。进门右手放了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 看到我打量房子，小米说：“我和儿子住这儿，妈妈他们两口子搬出去。” 原来如此，我就觉得她先前提到她母亲的话里有话。 “他们把沙发床衣柜都搬走了。” 难怪我觉得房子大，因为空荡荡。相比之下，母亲江边的房子比小米的房子显得小多了。“那大姐她住哪儿？”我不由得问。 “他们住黄桷丫，房子比这儿小一点。” 小米倒了两杯水，一杯递给我。等我坐下，她才坐了下来，口气平淡，“那可是我南下积攒的辛苦钱，我妈她真不像当妈的。六姨，你说说，哪有不疼儿女的妈？哪有不疼自己外孙的外婆？”几句话后，她情绪大变，很激动。 大姐为了爱情，从煤矿回重庆后一直没工作。她再婚后，和丈夫、年老的公公住在大佛段棉纺厂职工宿舍一间面积加起来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另有一个加盖起来的厨房，可以在里面吃饭。丈夫的弟弟，常与老婆闹得水火不容，回家来住几天。大姐为之抱怨不已，丈夫说，将就点，要怪就怪命如黄连苦，生错人家，嫁错郎。两人都是惹不起的火柴脾性，一擦就燃，三天两头吵架。 时逢我从英国回来看母亲，家人到齐开饭时，大姐一口饭未吃，就叫穷，说她做梦都想买一条三十块钱的灯笼裙子，没有钱，被店员臭骂一顿。家里吃得更差。 当着一家人，大姐声泪俱下：“爱情顶狗屁用，穷得屁股打鼓，哪看得见幸福半根屌毫毛？我连做梦都在吃火锅，没钱付，只好逃掉，弄得人到处追赶我？” 母亲止住她，说吃完饭再说。 那是1992年，我到伦敦才一年多，正好回重庆，准确地说，是为了给母亲过生日。父亲眼盲，行走不便，母亲不要去餐馆庆祝，说生日，一家人团聚就满好。母亲切了腊肉香肠，炖了排骨海带汤，二姐买了麻辣鸡块和其他凉菜。幺舅一家人、守礼一家人也来了，挤着坐了一桌子，外加一个小桌子。席间，母亲到厨房炒干煸四季豆，我跟着出去帮忙。 母亲说：“你大姐是想要钱。你有，就借给她吧。” 看我不言语，母亲改口道：“妈妈晓得你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辛苦写来的稿费，你也不容易，算了，不要将就你大姐，反正她是不挣气的家什。” 三哥跑进来，警告我，“讲困难，人人都困难，她还没有喝西北风。不要乱了规矩，搞得自己难堪。”言下之意很明白，给了一人，其他人也要。“今天是妈的生日，她哭啥子，一点不懂事？” 吃完饭，大姐把我一个人拉到走廊外边。凭栏远眺，开春后江水渐宽，不像冬天那么枯干狭窄，从嘉陵江驶来一艘快艇，冲入长江，剪开一道绵长的白浪。 “我有个耍得好的朋友在朝天门皮鞋批发市场，我好想在那儿开一个小店。”大姐拉着我的手说，眼睛里充满希望。 我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了一个数。我转过身回到母亲的卧室，从自己的包里拿了皮夹，抽了一叠美金，数了数。若无其事地经过客厅里的家人，到门外走廊上。我把钱放在大姐手中：“可以到银行换人民币三万多。” “算大姐借你的。”大姐仔细地数了数，挂不住的喜悦露在脸上：“幺妹真好，我就是只死耗子也会当成头公牛干，赚了会还幺妹。我不会对家里人讲这钱是你的，免得他们找你要钱。” 我说：“我只求你对家里人好，不要惹事。” 她举起手来，向我保证。 皮鞋店开起来，大姐清早到皮鞋厂进货，准时开店，辛苦经营。家里亲戚去大姐那儿买鞋，大姐一律免费，朋友去半价。二姐写信来，说大姐在朝天门皮革批发市场开了一个鞋店，人很勤快，我们都去照顾她，也带朋友去，生意不错。 二姐头一回不问我大姐钱来由。据说当人们问起口袋一向缺银子响的大姐，怎么有钱开起皮鞋店来时，大姐一口咬定这小店，租的门面费和进货费，都是她从当知青后回城做生意发财的朋友借的钱。姐姐哥哥没吱声，不知是真信还是听之由之。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次大姐终于可以把一件事做好，不惹祸，革心洗面做新人了，真是万幸。 大姐的二女儿小米跟着她到重庆，一直没工作，跟着一个熟人到温州学理发，去了没多久，转去深圳发展。大姐逢人就夸二女儿能干，找了一个港商，说是两人结婚后，港商马上给她买了一幢两层楼的小洋房。 大概半年不到，二姐来信说大姐关掉皮鞋店，到深圳看小米去了。大姐再回重庆时，不仅带回小米，还带回满周岁的外孙。因为家里兄妹问那个孩子的来历，大姐的回答漏洞百出，觉得失脸面，就与他们断了往来。 待我一年后又从英国回重庆看父母时，问到大姐情况，家里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小米肯定是个二奶。啥子港商？不就是温州客跑到香港，结果孩子出来没多久，男人眨个眼就蒸发了。鸟过还有个影。哎呀，洋房是洋房，名字是人家哥的，哥派人来收房。” 关于这男人，小米手里只有一个香港电话。她打过去，通了，也没人接，等于什么也没有。 听说我回来，大姐连忙抱了外孙来，她还是老样子，开口就叫穷。那外孙生得聪明，不哭也不叫，给他吃大人的饭菜，很是听话。无爹儿，真是让人怜爱。我给了孩子一个红包。大姐对我不提还钱的事，也不提皮鞋店，她只说想说的事：小米开了一家发廊，挤进大姐那简陋狭小的家。大姐带外孙，帮小米张罗发廊和收帐。大姐的婆婆过世得早，单位分的房要拆，公公按工龄可分到福利房，不过得补几万元，折成房子面积，但是钱还不够买房。大姐夫说没钱，要小米把积房钱出来。八十岁的公公一向不肯插入他们的事，突然开口说，“若是小米肯付钱，那么户名的事，就把我的名字改成小米。” 小米皱起眉头，倒也没推脱出钱。 但是大姐当天却和公公使脸色，公公当没看见，大姐变本加厉，对公公说，要把户名改成她的，说万一小米结婚，男人心不好，他们就会被赶走。公公说，谁出钱，户名就该是谁。大姐说，房子里面也有她和丈夫的份，她非要公公对小米改口。丈夫这次站在大姐一边。公公发火了，说：“你们哪有半点样子像做父母的？” 吵架的结果，夫妻俩把老人送进养老院。 这本每家都有的难念的经，我知道一些，听小米再讲一次，我的心情复杂又难过。小米出了缺的那部分买房钱，当然房本上名字还是小米，一家四口统统住进去。一年后大姐的公公死在养老院里，因为公公的死，家里弟妹都去吊唁，大姐一下子平息了胸中往日的怒气，恢复了与弟妹的关系。 我们的谈话被门外一阵吆喝打断。小米打开房门一看，有人在搬家，响声很大。她对他们说，“才早上八点多一点，请轻点！” 关上房门，小米接着说：“妈妈以前来我发廊，只管收钱，说是带我小孩，起码得付保姆费。我干活，一分钱没得，只能关门落得清静。没了工作，找不到工作，我就申请拿低保，一个月连同儿子二百元，哪够呢？所幸自己一直还留有私房钱，有了孩子花销太大，我愁得不行，不晓得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六姨，我妈妈告诉你啥子？” “你觉得她会怎么说呢？”我反问。 “她啷个说？得了，管她的，她哪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小米充满企盼地对我说，“六姨，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在香港找到孩子的父亲，虽然我们没结婚，可孩子是他的。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养成九岁了，学费一年比一年贵。那混帐的手机早就消了号。我托过人找他，托了好些人，都找不到他。后来，好不容易弄到他哥哥的手机号码，通了，一听我报名字，就切断了。” 第一次小米对我说了实情，我着实想帮她。可是关于男人的背景，来龙去脉，在香港做什么生意，住在哪里，包括他哥哥的情况，一问她三不知。就算我有天大的本事，也无从找到那个不辞而别狠心肠的男人。世上竟有这么糊涂的姑娘？我连连叹气。她的孩子现在九岁，捏指一算，当年，正值亚洲金融风暴，那男人生意肯定栽倒，股票成废纸，公司破产了。 小米坐在椅子上，连连说：“我啷个办？” 我只能安慰她，让她想想还有哪些细节可以提供，以便有机会找到那男人。她坐立不安。我说，不必急。 面前的餐桌和椅子全是实木的，这地上复合地板，却也不错，整个房子看上去不像花很多钱，倒也不是最便宜的货色。大姐当初拿到这房子的钥匙是毛坯房，要搬进来住，就得装修。装修费，谁出的呢？总不会又是小米出吧？于是我这么问小米。 小米变得支支吾吾。 “听说，外婆连在睡梦中都大喊大叫，‘大丫头，你啷个这么狠得下心肠，下得了手，拿了妈妈辛苦存了一辈子的钱’？妈妈想不通哪！” 小米看了一眼我，“六姨，不要听他们乱讲。除了我妈妈，几个舅舅和孃孃他们也可能拿走外婆这钱。这个家里，想要外婆那笔钱大有人在。你看三舅舅他们住得多差，一间正房，一个偏房当厨房，吃饭也挤在那儿，好在他们女儿被你弄到英国读书； 二姨住小学分的旧院子，只有一间，两个大人两个儿子，还经常有亲戚来住，二姨只得做两个双层床，他们和全院子的人共用一个厕所； 小姨以前跟婆婆家那么多人，住在两间直对着马路拐弯的小房子里，有一年夏天，司机酒后开车，汽车对直冲出去，差点把他们撞伤。住在那样的房子，睡觉都不踏实，只会做恶梦； 小舅舅也没有房，一家三口贴在外婆那儿。每个人想房子都想疯了，每个人都嫉妒我妈妈。” “听说是你母亲拿着外婆的身份证和存折，到银行取走的十万块钱，用来装修这房子，包括买家具。” “六姨，我不清楚。”小米的嘴守得严实。 经人介绍，她谈了一个男朋友，年长她十岁，穿上西服倒是一表人材，人看上去连脚趾拇都老实厚道，没有正式工作，对小米体贴照顾。有一次我回重庆，亲眼见他提着小米的提包，发现天转凉，脱下自己的外套来，给小米穿上。世间任何一个女子，有这样的男友，虽不是十全十美，心也会安定下来。可是大姐和大姐夫反对，说他没工作，倒要小米养，小米说养不养是我的事，跟你无关。母女关系恶化，大姐要小米带着儿子搬出去。小米说房子在她的名下，反让大姐搬出去。大姐说她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如此早，她坚决不搬。又拖了几年，一家子过得窝气，结果小米拿出最后的私房钱，买了一个二手房给母亲，幸亏重庆房价一直不贵。 “我的钱并不是那港商的。我在温州的发廊打工，从早上九点站到晚上十一点，脚都发肿，经常中饭都饿着，很辛苦。每一分钱都可以捏出汗来。 “你男朋友对你还好吧？” 小米一下子哭了，她说父母压力太大，他们互相见着，恶语相伤，甚至都要动手了，她只得与他分手了。她现在是孤儿寡母，大姐还时时咒她，她遭啥子报应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母亲？ 我去卫生间。 镜子蒙有一层灰，我伸手去抹了抹，这才看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眼睛里有未睡好觉生出的血丝。 小米的内衣裤，放在洗衣机里，泡着水。墙上磁砖是小熊猫。他们说这些磁砖都是大姐偷了母亲的钱来装的。那么这洗衣机，这马桶面盆，墙上镶花的磁砖、青蓝色地砖，大圆镜子，这房里的一切，怕花的都是母亲辛苦存下的钱？ 大姐一口否认，叫冤枉。他们不相信，要她把母亲的钱还给母亲，她与他们吵翻了天。他们从母亲存折上只能看出钱取走，没有到何处去的一点痕迹。他们领着母亲到银行去追查谁取走了。银行营业厅全是人，任何时候去都是如此，去一次排长队，母亲弄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代母亲写了证明，签了字按了手印，授权给三哥代理，要查母亲名字大姐名字的账户，银行说取款存款是按国家规章办事，若要查款，需要派出所或单位保安部门出面，否则保护存款人隐私。他们要母亲去派出所，母亲怕带给大姐什么麻烦，拒绝去。那段时间母亲伤心寡言，精神恍惚，只记得总数，十万三千元，具体多少个存折说不清楚。三哥三嫂记得，1999年父亲去世时，他们给父亲整理衣物时，发现母亲放在父亲的枕头里，便把存折亲手交还给母亲。他们说存折一共四个，定期三个，活期一个。大致从70年代开始，有五百元，时多时少；从1992年开始，先是几百，然后几百到上千；1997年之后经常一次几千，有时是一万，也有大额取出――给孙子考初中高中缴学费。 儿孙满堂，却没一个孙子能考上重点中学，却都想上。差多少分，就按学校规定缴钱，还要找熟人。 母亲看住这笔钱，每天都防贼一样，东藏西藏，睡不好觉，夜里也要起来，查看是否在，踏实了才重新躺在床上。 防谁呢？住在一起的亲骨肉。五哥是不会做这种事； 五嫂呢？可能拿了钱补贴在农村的娘家； 他们惟一的儿子喜欢上网吧聊天打电子游戏，也有可能。他上高中，经常去婆婆的房间找东西。母亲发现存折原封原位搁得牢牢的，但是皮夹子里的钱总少掉十元二十元甚至一百元不等，告诉儿媳，结果儿媳孙子都否认，叫母亲平时把自己的房门上锁。母亲自然不会上锁，结果还是继续丢钱，母亲一报怨，五嫂拉长脸，给五哥脸色看，五哥数落儿子学习不用功，成绩不好，儿子赌气摔自己的书本。结果呢，弄得一家子不高兴。最后，还是母亲来解围，赔小心，道不是，说她老不中用，记性不好。 母亲心里清楚，最要防之人是大女儿，六个儿女中，那是她最疼爱的孩子，也是最有豹子胆的孩子，小钱看得上，大钱更是伸得出手。 大姐连续几天看母亲，陪母亲，告诉母亲她的生活有多难，从前没房子住，三代人挤一个巴掌大的地，不要说夫妻生活没法过，连洗一个澡，连换一件衣服都要等没人在屋子里才能做，现在好不容易托女儿的福，有了光屁股房子，却没有钱装修，等于住在可怜的街上。她让母亲借她两千元应急。大姐流泪，母亲流泪，母亲用手绢给大姐擦去脸上的泪水，心疼地说，“大丫头，不要哭，妈给你这钱。” 母女俩去了一趟银行，取了钱，一同回到母亲家里吃午饭。大姐与母亲睡一个床午休。两天后，母亲发现存折上一文不留，气得高血压发着，无力地躺在床上，不吃晚饭。第二天母亲也不吃早饭，也不去医院，她手里是一本家里孩子的旧照片册。 五嫂让她起床，要么吃饭，要么去医院看病。 母亲不搭理她，只是傻呆呆地说，“大丫头呀，天棒，都怪我，生了你，却没教好你！” 五嫂再问母亲，母亲闭上眼睛，脸色发青，手直抖。弄得五嫂只得打电话叫来家里其他人。 这与大姐一点干系也没有，她忙着找装修队，买涂料、地砖马桶灯具厨具，忙得不可开交，恨不得多生一双手脚。两月有余，房子装好，不等房子完全晾干就买家具家电，搬入新居。 “是我两个女儿凑钱给我装修的。”大姐对找上门来的弟妹们理直气壮地说。 “大姐你把偷妈妈的钱交出来！”二姐说，“你晓得妈有多伤心吗？！” “看不出你脑瓜儿还灵光，先带妈去银行，证明妈与你的母女关系，先取妈妈答应借的两千块，让妈对银行说，钱的事，为的是防老来病多，防小有急用，自己老了，用钱之类的事儿女主意多，省得自己操心。妈妈是无意，你是有意。”三哥说。 “你趁妈睡午觉，偷了她和身份证和存折，快速去了银行，办了转账。快速回家，把母亲的身份证和存折放回原处。躺回床上，母亲醒，你也醒。”五嫂说。 “你们不是我的亲弟弟妹妹，居然有脸皮到银行去调查，问营业员，还拿着我的照片。”她把手中的一个玻璃杯狠摔在地上，扯破了嗓子，横着一张脸，厉声地说：“都给我听清楚，首先我大姐不是这号人，耗子暗地偷偷摸摸，从小到大，我向来敢做敢当； 其次，你们要我还钱，我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 六妹要我还这钱，我就上法院告她写书泄露我的隐私，要她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从卫生间回到房间里，我拉好窗帘上床。小米进来，朝我跪了下来：“六姨，你看我多可怜，我小米从小到大没求过六姨啥子事，今天儿，求你一件事：六姨你帮我在国外介绍一个对象吧，不管年龄不管做啥，只要脱离开重庆这鬼地方，脱离我妈，我都愿闭了眼睛嫁他。” 我走过去，要扶起她，但她要我答应，一副不答应不起来的决心。我只好说，“好吧，我来想办法。” 她站起来：“六姨，我无怨无悔。你在我心底一向比我妈妈还亲。” “小米，国外也不是天堂。” “但国外就是国外，跟天堂差不多吧，不然这么多人为啥子要出去呢？语言是第一关，我已经开始学英文。”她指着儿子房门里，“我买了英汉词典和教材磁带，我不是说着玩的。” “我只得试试，你晓得婚姻这种事，一得靠自己的条件，二得靠姻缘。” 她听着，脸上绷得好紧，半晌，叹了一口气，说：“六姨，我去隔壁房间了，你好好睡一觉吧。” 不可思议，到故乡给母亲奔丧的第二天早晨，我会躺在外甥女小米的床上。窗帘透出微弱的光来，墙上有幅画，是日本导演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幽灵公主，她骑在白狼身上，披着银色的兽皮披风，手持长矛和短刀，短发飞扬，愤怒又聪慧。对我而言，非常美。 突然这小小的空间属于我一个人，周身上下放松一些。母亲属猪，今年八十三岁。我属虎，今年四十四岁，母亲在她三十九岁那年生下我。记得幽灵公主说，我一无所有，我被人类遗弃。她的话深深地震动了我，这正是这个世界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但是我有母亲，活了半辈子的我才明白，母亲从未舍弃我，她生了我，养大了我。 母亲大半生的历史，在我那本自传里详细写了。写那书，是十一年前，在伦敦开了个头，就回南岸老家继续写，正值酷夏，母亲一大早起来做稀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冬苋菜，有时加皮蛋瘦肉，稀饭到中午已凉，吃时正好。她做的凉菜每天不一样，尖椒清炒后，与生莴笋丝相拌，摘二根配嫩子姜薄片，空心菜在开水里撩过，放油辣子蒜盐。酱油、糖醋茄子排骨，清淡开胃可口。算起来，那时她72岁。母亲的晚年以1996年为界，之前与父亲在一起，不必担心。父亲1999年6月15日过世后，她过的日子，都是她描述，姐姐哥哥的描述，嫂子甚至邻居的描述，除此之外，我知之甚少。这功课得好好做，我才能弄清楚。 1996年我带着丈夫回去住了一个多月，是我和父母生前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天我吐得很厉害，怀疑自己怀孕了。 他说：“若是真的，我们不要，有孩子很麻烦。你受不了当母亲的苦，我们花不起这时间，更不用说要负起当父母的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已有一个女儿，千辛万苦养大，你看她也不在我身边，尤其是她自己有了工作，结了婚，一年半载才有一次电话，都是要钱的，有孩子没有任何好处。” 一检查，果然是孩子。我没有选择余地作了流产手术，与十八年前一样，在七星岗妇产科医院，同样的手术室，只是那时不能打麻醉，而现在可以。 我作完手术当天，丈夫就飞到上海与前妻见面。他和前妻都是上海人，她从澳大利亚回去看娘家人。母亲清早去菜市场买了只老母鸡给我补身体，母亲怕血，不敢杀。父亲眼盲，母亲就扶着他到走廊里，把刀递给他。父亲把鸡交到母亲手里，母亲还在发抖。她怕血。这点我与她相同，最惧怕杀生。如果父亲不杀那可怜的鸡，母亲只得干瞪眼，我也没有吃的。 母亲不高兴我丈夫抽身离开，但对我啥话也没有说，只有一次，我写得不顺手，坐在那儿望南山，听见母亲在叹气。她对父亲说，我找你这个男人不像看上去那么好，但终生可靠。 不等父亲说话，母亲又嘀咕：“有孩子，一个家才是家。没孩子，两个大人是两条随风飘的影子。哎，六妹心本就苦，不多说了。” 我呆在那儿，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对母亲说。母亲似乎没有祝福过我的婚礼，当我把结婚照片寄回重庆，她看看照片，继续抬头看电视节目了。 他是我前男友的同事，两人在办公大楼里打过几个照面，称兄道弟。前男友在1989年到美国留学，之后来了几封短信便没了信息。我在前男友那儿见过他的信，字迹不大，有孟体风格，语气谦虚，学识广博却不卖弄，心还细，附了好几张英国邮票。两人一起编译一本外国艺术空间蒙太奇集，可是没有出版社愿意出。 前男友的老师听说他从伦敦回北京，离婚后，想找一个中国人结婚。这位老师想到我，正好在北京，于是安排我们见面。打了几次电话都不巧，最后他干脆让我们自己商量时间。在电话里他问我愿意到旅馆去？ 我说没问题。 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敲响他的房门。他打开了门，很亲切地看着我，目光很熟悉很特别。就是那注视，注定了我们的今生。他握着我的手，让我坐在沙发上，他自己坐床头。他比我想的年轻，大我二十岁，看上去最多年长十岁，因为个头结实，显得高，戴着一副讲究的眼镜，透出一种睿智和儒家知识分子气质，他的眼睛没离开我半分钟。第一次遇上心仪已久之人，又如此待我，我内心激动加紧张，手脚都不知如何放了。 他说见面前担心我不会大热天来见他，天底下女人都死要面子，让人讨厌，而我不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处女？我说我不是，可能从来就不是。 他说我就是他想找的人。 他如此直截了当，我很惊奇。他说起以前在旧金山读大学的冒险，赶上西方六十年代性解放的末班车，他与好几个女友的事，包括他带女友去性俱乐部的事，他问我，到那种地方会胆怯吗？ 怎么会？中国也有八十年代性解放。我告诉他，我成长的过程中，从没人敢说恋爱，连对自己父母都不说，我爱你。爱是罪过，性更是丑恶，长久政治高压，伪善道德，导致我们这一代人身心压抑，精神空虚，渴望得到解放，叛逆世俗和传统。我们开黑灯舞会，沉醉烟酒，朗读外国诗歌，辩论尼采萨特哲学，女人都崇尚波伏娃的女性评论，试验各种艺术形式，我们跳裸体舞，随便找男友，第二天，可能就投向另一个人的怀抱。有天我喝醉了，读到一张油印纸上的诗，说的就是灾难中的孩子。诗里那种恐惧，就像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安慰着我好些年。 他含笑看着我，眼睛里充满惊喜。我突然明白过来，那首诗就是他写的，我一直等着有一天和他见面，想与他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 他说，你看我们注定会见面。 我倒不好意思了。 他很羡慕我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解放自己的革命。 见面五分钟不到，他问我愿不愿嫁给他？ 我没说愿意，甚至也没说考虑，我只是开心地笑了。 那个下午，他要看我身体。我说，那就平等吧。我们彼此脱了衣服，他从后面抱住我。我把他带到镜子前，侧过身去看他身体。他要与我做爱。我没同意，说还没有准备。他没有不高兴，只是理解地点点头。 之后我们到街上，到处找一家有空调的餐馆。不负有心人，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干净清静，服务员热情，递上冰水，递上菜单，向我们推荐田螺，说是早上送来的，很新鲜，用姜爆炒。我们还点了一个木须肉和豆腐。没一会儿，菜端上来，尤其是田螺做得非常可口。我们用冰水当酒庆贺我们终于相遇，他让我说自己，随便说什么都他都爱听。吃完饭，他叫了一辆出租，带我到北大，见一个著名教授，她是他的好朋友。教授对我很亲切，削梨给我吃，又说我的性格像她年轻时。看得出来，他明显是请她做参谋。 第二天傍晚，门房告诉我有人找我。我跑出去一看，是他。我没想到，陪他到京顺路走，那是通向机场的公路，种植着大量的花树。他问我能不能陪他吃饭，我已吃过晚饭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说那位老朋友给我打了几乎满分，让他选我。在我之后，他又带过一个漂亮的女画家去，可是那位老朋友不给那女画家高分。我告诉他，我要去广州看在那儿做生意的梅惠子，第二天就走。 我天天看着旅馆对面骑楼下的鲜花店，那儿已换好几种花，茉莉没了，堆满菊花，我想到了他，可我想不起他的样子。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居然是他。他第一句话问我在哪里？第二句话要我答应嫁给他。 我说要好好想想。 我回到上海，继续上大学里的作家班。他除了电话就是一封封长信，催我到英国。第二年春天我才办好留学手续，飞到飞伦敦。他的家是一幢四家人合住各带花园的套房，两室一厅，厨房和浴室都小，放一个洗衣机都没多余的位置，不过两人住倒是很舒服。附近就是一个公园，还有一条清澈透底的小溪、19世纪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画家诗人威廉·莫里斯的手工场，溪水中古老的水磨转动风车，周日有集市，售工艺品和南欧东亚食物，附近有一个全英国最大的超级市场，到地铁则需要走二十分钟路。对我一个从未有过家的人来讲，这儿简直就是天堂。 衣柜里是他从旧货店里买了两件大衣和一些裙子内外衣给我，尺寸倒也合我身材。他烧好了土豆鸡腿、蒸了米饭。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没有想的那么好，也许不熟悉，男女初次如此并不稀奇。春天了伦敦夜里还冷得很，得点壁炉。他拍了好些裸体照片，因为夜晚光线不对，那些照片大多模糊，只有我拿着红苹果依靠床的一张最清晰，耸着眉头，或许是因为苹果象征上帝不可宽恕的罪孽。 他说在北京他见过十几位各式女人，有几位是文学圈里人，我听说过名字。他大撒网，想找一个做妻子的人。有的在见我之前，有的在见我之后。他和那位女画家，在公园里谈终身大事，他在公园里与她亲热。接下来发生的事，他像职业说书人，拍板叫一声：“敬听下回分解。” 我谈不上愤怒，他早就向我求婚，但不是结婚，即便是结婚，他也有权利改变主意，或许别人比我更适合做他下半生的伴侣。只是别的人都不如我，他才最后下定决心和我。难道不容许人服装店里挑来挑去，最后挑那看上去最惬意穿在身上最舒适的一件，后者更重要，冷暖自知。 好几个晚上我都和他说到自己的身世，说到1989年那个夏天的事。他眼睛湿润地说，“可怜的你，一次次捡了一条命，相信我，我会对你好的，永远爱你。” 他有兴趣看我写的小说和诗，给出很好的指导和编辑。我对他又提到1989年那些事，说得停不下来。他问我，“为何不把它们写下来？” 我开始写第一个长篇，那个全世界著名的广场不是远了，而是近了，每个人都在那儿盼望命运改变。我也在那儿盼望。因为盼不到，我才那么热切地希望见他，盼望他可以带我远离北京，远离中国，我对这个国家失望透了。 除了写东西，他说我应该在上学之余找工作，他不可能养我。我英文不好，绝没有好工作等我。他说你身段如此好，何不做摄影时装模特儿，赚钱又多，又不需花太多时间。 有时他陪我，有时我一个人去。有一家时装杂志要求严格，说我腰上有赘肉，必须减去。有一个星期我就只喝水和吃水果，做仰卧起坐，立竿见影，身材尺寸合格了。我能赚钱了，他的兴趣大起来，在电话薄黄页上找电话找公司。有一天他说拍私人电影更好，找到一家公司，按小时付酬。第一个顾客，一个头发微卷的英国中年男人，拿着录相机，要我先拍情爱戏，脱得一丝不挂。我很生气，拉开门走了。 回家后他很失望。他让我看性爱场面的录相，那段时间我梦里全是黄的阴茎白的阴茎，粉红深红的阴道，光身子的人堆叠在一块，集体性交，感觉不到性感，相反觉得他们是性机器。时间过得非常快，三个月过去，若是结婚，可随英国籍的他拿到绿卡，或是重新申请学生签证。对此，他犹豫不决。 结婚或是不结？他躺在地毯上，痛苦地想，像苦恼万分的哈姆雷特。 他愁眉苦眼，最后是他的一个英国女朋友给他下了决心，结婚并不会给你带来灾难，你怕什么？ 怕什么？不必怕。他想通了，马上开车带我去选结婚戒指。 我们去当地教堂见神父，按规定得有两周做礼拜我们必须在场，神父要问在场人：这两人愿意结为终身伴侣，有人反对吗？两周下来，没人反对，才可结婚。我们第二次做完礼拜后，去附近公园走走。下雨了，两人躲在一棵老橡树后，神父打着雨伞经过，他朝我们笑笑。神父走后，天上出现了一道彩虹。 他望着彩虹良久，然后说，“这是吉祥之兆！”他紧紧地拥抱我。 举行婚礼的那天上午，我们去附近一个黑人和艺术家喜欢居住地，几乎每天那儿都有集市。我挑到一件粉白鑲银片的像旗袍，又不是旗袍的礼服，没中式旗袍惯有打结的领口，一试，非常合身。摊主只要五镑。又到另一家选了一顶白网眼的帽子，这个帽子倒要三镑。我在帽沿系上一根紫色的绸带，这帽子马上有了自己的灵魂。 下午在教堂，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和大学里的同事。神父看见那么多英国人会说中文，吓了一跳，才说以前以为他是唐人街的老板，弄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来假结婚。我和他面面相觑，对神父之说，抱以理解之笑容。 参加婚礼的女客都问我，这身婚礼礼服在什么地方买，真漂亮！多少钱？ 我该怎么回答呢？ 若我说在二手摊上，只花八镑钱，相当于人民币一百多块，就把这一生最重要的仪式度过。她们即使不嗤之以鼻，也会觉得我太没本事，女人一生最重要的仪式能如此过？！不能让男人付出血本，操办像样的婚礼，不要说钻戒，起码得有身新礼服。 我只能笑而不答。 我喜欢白色婚纱，和天下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对婚纱充满了梦想。梦想就是梦想，自己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好比留着一个空间，可在那儿想着，安静地看着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在那个夏天一心一意要嫁给他。婚礼当晚，他给我说了那么多他与我的婚姻与别的婚姻不一样，我们有绝对的自由，我们不是对方的奴隶，同时我们经济分开，不要让婚姻像坟墓葬送我们的爱情，嫁给他，只是幸福的开端。 那么，婚姻完全不像小时看见邻居们只是生儿育女的过日子，也不像姐姐哥哥那样夫妻捆在一块度完生命，我和他的生活是冒险，是艺术，是想象力的原始催发地，像万有引力之虹，射向人生更高境界的灿烂礼花。 第二天我们去布莱顿度蜜月，他带我去海边天体营。他是快乐的，所有的男人都嫉妒地把眼睛盯到他身上，他陶醉万分。乌云压下来，我们飞快地穿衣服，从海边往朋友家跑去，乌云追着我们，闪电鞭击雷声，千军万马逼过来，要吞掉我们。可是我不怕，我想，爱情比那闪电和雷都迅速，狠狠地击中了我，我是爱这个人，有什么理由不爱在上帝面前发誓将终生的幸福相托的人呢？我真的愿意在这个异国他乡与他相依为命，一生一世。 我闭门不出，连续写了三个月，第一个长篇完成。有些像日记，几个在北京的几个年轻人在1989年的经历，女主人公在遭遇到一系列背叛后，在欢送朋友出国的Party上被警察抓走。有点像米兰·昆德拉的《布拉格之恋》的格局。 他非常高兴，要庆贺。于是我们去了巴黎。与小说中出现的两个朋友见面，也和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见了面，没想到他喜欢，写了长序。台湾的出版商，让我尽快修改，他以第一时间出这本书，请了住在北欧的评论家写了序。出版商和写文章的人，全是他的朋友。 一个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发表了小说片断，这个英国人想出英文版，找了译者，但一拖再拖。 他说，不能等他们，便译了草稿。有了草稿，就方便多了，送到好些英国出版社和经纪人那儿，少有回信，也只是说不要，大多没有下落。在英国出书根本不可能，我完全打消了这个想法。 我在大学图书馆读到台湾报纸关于诗和小说大赛，以一种封闭姓名评选的方式，我想去赌一把。 结果我撞上了奖，又以同样的方式在台湾报纸得了好几次文学奖中撞了好运。这无疑在台湾给自己开了扇出版大门。 他说，你可以和任何男人女人睡觉，但得告诉我，得戴安全套，我就会对你更好，但不许对别人说爱，不许爱上，我就会永远爱你。他睡着后，我洗盘子碗筷，清洁房间和厨房。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来朋友，住在家里。他有时要我对他的朋友好，要我和他的朋友做那种事。他的朋友当着我的面说，并不喜欢我。客人一走，我就得换被套枕套，因为没有洗衣机，就放在浴缸里用手洗，然后清理掉洗衣粉的泡沫，费力地拧干，装在桶里，费力地提到花园里，晒在绳子上。 我们有一年冬天去纽约，经过一家高级俱乐部，他说他的梦想，是所爱的女人在这样的俱乐部跳脱衣舞给他看。他问我能不能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我很为难，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才点了点头。他与老板谈了好几分钟，老板才同意。时值下午，加上他，只有二三个客人。从未在大庭广众跳这种舞的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T台上只有一个舞女在跳舞。我抓了顶齐耳红发戴在头上，走上台。因为爱情而跳舞，自带几分热情和羞涩。最后，我没有脱光衣服，就停住了。 我朝换衣间走去，套上毛衣，披上大衣出来。 他说：“很遗憾你没做到底。”他有些不快。 我们回了一次重庆，那是第一次他见我的父母。当时南岸六号老院子还未拆，楼上阁楼无法住在，父母都住在楼下。我们回家后，父母坚持要把架子床让给我们睡。母亲在堂屋搭了一个竹板床，那是冬天，竹板床铺了棉被。早上我起床后，发现母亲已挎着竹篮子从石桥集市买鱼肉蔬菜回来。八点不到家里姐姐哥哥都回家来看我的丈夫。我们在家住在两天，就搬到城中心一个新建五星级饭店。他说：“这是你衣锦还乡，你尽孝已尽，现在该向外表现，你嫁我是对的，以免别人说嫁了一个糟老头子。” 小姐姐带着女儿田田来饭店房间洗澡，他给她俩照了好些照片，他说你的小姐姐真是大美人，呆在重庆真是亏了她。 几天后我们回到北京，临睡前他告诉我，在我不在家时，他和以前那位漂亮的女画家联系上了，她来家里见他。她仍穿了漂亮的平绒旗袍，只是换了一种深蓝色，长发盘在脑后，衬出她修长的脖颈。她说对性不太感兴趣，可是特别喜欢不穿衣服，她的胸部下塌，不如几年前苗条。 为什么要在我不在家时，事后才告诉我呢？我说我要去找她。他非常恼火，说我是一个醋罐子。我指责他不守允诺。 五年过去，我在伦敦有了一些自己的朋友。倪在英国近十年，住在哈姆斯苔一幢大房子里。有一次我们家请客，我也请了他，他说是前首相西斯请他和朋友去高级餐馆吃饭，还不如我做的回锅肉和排骨白萝卜汤好吃。谈话中间，我说到这部稿子，他说他的教授认识一个很不错的文学经纪人，他愿把稿子带去试试。 很快有了回音，说是经纪人也看了稿子，要求见面。 这天，我们和倪按约走进一幢维多利亚式的房子。上楼时，倪说这个文学经纪人以前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现在她和另一个人共同拥有这家文学代理公司，那人名声极大，代理过那本轰动全球的畅销书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们到了四层。女经纪人四十岁不到，长得非常美，有娇好的身材。她说非常喜欢这小说。她让我等一下，说她的合伙人也要来见面。 没一会儿，男经纪人进来，他个子很高，五十来岁，他问我有没有经纪人？ 我说没有。 他说他要代理。 女经纪人一听，脸色都变了，不过嘴上倒是没说什么。 见面进行了半个多小时。出来后，陪我去的两个男人比我还兴奋，他们看我的眼光，也不一样，仿佛我已成了畅销书作家。其实，我这个懞里懞懂走进英国文学界的人，对未来浑然不知。 两个经纪人拿着他的英译草稿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卖了十几个国家。他们请我吃饭，庆祝这个非常好的结果。吃完饭，男经纪人当着在座的人说，要开车送我回家，这很绕路，但他不管。 第二天他打开男经纪人寄来的一封信，当然信是给我的。信很短，句子很热情。但是他火气大，说我在晚上与此人发生了什么感情上的事，而没有告诉他。男经纪人不是一个坏人，他是否超出职业外和顾客之间的纠葛，本不是值得讨论的，他懂得生意经，做我的书做得不错，他甚至先出定金，让我写自传，并且售出，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的书本身不错。 那之后发生了好多事，他去澳大利亚看他的女儿和前妻，我又怀孕了，做了人工流产。我很难过，一个人蜷缩在黑暗中，听着窗外的老橡树被暴雨吹打发出可怕的声音。 那个夏天，他开始在停车场教我开车，因为我不得要领，他不停地朝我发脾气，态度坏到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后来听人说要想两口子关系变坏，就让其中一人教另一人开车。那年秋天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邀请我作为作家参加。他为我准备了个人创作简历和西方出版社出版我书的英文资料。在记者招待会上，男经纪人看见这份资料，认为我有意要跳槽，大为恼火，几乎当场与我翻脸。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欧洲国家请我去做新书宣传。他从来不去，他本意是好，让我自由。那段时间，他是我最好的秘书和精神后盾，所有我与欧洲出版社往来的信件都是他处理，我所有的银行支票、银行帐和信用卡也是他处理。 有一天他照例去学校教书，下午我与他通电话，他报怨手头写的关于巴黎一朋友的论文是出自我的主意，浪费他的时间，他不仅花在我身上的时间，还要花时间在我的朋友上。他说，他在大学教书是教一些小学生水平的西方人，想回中国，而我不肯回。 我们在电话里争吵起来。他说你说死，那就去死吧。 我说我会的。 他说你是个口头主义者。 我放下电话就吞了半瓶他的安眠药。换了一件不常穿的白棉布半长衣裳，梳了梳头，躺在床上，心里非常感谢他成全我的心思。活在世上多难，没有一个人爱我，我也没能力爱人，更没有力气再往下走了。 正好那位巴黎的朋友打电话来，我说了告别的话就搁了电话。他一听不对劲，再打电话，我不接。他焦急万分，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办公室，他只好找在伦敦的朋友。朋友又找朋友，找离我最近的朋友，把房门拗开，救护车也到了门前。 安眠药起了作用，我被抬着上车，好像是在做梦，我听见人说，“她的丈夫来了。”便费力地睁开眼看。暮色之中，他背着他沉甸甸的办公黑皮包，站在人行道牙上，朝我这边张望，那么无辜，不知所措。他真是很无辜，而且看上去那么孤独，那么悲伤。我好想痛痛快快地哭，之后，我便什么都不知道。 醒来是第二天早上，他坐在床边。他要带我回家，说是医生给我洗了肠，没事了，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之间，他似乎老了许多，我心里满是内疚，对他说，对不起。 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止住了。 医院联系了心理医生，每周去两次。心理医生头发灰白，问了好些问题，其中涉及到我的身世和成长背景。这个人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功夫，对中国文革感兴趣，对三年大饥荒更感兴趣，对天安门事件感兴趣，对中国人到国外也感兴趣，心理治疗成了我给他上中国当代历史课。 我在英国看心理医生的同时，小姐姐出事了，她看见丈夫和保证要辞掉的女工在工地角落里亲吻。于是，她拉着丈夫回重庆。在长途汽车上，突然遇到几个强盗抢劫，用尖刀逼着她丈夫交出钱包，丈夫不交，强盗要杀他，小姐姐去挡，结果她的右手掌几乎被刀砍断。救了丈夫的命，她被送到医院抢救，马上做连接缝合手术，手是保住了，但是再烫的温度在那手掌上是麻的，应天气痛。丈夫先是被感动，与那女工分手，没坚持多久，就不管小姐姐的感受，继续往来。小姐姐要追到外地工地上，耗在那里，天天与丈夫在一起，看那个女工怎么办？我接到二姐的信，就请小姐姐来伦敦治手，想让她换个环境。 我特别想念亲人，期盼小姐姐的到来。 夏天小姐姐得到签证来伦敦，他非常高兴，陪我们两姐妹去布莱顿海边。车子从天体营海滩经过，那个在海边裸体的年青的中国姑娘，她身边的中国丈夫手拿相机，变幻着焦距拍照。她怕水，还是走进海里，她笑，他不小心几乎跌倒，她止住笑，赶紧说，“小心！” 一切恍若隔世，他开着车，经过那片天体营，连看也未看一眼 车子转了好几圈，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突然哭起来，不肯下车。他什么也没说，关上车门，只管朝前走，小姐姐拿着手提包，也跟着他走开了。我在车里看着他和小姐姐朝海边走去的身影，天上的海鸥疯狂地叫唤，他们离我越来越远，渐渐与海融成一体。 六年前我与他蜜月时来这个海滩，我们在雷声轰隆乌云狂卷向我们袭来的当头，手拉手，一起朝安全之地奔跑。可是现在风平浪静，我却看不见我的丈夫了，我感到自己失去了他，他也失去了我。 自从我十八岁离开家后，我从没把自己的事告诉过母亲。并不是害怕母亲不理解我，只是觉得母亲知道了，会为我担心。我把可以给她看的一面给她看，不能看的一面都遮起来。 可是母亲，终究是母亲，在她的眼里，关于我，什么都难瞒过她。手背手心都是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一声声撕心裂肺般痛生出的孩子。孩子彼此有攀比，母亲爱谁多一些，谁更受母亲关注。母亲爱我的方式，一向被压抑，一向被曲解。我呢，本应与母亲走得更近一些，可是却不，如同她的其他孩子一样。 时间再往回返，1996年夏天我从伦敦回到重庆与父母住在一起，时值我的自传初稿快杀青，不过我还是抓紧时间每天工作在上面。丈夫到重庆看我，没多久就去了上海。他走后，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重庆许多厂子里发不起工人的工资。有杂志社将一个中篇小说的稿费寄到母亲这儿。我因为才做了工人流产手术，母亲不让出外，她说她去邮局取。第二天清早她戴了一顶草帽出门，可是到了傍晚也没归。我一会儿跑到阳台上看中学街，有无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跑到前面走廊看。父亲在他的房间里更是坐立不安。 这么热的天，七十三岁的老人，到邮局，一个多小时爬坡下坎，会不会中暑？ 太阳都下到江心里了，母亲才回来。我对母亲说，我和父亲都着急坏了，太好了，你终于回来了。我把一杯凉茶递给母亲。她把稿费交给我。 我收过来，发现她不高兴。就进到里面房间，从皮夹里取出一些钱，放在一起给母亲。 母亲不要，我非要她收着。她说这么多，那我给你存着。她喝完水，这才说她去了江对岸朝天门。 父亲摸着从自己的房间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母亲说：“朝天门马路上坐满了我们退休的人，我们很齐心，好些人同情我们，也加入静坐。” 我本能地朝窗外看，江水浩渺，还是能看到朝天门，老头老太太顶着烈日坐在发烫的地上示威。母亲也在其中。她从邮局出来，就坐渡轮到了对岸。她遇上了王贵香，以前在船厂一起抬一根杠子的人。 王贵香比母亲小几岁，父亲解放前在警察署当过文职官员，解放后被抓起来，关了三年，划成份为官僚。父亲被勒令到边远农村当小学老师，郁郁寡欢，很快得病去世。她丈夫是个技术人员，在五十年代大鸣大发时给党委书记写大字报提意见，历数二十条共产党的不对，被投进石桥的孙家花园省二监牢二十年。里面有工厂，专做电扇的配件，他在里面也是做技术员。后来因为犯人出逃与他有关，罪不可饶，被加刑枪毙。母亲说，那段时间王贵香寻死好多次，都是母亲守着她。母亲与她同病相怜，成为好朋友。 “没人中暑吗？”我问母亲。 “有。好在医院不远。我和你王孃孃热得头顶都冒烟。单位领导黑心肠，好几个月都不发工资。我们很气愤，隔三岔五跑那么远的路，过江过水去问，还遭个个白眼狼一顿训孙子似的臭骂，说我们是老不死的，吃饱了饭没事情干，像欺负三岁娃儿！工资没有，生病报销更没有，有个得肠癌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王孃孃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鸡肚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消，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这本写自己成长的书一共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碑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读者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次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要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饭店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得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占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作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的孩子。 母亲从未给我打过电话，因为她不知晓我在哪里，我的电话是多少。她做过关于我的梦，都是我背着一个旅行包，浑身是汗，在辛苦赶路。“我的六姑娘是一个在路上的人。”这是有人向她问起我时，她说的话。 我长年在国外，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给母亲打电话，告平安，问候她。可是近几年，给她打电话少了。小姐姐倒是经常从伦敦给母亲打长途电话，然后小姐姐告诉我母亲的情况。 一个多月前，我坐在手提电脑前，窗外是连绵的青山。那是一个小旅馆，位于意大利中部深山，海拔很高，几百年的松树雪杉成片，房子更古老，生有藤壶爬满长春藤。此地开车不到一个小时有温泉，也离海边不远。 来这儿的旅游的是懂行的意大利人。餐馆的厨师做过威尼斯著名的哈利吧餐馆大厨，那地方菜好价贵，海明威在那儿夜夜用酒浇灌自己的灵感，创作《穿过丛林的河流》。因为酩酊大醉，这小说是他所有小说里最糟的。 我写了大半年的小说，讲旧上海一对少男少女与魔术的故事，这小说曾一再中断。在意大利深山里，我渐渐安下心。 从七月到八月，每晚山下广场里搭台演出。我在旅馆的电脑里查看信件。邮箱里有近千封信，大半是垃圾。二姐的儿子写给伦敦的小姐姐的女儿的信，是抄送给我的： 妈妈要我转告你们，外婆已经卧床不起了，半个月都没吃什么东，就喝点牛奶，在住院。妈妈说是因为想念你妈妈和六姨的原因，每天都念念不忘，请设法转告她们。哥 我坐上老式电梯，往自己房间走。 我拔了母亲的电话。这儿是凌晨一点，中国正是上午。照顾母亲的五嫂接电话，说母亲住过医院，刚回家，却不吃饭。我让她把电话给母亲。 母亲问我在哪里，说好想我。 我说我在意大利深山里，要九月初才能写完小说回中国。 母亲说，“六妹，我等你。” 她这话让我心非常不安。 第二次通话时，母亲说，“我吃了东西，六妹你早点回来吧。打电话太费钱，妈妈知你在外好些事都难，自己要照顾自己。”就搁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来，发现自己的双眼不知不觉湿透了。 与母亲通完电话的十天后，我飞回北京，来不及休息，马不停蹄地飞回重庆。 邻居们看着我上楼梯，悄声议论。我推开门，穿过客厅，到母亲卧室门前，她双眼深陷，脸几乎都脱了形，从床上坐起来，痴痴地望着我。我眼泪往外涌，赶快扭过头去，再转过来时，朝母亲露出笑容。 母亲说，“是我的六姑娘回来了！”她朝我笑，重新躺下。床往中间陷得厉害，使她变成一小团，那个曾经靠自己的体力辛苦挣钱养活这一大家子的母亲，不见了，脸色苍白，头发零乱在飘在脸颊，病歪歪躺在床上，不能做饭洗衣，甚至吃饭穿衣都困难。 床上堆的东西太多，什么衣服枕头毯子，旁边的旧竹椅上也同样堆得满满的。那天晚饭就五嫂、我和母亲三人。 五嫂把母亲的饭端到床边，喂她，她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妈今天胃口比平常好。”五嫂说。 床边的桌子，也是1996年我回家时买的书桌，我坐在上面写关于这个家的书，桌上放有一个大框子，有纸壳包着，背着人放，沾满了灰尘。左墙上是父亲的遗像，二十来寸，也蒙了灰尘。 1999年夏天父亲过世，是三哥三嫂选的父亲的照片，去照相馆放大。八十来岁，有零星的胡须，下巴也有胡须，可看到眼角脖子的皱纹，一个经历苍桑的大好人。印象中父亲眼睛比这照片亮，透着睿智、善良和包容，很像他的为人。 那天天黑得早，刺眼的灯光下，房间乱又脏。我先是把不太需要的被子毯子等东西放入衣柜。我拎来一桶水，用抹布擦桌子，想将包着的纸壳拆掉，看一眼母亲，她沉静地望着窗外。母亲既然背着框子，还留有纸壳，就是不想让人看。那我应尊重母亲的想法，不要撕掉纸壳。于是，我只是把框上的灰尘擦干净。 五嫂起码有半个月甚至更久没有做过清洁卫生。窗框和窗帘黑灰积了了一层，取下窗帘放到洗衣机里。阳台栏杆上有一盆凤仙花和一盆茉莉，焦黄枯干，顶篷也烂掉一块，漏下雨水的地方长有青苔。一角堆有竹床和烂木柴，还有些破烂的塑料布，铺有厚厚一层灰。母亲房里旧式箱子有三个，整齐地叠放在墙边，搭了由浅到深的红布，也有一层灰。小时觉得那些箱子是神圣不可侵犯之地，母亲每次拿东西后，都在上锁。有一回大姐趁家中无人，拿来家什把锁拗开，装了一背篓的东西走。事发后，母亲骂大姐是不成气的败家子，永远不长大。 靠床的写字桌，也是脏黑油污得要命。抽屉里更上又脏又乱，什么瓶子小缸子，米花糖半截几片饼干，一堆旧报纸，一看全是1996年夏天，那是我住在家里看过的旧报纸，妈妈留着没扔，还有铅笔圆珠笔纸片、一块香皂末、一个旧夹子、橡皮擦和涂改液。我用抹布将没用的东西裹起来。 “六妹，不要扔。”母亲说。 我看看她，把那些东西放回抽屉。 “以后你回来写东西，那些东西还有用。”母亲说。 “这儿这么乱，这么脏，我会在这里写东西？”我不带好气地说。 母亲想说什么，却止住嘴。 “妈，你怎么不叫他们打扫一下，动个嘴都不行吗？”我来火了。 母亲只是看着我，并不回答。 五嫂走进来，“六妹，我来打扫吧。” 我说不必了，都快做完。看着母亲的床单被子全脏了，便问：“有没有干净床单？我们来给妈妈换一下。” 五嫂拿来干净的床单被套，我把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很轻，怕最多只有八十斤。她睡的地方，床单上有块乌迹，凑近一闻，臭哄哄的。我马上察看母亲的身上，她的裤子，边角都有屎，包括她的手指甲也有黑绿色。五嫂换床单被套枕头，我替母亲脱掉脏衣，才把母亲放在床上。我打来一大盆干净的热水，帮母亲擦洗身体，用香皂洗手指，换上干净的睡衣裤。我边做边生气，母亲起码应该哼一声，说一个字，“换！”五嫂平日在做什么？她做过商店售货员，但是做不久，就辞了，一直在家做专职家庭妇女。老院子拆了重建，搬入这新楼，我负担父母的生活费及照顾他们的人的费用，还管母亲生病医药费等开支。先是三哥三嫂照顾，后是大姐的女儿小米照顾，再是五哥五嫂照顾，每月两千五百元。倒是五哥体谅我，说不必要这么多，反正母亲会交她的退休金大部分给他们，他们需要钱时向二姐要，钱由二姐掌握。 从小我就知道母亲最爱干净，有洁癖，她周末从船厂回家，我和小姐姐周五就做大扫除，把家里床柜擦干净，洗衣水不倒掉，留着洗桌椅。现在母亲能这样住，一点怨言都没有，看来人老了，性格和习惯也变了。 当晚，我要回到二姐家。母亲有些惊讶，她从床上半撑起身来，看我，仿佛在问为何我不和她睡在一起？ 为什么呢？床有母亲的大便小便臭，我受不了？我说我的行李在二姐那儿，二姐那儿能上网，我第二天再回来。 母亲接受了。 第二天，大姐二姐三哥及小辈们都来了。母亲倒是很高兴，饭量也好多了。吃完饭，几个儿女坐在母亲的床边，说到她便秘，有时几天拉不出大便，急得团团转，最后得用手指抠出来。大姐说要去买一种通大便的中药，也可直接涂抹，几分钟可通便，解决问题。不过母亲从卧室到卫生间距离太远，她的力气只够在房间里扶着家具走。所以，让三哥去买一个坐上去舒服的便盆，再买一把摇椅，把阳台清洁出来，母亲可坐在那儿透气。 母亲的存折被偷后，为了安慰伤心的母亲，我寄了母亲两万，放在母亲帐上。之后又转了一些钱到母亲帐上。家贼难防，怕出意外，母亲的存折由二姐管理。二姐说，“用那存折里的钱买东西吧。” “放在那儿，总有用处。”我说，从钱夹子里拿了五百元给母亲。母亲放在她的裤袋里，说要交给三哥买摇椅。 后来我们吃饭时，母亲尿了，我们给她换下裤子。三哥看见了钱，就问：“妈，是不是用这钱给你买椅子？” 母亲点了点头。 三哥就把钱拿走。 我没在重庆停留，马上回了北京。开始埋下头来完成小说，不久就到了9月21日我生日，想过给母亲打电话，但是忘了。之后打电话，母亲在那边说，她现在能吃能睡，不要我担心。我的小说很快就杀青了，与出版社谈出版新书的合同相关事宜。后来听二姐说，母亲一直在找我给她的那五百元，说是不见了。三哥买来摇椅，母亲坐过一次，便不坐了。新便盆，她倒是喜欢。 在小米家睡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醒了，躺在床上，看着墙上宫崎骏卡通片的幽灵公主。现在想来，一个多月前，母亲房里那个背对着人包着纸壳的框子，就是灵堂前那张母亲早早备好的遗像。如果那时我好奇心更重些，就可发现这点，知道母亲准备好了死，就不会那样匆忙离开她，起码会呆在重庆一段时间，也许母亲就不会死。白狼有幽灵公主这女儿，与之相伴相随；母亲有我这人类的女儿，包括我的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和他们的儿女们，却没一个始终在她左右，实为无，母亲真是白养了我们这些无心肝的白眼狼。 我走到外间，桌上有两碗鸡蛋西红柿汤。小米换了一套黑底花的衬衣，仍是牛仔裤。她朝我抱歉地一笑，说是昨天剩的，希望我不介意。 我说：“当然，我们得赶时间，下到外婆那儿去。”喝完汤，我的手机响了，一接居然是小唐。 我有些吃惊，他在电话里说，马上坐当天的飞机从南都市赶来，因为母亲的新房子需要他的身份证和本人到，才能办相关手续。 看来小姐姐打了电话，让小唐到重庆。我和小米离开后，姐姐她们到底如何商量如何安排，我不清楚。我有个感觉，小唐此行凶多吉少，她们不会放过他。 母亲住的那座建在原六号院子地基上的五层白楼，因为滨江路统一规划要拆，那地皮听说是被一个大房地产商买了。我去年就在南滨路上用全款买了两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今年秋天可搬入，一套给五哥住，他照顾母亲，一套由二姐住，与五哥是隔壁，也好照顾母亲。按国家购房政策，得有中国身份证才有资格买房，经小唐同意帮助，用了他的名字。很巧在这几天交房，母亲却在这个时候去世。如果小唐不来，按房产公司规定，领不到房产证和钥匙。 我本来担心小唐不会来。 明显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小唐不仅要来，而且说母亲过世了，他要来送送。这话感动我，他没有小姐姐说的那么坏。母亲走了，什么事都该放在一边去，哪怕深仇大恨，几世恩怨，也不必在这时了结。美国电影《教父》里报仇时，也不是选在人去世时，也是在葬礼之后，比如喜庆或给教子洗礼神圣之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作古之人，享有绝对优先权。 我一回头，发现小米倚在厨房门，在听我与小唐的电话。我有点生气地看她。她忙说，“六姨莫怪，我好奇，啷个他对你就信任？” 我说我也不明白，大概是他的一种习惯吧。小米告诉我，过去一个月，小姐姐并非为母亲病重从英国回重庆，而是为了小唐。 小唐提前从英国大学退休回到国内南都大学当教授，小姐姐要陪他一起，他说他先去，等到那儿一切安顿好后，再接小姐姐去。但他到南都大学一个月了，没消息。小姐姐写电子信没回答，打电话没人接。小姐姐有个不好的感觉，小唐在躲着她，以前在伦敦那样说，只是为了脱身。她受不了这个男人的愚弄，决定亲自去南都市找小唐，讨个说法。可在南都市，小唐竟然装着不认识她，不让她进门，把她的行李往房外扔。一月前两人在英国还住在一张床上，走前还亲热。田田要和小姐姐一起送他，他呢，非要她一人送他到机场。进海关前，他紧紧地拥抱她，与她难舍难分地再见。她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不是同一个人。人当着面，一般做不出撕破脸面的事。可是他就不理睬她，就当她一个熟人，也不会如此。趁她不注意，他溜掉，她没反应过来，等她闪过神来时，她就追了出去。他在大学校园里奔逃，她在后面亡命地追。 小唐不是棒小伙子，六十多岁了，跑了两百多米远，自然跑不过她，体力就不支，但还是不顾老命地跑。她看着心寒，就停下。回到他家，一股风当着她的面把门锁上了。她没钥匙，只得在门前等。殊不知一等二等都不回来，她打他手机，关机。她推门，没安保险门，那大学给小唐安排的住房，一用力门形就歪，锁就弹开。这一室一厅，五十年代盖的，有很小的厨房和一个蹲位的厕所，明显以前更烂，小唐请来几个工人装修过。 这种小地方鬼大学真是抠门，对著名教授如此待贱，她从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声，为小唐不平。小姐姐把小行李箱提进去，坐在凳子上，不知该如何办。小唐一心要离弃英国大学的教职，到这个鬼地方当教书匠混口饭吃，必是为了女人，她脑子闪过那个电话里的女人。心里卡嚓一下亮了，不错，就是那女人。也许就是那个女人叫他如此做。她怎么会没想到这点呢？这对狗男女早就有了计划，她却蒙在鼓里，他只是为了表示对情人的一心一意，才对自己变成陌生人，一刀切绝断。她哭起来，哭自己好傻，一下飞机就投奔他来，哭自己孤单，哭自己总是遇不上好心肠的男人，他就是要与她分手，也大可不必逃开她，甚至不顾一切在校园里狂奔，她真的让他如此害怕吗？她手捶桌子，捶出了血，也感觉不到痛。 房里的小闹钟达达走着，大概过去了半个小时，她哭够了，这才发现手掌破了皮，用手绢扎起，起身给自己想倒一杯水，这时响起很重的敲门声。 她打开门。 门外是两个凶狠狠的警察，说是收到110电话举报，有人私自进入公民住宅，他们严厉审问小姐姐是什么人，要她去派出所受审问。 小姐姐说自己是房主的爱人。两个警察一愣，互相张望。正在这时小唐一步跨进来，对警察声明他没有爱人，根本不认识这个女人。小姐姐一听火了，骂他没良心，有了新人，忘掉旧人，是个现代陈世美，接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开了。两个警察听得一头雾水，什么英国人，什么结婚近十年，他们看证件。果然小姐姐是英国公民，他们又检查小唐证件，也是英国护照。 两个警察相互看看，说英国人的家务事不管，一摔手走掉。小姐姐上卫生间，出来发现小唐不见，天很晚了，这个人一定是躲到什么不太容易找的旅馆。小姐姐出外找了一圈，只得回到房间。这个城市没一个亲友，她只能打长途到重庆找自己的姐姐们诉苦。 第二天小唐也没露面，小姐姐到教学楼去找。找不到，她返回小唐住宅时，遇上他回去取手提电脑。她要他说个清楚，他让她去学校外办。 他们一前一后去校外办。 你想用外人来压我，没门。小姐姐一气之下，对校外办说，小唐使用双重国籍，她和他是事实婚姻，弄得小唐恨不得从地面上钻个洞消失。校外办说他们管不了这个案子，但是小唐只能在中国国籍和英国国籍间选择一种，要前者，他就当不成英国外教，要后者，他就不能保留中国国籍，否则就违法，要受处罚。最后小唐说，大家都为他们的事辛苦了，中饭时间到了，他请他们去餐馆吃饭。可是在餐馆，点完菜后，小唐借上卫生间之名，自己一个人跑掉，弄得小姐姐还要付饭费。 小米一口气讲完，她对小唐充满厌恶，最后说，“我要有下一辈子，我要做个男人，做个样子给蔫样男人们看。” 小唐倒也未对我提过小姐姐在南都市的事，证明并非大事，当然他在忙着恋爱。他肯来重庆，也说明他并不怕与小姐姐再见。希望他们的关系不如我知道的那么恶劣。 小米问：“六姨，我们可以走了吗？” 我穿上鞋拿上背包，朝她点头。她拉开房门，走廊外有工人在搬床，卡在楼梯里。他们用衣衫擦汗，说：“对不起，等一阵子吧才能过。” 我和小米等不及，只好从床架下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