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湾——1

我读过《蓝皮童话书》《黄皮童话书》以及《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和《夏尔•佩罗童话》里的故事。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些故事都不是成功所需的基石，但是我被指引，而且确实也有意用那样的方式去思考救赎的情形，它们令一直经历困境和两难状况的我和童话人物得到补偿。更危险的是，在我看来，我似乎并不需要自己做任何决定，因为命运常常自有安排。即使是孩提时的我也非常敏感，并不相信仙女教母，反而认为这是大自然安排的一部分，终结了终生打扫厨房地板的宿命后，我会被安排去舞会，舞鞋我穿正合适，然后嫁给王子。即使是经受了残酷考验的卖火柴小女孩、汉森和格蕾特，最终也会被相同的难以逃脱的正义规则所逆转，这些规则主宰一切，指引一些人，即使会打败另一些人。我知道有些人是受到眷顾的——被谁呢？是神吗（这个证据不可否认？）但我愿意相信救赎的特点，相信救赎会给付出全部努力但无所回报的人一个说法，会驱散人的失意，也会将解决办法以某种奇妙的方式呈现在这个人眼前，而在这之前他完全不知这种办法，所以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以一种无罪的被动等待那必定会到来的转变。 如今，这种想法让我感到十分危险，但似乎这个信条的某些部分仍有很强的说服力，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用不着任何计谋。人只要简单地活着，做梦般地毫无方向，因为目标自己就会实现。从情节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没有机会去算计、规划或是实施那种举动，那种在我们认识的，并具有威胁性的少数人身上观察到的举动。我认为，这种哲学，就是这种童话故事的哲学造就了我的母亲，她古怪的寂寞必定预示着她命运的巨变，而在她的命运之中，她无须主动扮演任何角色。因此，在我看来，母亲终日端坐在那里阅读、做少量的户外活动理所当然，因为很显然这会成为某种无罪的、能够挫败那些我也能认出的怀疑主义者的有效先决条件。母亲丧夫寡居，但我几乎感觉不到父亲的缺失，因为我相信获得认可的道路实质上就是一种孤独，而且比起投身富有成效的职业，我更喜欢母亲的等待，等待那个解决她处境的方案到来，完全不是源于她自己的意志。 于是我知道她不快乐，但借助于阅读获得的知识，实际上是智慧，使我能够忍受这些。还是个孩子时，我还意识不到她的渴望，因父亲的早逝而被残酷打断的渴望。我对父亲也没很大兴趣，因为他是很久很久之前的历史；除了他弯下腰来看我时的那张面庞，和一张他年轻时身材修长、身着学位袍的照片之外，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即使是那张照片也与我的想法相符，因为那张照片表明他还没有长大，和还没有长大、还很幼稚、远未成熟的母亲很合适。这让我对自己的位置有些满意，因为我就是这对处于生存边缘夫妻的孩子，他们只不过在经历着某种考验，而且他们一定会获得某些有益的结果，这让父亲的早逝看起来都可以接受了。他已经去世，母亲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挺了过来。我相信，她的不幸福会得到反转，就像其他所有的考验一样。我有时会觉得，父亲的消失好像只是在为一个故事做铺垫，而这样的故事和我喜欢读的那些很像。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所有人都渴望幸福的结局——我本不该这样理解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的确知道，或者说深信我们的故事会有幸福的结局，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到了时间画上一个万物都必须接受的句号时，人类的情感才会有一个恰当的结局。 我们是一类人（甚至我早逝的父亲也为我们相对的静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事实只是凸显了我们与伊迪斯–格罗夫公寓外残酷世界之间那不可逾越的鸿沟。至少我觉得它更为残酷：怎么可能不是如此呢？当母亲静静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午后安静地坐在那里读书，或者在小阳台上细心地浇灌那几株植物时，我并不觉得生活里缺了什么或者有什么不对劲，直到我们缓慢平静的生活节奏被外界打破。我们所在的街道极其安静，几乎要被晚来的早晨遗弃了：大家都相信我能自己去上学。傍晚做完作业后，我就站在窗前自己的位置上。我喜欢看万家灯火初上的景象，就像迎接归来的远行者一样。阅读已经让我像旅行者一样思考，所以我觉得在人行道上踱步十分令人愉悦，因为这让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在阅读这些故事了。 晚上我们一般没有客人，我们也并不希望有人来打扰。只有在周末当母亲说“最好把书收起来，那两位女士要来了”时，我就得听从安排，上一堂现实生活中的课，可能这也很有用，但我真的不喜欢。害怕这堂课也是因为母亲，直觉告诉我，母亲的礼貌让她不足以应对客人笨拙的感伤，她们坚信自己的到访对母亲甚至对我而言都是一种安慰。“她们是好心，”母亲说，“她们都是心地很好的女士。”但我们俩都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蹩脚的借口罢了。 尽管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但她们像亲姐妹一样用心，和那些“男士们”（她们的丈夫，打理着旅馆生意的孪生兄弟）不同。与我和母亲有关系的是他们，因为我的曾祖父结过两次婚，于是有了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诞生了我的父亲，另一个家庭就是那些男士们。虽然出于些微血缘关系的考虑，他们本该一同前来，但他们从不陪着自己的妻子进行这样的拜访。从米利森特和南希的礼物中好像才能找到家庭的感觉，不管是出于同情的施舍还是感情的投机，她们一直跟母亲保持着联系。好像在我母亲这个年纪却能单身生活的女人让她们十分好奇甚至是兴奋；她们跟母亲在一起时总是表现出遗憾、焦急，但也有好奇，就像如果她们换作母亲这样就会发疯似的。她们自控力低，迟钝，善良，热心。两人都没有孩子。听她们自己说，好像她们的日子充斥了各样活动：购物、保养（高级的那种）、拜访，然后回到家给男士们准备晚饭，傍晚一边打桥牌一边不停地抱怨，美好的自我陶醉中透出一丝隐隐约约的不满足。 尽管她们的身材很好——母亲对此印象深刻，也无私地为她们感到高兴——但是，她们浮华的外表下是真正的无知，不过她们接受过严格的家教，所以还是有一些值得夸奖的地方。两人的婚姻让她们相遇，相近的性情又让两人志趣相投。她们凭感观但并不世俗，因为都无法从丈夫的陪伴中找到彻底的心满意足而感到宽慰，她们在物质享受和忙碌社交中求得慰藉。于她们而言，婚姻是权利，也是帮助她们免于各种责备的托辞，或许这就是她们选择婚姻的原因。这一点我的母亲十分清楚，但同时她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我是从母亲的善良中这么推测的，她是为了保护什么，好像她们应该被庇护从而避开某些认知。我认为这是自然规则。她们对母亲表现出了漂亮女士鲜有的急切，也为母亲感到由衷的惋惜。如果说她们的拜访是想表达怜悯，那么其实是仁慈的杀戮，其他的动机也是如此。 我讨厌她们，因为我们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她们不断提出各种建议来改善母亲的寡居生活。我讨厌她们，因为这些建议里根本没有关于我的任何打算。用她们的话来说，母亲急需参加社交，还不时邀请她去参加她们的聚会，但母亲即使参加也坚持着殉道者般的坚忍。我也清楚她们在议论母亲，从她的悲伤和蛰居中得到一些安慰。我明白她们是好心，因为她们每次到访准备的礼物都十分慷慨：一盒盒的蛋糕、诱人的苹果派，还有米利森特的司机从车上搬下的一箱箱草莓。同时我也很疑惑，因为她们真心实意的善举在我看来总是名不副实。我最喜欢的神话和她们并不相符，因为我真的不能把她们看作是“邪恶姐妹”。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她们没有等待，所以就得不到回报，而我的母亲是一定能获得回报的。她们可能也会意识到这一点。 “你俩看起来都棒极了。”母亲笑着对她们说。至少这一事实不可否认。对她们的光彩照人大家已司空见惯，因为她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这项事业上了。米利森特格外漂亮，指甲精心修过的双手经常拍一拍向上梳起的头发，她每天都要打理这个惊艳的发型，当地的发型师必须每天都派他的徒弟到贝德福德庄园去修补清晨发型的每一点瑕疵。米利森特年纪较轻，身材丰满，大眼睛，总是满怀期待。相反，南希要冷一些，傲慢，很爱抽烟，国外的生活经历让她更老成一些，虽然主要是在尼斯和意大利边界各种各样的“兄弟们”旅馆里而已。我看得出来，南希能够照顾好米利森特，但她俩都照顾不了母亲。有一次，母亲虚弱不适不能出门，她们就派了个代表，南希父母收养的孩子“可怜的玛格丽特”来，现在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照顾这两位女士。她住在南希的房子里，和米利森特与她丈夫埃迪的房子在一条街上。我不喜欢玛格丽特要甚于那两位女士，因为我觉得她想爆发，难以克制。而事实上，因为她太懒，也可能是太怕自己来制订计划，她只是在按照别人给她设定的计划生活。我的母亲尽管被动，但这一点上与她不同，因为母亲并没有把勇气也一起丢掉，这一点我必须要承认，可能那些女士们也需要认识到。 “要是你学会打牌就好了。”米利遗憾道。南希接着说：“让她自己待着吧。你怎么知道她没有自己的小秘密呢？” 这些议论是有伤风化的，但如果母亲有了情人（我觉得是求婚者）的话，那这些话就很恰当了，那时她们会十分震惊甚至是失望。她们并不建议母亲出去找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过着一种半隐居半乡村式的生活。造福于我们这代人的大觉醒还未到来。父亲留下的钱不多，再加上某些投资每年带来的一点收入：我们的生活节俭但不失体面，和那些女士不一样，她们的生活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丈夫所取得的成就。尽管在我看来她们游手好闲、恣情纵欲，但在那个时候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尽管她们会竭力否认自己的不满足，但这份不满足来源于她们的毫无目标。不管怎样，虽然我觉得她们的富足不错，但我还是更喜欢我们自己的境况，因为这更符合我早期阅读所知预先注定的命运。在我看来，我不知道，我想母亲也不知道，我们的境况会得到改变，或至少得到帮助。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安排都很自然，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才会如此平静。女士们为我们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庭所吸引，会提出一些异议和批评。我们的作用就是让她们的生活走上正轨，使得她们对自己的有利条件感到释然。母亲扮演着她的角色。我只是观看。 “这孩子是什么眼光，”南希说，“她无事可做吗？” “她读了很多书，”母亲说，“我们都读。佐伊，两位女士带来了草莓，你谢过她们了吗？” 我的确读了很多书，现在已经开始读成人的书了。我最喜欢狄更斯，因为他的那些小说讲的就是艰难和成功的故事。除了那些名字古怪的奇怪角色，这些小说带给我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大都是品行不凡的年轻人。这很好地证明了类似经历的普遍存在，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人起初碰到一个坎儿——继父继母很恶毒或家庭极度贫困——面对这些，英雄们（因为大卫•科波菲尔和尼古拉斯•尼克贝毫无疑问都是英雄）仅仅只要表现出自己无可指责，他就可能，也通常会受到这样的指引。这令我眼前一亮，也使我深信人们必须要像他们一样努力，永远不要因为别人不予帮助而灰心丧气。我并不是没亲身经历过这种困难：就像母亲给我解释的，我眼里的邪恶就是世俗。我们的客人从不为自己的叨扰而歉疚，她们的永不满足与自鸣得意独特矛盾地交织在一起，是不调和的，本质上并不会带来伤害，尽管有时她们要从咒骂中，从反对别人——主要是母亲和我——中求得安慰。从南希抽着烟粗哑的笑声与米利森特捋弄头发的纤弱手指中，我看到了一种与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的品质，有些令人不悦。有时在她们提出改善甚至是自我完善的建议时，母亲会露出疲惫的神情，并且转过头休息片刻。现在看来这些拜访与其说是出于同情不如说是出于好奇，本质上看，这些拜访就是在女权政治化之前某种形式上的女性团结。不论是哪一个单身妈妈，她们都会关怀备至。同时她们害怕这种象牙塔般的与社会隔绝会传染。为了她们，也是为了我的母亲，她们希望母亲重新融入社会。对于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她们的确报以惋惜，但同时她们也用世俗的眼光将这种地位的缺失解读为失败。 母亲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单纯，而有些遗憾的是，这正是她们所舍弃的。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她们互相交流了很多种情况，可能并未得到完全弥补。而母亲就是她们的十字军；她们也将母亲看作是她们的门徒。她们起身离开时，紧缩的眉头便舒展开了，忧虑烟消云散，连拥抱都十分真诚。能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即使有些分心，也能让人理解，她们很是开心；能完成她们的社会责任，她们也很开心，虽然结果不如人意。母亲在她们离开后会抖一抖垫子，也会比平日更加沉默，不知怎的，我知道自己这时不能打扰她思考。深思后我明白，南希和米利森特是两个恰如其分不折不扣的演员，而且有任何冲突发生——虽然从未发生也必定不会发生——都必定是不平等的。母亲一定会赢，因为她未曾受到世俗的沾染与玷污，因此她足以得到宽恕、免于未来的苦难。但与先前那个想法相比，这个没有那么确定。我安慰自己说即使大卫•科波菲尔也有消沉的时候。 总的来说我是快乐的。我喜欢我的学校，喜欢我那些朋友，喜欢我们公寓那种破旧的魅力，因为冬日里它发出的那点光指引着我回家的路。我喜欢我们安静的街道，喜欢艺术家曾居住过的房子上的大窗户，我喜欢它散发出的十九世纪的气息。唯一不同的是我再也不用旅行人的方式思考了，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我的邻居，或者说我曾经与他们不在同一轨道上，是过客。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处于社会的边缘，但这从未困扰我，尽管女士们驱车从肯辛顿赶来，仍抱怨着路途遥远，好像她们不得不穿越边境，或要及时赶回——我依旧如此。的确我们周围的环境会让人有点感伤，那些购物达人们或许会觉得这不可思议。然而，我却把这当作安全之地一般珍惜。卧室窗外亮着的路灯在我看来就像是代表镇议会的善意的手势，打扫秋日落叶的人就像维护我们尊严的卫士。我几乎从来意识不到汽车的声音，因为那时没什么人开车。甚至连脚步声听起来都微弱、遥远，有时铁门的撞击声是漫长午后里唯一的声响。 这让我觉得如此便是世事最理想的状态。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意识到母亲不像我那么快乐。她眼神茫然，我跟她说话时，她总是慢慢地转过头，好像有那么一刹那她忘记了我还在。她依旧年轻，但有点忧心忡忡，好像头脑里的想法成为了负担。她也更沉默了，某种情绪在慢慢酝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忧伤。她再清楚不过，自己将一生都毫无怨言地奉献给了我这个或许并不值得她如此付出的孩子（但我那时并不这么想），压抑了所有合理的冲动来保持镇静与尊严。因此她沉默了，对我也稍有抽身了。她的生存取决于从未出过差错的控制力。我第一次开始希望我的父亲要是在世就好了，但有点自私的是，和所有年轻人一样，目的是得到自由。随着我的想法越来越成熟，我知道了我无法面对母亲的极度孤独、长久积压的哀叹，以及不再潜伏、占据全部头脑的感情缺失……母亲很善良，善良到不会自怨自艾随意发泄。这种克制使她难以拥有密友。我觉得，她只会跟邻居们分享那些显而易见的乐事，而把最苦痛的念头残酷地都留给自己。甚至只要说出一个都会构成威胁。 我觉得，母亲之所以难过是因为她知道生活中的机会已注定与她擦身而过，而且从现实看来救赎的情形也并未呈现。于是她便投身于无欲无求。我感觉到这些是在一个灰暗的午后，当我从朋友家，从平常的热闹、友好的气氛中回到家里，发现一点欢乐的声音都没有。毫无疑问，我的感受完全正确，但对我来说压力很大。母亲的被动我一点儿都不想要。我年轻，并不是完全感受不到，但我真的不想陪伴任何人的伤悲。等我长大能真正懂得这种放弃意味着什么时，我会无比怨恨于此。实际上我开始发现女士们的劝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尽管除了她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来填补母亲的孤独。因此，一天下午，当我刚插上钥匙要开门时听到米利欢快地喊道：“安妮，现在我全指望你了。就几个人。都不错。你会喜欢他们的。”我真想把自己的勇气都给母亲。 母亲嘟囔着。 “废话，”南希说，“人一辈子想要有点成就，就必须付出努力。但依我所见，现在你一无所获。” “六点半，”米利说，“我会派车过来。” 到这地步就很难再打退堂鼓了。 她们离开之后，母亲的表情茫然、顺从，甚至悲观。她走进房间打开吱嘎作响的衣橱，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吱嘎吱嘎地响，我觉得这个声音令人愉快。或许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母亲长年昏暗的房间最容易怀旧、内省。梳妆台上摆着那个在我脑海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穿着学位袍的年轻人照片。他的面庞是固定的，顺从的，不会再变了。我为父亲的离去而惋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为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感到难过。现在我有母亲，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开始渴望更广阔的阅历，能接触家以外的一种生活，甚至和我家相似也无妨。或许这就是原因。 第二个星期五的傍晚，母亲问：“我看起来还好吗？” 她穿着样式简洁的蓝色连衣裙和夹克，我觉得很漂亮。母亲明显地焦躁不安，要不是她们会派车来，她就能躲过整场冒险。当米利的司机汤姆摁喇叭的时候，我们俩都密切注视着。母亲离开之后，我感到一种解脱，我很感激在她回来之前能独自度过一两个小时。我想象着母亲在那些好人中间，痛苦地希望的不是她玩得多开心——这期望值太高——只希望她不会觉得太孤单。对于像我母亲这样腼腆的女性来说，独自参加这种社交场合简直是噩梦。所以米利在合理的情形下所做的那些恳切的邀请，或者说坚持，常常遭到婉拒。 但她这次没有拒绝，周五晚上在米利的聚会上，母亲邂逅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也就是我未来的继父，我们的生活都因此而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