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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天来我一直上班迟到,这开始引起老板的“注意。”今天早上,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已经坐进了车里,而通常上班路上只需花半个小时。看来八点钟到办公室是绰绰有余,或许七点四十五就可以到了,那样还可以多得几分考勤分。接下来是我所遇到的情况。在上高速公路入口匝道前两个交通信号灯处遇上了堵车。我真是一点辙都没有。我能行驶的另一条路上又在搞建修,看来只能等了。我又急又慌,全身直冒汗。我知道这又得花上一个小时,那样的话到办公室就已经九点了,而不是我期望的七点四十五。我确信自己要被解雇了,至少会因一连四天迟到而受到警告。我感到自己的血压上升,心跳加快,我只想猛踩油门,让自己的车飞起来。我拿起电话,知道自己只能这么做。我在和自己搏斗,因为我感到糟糕透了。我努力说服自己,如果不这么做,我将丢掉饭碗。于是我拨了老板的电话号码,接通了他的语音留言。我边咳嗽边用沙哑的声音说,“吉姆,我今天感觉不舒服。我想今天上不了班了。昨晚我一直在发高烧,一宿都没有合眼。[咳嗽,清清嗓子。]明天见。” 我是多么的激动——我和丈夫计划去我最喜欢的餐馆庆祝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餐馆离我们有一小时的路程,要在人流高峰期的时候赶六点到达,我就得四点半下班。在我工作的公司,四点半下班是前所未闻的,但今天我不管别人会对我怎么说。我到了办公室,发现老板已经在我们的团队召开了一次意料之外的会议。她接着说,我们在新的项目上没有她需要的那么投入。她想让我们每天晚上至少工作到六点钟来“上够足够时间的班。”会后我告诉她,我得四点半下班去赶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晚宴,但我可以在本周其他晚上工作到七点钟。她瞪了我一眼,说想干我这份工作的人在排着队呢——让我自己看着办。在那一刻,我知道只好和丈夫在周末,而不是今天晚上,来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了。我向餐馆取消了预定,然后给丈夫打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就挂断了。我把头埋在桌子上,向自己问着同一个问题。 为何工作这么令人不快? 如果你问别人为什么工作总是令人不快,他们经常会给出两种答案。他们要么说得很模糊——这是个忙碌的世界;人人都很忙;这就是生活。或者他们会具体到自己的工作场所——我们有一位控制欲很强的老板,争分夺秒让我们工作;分不清主次的管理队伍,时不时会给我们制造一些紧急情况。但是,我们认为答案更为深刻和普遍。有的工作场所普遍存在许多体制性问题。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地点,细节有所差异,但根本性的问题是一样的。并且问题的严重性要超过艰难的生活,以及商业飞速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工作在今天的公司化的生活中令人不快,是因为我们对时间的看法全都错了。 看一看以上的两个例子。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想提早十五分钟上班来“多得几分考勤分。”第二个故事中的经理想让自己的员工在公司一直呆到六点,因为那样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他们的敬业。一连四天迟到可能会丢掉饭碗。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可能会得到提拔。你不能四点半就提前下班,你最好别到九点钟才来到办公室。但是却没有一点谈到所做工作的质量问题。所谈的只是时间,时间,时间。 我们都在按荒诞的逻辑工作: 时间+出勤=工作结果 当谈及工作的时候,我们对时间的态度无所不在,以至于人们几乎都对其视而不见了。我们刚好随机选出了两个普通的例子。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在史泰顿岛学院(the College of Staten Island)结业典礼上发言时,在谈到美国未来的工人应该敢于冒险、学习与人合作的时候,他讲得很好,但却把激情和要点放在了以下话语上: “如果你早上第一个上班,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休假比别人少,从不请病假,那么你将比没有做到这一点的人工作出色。这再简单不过了。” 我们认为纽约市长的观点非常奇怪。对严谨的职业道德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但当我们想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取得成功的人士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他们的创造力、创新精神、聪明才智,以及他们的竞争力。我们想到的是能够把事情(不管是艺术的、经济的、还是管理的)摆在桌面上的人,而这些事情以前从来就没有人做过。我们当然不会想到占用很多上班时间的人。 另一个例子代表了我们给在非传统的工作环境中的人们所提的职业忠告。这一忠告出自给自由职业者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取得成功的网页上: “做好你的时间和工作记录。既然你不需要出勤记录,也没有人来监督你,你需要为自己的时间负责,如果不是为你的雇主或客户,也得为你自己负责。度过了一天之后,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记下你做的事情,以及所花的时间。这看起来似乎是额外的工作,但实际上每完成一项任务后,你只需花几秒钟而已。” 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好像如果不从时间上来判断,你就无法知道你所做的工作的质量。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你的雇主或客户,也得为你自己负责”这句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其假定条件是你对工作的计时并不仅仅是出于计费的目的。因为不知道一项工作所花的时间,你就无法衡量它的真正价值。 从行政助理直到高层领导,这条不成文的法则几乎适用于每一个人。销售人员是个例外,他们可以提交、也可以不提交他们的工作量。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是根据他们取得的结果和在办公室上班的时间来衡量其业绩的。也就是说,你将不仅按预计完成工作和任务,而且每周要工作满四十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 奇怪的是,我们只是在上班的时候这么做。如果在周六的时候跑腿办事,你将不会按钟点来衡量自己所做的工作。你或许会因某项家务活花的时间太多而感到沮丧,而不会在面对一大堆要洗的衣服时想,我最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先把它给洗完。你可以把自己着手要做的事做完,也可以不把它做完。若有区别的话,能激励人们快速高效地完成某事的原因是,他们将会腾出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在上班的时候,即使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想把时间占满。因为就全职工作的定义而言,一周要工作够四十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来看待时间呢?或许它是工业时代的残余。在那个时侯,如果你不在自己的生产流水线上,工作就无法完成。如果你不花上足够的时间,工作也无法完成。或许这种对时间的态度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到大多数人还在用手工工作的年代。如果你在从事一项技术性的工作,那么做一件橱柜或一套盔甲所花的时间将直接与质量有关。 不可否认,一周四十小时的工作时间曾经一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四十小时工作周归功于1938年颁布的公平劳动基准法(the Fair Labour Standards Act),该法律还结束了对童工的使用,建立了法定最低工资制。其思想是,确保工作的统一和公平,以避免公司对工人生活过多的控制。但不知为什么,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变成了衡量能力、效率和效果的黄金标准。 在信息和服务性行业,把时间作为衡量优秀业绩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四十小时意味着什么?四十小时又能给你带来什么?诚然你仍然得花时间做研究,或建立某种知识实体,或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我们每天采取的行动,所做的工作,与交流和解决问题有更加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工作更多的是动脑而不是动手,知识性的工作要求对生产率要有不同的前提。 知识性的工作需要动态性(优秀的理念随时都可以出现,而不是在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之间)、专注(对工作的投入远比按时踏着钟点上下班重要)和创造力(要重申的是,你做不做某件事与几点钟无关)。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很难用时间去衡量其效率。例如,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想出同事提出的问题的答案?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想出对市场上出现的问题的见解?或者需要多少时间来说出适当的话语来敲定一桩生意? 我们试图在这种新的要求下生活,然而又受制于陈旧的观念时,便会出现本章开头的故事。我们感到疲惫不堪,受挫的人们力图在新旧观念之间进行调和。像这样的故事已经太习以为常了,似乎所有的人都觉得不值得一提了。这就是生活,对吗?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有这样的经历。由于时间的问题,人们工作压力很大。如果工作场所没有公平可言,那么它对每个人都是不公平的。因此,不要把它看做世界的末日。就像看做某个星期二就行了。 我们承认像本章开头这样的故事是平常甚至平淡的,但我们怀疑你能够找出哪个人,把这样的故事当作理想工作场所的证据。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在这种有害的氛围中,在这种面向目标(没有人能够清楚是什么样的目标,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对它界定过)不留情面的步伐中,我们相信你能够发现好多或许想知道当前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持续多久的人。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上班族的生活,但每个人都喜欢这种生活吗?每个人都真正从中受益了吗?很少有人在这种环境中会竭尽全力。没有几家公司能够从员工们身上取得最佳的结果。在公司化的美国社会,我们对时间的错误认识这一事实或许显得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对雇员和公司带来巨大的问题。 我们对时间的误置造成的最为公认的后果之一就是勉强上班现象。让我们以鲍勃为例。鲍勃深谙美国公司的工作之道。工作到了五十八九岁,他目睹了公司发展的一切——减小规模、业务外包、公司裁员等等。但他在公司仍旧平步青云,因为他深知其中的游戏规则。他比任何人都先到,然后占据了前门的停车车位。这使后来的人又嫉妒,又愤恨,因为鲍勃又一次比他们做得好。在整个白天,鲍勃参加了每一次会议,连午饭也是在会议桌前吃的。到了晚上,他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他的老板们说他是“一匹驮马”,“一块磐石。”你不能否认他在工作,对吗?他投入了那么多的时间。他一定在做什么事情! 即使鲍勃没有做出像样的工作,即使鲍勃归根到底没有在近几年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都是无关紧要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多数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都对勉强上班的做法有一种负罪感。这种勉强上班指你身在工作单位,也在花费时间,但却没有真心实意地干自己的工作。你的身体在工作场所,但思想却不知道在别的什么地方。 勉强上班是指你在上班的时候坐在电脑前玩魔兽世界,或到易趣网购物,或密切关注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勉强上班是指你按时上班后在网上读一小时报纸。勉强上班是指你无时不刻在说你在单位为他人做事,你随时愿意为他人效劳,你有时间处理别人关注的事情,但你却没有尽你所能去解决手头的问题,甚至你经常不知道手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勉强上班的心态会使人说出这样的话: “我提前一天完成了这项任务,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过早去提交,不然老板会把更多的任务堆在我的案头。” “各位员工,我们决定今天授予简月终奖。她在上个月把好多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我感觉她甚至周末都在工作。我们很荣幸在团队里有这么一位有敬业和献身精神的员工。让我们为简鼓掌!” “保罗,最近我经常看到你在三点之前就离开了办公室。你知道,如果你工作够四十个小时,你早点离开我是不会说什么的。然而,其他人一直都在抱怨。有人说你一星期在办公室只呆二十五到三十个小时。你是知道的,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但是这种心态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还要为没有工作到足够的时间而受到惩罚呢? 如果你给公司带来了价值,如果你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么谁还在意你究竟花了四十小时还是四十秒钟来完成任务呢? 如果你无所事事,看着钟表,混够时间,你生活的意义又何在呢? 我们并不是责备个别员工。事实刚好相反。出现勉强上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懒惰、不关心自己的工作,或者对工作没有敬业精神。勉强上班现象每天都随处可见,其原因是我们衡量工作业绩的方式错了。它是体制上的错误,而不是工作人员的错误。 我们对时间错误的崇拜扭曲了人们的行为。因为我们不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是保证把工作放在一周每天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其中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午饭时间)的四十小时当中,我们百依百顺地把工作和时间联系在一起。 钟点意识把我们变成了说谎的人。我们为了家务事会打电话谎称自己病了。或者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弥补未能完成的手头任务。 钟点意识干扰了我们对工作的投入。在规定的时间你要么感到工作太多(我真不敢相信在40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这一切!)或者工作太少(我真不敢相信必须在这里待够40个小时!)。 钟点意识阻碍了创新性和创造性。钟点意识不可能激励你来解决公司的问题,因为,即使你做到了,对你的评价仍然是根据你投入时间的多寡。你不可能在赞同钟点意识的同时又勇于创新。 我们并非将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某些人。我们对时间的态度根深蒂固,所以我们对这种误导思想深感内疚。甚至那些为积极进取的公司工作的人——甚至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注重工作结果的文化中的人——也难免会落入这种陈旧观念的俗套。 我们上班的时候,不去注重实效,而是图谋如何既完成了目标,又能打发掉八点到五点之间的时间。 我们羡慕(或者忌妒)将大多数的工作时间记录下来的人,因为我们感到他们不知什么原因工作比我们更为勤奋。 我们抱怨将如此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工作当中,好像这样会显得我们像英雄一样。 我们有时在十一点半到一点半之间仅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吃午饭,因为这是可以接受的用餐时间。 我们怀疑弹性工作制下的人们是否会花足够的时间来干自己的工作。 我们担心的是早上八点十五分上班被认为“迟到”。或者我们会在七点四十五分上班时感到激动,因为那样会被认为去得“早”。 我们毫不怀疑工作应该用时间来进行衡量,所以有些工作是“兼职(part-time)”的,而另外一些工作是“全职(full-time)”的,其标准则是每周四十小时。 当我们向人们谈及这些态度时,他们的认为该体制已经破旧不堪了。当我们刚开始创造后来成为只问结果的工作环境时,我们无需告诉人们关于对时间的态度的理解的误导性。每个人都本能地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一旦给他们提供谈论这些不成文的规矩的时候,就好像是给了他们一种启示。 可供选择的工作方案(Alternative Work Program)在百思买成型以前,凯丽承担着对320名员工组成的即将参与该实验的焦点小组的管理。每个典型的小组由10到15人组成,他们中既有时薪员工,也有低薪雇员,还有高层管理者。这些小组的目标是找出一套程序来解决有点难以名状的信任问题。结果意见纷纭而至。这些意见集中在对技术性问题的关注上(确保通过良好的沟通、清晰的目标、反馈工具来监控该试行方案的进展情况),同时主张抑制人们不顾一切地自主支配时间。 召开的会议中,人们表达了极大的悲哀,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正在在失去什么。即使没有清楚地讲出来,但他们知道工作剥夺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专业发展的时间。有时候——如果他们整天参加会议——甚至是工作的时间。 我们为何要对此忍气吞声呢?为何要让时间的淫威凌驾于我们的头上呢?你或许认为,某位重要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已经做过长期的、多元的研究,该研究证明我们需要这种建立在时间基础之上的商业模式,因为数据显示,如果人们不能够每周工作至少四十个小时,他们就无法在全球化的24/7经济中取得成效。但是你错了。我们之所以对时间持有这种态度,让时间有凌驾于我们头上的力量,只是因为一个因素:观念。 ※※※ 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的建议和自由职业者的成功网站的例子,不仅仅表明我们在对时间的认识上误入了歧途,而且表明我们在对工作进行总体考虑时是何等的轻浮。我们不想打击他们。相反,我们更想表明,随着这个世界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我们对工作的认识基础已经摇摇欲坠。 看一看艾迪的例子。由于刚从大学毕业,她对劳动力概念非常陌生。艾迪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员工。自小到大她一直被人们称之为“负担过重”的那一类孩子。她生活很充实,并且擅长处理她最为喜欢的事情。在大学里,她是那种成绩优异,交了男朋友,还参加各种课外举办的活动,又能够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的学生。在公司里,她是一位高效、敬业的员工。然而,对她来说,事业,朋友,业余爱好同等的重要。对她来说,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意义的。 然而不幸的是,她对生活的态度与她的经理和团队的其他成员的态度格格不入。她喜欢用零碎的时间呆在咖啡馆里工作,但她的老板却不赞成。按照她经理说的说法,当她找个僻静的地方去工作,或星期五老早就请假回家的时候,尽管她已经完成了工作,团队中的其他人还是不乐意。另一方面,艾迪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她的老板注意到,人们喜欢她,欣赏她所做的贡献。“你的点子太棒了,”老板对她说。“但如果你仍然我行我素的话,那就永远得不到提拔的机会。那样人们是不会认真对待你的。毕竟,感觉就是现实。” 感觉就是现实。 你有没有听过关于工作的这种表述?或许你给自己说过这样的话或类似的内容。 “最好表现得忙碌一点。我听说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今天要来。” “那不是你了解什么的问题,而是你认识谁的问题。” “我不得不安排这次会面。这是本周唯一一次我能和老板见面的机会。” 对工作的这些滑稽的态度源于学校的教育。你在课堂里学不到工作场所是如何运作的。有数不胜数的书本教你如何在公司中出类拔萃,如何交朋友,如何影响别人,但没有几本书教你在工作中怎么做。对正常的事情没有资源可供参考。 那么这些观念来自何处?我们从父母和长辈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对工作的态度。我们经常听到像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那样的建议,得到父母的教导,教我们在得到第一份工作之前学会如何表现得职业一些。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体会了解在上班的过程中什么是正常的。工作教我们立刻就能学到的一课是——不管你是在餐馆干活,还是在办公室做繁重而乏味的工作,或者为邻居家的草坪割草——有那么一件你在做的事情,一件你似乎在做的事情。 你有了自己的任务和责任,它又叫做“工作(The Job)”。 你也面临需要有时候去遵守的不成文规则,它又叫做“工作(Work)”。 这些不成文的规则是基于我们都认为工作应该如何完成,工作应该看上去如何完成这样的信仰。我们关于工作的信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可能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以下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多数工作都应该在周一到周五,八点到五点来做。 上班的人都在工作。 结果与付出的努力成正比。 “夏季时刻表”计划平衡了我们员工的生活。 工作时间长的人比工作时间短的人干的工作多。 非豁免员工身份是保护我们的员工过长时间工作的一种途径。 “在工作时间之外”工作不利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弹性工作制带来了绩效管理方面的问题。 弹性工作制环境中的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 如果人们能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工作,那么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工作。 最好的顾客服务应该是面对面的。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助于我们对更多工作的管理。 为了把工作做好,会面时间是必要的。 能够及时取得联系是高质量客户服务的衡量标准。 工作角色和职责使工作清晰明了 工作说明有助于人们知道什么是他们需要做的。 工作改组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 如果你让人们自己控制时间表的话,他们会利用这一体制。 需要直接汇报的经理是不可能在家工作的。 最好的合作是面对面进行的。 在以信息或服务为基础的经济中,这些正统的观念还行得通吗?或者说,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按某种方式工作的时候,这些观念是时间意识留下来的残骸吗?在信息技术以前,我们不得不去办公室,因为我们只能在那里操作滚筒油印机,使用修正液。我们发明了“走动式管理的办法”,因为你不可能在别人的语音信箱里留言,你也不可能创建内部网络来监控项目的进展情况。人们不可能虚拟地进行工作,因为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虚拟世界,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空间和真真实实的时间。 尽管今天经济性的工作和二十年前的情况越来越不一样了,可我们仍然抱着这些与工作有关的观念。 如果愿意的话,请看看这样两幅图片:第一幅图片中有一位女士在遛狗,另一幅图片中是一位男士和一些人坐在会议厅里。 请问:这两幅画中哪一幅里的人在工作? 如果在五十年以前,你一定会不假思索地认为那位男士在工作。首先,那时候大多数的妇女不工作。其次,在遛狗的时候她能做什么工作呢?而看一看这位男士!他正好在工作的地方!在办公楼的会议室里,这正是干工作的地方。的确如此,他就坐在会议室里,但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把心思放在了会议上,也不知道最近他是否提出过有价值的点子。天才知道!或许开完了这次会,他将会被解雇。但他看上去是在工作。 事实上,即使到了今天,妇女们都开始工作了,我们仍然有可能对这两个人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工作应该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群中进行。对工作的信仰世代相传,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对它深信不疑。然而,读一读任何一个商业上的成功故事,我们保证你从中看到的任何新产品、新服务、或新公司的灵感并不是产生在办公室的小房间里。像星巴克(Starbucks)这样着名的品牌,以及苹果公司(Appe)这样着名公司的故事,就发生在实践当中,它们可能发生在发明者的车库中,而不是在八个人紧盯着活动挂图的会议室里。 尽管我们倍感压抑,但我们还是忠于这些信条。看一看可怜的艾迪。她聪明能干。她自从上大学就表现优异,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顾及得到。那么为什么她的老板认为她只有在八点到五点的时候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才能完成工作?如果她不装样子来工作(和她的实干精神刚好相反),她就不会被认真地对待,这难道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吗?为什么我们得接受“感觉就是现实”这样的谬论呢? 事实上,我们对工作应该怎么做,工作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看法是如此得牢固,以至于任何替代性的变化,即使是高效的变化,都被看做是喜剧性事件。以路透社2000年7月18日一篇题为《让这个周五有正真的休闲感》(“This Friday, Make It Rea Casua”)的开头部分为例。 “这个周五是第一个全国在家工作日。在这一天,你没有必要因穿着拳击短裤和拖鞋来谈一桩数百万美元的生意,或者把毛巾挂在脖子上去见行政总裁而有负罪感。” 这难道不很有趣吗?为什么某个人仅仅因参与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谈判而为别的事情有负罪感呢? 就像时间拥有的力量一样,我们对在什么地方、如何工作的信仰扭曲了我们衡量工作的标准。毫无疑问,工作是可以在办公室或会议室来完成的,但难道这是唯一的途径吗?当你的某个商业伙伴打电话向你问问题的时候,他们真正在乎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体育馆吗?我们和国外的商业伙伴几乎没有“会面时间”,难道我们没有完成与他们之间的工作吗?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是与贸易信息和交流思想打交道(通常是通过电子方式)。所以没有绝对的必要让我们聚在办公室里。 那么会议和团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花时间来谈谈会议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但在这里我们仅仅想说: 大家都很清楚,每一次有成效的会议背后至少有两次会议是没有成效的。 大家都很清楚,当会议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可能至少有三个人是可以不必与会的。 大家都很清楚,在会议上完成的大部分任务——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交流——完全是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实现的。 我们认为会议的关键是让工作得以完成。但会议同时也是表达和体验我们有关工作的过时的信仰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比别人多参加两到三倍会议的人显得比别人更为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能让别人来参加会议的人显得有权力,即使这种权力与工作效率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通过参加大量的会议来敷衍工作,因为只要你露面,自然你就在做贡献。在会议上做的工作是优异的。围着会议转的不成文规则是工作使人不快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如吉娜在她的故事里提到的,如果你不让人们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工作,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回报。如果让对工作的信仰成为你的向导,你可能会剥夺自己、同事以及员工对时间的支配的权利,而他们可能需要这些时间来完成工作。正当你需要尽可能灵活一些,正当你需要精简规模、富于创新、发挥聪明才智,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体现商业所需的一切优秀品质的时候,你却被困在办公室,坐在台式电脑前,面前放一部有线电话,这样一旦你们的经理前来检查你是否工作的时候,他总会看到你就在那里工作。这种游戏就成了看上去忙碌,而不是努力工作,解决问题,或是做出贡献。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你失去了自由、动机、灵魂,以此来换取别人对你的生活的支配,你的公司得到的仅仅是你们的工作秀。 ※※※ 这些东西书本里根本找不到。员工手册里有时间和休假政策指南,但人们不是围绕着工作手册来生活。工作场所的文化是一样活着的,会呼吸的东西。那么如何强化这样的信念呢? 让我们以希瑟为例。希瑟可能是他们公司最不快乐的人。她今年四十出头,最近刚刚离婚,有两个孩子需要日托。整个家庭都得她来支撑。她一直都不是最好的员工,但她比大多数人做得好,一旦遇到值得做的事情,她会全身心地投入。她的问题是生活在不断地折磨着她。不管她多么地努力,总有些任务无法完成。不是家务就是公司里的活——没有一样能做得出色。孩子生病的时候她还得把他们送去日托,为此她会整天感到难受。同事们把她当作堕落的女人。有时候他们对她的议论表现得较为谨慎——比如,当她进屋的时候大家都会安静下来——但有时候他们会当着她的面说她,如果处理不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最好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久而久之,最轻微的评论都会使她感到泄气。一天,开会的时候她迟到了十五分钟,事实上会议还没有开始。当她走进会议室时,老板抬头看着她,用挖苦的语调说,“你能来参加会议简直是太好了。”这话听起来令人难受,老板一句尖刻的话毁了她的一天。 人类喜欢评论一切——特别是别人。他们的穿着,发型,开的车子,厨艺,言谈,福利,声誉,甚至他们的育儿技巧。我们的评论是无意识的,有时候我们会把头脑中所想的大声说出来。有些人的表现让人难受,他们通过揭短来伤害朋友和家人。有些人心怀善意,但缺乏思考,头脑简单地谈论别人的收入是多少,婚姻状况如何,以及人家的体重,发型等等。 同样这里有规则可循。在成长的过程中,你得学会哪些是可以对别人说的,哪些是不可以对别人说的;什么是礼貌的,什么是粗鲁的。奇怪的是,在工作的时候这些规则就不适用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做法使得人们在工作中相互之间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对人们的工作习惯加以评论,我们对别人的个人生活及个人选择如何影响工作想当然地加以评论。尤其是,我们对别人如何使用时间加以评论。 我们会说: “又十一点才来?伙计,我多么希望你把时间给我!” “又休假了——你得到了多少个休假日?我已经有五年没休假了!” “约翰怎么会得到提拔呢?他甚至从来就没有来过这里!” “我要是吸烟该有多好。那样我就可以一直休息而不需要再工作了。” 我们把这种评论叫做负面言论(SudgeSM )。它是一种消极的评论,它自然出现在工作场所,而且是基于对时间和工作过时的信仰。 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详细探讨这个问题,但在此让我们说负面言论在工作中发挥着重要功能。当我们评判别人的时候——当我们抨击他们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关于时间、工作是什么样子、工作该如何完成之类的过时的观念。我们评判他人是为了注意到别人那些地方有些标新立异。我们评判他人是为了注意到即使某人的错误很小,但他们没有按照工作的规则去做。我们评判他人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看上去更为优秀,向人们(和我们自己)展示我们对工作的勤奋和敬业。我们评判他人,主要是为了突出关于工作的不成文的信念。它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时间是让人误入歧途的衡量标准。 对工作的迷信赋予了时间更为强大的力量。 为了信奉他们的信仰,人们相互评判(或抨击),目的是为了突出时间的力量,强化现状。 通过这种透镜看工作,即使是似乎“无辜”的话语也会产生更深的含义。 “都十点钟了,你才来上班?” 说这话的人认为只有在八点到五点之间出现在工作场所才算是工作。他们在告诉你,最好按时上班,否则的话你会被标榜为表现差的员工。 “比尔得到了提拔,这一点都不奇怪。他总是在这里工作!” 说这话的人不仅仅认为,如果你不来上班,你就没有干工作,而且还认为,如果没有看到你在“工作”,那么你所取得的成绩就永远得不到肯定。他们在突出这样的观念:工作时间最长的人,取得的成绩也是最多的。 “丽塔又去哺乳室了。希望我能有孩子。那样我就再也不会被逼着去工作了。” 言外之意:有孩子的人不会投入到工作中,她们对工作贡献不大。她们的工作时间比别人短,这意味着她们不会对公司产生积极的影响。这里警告你的信息是:如果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事业,生孩子是有害的。 如果你开始听出这些评论的弦外之音(或发觉自己说错了的话),你会意识到工作是多么让人不舒服。我们对时间的认识,以及我们对工作应该如何去做的信仰阻碍了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相互评判的话,我们将主张这么一种体制:它强调什么是重要的(结果),什么是不重要的(时间和地点)。整天为了干够足够的时间而到处梦游,或把工作区构思成精美绝伦的体系来阻碍任务的完成,我们会有一种负罪感和不能胜任的感觉(或让别人有负罪感和不能胜任的感觉)。 下次上班的时候,不妨听一听各种负面言论。下次当人们在议论某个员工的工作习惯时,听一听他们对这位员工的态度的弦外之音。你会听到关于时间和地点的奇怪的理念。你会听到他们的观念与这个人真正做没做工作无关,而真正关注的是他们的工作表现。你会听到每条负面言论背后最终隐藏着什么:感到工作失控的人们的声音。在每一条这样的评论中都有一条核心真理。我没有支配权。我没有对陈旧的体制的支配权,所以我按照自己本能地认为错误的规则来评判他人。 如果游戏规则是证明你把时间投入到了办公室里,那么理所当然你会对没有把时间花在办公室的人评头论足。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没有支配权,那么理所当然你会对那些显得自由的人感到嫉妒和仇视。如果游戏规则不公平,你又无法改变,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默默地忍受或发泄。 如果负面言论是来自感觉失控的人们,对管理来说它也是极好的控制方法。回想一下希瑟的故事。如果你没有在八点钟来上班,那你就表现不好。迟到十五分钟或半个小时就使她莫名其妙地从一名优秀员工(每天八点按时上班!)变成了表现不好的员工(“你能来参加会议简直是太好了”这样的挖苦)。仅仅通过赞扬或贬低,她的老板就把希瑟置于她的控制之下,这又是为何? 表面看来,并无恶意的评论告诉了我们工作场所所珍视的一切。我们更在意时间、表面上的敬业和按时上班,而不是真正去干工作。我们更在意支配别人,而不是让他们取得成功。我们宁愿要秩序,而不要出色的表现。 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年都换工作,但仍然发现自己面临同样的工作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弄明白工作场所的真正面目之后,面试时对工作表现出的热情最终会荡然无存。这就是为什么在“进取的”或“年轻的”公司工作仍然令人不快。这不仅仅是你工作的地方存在的问题——每个工作场所都是如此。那不是因为你的老板不好,或者不公平的休息制度。这是由我们该如何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 时间、信仰、对别人的评判只是看待工作问题的一个视角。在进入下一章之前,我们想提供另外一个视角。工作中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在影响着你的生活:需求和支配权。 需求从一个方向推动着你。它们包括完成工作、善待自己和家人、与家人及朋友保持联系等等。它们是基本的需求。人们还得承担其他需求带来的责任,如照顾生病或年迈的父母,做志愿者工作,处理好邻里关系,参加城市垒球队等等。甚至想稍事休息,或看看书都要付出代价。需求指任何你的生活需要你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