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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任真是一位很棒的老师，她放手让我自己来。同样的步骤就算示范几十遍，她也不会不耐烦。她如实评价我的烹饪成果，亦不太严苛。如果某道菜还能吃，她会说“还行”。她还会时不时插播点儿有趣的往事来活跃课堂气氛。她的嗓音轻柔悦耳，一口点缀着儿化音的地道京腔。 “你在餐馆里工作过吗？”有天下午我问她。我正切着里脊肉，准备做鱼香肉丝。我左手按着猪肉，右手握刀与菜板齐平，先将肉块割成像三明治火腿般厚薄的肉片，再改刀切成细丝。 “没有，那个时代不能自由选择职业，我们一辈子都按照党的吩咐行事。”王主任在这所烹饪学校工作十二年了，十二年前，她从北京市第一糖果厂下岗。她进厂那会儿还是自行车厂。她当时主管厂里的食堂，工人们三餐都在食堂里吃。有一天，上级部门下达命令：该厂停止生产自行车，改生产糖果。数年过后，上级部门再次下达命令：该厂关闭。王主任运气好，当时她还不到50岁，可是由于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庞大，女工在这个年纪便可以退休，开始领退休金。她的丈夫原来是小学老师，也退休了（男教师通常60岁退休），夫妇俩的退休金加起来，足够过日子了。可王主任工作了一辈子，一旦没事儿做反而闲不住，碰巧有朋友的朋友开了这么一所烹饪学校，需要帮手，所以王主任就过来工作了，工资微薄，还没有她的退休金高。 过后的一次课上，我们谈到大白菜。秋意渐浓，天气转凉，蔬菜越来越少，直到11月的某一天，大堆大堆的白菜出现在街头巷尾。这些白菜来自近郊农村，一斤只要几分钱，一个个沉甸甸的，白色的茎，碧玉色的叶，椭圆的轮廓。不少市民会一口气买上足够吃整个冬天的大白菜，堆在自行车后座载回家。这些大白菜要么堆在户外，要么排在窗台下，要么放在门边，在北方的严寒天气下，可以保存好几个月。做菜之前，北京居民只需伸手出去，剥下几片菜叶就得了。大白菜可以加虾仁或者猪肉炒，包饺子，或者用盐水腌成酸菜。 我问王主任是否打算储藏大白菜过冬。 “没这打算，”她说，“以前储存过。1983年我们从四合院儿搬进了楼房，没地儿放了。放屋子里的话，太热，会烂掉。再说，大部分时候我只烧菜给我和我那口子吃，用不着买那么多白菜。我儿子吃单位食堂。那么大个儿的白菜，就我俩，一个月都吃不完一棵。现在别的蔬菜也便宜了，不见得非吃大白菜。豆角当季的时候，才几毛钱一斤。” 有一天，我们正在做拔丝苹果，她说：“想不想听一个关于苹果的好玩儿的事儿？我嫂子有四个孩子，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生的，当时毛主席鼓励多生孩子嘛。没啥别的事儿好做，除了不停地生孩子。不知为什么，她偏心老二和老四，有一天老四生病了，她出门买了个苹果，当时大伙儿都穷，一次只买得起一个苹果。回到家，把苹果切成两半，生病的孩子分到大的那一半，小的一半给了老二，苹果皮给了老大，老三什么都没有分到！可如今，四个孩子中，就数老三最会赚钱，他去了南方，发财了。好笑不，到头来只有老三寄钱回家。” 她用一把大刀削苹果，苹果皮如缎带般悠长地垂下。在我听来，这个故事并不好笑，而是具有讽刺意味，苦涩又悲哀。即便如此，我还是期盼着下一节课，听到更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