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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日记： 我作为一名英语老师的旅程明天早上正式开始。第一印象很重要，我在想我的学生会怎么看我。他们会认为我衣着过时或者太学生气吗？或者更糟，觉得我太年轻，不把我当回事？也许我会让他们写一篇日记，描述一下他们期望中的我和班级是什么样。 尽管我去年在威尔森高中做了一年实习老师，可现在仍然在摸索这个城市中属于我自己的行为方式。长岛和我成长的封闭式环境有天壤之别。MTV频道称长岛为“匪帮说唱之都”，还介绍了枪支和涂鸦随处可见的现象，我的朋友们曲解了这个城市，或者歌手口中的LBC①。他们认为我应该穿上一件防弹背心而不是戴珍珠项链。和在斯诺普•多吉•多格②的说唱音乐录像带里见到的相比，我在新港滩的居处简直是理想中的乌托邦。电视会不合理地夸大事实。 事实上，学校位于一个安全的社区，离大海仅几英里路程。地理位置和声名使它颇受欢迎，以至于很多学生每天转乘两三趟公交车来上学。这些学生来自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来自海岸的富家子弟坐在居民村①的穷学生边上。学校院墙之内各种种族、宗教和文化并存。但是自从罗德尼•金被殴引起暴乱之后② ，种族紧张情绪已经渗透到校园中。 我在此做实习老师的时候非常天真，想超越肤色和文化去看待学生，但是第一节课上课铃一响，我就碰到了难题。一个叫沙罗德的学生拍着篮球悠闲地走进教室。他是一年级学生，因为受到处分，从城市另一端一所竞争学校转学过来，可以说是臭名远扬。据说他用枪威胁他的前任英语老师。（后来我才知道那其实是一把塑料水枪，但此举已令人大为震惊。）起初几分钟，他非常蛮横并且清楚地表明他恨威尔森，恨英语，也恨我。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把“学生气”的实习老师弄哭。但他没料到，一个月后，他自己成了那个哭的人。 沙罗德成为一个恶意的笑柄。一个同学厌烦了他古怪滑稽的动作，画了一张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漫画，突出讽刺了他夸张的厚唇。当这幅画在班里到处被传看时，同学们全都歇斯底里地大笑。沙罗德看到它时，立马一脸哭相。他坚不可摧的外表第一次软化。 我拿到这幅画，勃然大怒。“这是纳粹分子在大屠杀时惯用的宣传伎俩！”我咆哮道。 一个学生怯生生地问：“什么是大屠杀？” 我震惊不已，于是问道：“你们谁听说过大屠杀？”没有一个人举手。我又问：“你们中有多少人被人用枪瞄准过？”几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我立刻决定甩掉精心准备的课程，把消除偏见作为教学的核心。 从那一刻起，我想尽办法把历史带到生活中来，给他们介绍新书，邀请嘉宾来作演讲，还组织他们到校外旅行考察。我仅仅是个实习老师，活动是没有经费的，因此，下班后我还要找兼职。我在万豪酒店做前台，在诺德斯特龙百货公司卖女式内衣。连爸爸都这样问我：“为什么你就不能做个正常的老师呢？” 事实上，在我第一次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之后，“正常”似乎也不错。我把学生带到新港滩观看《辛德勒的名单》，那家电影院的观众主要是白人上流阶层。我震惊地看到女人们个个神色恐慌，紧紧地握住自己的珍珠项链和钱包。当地一家报纸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并放在头版，描述了我的学生如何被不公正地对待。之后我就受到了生命威胁。有一个对此不悦的邻居竟然放话说：“你这么喜欢黑人，为什么不嫁给一只猴子？” 一切都很戏剧化，我甚至还没有拿到教师资格证。幸运的是，一些来自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教授看到了这篇文章，邀请我的班级参加由《辛德勒的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肯尼利举办的研讨会。肯尼利对我的学生印象深刻，几天后我们受邀去环球影城与斯皮尔伯格会面。我简直不敢相信！著名导演要和我们见面，和这个被我称为“如同一盒绘儿乐蜡笔一样绚丽多彩”的班级以及“总挑起风波的新手老师”见面！斯皮尔伯格惊异于这些“无药可救”的学生在一年级的巨大转变，还惊讶地发现他们已成长为一个亲密的团体。他甚至问沙罗德，来年还有何好戏要上演。如果一部电影成功了，会拍一部续集，如果一个班级超过了每个人的想象，那么，解散它！是的，千真万确，这就是结局。从环球影城回来，英语部主任告诉我：“你令我们难堪。”希望破灭了！我怎么令他们难堪了呢？别忘了，他们仍然是那些“坚持不到一个月”、“太蠢”，连高级分阶课程①书都看不懂的孩子。 她继续说：“这里凡事都要论资排辈。”也就是说，有这份工作我很幸运，来年还要尽最大努力把沙罗德以及和他来往的那帮人留住。否则，我就还要去教一年级—“危险”的一年级学生。那…… 不是我期望的任务。 所以，从明天起，一切从头开始，但是我坚信，如果沙罗德可以改变，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我应该做好面对一屋子沙罗德的准备。如果战胜沙罗德需要一个月，战胜一群十四岁大的躁动少年要花多长时间呢？ 关于“自由写手”的注解： 每个年轻人在完成整本日记的工作中都起了必不可缺的作用—阅读、编辑，以及相互鼓励。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同时也为了让他们的经历更具普遍性，我们决定给日记编号而不是写上作者姓名。 学生们自由分享他们的经验，毫无约束。 亲爱的日记： 啊，我太郁闷了！整个学期都在煎熬中，从种族暴乱到罢课事件。但我不清楚自己对学生更失望，还是对整个体系更失望。尽管学生们令人头疼，但他们只是孩子。成年人自成体系，隔离了孩子们，然后对他们抱有成见，认为他们“刚起步”。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很多方面，他们不同寻常。尽管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年年更换 —从“笨蛋”到“需要矫正”，到“刚起步”—但效果都一样。这些孩子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创伤。不需要科学家去发现这个事实，假如你告诉孩子们他们很愚蠢—直接或者间接—他们迟早会开始相信。 他们固执得可笑。但我也是。因此我猜事物都是有因果报应的，不是吗？我的报应回来缠我了。甚至连沙罗德现在都是老资格了，趾高气扬地说：“你的班级很差，格小姐。”学生们每一刻都在试探我。他们讨厌阅读，让他们写点东西更是不可能。家庭作业？拜托！他们根本连“学生”都不愿意当。所以一个孩子为了避免受辱，交上来的作业会揉成一团，因为他曾经为带文件夹而挨揍。 我很惊愕自己读一年级时是多么不同。我猜过去的我会被认为是马屁精。但是这些孩子宁愿踢我的屁股而不是拍我马屁。相信我，我的桌上没有苹果，假使有，他们可能会在里面放刀片。 即使很多人放弃，我还是不相信帮助他们注定会失败。通过家长会“返校之夜”的到场情况看，我猜有些家长也打算撒手不管了。 尽管阅读分数表明从传统意义上讲他们不“聪明”，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悟性很强。谈起流行文化时，他们简直就是一部活的百科全书。他们能逐字逐句引用喜爱的电影台词，或者轻松背诵最新说唱CD里的每一句歌词。但是当我问他们什么是悬垂修饰语时，他们回答说：“悬着这个。”其实甚至连我自己都讨厌悬垂修饰语。 我认为关键是巩固他们已经掌握的知识。我一直尝试挑选和他们生活类似的故事，激励他们把故事应用到生活中。我们刚刚读完一本书，讲的是一个住在居民村的孩子应对同辈和帮派压力的故事。有些学生承认这是他们第一部从头看到尾的小说。他们太喜欢这本书了，于是我建议排演一部戏。《街区男孩》就是学生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我想，排练一部戏可以给他们机会效仿约翰•辛格顿。给他们创作权利时，他们的表现超出我的期望。他们写了剧本，搭了背景，带来道具，甚至还准备了相机。孩子们说这是“大爆炸”。作为回报，我带着一部分人去看了纪录片《篮球梦》，因为书和电影都讲述了一些人在城市街区长大的故事。 我看到报道说，约翰•辛格顿有部新的电影作品问世，涉及种族冲突。如果我能坚持到六月份，也许会带全班学生去看。他们在教室里都不受我控制，可以想象在电影院里会怎样。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一个人搞定他们。但也许我不必孤身奋战。有人真心愿意帮我带孩子们去做实地旅行考察。他的名字叫约翰•图，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去年我带孩子们去电影院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他就听说了种族主义者的回应，认为帮助我们非常值得。 为了严格训练他们，就算吃力不讨好我也得认真干。我必须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粉碎他们对我的成见—“贝弗利山庄 90210”①。不久我就要讲莎士比亚了，我需要让他们相信这个语言风趣的天才，“出口能成章”。我需要向他们展示莎士比亚跟每个人都有“某些东西”可以谈。因此，我得把蒙太古家族与凯普莱特家族②之间的故事置换到现代黑人犯罪团伙中讲述。他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正如孩子们所说，是有案底的帮派分子，虽然过去的四百年里，语言、肤色和地盘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故事的主题却是有普适性的。 ①20世纪90年代介绍美国富人阶层生活的电视节目。 ②莎士比亚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相互仇视的家族。 亲爱的日记： 自从我开始在威尔森高中实习以来，似乎总有些老师和我过不去。根据他们的说法，我太热情，太不成熟，而且我的教学风格太反传统。他们在教师休息室里批判的学生就是当地报纸颂扬的学生。事态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到了—我的学生受邀去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这使得一些老师狂躁难安。 实习期间我忍受了所有的谣言，去年秋天返回威尔森上班时，我犹豫不决。我被分配去教阅读能力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年级学生，英语部主任挑衅地对我说：“让我们看看你怎么应付这些孩子，能人！” 能人？真希望她知道去教一年级令我多么紧张和恐惧。她甚至没有花时间了解我，就已经给我扣帽子了。就像我保护的学生一样，我也忍受着偏见。我穿套装，老师们就叫我首席女歌手；我带学生去实地考察，就令其他老师“难堪”；甚至有些人厚颜无耻地说约翰•图是我“傍的大款”。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一半新来的老师离职。 在一个老师打印并散发了我写给斯皮尔伯格秘书的一封信后，我开始考虑离开威尔森。那封信只是谢谢那位秘书帮助我组织春天去容忍博物馆的实地考察。一个老师给我看一封书信的复印件 —某些部分被着重标出—我失去了理智。一个老师，我的同事，打开我的电脑并打印了一封私人信件，还复印了多份！在我看来，她侵犯了我的隐私，触到我做人的底线。我所有压抑住的憎恨全部爆发出来，我决定离开威尔森。 我参加了另外一所高中的面试，并且拿到了录用通知，差点就能干干脆脆地离开，直到我错误地告诉校长，我打算离开。当时他吃了一惊，问我原因。 “所有的老师都在斥责我！”我冲口而出。 “但是你的学生呢？”他问，“他们没有签名让你上二年级的英语课吗？如果你在开学的第一天没有出现，他们不会失望吗？” 接下来，我的虚伪击中了我。一整年来我都鼓励我的学生不要用标签化的字眼，比如“所有”和其他笼统的概括。我甚至让受过偏见之害的人来描述给人扣帽子的危险。大屠杀的幸存者雷内•费尔斯通重申了我的观点，她对我的学生这么说：“不要让少数人的行为决定你对整组人的看法。记住，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现在我的看法也有偏见，因为我说“所有的”老师，实际上是有一些人讨厌我，还有一些老师是支持我的。 如果一些老师得逞，把我驱逐出威尔森，孩子们就会成为永远的失败者。他们会认为我和很多其他人一样，令他们失望。我意识到我要有始有终。而且，我还没成为一名与学生心气相投的老师。所以，我决定留在威尔森，把精力放在课上，而不是进行无关紧要的斗争。 我留了下来，去年的大多数学生也留了下来。除此之外，我会有一批新学生—没人要的孩子！我的班级就像垃圾场，收容受罚转学的学生、改造中或尚在观察中的孩子。如果六月份毕业的沙罗德能够改变命运，这些新来的学生就有希望了。讽刺的是，“希望” 是他们字典里没有的词。 我问我的一个一年级学生，他认为自己能否毕业。他说：“毕业？见鬼，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十六岁生日！”对这些孩子中的某些人来说，死亡似乎比文凭更真实。 他们对宿命的态度影响了我对文学读物的选择。种族事件演变成关于宽容的单元，我打算重新拿它说事儿，并就这个主题扩大范围。我订了四本关于处在危机中的年轻人的书：托德•斯特劳斯写的《波浪》、埃利•维赛尔的《夜》、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莎拉塔的《围城日记：一个孩子在萨拉热窝的生活》。最后两本是课程重点。 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学生们和安妮、莎拉塔有很多相似点。很多学生都是十五岁，莎拉塔也是十五岁，而安妮•弗兰克是在十五岁时去世的。我认为年龄、被疏远和年少的愤怒等方面的相似才是最关键的部分。 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安妮•弗兰克的书，也真的很高兴发现了波斯尼亚女孩莎拉塔的书，评论家称赞她是“当代的安妮•弗兰克”。去年春天，《视野》杂志的封面人物故事是写莎拉塔•菲力波维克的，文章吸引我去读她关于被战火吞噬的波斯尼亚的日记。莎拉塔十岁时开始写日记。她管日记叫“咪咪”—和安妮•弗兰克叫日记“凯蒂”相似。安妮的生活由于纳粹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她一样莎拉塔的生活在萨拉热窝战争中也发生了巨变。在此之前莎拉塔的生活重心是学习和看音乐电视，而后来，学校关闭，国家图书馆被破坏。随着战争升级，她在枪林弹雨中长期忍受缺衣少食的生活，并眼睁睁看着同龄人死亡。 一九九一年，莎拉塔十一岁时看到她曾经和平的家乡爆发了战争；今天，我的学生们亲眼见到洛杉矶在罗德尼•金审判后燃起大火。当莎拉塔在她曾经玩耍的街道上躲避狙?手的子弹时，我的学生们也在躲避飞车发射的流弹；当莎拉塔看着她的朋友被无情的战争暴力残杀时，我的学生们也看着他们的朋友被无情的帮派暴力杀害。在萨拉热窝，莎拉塔描述士兵如何用“战争的黑笔”在塞尔维亚人身上刻上“S”，在克罗地亚人身上刻上“C”，在穆斯林身上刻上“M”。我想我的学生们也会争着说，有一支同样的“黑笔”，在他们身上做了标记，“W”代表白人，“B”代表黑人，“L”代表拉美人，“A”代表亚洲人。 我想我的学生们会与我选择的所有书本里的小主人公感同身受。但书一时到不了，我会让他们读一些短篇故事，然后让他们扮演相关角色。我想他们对于生活如何反映艺术会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