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利大学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规模或市场份额的大小,而在于其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对培养一般人才的美国大学来说,营利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竞争,主流的大学必须重建自己的财政纪律,回应市场的要求,使大学的经营更加理性化。 如今高等教育改革之风席卷全球。美国的大学已经成为公认的范本。但是,美国高等教育近十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却常常被人们忽视。这一变化,就是营利大学的崛起。 美国的大学,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分为公立(州立)和私立。前者如加州大学的几个分校、密歇根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后者最有名的就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按另一种层级性的分法,则是研究性大学,文理学院,社区学院。不管属于哪一类,大学都属于“非营利”机构,不追求利润,政府也不收税。公立大学是政府教育投资的结果。私立大学则靠捐款和学费,更像是个复杂的慈善事业。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的一个“异数”在美国崛起:营利大学。这种大学由一些上市公司控制,直言不讳地追求利润,而且如同正常的企业一样,向政府缴税。在1991年,还只有一个被承认授予学位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即DeVry,Inc.。8年后,则有了40家。这些机构从1994年到1999年吸引了48亿多美元的投资。 目前,美国每年花在教育上的钱为6500亿美元,使教育成为医疗之后的第二大产业,比国防开支还大一倍。在这一块大饼中,营利性教育机构占有75%的份额。按目前的趋势发展,到2010年左右,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有25%将被营利大学占据。综合大学教育数据系统(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简写IPEDS)的数据表明,1996年,美国15%的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属于营利型,拥有学生30多万,占美国大学生总数(14367530)的21%,全职教师26万,占美国大学教师总数(528000)的5%。根据美国教育部1996年的数据,美国两年制和四年制的传统大学,公立和私立加在一起共有3427所。另有669所营利大学。这就使美国大学总数达到4096所。不过,营利大学的数据可能被低估。根据专家的计算,在2000-2001年度,营利大学的数量大致在750所左右。另外,一些传统大学,也开设了营利型的教育分支机构。如纽约大学的继续教育学院(School for Continuing Studies),全国科技大学(National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的NTU Corporation,乃至哥伦比亚大学的数码媒体分部Morningside Ventures,等等。美国还有大约7000所的“业主学校”(proprietary school),教授一些中等教育以上的专业技能,如商业、电工、食品服务、烹调、室内设计、医疗服务、摄影、交通等。总之,营利型和非营利型机构在美国教育中一直平分天下。只是当20世纪90年代营利大学异军突起后,营利型教育才变得引人注目。 根据美国教育专家乔治·凯勒(George Keller)的总结,营利大学的崛起,有四大原因。第一,美国经济转型,越来越依赖知识;第二,成人教育迅速扩张,目前美国的大学生,有一半年龄在25岁以上;第三,新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使教育变得更加灵活,可以在多种时间和地点通过多媒体技术授课;第四,传统大学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消费品物价指数上涨的1/3,这就使得一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重新估价传统教育,寻求其他的选择。 那么,营利大学是否能够保证教育质量?一个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机构,能否实现教育的目标?这是人们首先问的问题。传统高等教育界人士,也以此否定营利大学对教育的贡献。为回答这些问题,从事营利型教育的人士纷纷著书立说,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挑战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理查德·S.拉什(Richard s Ruch)在2001年出版的《高教公司:营利大学的崛起》(High Ed,lnc.:The Rise of the For-Profit University)最为引人注目。此公曾在几个传统大学当教授、院长(dean)。后来跳到营利大学当院长,两面的情况都有亲身体会。他的结论是,大学的好坏,不能用营利或非营利来区分。有很糟糕的非营利大学,也有很糟糕的营利大学。但也有很有质量的营利大学,就像有许多优秀的非营利大学一样。营利与非营利,描述的是大学的经营方式,不是界定大学好坏的形容词。 攻击营利大学的人,多来自传统的非营利大学。但这些人应该意识到,营利大学的合法性,正是来自近几十年传统大学危机。最近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出版的《为了学位而破产》(Going Broke by Degree),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大学危机作了一番总结。他认为,大学费用的上升,已经达到了荒谬的程度。顶尖的私立大学一年费用4万多美元,早已超出了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大学费用不断升高的原因,在于大学的运作不受市场规律的制约。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联邦、州政府和捐助人,而不是学费。因为不主要靠学费过日子,大学就不会像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企业那样经营。为了拿到大笔经费,大学好大喜功,一天到晚想的是雇名教授,建立大型研究计划,不管对教学有多大的好处,更不管费用多高。一旦有了名教授,有了许多一流的研究,大学的档次就提高了,对政府和捐款人就更有吸引力。说白了,大学的经营就是寻租,根本不守财政纪律,花钱没有边际。结果办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教育成本也因此跟着上涨。也正是如此,他对靠学生的学费生存的营利大学大为赞赏。 在这一市场派人士看来,教育就是个产业。大学就要按市场规律来经营。那些所谓非营利大学,只是标榜不图利。可是真正看看其校长们,还不是在搞钱?一些自由派人士也指出,现在的大学校长和过去不同,当校长的主要资本不是学术建树、教育思想,而是能否要来经费、拉来赞助。所以,现在的校长基本上就是个CEO。比如埃蒙·M.凯利(Eamon MKelly),1981年就任图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校长。他的大部分生涯,是在福特基金会和联邦政府里度过,后来当了两年副校长,马上成了校长。罗兰·W.施米特(Roland W Schmitt)在1988年到1993年期间任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的校长。在此之前,他在通用电气公司(GE)干了35年。1993年密歇根州立大学请M.彼得·麦克弗森(MPeter McPherson)来当校长。此公原来是美国银行的副总裁,并曾任福特总统的特别顾问,里根政府的国际发展局主任和副财长。企业总裁已经在接管大学。传统大学何必把自己打扮得那样清高? 所以,理查德·S.拉什引用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主张,把营利和非营利这样的概念从高等教育的词汇中去掉,代之以缴税和免税的大学,并对二者进行了一番系统的区分。首先,那些所谓非营利的大学不仅免税,而且接受大量纳税人的钱的补贴。其中来自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占了公立大学一半的经费和私立学校17%的经费。营利学校不仅没有这种纳税人的补贴,而且要把自己税前营利的40%拿出来缴税。其次,那些非营利大学靠捐款人的捐助建立捐赠基金。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中,捐赠基金的大小决定了学校的实力。营利大学则要靠投资人买股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营利大学,根据教师的服务年限,给教师一定数额的本校股份或股票期权(stock-option)。这就像IT产业一样,让每个职丁都成为企业的拥有者,刺激他们想尽办法为自己的企业尽力。尽管营利大学没有终身教职制度,教授们由于部分拥有了学校,也有相当的主人翁意识。另外,非营利大学追求的是自己的声誉、排名,营利大学则追求利润,要保证持股人的利润。在教育上,非营利大学注重知识的创造,营利大学则注重已有知识的应用。非营利大学以学科发展为中心,营利大学则以市场为中心,现实中需要什么就教什么。 免税与缴税,有补贴与无补贴,这些特点给两种大学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双重不平衡。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营利大学看上去存活都不易,何谈“营利”?又如何能够和非营利大学分庭抗礼?在这样不利的竞争中赚钱,如何保证教育的质量? 这最后一个问题是最好回答的。美国有3000多所非营利的免税大学,大家争夺生源非常激烈。一个非营利大学,因为享受着纳税人的补贴、大笔的捐款,教育质量不高,照样可以存活。但营利大学则不同,一切靠学费,没有教育质量,学生肯定不会来,根本无法在市场上立足。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中存活,必须靠优于他人的质量才可能。 那么,营利大学如何才能克服种种不利、在竞争中获胜呢?其实主要还是靠竞争对手的弱点吃饭。如上所述,非营利大学不是市场经营,而是寻租,缺乏成本意识,常常烧钱办教育,制造一些“白象”(white elephant)工程,造成巨大浪费,入不敷出,最后无法维持。营利大学则严格地进行企业经营,把教室当车间,控制成本,严把质量关,保证学生满意。具体而言,营利大学不像非营利大学那样请明星教授,并且尽可能减少教授用于研究的假期。因为研究属于创造知识的范围,而营利学校的学生是来学习如何应用已有的知识的。教授传授既有的“手艺”,比创造新知识要便宜得多。营利大学不需要寻租,也就没有上马大型研究项目的负担,办学的费用就降低了。在1997-1998年度,培养一个本科生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成本,在私立大学平均是23063美元,公立大学为17026美元,营利大学则仅为6940美元。可见营利大学在成本上的优势非常明显。同时,营利大学主管教育的行政人员,一心一意组织教学,财政上的事情,全由专业的高级经理掌管。非营利大学则不同,以校长为首的行政领导,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化缘、寻租,没有心思过问教学。所以现实常常和人们的印象相反:非营利大学的学术领袖“不务正业”地追逐金钱,营利大学的教育主管则全心全意关照本校的课程。 在传授的内容上,传统的大学奉行学科为中心的制度,并且有一大群终身教授,很难根据现实的需要及时进行课程调整。举例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期,MBA很热,许多传统大学新建了商学院。但到1990年,MBA的市场已经饱和,随后急剧看跌,学生的兴趣转到计算机、信息技术上。一夜之间,许多学校守着刚刚建起来的商学院、刚刚挖来的终身教授,面对一个已经不存在的市场手足无措。笔者还知道这样的案例。一个大学的院长跑到一个CEO那里募捐。那个CEO问:“你们大学教什么语言?”院长回答:“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CEO笑道:“这些都是19世纪的语言!有什么用?你们应该辞退这些教授,雇一大群中文教师。大部分学生要学中文。这样毕业出来才能够有竞争力!”院长听了哭笑不得:“这怎么行呢?我们这些教授不是有终身教职,就是在‘终身轨’上。他们教到退休,至少也得几十年。等他们退了,空出位置可以雇新人了,才可能考虑换语种。”可见,明明知道是没有用的课,也得开下去,教授也得雇。甚至越过时的教授资历越高,工资也越高。这样的学校就没有资源应付新的挑战。营利大学则不同。市场上卖什么就生产什么。学生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可以随时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师资。如今全球经济转型,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变化多,挑战多。营利大学遵循市场规律,应付起来也容易得多。 由于重视教学、回应市场迅速、有针对性,营利大学培养的学生有较强的“可雇用性”,找工作容易。对此,一些非营利大学的教授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称这个“可雇用性”主要是掌握了应时的手艺,并不是受了真正的教育,营利大学也没有能够为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提供更多的贡献。营利大学则反驳:学生在学到手艺的同时,也接受了教育。良好的社会,是建立在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的基础上。而这正是营利大学对社会的贡献。 看一看这些营利大学的学生就知道,他们大部分都属于高等教育的边缘阶层,被常规大学所忽视。比如DeVry的5万学生中,只有1/3是最近的高中毕业生、属于正常的大学生年龄。但这部分学生,常常学术准备不足,难以达到一般大学的要求。该校1999年秋季的学生,竟有40%是黑人。一般大学再怎么种族平权,也达不到这个比例,除非是专门的黑人大学。在菲尼克斯大学注册的10万学生中,平均年龄35岁,平均年收入56000美元,比一个新的助理教授的收入还高。这些人都有中产阶级的工作,是利用职业休假来进行知识更新的。Argosy Education Group以商业和教育的博士课程为专业,学生年龄平均41岁,比一般大学博士课程的学生至少大出十几岁。总而言之,营利大学的大龄学生、拖家带口的学生、有孩子的单亲学生、有工作的学生、少数族裔的学生的比例,明显高于常规的大学。他们的生活比典型的大学生更复杂,对教育的要求更具体,需要的服务更灵活。常规大学很少考虑他们的需要。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转型,这样的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营利大学在和常规大学的竞争中,节节获胜,目前仍然处于上升的势头。比如Quest Education Corporation,专门收购学校,其目标就是那些财政陷入困境、很难再经营下去的常规大学。1999年,该集团在美国11个州有30个校园,其中29个是收购而来,仅1998年一年就收购了12所校园。收购以后,学校并不改名,只是将收购的学校纳入自己的系统,以市场手段经营。2000年,该集团被卡普兰公司收购,组成卡普兰高等教育公司。如今,卡普兰高等教育公司拥有75个校园和网上课程,58000学生,其教学包括15个美国劳工部预测的增长最快的职业课程。 买卖做大了不说,营利大学也越来越赢得了美国高等教育界的承认和尊重。这些大学的战略,就是全力达到一些职业机构的对大学的承认标准。比如上面提到的Argosy Education Group,在其属下的美国职业心理学院的10个校园系统中开设博士课程,最终获得了美国心理学会的承认。菲尼克斯大学的护士课程的学士和硕士学位,也都获得了国家级的认可。这些学校,为了获得相关职业协会和组织的承认,有什么标准达什么标。检验团来校验收,即使一些人对营利大学有偏见,面对明显高出标准的学校也不敢说不合格,怕被人指责为歧视。所以,这些营利学校纷纷登堂人室,成为公认的大学。 那么,这些营利大学究竟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用历史的眼光。 美国的大学以非营利为正宗,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美国大学在根源上和教会的关系密切。早期的美国大学,基本全是教会所建。比如哈佛大学是清教徒建立,耶鲁大学是公理会建立,普林斯顿是长老会建立,布朗大学是浸礼会建立。直到19世纪下半期,许多大学的校长还由神职人员充任。第二,大学一开始是针对精英阶层的绅士教育。旧欧洲的贵族,一直以操办实务为耻。到了近代前期,发财的商人也要赶紧披上绅士的衣装,和俗物保持些距离。殖民地时代美国的大学教育,基本的使命就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上流社会子弟,注重品德、文化的培养,集中于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训练,除了稍后开设的法律等科目外,很少涉及实务,更无科学、技术方面的训练。举例而言,1723年哈佛图书馆有将近3000本书,58%是神学书籍,只有两本是商业方面的书籍。这种超凡脱俗的作风,在19世纪末的大学改革中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但影响仍然十分巨大。如今的大学,仍以人文教育为主要使命,帮助学生“发现自己”,培养其高尚的文化品位,使之具有良好的公民品德。 这一大学的主流传统,每到一个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的时刻,就会受到挑战。比如,独立战争前的北美殖民地,土地便宜,商业繁荣,劳动力短缺,工资比英国本土高出许多。这就刺激了大量欧洲移民来新大陆淘金,而淘金就需要各种商业和生产方面的手艺。于是出现了许多私人教师,以传授具体的生产技术为生。启蒙主义巨子、“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对此贡献尤著。他不仅在美国顶着圣人的光环,而且在欧洲,特别是启蒙主义的故乡法国,和伏尔泰一样已经成为文化偶像。他自幼当学徒,没有在大学接受精英的训练。他所受益的,就是由欧洲传来的工匠和生意人的学徒系统。他因此希望把这套传授具体手艺的学徒系统转化为学校,并把数学等理论化的学科也整合进来,于是在费城建立了公共学院(Public Academy)。到了晚年,富兰克林回忆说他不得不和学院中的教师和信托人打架,对方总是想把古典课程加进来。他最后宣布他的办学实验失败,因为总有些人在那里食古不化。不过,富兰克林的时代,一大批职业学校已经兴起。其哲学就是推行富兰克林信奉的勤奋、节俭、审慎的生活态度,实用与自助的教育理念,鼓励人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中获得力量和使命。富兰克林虽然是美国统治阶层的名流,但他的教育理念强调实用,和当时主流的大学所奉行的教育哲学已经分途。当时美国的生产阶层和上流社会对教育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乃至美国的“自动化之父”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1789年进入耶鲁时,和他共事的工匠为他惋惜:“唉,一个绝顶优秀的手艺人将被浪费在学校里!” 到了19世纪末,美国进入镀金时代。工业化、都市化高速发展,为年轻人开辟了绕开大学而成功的进身之阶。于是传统的大学受到冷遇。工业家卡内基公开批评大学一天到晚讲授死去的语言。甚至有银行家宣布不雇用大学生。这些压力,逼着大学改革。美国的现代大学,实际上正是在那个时代脱离教会的统治,奠定了如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根基。 20世纪90年代营利大学的崛起,实际上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和急剧转型中的社会对美国大学体系的又一次挑战。这一挑战,一开始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60年代参加反战、民权运动的自由派学生,许多进入学术界,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终身教授,主宰了大学。保守派人士一下子觉得他们对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失去了控制,于是开始大兴讨伐之师,把大学描绘成脱离实际、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的堡垒,要求打破现有的大学体制。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繁荣,大学彼此斗富,教育成本提高,在学科上故步自封,满足不了草根社会的要求,这就给营利大学提供了机会。 综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人文传统所塑造的非营利大学无疑是健康的主流。但是,这样的传统长期不经受挑战,就会故步自封、丧失活力。幸运的是,美国有强大的草根政治传统和实用主义的企业精神。市场不断挑战大学,逼着大学作出回应。19世纪欧洲的大学,有一套讲座教授的制度。一个系的方向,就以这个系的讲座教授的学术志趣为中心,和现实世界颇为隔离。这样就形成了教授的垄断,妨碍了学科的创新。美国目前的终身教授制度,也有类似之效。几个教授的学术兴趣和利益决定一个系几十年的方向。营利大学的崛起,就是要挑战这种学术垄断,使大学变得更加开放。 营利大学,属于草根大学。目前虽然在上升中,但如理查德·S.拉什所估计的那样,即使到了顶峰,最多也只能占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25%左右,不可能成为主流。营利大学传授应用知识,不涉及知识创造,培养的是一般的生产阶层,很难染指培养社会精英的一流大学的领地。但是,营利大学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规模或市场份额的大小,而在于其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对培养一般人才的美国大学来说,营利大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竞争,主流的大学必须重建自己的财政纪律,回应市场的要求,使大学的经营更加理性化。 如今中国正在讨论教育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似乎教育只能有一种体制,非此即彼。营利大学给我们的提示是:教育体制首先要多元化,要多种体制并存。营利大学不仅是产业,而且是教育工厂,满足的是基本的市场需求。比如中国的新东方这类学校,都可以归入这个体系。高等教育不能完全以这样的方式经营。但是,这样的大学如果能够和其他体制中的大学共同生长,则会促进高等教育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