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原因1：教育问题，并不重要

中国问题太多了，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其实都是很次要的问题，没有人顾得过来，出问题就出问题吧。 这几年的教育界，新闻不断。就是圈外人，提起大学，也不由想起好多“事件”：被公安部列为A级通缉犯全国大追捕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专题：马加爵杀人案追踪，搜狐新闻;百度搜索“马加爵”相关网页308000篇。）；笔试总分在法理学考生中列第一，  却在复试中被淘汰的甘德怀北大考博风波（透视甘德怀北大考博事件，新浪教育;百度搜索“甘德怀”相关网页12800篇。）和奥运冠军刘翔免试硕博连读（《特殊人才特殊对待？透视刘翔“硕博连读”事件》，张嫣，《外滩画报》，2004年11月6日。）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大学招生公平事件；广西考生被索要10万元换北航录取通知书，以及与之呼应的兰州理工大学、西安财经学院、西安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招生丑闻事件（北航广西高考招生丑闻，新浪网;百度搜索“北航 招生丑闻”相关网页36500篇。）；南京师范大学学生陪舞事件（《南京师大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新周报》，2004年10月26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嫖娼事件”（《复旦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陆德明嫖娼事件始末》，《外滩画报》，2004年11月8日。）；年复一年的高考作弊事件；国家四六级考试“枪手”事件…… 每当一个事件被媒体曝光，都会引起全国网民们的积极参与，讨论今日大学之种种弊端，指点今日社会之种种龌龊。这也成了一种习惯：先是某家媒体报道，接着是一批媒体加入，然后是专家、学者、大众讨论，最后，时间成了平息问题的最好武器，只剩下网上留着的成千上万条帖子还提醒大家这件事曾经发生过。过一段时间，又一个具有“炒作”意义的事件又被某媒体发现……如果留心一下，大家会发现，对于不同的“事件”，讨论的语气、内容，几乎就是拷贝，2005、2004、2003、2002，只是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主角，主题却是一样的，这也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2005年3月，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请辞清华大学教授一事被《中国青年报》报道（《教授自白——我不想在清华呆下去了》, 包丽敏,《中国青年报》, 2005年3月23日。），这又成为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教育新闻事件。而用陈丹青先生的话说，这其实不是新闻事件，而是教育问题。 对话观点： 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 最近陈丹青先生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原因在于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这件事从2005年3月被媒体报道之后，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想知道陈先生这一期间的感受。 陈丹青 这件事变成了新闻。新闻过去了，就是旧闻。可是教育问题不是新闻。媒体成功地使教育问题变成新闻事件，然后被新闻蒸发掉。可是如果没有媒体，就发不出声音，教育问题就闷在学校里。 熊丙奇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教育事件出来后，媒体非常热闹，网民也十分踊跃，可过了一段时间，媒体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下降，大家也以为这件事成了“旧闻”，于是不再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是几乎每年出现的“教育事件”，都给人似曾相识之感。问题其实在“周而复始”地出现。有一种感觉是，媒体的报道和社会民众的关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好像并没有关系。 陈丹青 教育的现实，教育的批评，现在变成平行的事物，两者不交叉。二十年来，我想一直有人在批评教育问题，可是教育的现实不理会教育批评，现实不会因此发生改变。二十年来，一种看不见的势力构成今天这种状况：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教育的所有弊端，所有问题，显得那么“活泼健康”，它照常运行，不受社会制约。 熊丙奇 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似乎不受任何人干扰。 陈丹青 是的。在民国期间，南开大学如果出了问题，南开大学会着手解决，或者把这个问题公诸社会。但这并不等于北大、清华、浙大、交大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同样，假如哪天交大出了问题，交大可能又会变成一个焦点，但其他学校会继续做他们的事情。 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批评某个教育问题，哪怕只是局部问题，但这一问题往往体现为全国所有学校的问题。 熊丙奇 你请辞清华大学的教授，其实是一个个体行为；你谈的大多也是你们美术工作室的局部问题。但是，你个人的行为，你所在美术工作室的问题，似乎可以放到全国所有大学中去，大家对这样的问题都深有同感。 陈丹青 其实我没有资格谈论教育问题。第一，我教书的时间比国内大部分老师短得多。第二，我看到的只是局部问题，譬如招生问题。我的感受只限于自己的工作室。当然，我看出背后的大量问题。这些问题在全国大学中已经司空见惯，所以应该是大家来参与讨论。我辞职，引发这么多议论，其实并不是因为我辞职，而是太久时间没有发生大面积讨论。可是新闻只有时效，时效过后，一切照旧。 熊丙奇 对于你的辞职事件，有两种评价，一种是说陈丹青败退，他水土不服；还有一种讲陈丹青的败退是我们教育体制的悲哀，教育体制的耻辱。你觉得哪一种评价更中肯？ 陈丹青我在任教第一年就败退了。招生失败，除了败退，没有任何选择。所以五年后我决定辞职并不是败退，而是将自己从不断败退、注定败退的情况中抽身出来，所以我不认为悲哀。 我也不认为这是教育体制的耻辱，全国多少万教师，走个把人，其实正常。 熊丙奇 你一进来时有没有想过就撤离？ 陈丹青 第一，我刚接工作立刻走，非常不礼貌、不负责。第二，我毕竟对国情还是不太了解。在刚刚遭遇局部问题时，你不会去把它设想成是这么普遍的一个大问题，你不应该夸大你的挫折。但是年复一年，我看到这是所有教师早就面临的老问题。这次辞职事件，我所得到的回馈都告诉我，每一所学校，每个教师，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我发现所谓教育问题、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在当前中国其实是非常次要的问题。 作者补记 2005年6月，我与葛剑雄教授谈起陈丹青先生辞职一事。葛教授说：应该各打50大板！陈丹青当画家当得好好的，你来蹚这浑水干啥？我们研究历史的，没办法，只能如此。清华呢（应该是原来的中央美院），也根本不该请他来当教授。画家，没有必要去学院当教授、当博导，画画的，也没有必要去攻读博士、硕士。现在不管搞什么的，都以高学历为荣，记者要读新闻学博士，作家要读中文系博士，干部也纷纷要读研究生、读博士生；教授现在的名声虽然不好，但是大家还是渴望当教授，官场上的、商场上的、舞台上的，都希望能沽一点“教授”的“名”，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病。葛教授说，不但没必要这般病态地去追求博士学位，而且，大学也没必要人人都要读。 熊丙奇 人们都在讲教育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础，甚至说，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它将动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将来生存、发展的根基。据我所知，发达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发达，在于他们当初重视教育投资，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直至今天，发达国家的政府依然将发展教育作为政府工作十分重要的内容。为什么在我们这里，教育却变得如此的次要？ 陈丹青 这就像一个家庭，家长知道孩子顶重要。但他还小，还活着，没关系，家里其他问题比这孩子更紧迫，更重要，更难办。比如说吃饭问题、经济问题等等。中国问题太多了，三农问题、司法问题、上访问题、自然环境问题、台海关系问题，等等等等，你顾不过来，你得先抓最棘手的问题解决。教育问题，只要学校开着，课在上着，出问题就出问题吧，你顾不过来，谁也顾不过来。 熊丙奇 如果说在我们国家整体还比较贫穷的时候，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大家都要有饭吃，还没有办法重视教育，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那么，最近几年来应该说我们国家有所发展，经济情况相对来说有很大的好转，即便依然是“穷国办教育”，也应该比过去有一些“进步”，但是，我们发现教育在退步，教育的氛围比以前还差。 作者补记 “穷国办大教育”，这是教育界评价今天教育发展的基调，这个基调决定了很多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与此同时，在我们国家，与“穷国办大教育”相对应，有一句口号，叫“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感觉教育很受领导重视似的。后来大家发现，越是口号叫得响的，往往越是执行不了，或者执行难度很大。而到现在，有学者已经质疑，“不穷也要穷教育”（《国家财政难道“不穷也要穷教育” ？》，王东仁，《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7月1日。）。以下数据来源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２００４年中央决算的报告：２００４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２６３９６４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２１６％，完成预算的１２％；全国财政支出２８４８６８９亿元，增长１５６％，完成预算的１０６４％。根据报告提供的中央财政支出决算表，教科文卫支出，仅完成预算的８９％。 陈丹青 二十多年前国家非常穷，可是对教育比今天重视得多了。当时“文革”浩劫刚结束，大学停办十年，邓小平立即提出恢复出国留学，教育部立即实行择优录取政策，各学科迅速恢复……全国上下，教育复兴的愿望、年轻人的求学欲望空前高涨。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能我们有一个错觉：教育早已走上正规，历史问题早已解决。看哪，该做的都做了，当今教育多么繁荣啊！同时，二十年改革开放，又不断发生许多新问题：三农啊、就业啊、腐败啊、环境生态啊……我想，教育问题的紧迫性会显得次要，至少不如二十年前那么紧迫，那么刻不容缓。 作者补记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末达到4%，达到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计划、财政、税务等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到20世纪末，也就是1999年，我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就应该达到4%，事实又是如何呢？据教育部的官方统计，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从1998年的259%提高到2002年的341%，教育部在发布这一消息时，感觉是进步很大、成绩很大（《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341％》，温红彦、丁伟，《人民日报》，2003年9月20日。）。4%其实不是一个高的比例，因为全世界在教育上的投入占GDP份额的平均值是5%，发达国家以及某些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都高达或超过了6%。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就说：“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GDP的25%进行教育投资，同时把大约30%的GDP用于物质投资。在美国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和17%，在韩国分别是57%和30%。”（《中国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詹姆斯·海克曼，《21世纪人才报》，2003年1月6日。）人们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教育这件事上，我们发现，其实，从上到下，根本就没有人把政策当真，把法律当真。白纸黑字的条款不可谓不周到不细致，但那仅仅是条款，不必太当回事。2003年，江苏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1914亿元，占GDP的比例为189％，低于上年009个百分点。就这一比例，不就有“学者”和“专家”跳出来说，4%的比例不一定科学么？其理论是江苏的GDP很高，哪怕是189％，其教育经费投入还是稳居全国第二位。（②《教育占GDP的4％是否科学免费义务教育是必然》，郑春平，《现代快报》，2005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