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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兴起塑造了好几世纪的文化和历史。从显微手术到太空梭等科技奇迹是最明显的标志，可是，科学和技术也对我们的思想发挥了隐微却有力、普遍的影响，对于我们是什么、心灵与真实、我们与世界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观点都受到科学深远的影响。 现代科技是最好的起点，也是最坏的终点 科学所孕育的技术、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极大的益处，却也制造了当代文化、全球和宗教危机的核心问题。科技的危险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核子武器。可是某些科学的价值观与哲学的危险却很隐微。仔细想一想科学主义和其逻辑实证论的哲学，它们的核心信念就是唯有能以科学和技术观察、测量的事物，才是令人信服的知识，结果造成对人类和世界截头去尾的观点，因为忽视了生命和意义较微妙的面向，或是被简化成仅仅是生物性存在的附带现象罢了。就如休斯顿·史密斯所说的，“较高等的面向，如价值观、生命的意义、目的和品质，被科学疏忽，就好像海水从渔网中流失一样”。 怀特海指出“科学家所抱持的这种立场只是虚张声势”，可是长久以来却成功地唬住我们，把我们对自然界的观点简化成怀特海所说的“无声、无味、了无色彩的乏味之事；只是永无休止、没有意义的物质渴望”。根据这个观点，意义、目的、意识或灵魂都没有容身之处，结果就是芒福德所说的“不合格的宇宙”，也是社会学家韦伯所说的“梦想幻灭的世界”。 当然了，人类也失去了梦想，受到了贬抑。从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开始，人类逐渐被看成一台精密的机器。这种观点放在 20 世纪，就好比行为学家的“刺激—反应机器”，人工智慧以“湿的电脑”来比喻人脑，或是社会生物学家描述的“只是以 DNA（去氧核糖核酸）来制造更多 DNA”和“活的机器——自动控制的工具，经过盲目的设计，以保存称为基因的自私分子”。不用说，心灵也受到同样的贬抑，比如说，在社会生物学家眼中，心灵被看成仅仅是“大脑神经元机械装置的附带现象”。 接下来当然就会拒绝接受超越的经验和宗教，认为这些是潜能未得实现的投射（费尔巴哈语）、婴儿欲望的表现（弗洛伊德语），或是医学问题的症状。威廉·詹姆斯适切地把这种立场称为“医学唯物论”，并这样写道 ： 医学唯物论把圣保罗在大马士革所见到的异象，归结为大脑额叶异常放电的病灶所造成的结果，由此认为他是癫痫患者，并认为圣特蕾莎是歇斯底里病人，圣方济则有遗传性大脑退化。 医学唯物论仍然方兴未艾，想一想诺贝尔得主克拉克，最近他刚刚提议说，相信上帝的存在可能是危险的突变分子所造成的，他称之为“神毒素”。 所以，尽管科学和技术提供莫大的益处，但也促成了梦想幻灭的世界观，贬抑了我们对世界、人类、心灵和超个人经验的观点。虽然在20世纪后半已有部分转变出现，开始认为科学可能需要与灵性有所结合，而基于哲学和科学的理由，梦想幻灭的情形也被打破了。 结合科学与灵性，体认超个人领域 两个关于梦想幻灭的最强烈拥护者——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论，被发现在哲学上是不足的。除此之外，后现代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哲学运动也促使我们体认到，我们的诠释和世界观会被社会因素所制约和建构，比如语言、历史时代种族、性别、社会阶级和占有优势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一个世界观并不只是事情“事实上是”什么状况的描述，也是一种建构或投射。梦想幻灭的世界观原本常被认为是科学必然会产生的结果，现在却有一部分人认为是社会制约下的选择，只是与科学符合的许多可能的世界观之一，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也不是科学所必须有的世界观。 这项体认对超个人领域非常重要，使得许多研究者开始对科学的本质、科学和超个人研究的适切关系，付出极大的关注。超个人导向的研究者也得到重要的实验成果，在本书关于静坐和清明梦的篇章中，就提到一部分这类的研究。以下的文章包括一些科学和技术的本质，以及对其影响最重要的观念。 最具冲击性的观念之一是查尔斯·塔特提出的，他认为科学探索的范围，可以借着发展他所谓“针对特定状态的各种科学（State-Specific Sciences）”而得以扩展。他建议要训练科学家在超常意识状态中做研究，身兼参与者和观察者双重身份，来报告自己的经验。塔特认为由于这种经验和知识在不同的状态会有特别的性质，我们可能需要许多独立却又互补、针对特定状态的各种科学。（塔特的文章详见本书第三章） 《不同状态产生的不同观点》包括两封戈登·格罗布斯回应塔特的信，这两封信可说是寄给《科学》期刊中最奇特而值得注意的回应，因为两封信是在不同的意识状态中所写的，并对塔特假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先是在平常的状态否认特定状态的各种科学是必要或有用处的，后来却在处于超常意识状态时，发现塔特的提议很恰当，由备受尊重的研究者所提出的独特立场，是令人信服的支持，显示出根据不同状态而有的各种现象的力量。有趣的是，《科学》期刊谢绝刊登这两封信。 肯恩·威尔伯认为需要以哲学和默观的方法，来弥补科学的感官观察。在他的文章《眼对眼：科学与超个人心理学》中，一开始就表明三种截然不同的“知识之眼”或认识的方式在传统上的差别。这三种方式分别是经验的（感官的）模式、逻辑和哲学的理性模式，以及默观和静坐的模式。每一种方式都有自己的资料范畴和各自评估资料效度的方法，而彼此间只有一部分是重叠的。威尔伯认为超个人训练是唯一能同时运用这三种知识模式的学科，所以可以创造更广泛、更整合、更平衡的学科，借着适当地运用科学、哲学和默观，探究人类的生物、心理、社会和灵性诸面向。 物理学家佛瑞杰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科学与神秘主义》一文中，呼应这个互补性的主题，他认为不论是科学的观察，还是神秘主义的洞识，都无法被简化或理解，但各自可以提供必要的优点，共同产生更完整的世界美景。 超个人人类学的诞生，显示超个人的观点已扩展到其他学科，而有查尔斯·拉夫林（Charles Laughlin）、约翰·麦克曼诺斯（John Mc Manus）与琼恩·希勒（Jon Shearer）共同简述这个新的领域。希望未来几年能看到其他学科的诞生，比如超个人哲学和超个人政治学。 在20世纪的后半段，出现了完全预料不到的情形，进一步挑战了科学与梦想幻灭之间的关联，激起对超个人现象的庞大兴趣，到现在还能感觉到它对文化的影响。即发现了许多引发超越经验的技术，比如迷幻药引起各式各样强大而不同的意识状态，生理回馈证实了瑜伽所宣称对自律神经系统的刻意控制，急救的技术大量增加了濒死经验，还有太空旅行引发了许多美国和苏联太空人的超个人经验。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强大超个人经验的人数大幅增加，这种情形对个人生活和整体文化所造成的影响还有待全面的了解与评估。 例如，大部分美苏太空人都是工程师，或是在飞行学校受过情绪控制和孤独的考验，可是他们全都对黑暗无限的太空背景所衬托出来的绝美地球感到敬畏。苏联太空人奥列格·马卡洛夫（Oleg Makarov）说：“在看到地球迷人的全景时，没有人能压制住自己衷心的惊叹。” 有些人受到的冲击如此之大，以至于产生了强大的超个人经验，最常见的两种形式被称为“全观效应”和“宇宙洞识”。全观效应是指感觉到地球生命的一体性、互相依赖和脆弱性；宇宙洞识是感觉到万事万物的一体性与相互关联。通过媒体的详细描述，这些经验冲击并转化了我们的集体意识，而太空旅行也可能成为人类进化的重要里程碑和催化剂。 肯尼斯·兰恩在《濒死经验》一文中，对这类经验的本质和意涵提供了清晰广泛的摘要。我们越了解濒死经验就越觉得，这些经验的神秘不能单靠某一种面向（生物的、心理的或灵性的）来解释。存活的人显示出巨大的改变，对生命、爱、学习、关怀别人产生高度的肯定。既然有数百万人受到影响，兰恩很想知道他们的精神转化是否能催化文化的集体转化。引发超越经验的技术，对我们文化和意识的影响，可能还只是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