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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纳克这本书的写法相当特别，他没有给出一条一条的教育信条，也没有讲一个差生如何逆袭成功的悲壮性故事。
在交代完自己作为差生的经历后，他絮絮叨叨讲得最多的，是老师应该怎么把像他这样的差生从绝望的泥潭里拉出来。
我喜欢这本书，原因就是，我太反感讲述屌丝逆袭之类的鸡汤文章了，也相当厌倦那些教人如何做自己、耍个性，然后鼓励不走寻常路之类的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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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讲到差生，很多人会举出原先是差生后来成为富翁和名人的例子，以此证明，不是只有考试和学校才能出人才，甚至试图证明，就是考试和学校埋没了人才。
中国最知名的两个差生代表，一个是马云，一个是韩寒，简直成了差生的兴奋剂。但仔细分析这两人哈，他们其实都算不上真正的差生，他们只是偏科，各有别人无法企及的天赋。
问题是，大多数所谓的差生在学校里评价很低，在其他方面也没有特殊表现啊。他们在中考时能及格，顺利毕业，就算不错了。
再说了，拿马云和韩寒鼓励差生，也是犯了统计谬误。翻一翻当下大多数成功人士的履历，还是学霸占主流的。别不服，这就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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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孤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前几年，有公益组织专门研究过中等教育里的辍学现象。
数据显示：每年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孩子从中学辍学，人数在300万左右。中西部农村更是严重，63%的孩子没能完成中等教育，其中约一半在初中时辍学。
这些辍学的孩子都到哪里去了呢？大多数都汇入了农民工队伍。
当然，不是说农民工就一定成功不了，但也不能拿他们中极少数的成功个例说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贫困这个因素只能解释8%的辍学行为。“成绩不好不如打工”，是最主要的理由。这说明，差生确实是个教育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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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少人都特别敏感。一说到差生的问题，就觉得是歧视，甚至说到差生两个字，都觉得是一种不尊重。
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差生这种身份，与他本人无关，而是社会制造出来的。差生，就是个污名标签。
这种说法主要的问题是，过分浪漫主义，不切实际，而且客观上还会鼓励教师和家长推卸责任，鼓励差生放弃治疗。
我们的教育评价系统，原本就鼓励学校和老师无视差生。因为差生影响升学率，影响班级平均成绩，他们如果被人鼓励无视，正好合了一部分不负责任的学校和老师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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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本《上学的烦恼》，就是它特实在，排除了各种过分浪漫主义的想法。
首先，佩纳克是非常明确承认差生这回事的，他们需要得到耐心帮助。
其次，他没把产生的差生的原因推给社会，而是承认人的天赋有高低之别。
另外，作者还认为，差生通过努力可能未必能变成什么专家或天才。一个老师如果能够保证他们会考及格，顺利毕业，就相当不错。换个说法，对于差生，最重要的，就是别让他们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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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实在以外，对差生心理的准确把握，也是这本书一大亮点。
所谓差生，接受能力差是其次，关键他们还总是拒绝任何帮助。
一般的差生，得不到学校的认可，会很自然地转而需求其他方面的认可，从而发展出一套封闭的自我评价系统。
他们玩游戏、沉浸网聊，打架斗殴、组成帮伙，其实都是在找自我存在的价值。
当老师的，就是让他们意识到，在主流的评价系统里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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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动不动就喜欢讲多元、开放、非主流。学校和主流的评价系统遭遇各种挑战。少数颠覆传统学校教育走向成功的例子，又在不断迎合差生的失败心理。
在学校教育之外，能走出自己的路当然好，像丁俊晖那样打球，像韩寒那样写作。只是，在学校这套主流的评价系统里之外，凭借天赋一飞冲天的，比例少到估计可以忽略不计。
佩纳克也没说，学校教育是人生唯一的出路。他只是觉得，既然学生来到学校，教师就有责任别让他脱离主流轨道，因为这是教师的工作。
差生最坏的结果，倒不是他们偏离学校这条规道，而是他们因为偏离，从而容易自我否定，走入歪门邪道而不自知。
拯救坏学生，不是要让所有孩子都取得100分，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让那些掉队的孩子感受到温暖，而不是疏离、冷漠，最终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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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问题是，要怎么拯救这些掉队的孩子呢？佩纳克提供的药方，就一个字：爱。
当然，他说的爱，不是那种私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说到底，爱这个字在教育中的意思，就是让差生感受到自己在教师眼中的存在，感受到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想起《放牛班的春天》这部法国电影。
那就是一部告诉我们，什么叫老师爱学生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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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教师马修用办合唱团的方式，把一个后进班都聚拢在一起。
其中的秘诀，很多人说是因为音乐可以感化人心。我不否认。
但，这个合唱团，有天赋极高后来成为音乐家的，也有五音不全的，还有一句歌词也唱不出来的。
马修的聪明之处，不是让所有人都变成音乐家，而是他用这种方式，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五音不全的，可以当乐谱架子，也算一种角色；一句歌词唱不出来的，坐在旁边当个小助理，也是一种存在；天赋高的，就让他当主唱，充分发挥特长。
说到底，他对学生的爱，就是努力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很奇妙的是，佩纳克也在书里借别人的口，用了乐队这个比喻。他觉得，在一个乐队中，不是小提琴才叫乐器，不起眼的三角铁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还想起他把掉队的孩子，比喻成撞到透明玻璃暂时蒙圈的燕子。他要把他们放在手心里，等他们苏醒，跟上大部队。
暖暖的，这就是爱啊。
来自读书服务公号： 左页乱翻书 （zuoy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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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从与规训
201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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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电话，写信，回家探望，出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还是到电视台做节目，怎么向她报喜也无济于事”，达尼埃尔•佩纳克在讲述他的妈妈，这位操劳的法国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子总是充满了不信任和担心。佩纳克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在2007年，他的《上学的烦恼》获得了雷诺多奖，这本自传体的小说讲述了一个从小被划归为“差生”的学生如何走出孤独，迈向成功，变成知名作家的故事。不过因为从小“差生”的身份，无论佩纳克取得了怎样的成功，她的母亲依然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认定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没什么出息。
无论怎样，佩纳克的母亲似乎更像是一位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妈妈，这是一个很老套的刻板印象——中国的妈妈总是打压多过鼓励，总是怀疑多过信任。最近华裔作家蔡美儿的新书《虎妈战歌》（中文版翻译为《我在美国做妈妈》）在美国掀起了一阵东西教育文化的大讨论，说得就是一位中国妈妈如何教育女儿的故事。这不是一本专事讨论东西文化差异的学术书籍，只是一位母亲的家庭记录，所以书中关于中国母亲或者西方文化的内涵大多也只是一些经不其严肃推敲的刻板印象而已。书中记录了这位“虎妈”如何为自己的女儿选择兴趣爱好，为他们寻找最好的老师和学校，以及如何以严厉苛酷的方式要求他们日以继夜练习乐器的故事。
尽管这位虎年出生的妈妈总是号称是以中国人的方式教育女儿，但我觉得她其实还是“太美国”了，最起码她没有成功地管束好自己的小女儿露露。露露比她的姐姐索菲娅显然要调皮很多，她敢公然地顶撞母亲，并违背母亲的意愿最终选择了网球作为自己的最大爱好，尽管露露在小提琴的演奏上的确有天赋。这一点和她的姐姐相比较就大不一样了，索菲娅自始至终以最为擅长的钢琴作为自己最大的爱好，良好的天赋加上母亲近乎偏执狂式的督促使得她成功地登上卡内基音乐厅。
西方的媒体对于《虎妈战歌》这本书的反应，就像他们一贯的面对涉及东方神秘事物的反应一样，总是显得过分激动并充满了哗众取宠的论调。在他们看来，蔡美儿育儿的成功经验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或许也是东方文化显露优势的开始。不过蔡美儿其实并不喜欢华尔街日报耸人听闻的标题“为什么华人母亲更胜一筹”，也为西方的妈妈们把她称之为“虐待狂”苦恼不已。她在书中很确信自己只是以一种普通的中国家庭的教育方式培养子女，她不仅忽略西方人特别看重的个性，同时强调女儿对于父母的尊重和顺从，而且她从来不会给予女儿太多的自由，严格限制她们外出的时间，不允许她们在外面过夜。但是，这些就是真正的中国教育文化吗？
我们都知道孔子的因材施教，但却无法从此联想起这些哲人同样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儒家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中国人其实一直就认为自己的子女就像是一块天然的玉石，很有价值，只是需要加以更多的人工雕琢而已，所以他们对于孩子从来就是以尊重为先的。又说，“故君子知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法是以晓谕取胜，引导而不是强迫别人服从，对学生严格，但不是要抑制他们的个性发展，启发学生却不是要一语道破天机。另外，中国人的确很强调人伦长幼，强调学生对于老师和父母的尊重和顺从，而不是忤逆，但是这种顺从并非通过打骂或者像蔡美儿那样通过限制信用卡和零用钱的方式得来，它建立于天然的人伦顺序之上，正所谓“师严然后遵道，遵道然后民知敬学”。只是在近代以来，因为工业社会里世俗的压力和功利风气的盛行，中国教育中强调的“顺从”才多了一份西方人极力抗拒的泯灭个性的“规训”的意思，但是这种个性的丧失只与现代社会的竞争和工具理性有关，而无关乎中国文化。
不过我到是很好奇，为什么西方的主流媒体会热衷于在一份普通的家庭记录中解读中西实力的对比呢？其原因可能仅仅在于他们热衷于探讨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政治和权力模式，而人们也乐于相信这种崛起背后的代价也一定隐藏着对于所谓个性和自由的蔑视。不过这种似是而非强迫症式的讨论总是容易忽略具体的历史语境，也造成人们习惯把中国人的顺从混淆于西方语境中的规训。规训一词取自于法国哲人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这部著作回顾的是西方人从赤裸裸的公开惩罚到今天西方社会对于个人隐秘欲望的控制历史。福柯在书中强调学校和监狱都不过是控制个人的权力方式。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其实很难理解福柯的论证，因为就像蔡美儿总是认为限制和控制似乎只发生在中国一样，我们也总是相信西方人强调的个性和自由根本容不下任何权力的控制。不过你只要稍微回顾下西方的教育史，就会发现福柯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众所周之，西方现代教育机构的前身是宗教的教会组织，严厉肃穆是它的主要特征。法国教育社会学鼻祖E•涂尔干认为，教会无非“就是蔑视这个世界的欢乐，蔑视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奢侈之风；它力图用更为严苛的克己之欢乐，来取代生活之欢乐”。在洛克的时代，西方人慢慢的进入现代世界，并运用自己的理性，开始摆脱宗教传统的精神控制。但是阅读洛克的《教育漫话》，你会发现人们对于欲望和身体的控制依然痴迷不已，对其不遗余力的掌控仍然是整个教育的宗旨。洛克不仅劝导人们对于子女要避免娇生惯养，“无论冬夏，儿童的穿着都不可过暖”，他甚至还建议冬天给孩子洗冷水更有利于其健康，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培养一个未来的绅士。
洛克时代，人们对于身体和欲望的理性控制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延续了宗教时代的身体控制而已，这一过程不仅形成了福柯所谓公开惩罚到内在规训的演变史。但是，这一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N•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私人的事情”或者说“隐秘的事情”从公共社会生活的逐渐分离出来，遁入私人领域，而不再受到公共讨论。据说这是一次“文明的进化”，也是现代文明区别于野蛮时代的标志，但是这种区别不在于权力的控制已经终止，只是意味着不在公开展示。而此时 “文明”意思也就是在公共的场合能自如得体地控制身体和微妙的情感，这有点像中国人所谓的“礼”。外在的赤裸的权力逐渐变成奥古斯丁所谓内心的“独白”和“忏悔”。
与此相反，中国的妈妈们反倒是很喜欢干预孩子的私事，把它当成是整个家族命运的事情，孩子的个性和自由也取决于集体的利益和价值，这种听起来有点“野蛮的”的公私不分与号称“文明的”现代西方教育文化的确有很多的区分。不过这种区分不是文明与野蛮，它是顺从和规训之间的区别，顺从依据的是天然的人伦顺序，规训依据的是内在的私性控制，前者看起来威权但其实充满温情，后者看起来自由却也满是分裂。佩纳克所谓“上学的烦恼”其实质源自于西方教育中固有的私性排斥和内在孤独感，而蔡美儿的误解则源自她对于中国文化的只知其表不知其里。
《我在美国做妈妈》：蔡美儿 著 ；张新华 译； 中信出版社2011年1月版。
for 深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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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思想突围者
20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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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林则徐为禁烟到了广东，发现中国的军备不如洋人，所以他购买了大量的洋枪洋泡，并同时派人翻译外国人的刊物，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了魏源，后来编成了我们熟知的《海国图志》。日本人后来把这部书翻译成日文，还促进了日本的维新。但是，直到1861年底的“洋务运动”，中国才真正走上一条锐意改革的道路。许多的有识之士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在接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没有立即展开有效的改革，而依然不思进取，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林则徐就是一位“新知新觉者”，但为何这位当时在皇帝和百姓心中都如日中天的士大夫选择了沉默呢？深厚的历史根基造就的守旧心理，以及士大夫普遍的迂腐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是蒋廷敝说，林只是“怕清议的指摘，所以不敢公开提倡改革”。在被贬黜去往伊犁的途中，林则徐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到，“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敌，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他嘱咐友人好心保管书信以免外泄。
林则徐是一位不畏强权的民族英雄，但他并不是一位“勇敢的思想突围者”，尤其在一个几乎把“改革”视为生命线的现代中国，林则徐的沉默无疑很难让人接受。早在中国近代史开始之初，“改革”就慢慢的成了我们民族的一种 “信仰”和“文化特质”，它对立于古老中国的静态和沉闷。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种“文化特质”被打破意识形态钳制的知识分子再一次的彰显。那个时代也被今天受制于“市场极权”的我们建构为充满了浪漫和理想主义，被人们一次次的怀念和歌颂。柳红的《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就是这样的一本充满了历史伤怀的书籍。
作为60年生人的柳红，其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刚好和这个民族最为年轻焕发的年代不期而遇，所以她在记录那个时代时，她也是在书写自己的青春诗篇。于是，她能看出一群知识分子的浪漫和勇气，尽管她记录的即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诗人，而是一群被我们视为最为“理性”的经济学家。在序言中，柳红动情地说道，“1980年代，集中了今天久违的激情、想象力、热忱、浪漫、理想主义、人文精神”。所以，从一开始，这本书就注定是一本没办法“克制”的历史书籍，它没有古板的历史书通常有的结构，而是由一篇篇专栏文章组成，按照作者的说法，是“碎片”式的，只是简单地按照被记录的经济学家的出生年代分成三代和三部分。其中以单个的人物为线索，结合大量的采访和第一手资料勾勒出一幕幕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我们无法尽述作者所记录过的每一个知识分子，从第一代的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到第二代的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再到第三代的“农发组”、“莫干山会”和“天津会议”，《论坛》春秋，以及最早提出西部开发计划的“中青一代”等等，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副“群英图”，文章细节生动，笔触细腻。经济学家们的勤奋、勇气、浪漫和纯真无一不尽收眼底，唯一的遗憾是本书作为一本记录经济学家的历史书籍，缺乏对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史的连贯陈述。这也或许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其实对于中国80年代的经济学家来说，在意识形态上大胆突破的意义大于他们在经济学思想史上的智识贡献，他们作为学者的人格和道德勇气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去学习和继承的，而柳红很成功地传达了这一点。
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在80年代经济科学思想领域众多“思想突围”的意义呢？卡尔•曼海姆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习惯于把自己的政治目标披上“科学”的外衣。其结果就是，科学思想被“政治化”，而政治却被“科学化”，“每一种科学态度类型也同样开始拥有了某种政治色彩”。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思想危机”。此一“危机”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热衷于“彻底地”反思文化、思想、知识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本质，仿佛是要自己挖开自己的心脏。作为在这场“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西方知识分子之一，卡尔•曼海姆延续和继承了马克思“意识形态”形态理论，它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从这一角度思考，我们能理解，80年代经济学人的“思想突围”的实质不是科学上智力的单纯增量，而是某种政治上意识形态的突破，需要的是勇敢，甚至生命的代价。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固有的活力，但同时也有它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束缚，不过每一次的突破总还有些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都需要某种勇气和远见。1902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出版，因为译文艰涩难懂受到梁启超的指责。此时的传统文人开始译介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并试着慢慢从传统的思想钳制中摆脱出来。我们可以理解，一批从传统中走出来的文人为开风气之先，让国人了解现代科学思想之急迫心情，但困于国人的接受能力和传统思想上的束缚，每一步又不得不谨小慎微，80年代，也是如此。不过话说回来，其实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但今天的我们却开始学着怀念，怀念那逝去的纯真而又激情的时代。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柳红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刊稿于 长江商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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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无聊
2010-10-09
1953年12月，在休•赫夫纳创办的《花花公子》创刊号上有这样一段宣言：“国家事务不在我们关心的范围之内。我们不希望去解决什么世界性的问题，或去证明什么伟大的道德真理。要是能向美国的男性提供一些额外的欢笑、分散一下对原子时代的焦虑的注意力，我们觉得我们就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如今的“花花公子哲学”已经渗透进入美国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茶杯到军用飞机，到处都有经典的兔子logo。
一个民族或者时代发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总能看到类似这种极尽享乐的生活哲学出现并迅速肆虐整个社会，而它无疑也是文明走向衰败的标志之一。而就在上个世纪初，马克斯•韦伯还以美国人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勤劳、禁欲、诚实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形象转变的强烈反差，人们才会容易想起柏拉图的判断，民主文明是短命的。但是从享乐哲学的盛行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经历了从冷战到一家独大，再到多元并存的世界格局，经济上历经多次危机而依然引领世界，它俨然还是“民主的贵族”。
从某种意义上说，享乐似乎并没有摧毁美国，它或许与物质的极大丰富相关，而与文明的衰落无关？如果享乐仅仅是表象，阅读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小狗看世界》便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与衰落相关的主题。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花费了大量时间试图弄清楚比如“狗在想什么？”、“置身于一架横冲直撞的飞机里是什么感觉？”，以及“因紧张而失常和因紧张而惶恐不安的区别是什么？”等等问题。我为作者弄清楚这些听起来极其琐碎无聊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而震撼，也为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精致程度而惊讶。在作者的写作中，也会偶尔出现对于各种奇异的天才或者偏执狂的描述，以及对类似癌症和现代社会关系的问题，和写作抄袭等伦理问题的思考。不过作者的写作始终在坚持一种这样的原则，即在于表现无止境的好奇和新鲜，从而带给观者心灵的快感。正如作者所言，“好的作品不能以说服力论高下”。实际上，作者作为《纽约客》的专栏作家，正在把“琐碎作为时代风尚”的原则发挥到极致。
作为一个对“意义”有“探求病”的人，我总免不了去思索格拉德威尔式的写作到底有何意义可言？我知道在今天很多的专栏作家中，人们会成篇累牍地讨论星座和美食，以及各类明星八卦。不过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不会太在意这些因为商业目的或者生理本能而写作的人们，他们的弱点和弱智无需我多言。我只是惊讶一个时代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这么认真细致而一丝不苟地面对那么琐碎而无聊的问题，他随意挥洒的聪明和渊博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惊喜，“无聊的精致化”就是我对格拉德威尔《小狗看世界》的印象，
19世纪中叶，作为法国贵族后裔的托克维尔在忧虑美国式民主给智力生活可能带来的粗糙和浅陋，“他们所要求的美，是使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他们特别需要的，是使他们感到新鲜和出乎意料的东西”。毫无疑问，其实正是这份粗浅式的狂野使得美国人把勇敢和冒险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乘着桅杆船来到这个不毛之地并创造了世界文明的奇迹。恰恰相反，托克维尔式的“智力生活的精致化”却往往透露出没落贵族的暮气，而与生命的活力相去甚远。我们见过病怏怏的贵族普鲁斯特和精致的“玛德莱”蛋糕相互结合的意象，也同样见识过《红楼梦》里死亡和细腻情感的相伴相随。
对于这些冒险的新教徒们从欧洲来到新大陆，D•H劳伦斯有这样的评价，“他们的出走更多的是为了逃跑，这是最简单的动机”。不错，他们带着怨恨和恐惧而不是希望来到这个美丽新世界，摆脱成为被复仇女神追逐的奥列斯特曾经是这个民族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无论谎言或者欺骗，这个新大陆的新教徒们始终被一种获得“自我认同”的焦虑所缠绕。乃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在追问美利坚到底是什么？他的标准是否就是他自己？正如伯克维奇所言，发现美国的过程，是一则“卡夫卡的故事，是一则关于阐释就是神秘化的极好寓言”，阐释的初衷不是别的，正是遮蔽。也就是说，美国人曾经通过自我催眠或者说自我欺骗来告诉自己“不是欧洲的后裔”，而美利坚就是美利坚自己。
这样一个本来充满焦虑，甚至不惜利用自欺来获得自我认同的民族，他的悲情应该不亚于任何一个无根漂泊的族群，但是为何这个新兴的文明在仅仅经历了短短几个世纪之后，它便陷入了生活的狂欢和文明的倦怠？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富兰克林转向休•赫夫纳，然后再迅速转至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它极端辉煌的同时，我们轻易地发现它迅速衰落的迹象。上个世纪末，罗蒂警告美国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的美国，值得推崇的动人形象和故事还是寥寥无几”。美国人“认同的危机”依旧，只是人们的注意力已不在于此，它也不再催生出推动美国人追寻自我的动力，而人们宁愿把生命的精力耗费于思考“狗在想什么？”。
刊稿于《中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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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富豪们的奢华和苍凉
201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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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匹兹堡大学授予罗伊•卡伦理学博士学位，以表彰这位石油商人在石油深层钻探方面的巨大贡献。这是一次对所有德州石油商人智力上的巨大肯定，或许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表彰，因为罗伊•卡伦连小学五年级也没有上完。12岁那年，因为贫困，卡伦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辍学，去了一家糖果厂开始了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他对妈妈许诺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住上一套宽敞的白房子”。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天赋，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而且在巅峰时期曾经一度还成为了美国首富。卡伦的故事是一个传奇，同时也是德克萨斯所有石油商人和早期“野猫勘探者”的典范，勤奋聪明，积极进取，并敢于冒险。
卡伦的成功正好对应着美国的镀金时代，在那个时代，大量两手空空的淘金者奔赴美国西部，每一个人都幻想着拥有属于自己的油田和源源不断的财富。也正是此一时期，美国诞生了在它短暂的历史中最多的百万富翁。这一时期也被撰写《大富时代》的作者布赖恩•伯勒称为“美国创作财富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或许只有90年代的互联网热潮堪与之相媲美。布赖恩•伯勒的《大富时代》资料丰富翔实，笔触生动，他细致而微地描述了德克萨斯四大石油富豪家族从上个世纪40年代兴起一直到80年代衰落的整个过程，除了出身低微的罗伊•卡伦外，还包括出身银行世家的克林特•默奇森和他从小的同伴好友希德•理查森，以及精力充沛拥有三个家庭的H.L.亨特。我们能从中看到德克萨斯石油商人充满传奇的创业故事和他们之后奢华的暴发户生活，以及巅峰期过后的落寞和凄凉。但布赖恩•伯勒的目的其实远远不止于此，他试图展现的是，伴随这些富豪的诞生，整个德克萨斯州乃至整个美国悄然而至的财富观念，以及消费和生活方式，甚至政治和文化生活。
德州石油商人的巅峰时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30年代，但其实他们被大部分美国人所熟知，并产生巨大的影响还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那是在1948年2月的一个下午，四大石油富之一H.L.亨特身穿一套华达呢成品西装，戴着一顶灰色软呢男帽，正走在商业街人行道上。在他等红灯时，突然有个人举起相机，抓拍了一张照片。此时的亨特并没有太在意，他还以为是有人在拍他背后的建筑。这位拍照的人其实是《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也就在这一年4月份的《生活》杂志中，人们看见了亨特的大照片，以及下面的标题：“这就是美国首富吗？”这篇报道的重要意义在布赖恩•伯勒看来，无论怎么高估也不过分，因为正是这篇报道引来了大量的东部作家蜂拥至德克萨斯州，也正是从此一时期开始，富裕的石油商人的生活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1948年之前他们鲜为人知的创业和冒险故事，另一个是他们之后以牛仔、家畜和吹牛大王著称的形象。
如果说卡伦的故事代表了早期石油富翁们在事业开创之初令人赞叹的进取和开拓形象，那他们之后富裕起来的生活就似乎少了一些让人愉悦的东西了。1952年，一本叫做《巨人》的小说风行于整个美国，它也让所有的美国人见识了德克萨斯州石油暴发户们的可笑和愚蠢——他们不停地自吹自擂，呼朋唤友邀请明星贵宾，开着私人飞机，说着空洞的政治宣言，浮华而招摇。这本小说是以著名的石油商格伦•麦卡锡为原型的，他的愚蠢行为包括殴打市民、炫耀肌肉，以及酗酒闹事，不过最著名的莫过于修建休斯顿最豪华的“三叶草酒店”。为了壮大声势，他不惜花费重金邀请了3000人挤在15英亩的建筑工地上观看酒店的开幕仪式，其中包括德克萨斯的政要，以及众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演员。现场的混乱和拥挤，以及让人忍俊不禁的发言和不断出错的麦克风暴露了这位暴发户急于炫耀财富的可笑之处。《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描述这次聚会，“融合了繁忙的地铁、精神病院里的万圣节和马戏团火灾这三种情况下最令人兴奋的特点”。尽管如此，这些愚蠢却也并不阻碍10个月后麦卡锡顺利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成为显赫一时的“孤星州的花花公子”。
麦卡锡的生活代表了石油富豪们巅峰时期的奢侈生活，也是美国人对于德州石油富豪生活的集中想象，这一漫画式的形象也在他们众多的私人岛屿、家庭飞机，和无数的情人、农场庄园，以及各种体育玩乐中得到了印证。不过在布赖恩•伯勒看来，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玩乐活动还应该包括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众多政治和金钱的黑幕交易，包括对于乔•麦卡锡极端迫害行为的支持和对于林登•约翰逊、艾森豪威尔等多位右翼总统的金钱援助。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约翰•肯尼迪刺杀事件”，这或许是极端右翼的石油富豪玩得最过火的一次。当然肯尼迪的死已经成为了一个迷，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公案。但是，很多美国人都相信，它一定与德克萨斯州石油商人有直接关联，而他们疯狂的长期的右翼政治宣传也的确助长了人们心中仇恨的情绪。这种宣传就包括H.L.亨特长期支持的“事实论坛”，以及后来声名大噪的《国家评论》杂志。有很多次， H.L.亨特家族和克林特•默奇森家族都被牵扯进了肯尼迪刺杀案的猜测之中，尽管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直接参与了谋杀行动。这一事件也让德州的石油商人和极端保守主义彻底画上了等号，现在人们偶然想起来，甚至还会骂上几句“邪恶的德州石油商”。这一影响是深远的，也许还是他们至今依然留给美国人并不多的遗产之一，在德州石油商人辉煌的时代离去许多年，来自德州的保守主义代表乔治•布什还受这一影响的牵连。
德州石油商人的创业故事充满了冒险和传奇，他们的富足生活却也充斥了太多的奢华、愚蠢，甚至暴力。不过无论如何，正如布赖恩•伯勒所说的那样，第一代的石油商人和他们后辈延续的辉煌曾经一度占据着整个美国从4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初，对于财富和消费方式的想象，甚至也塑造了后来人们对于德州人，甚至美国生活方式的刻板印象。对于美国的想象，我们曾经见识过马克斯•韦伯以富兰克林的形象来隐喻资本主义的禁欲精神，也知道与之相反，恰相对比的桑巴特笔下的纵欲和浪费，后者曾经见诸于美国60年代的享乐主义，其中我们熟悉的比如60年代的休•赫夫纳和他创办的《花花公子》。可以说，人们对于美国的想象源自于两重相反的形象，一个是财富创造之初的勤奋和聪明，一个是财富聚集之后的奢华和腐败。这一矛盾的双重想象正好能从布赖恩•伯勒描写的这些石油商人身上体现出来，这一矛盾也是丹尼尔•贝尔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石油大富豪时代已经逐渐远去了，除了少数例外，四大家族中已经没有任何成员再担当着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角。其中最为凄凉的莫过于默奇森家族中的小克林特，破产时，手头的现金只有4876.66美元，甚至这也不属于他。而亨特家族，因为投机于白银市场，损失大部分的财产，最后家族也陷入分裂和衰弱。不过最为典型的凄凉石油商还要算是格伦•麦卡锡和他的三叶草酒店的命运。据说在登上《时代》杂志的10个月之前，因为不加节制的挥霍和浪费，他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他很快就失去了三叶草酒店的拥有权，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一直到1986年，有人提议要拆除三叶草酒店，已经80岁的麦卡锡出现在一群拯救三叶草酒店的示威游行队伍之中。麦卡锡显得苍老而无力，眼窝深陷，颧骨突出，早已破产的他和妻子已经在拉波特郊区住了很多年。他显得很激动，气急败坏地说：“拆除这座酒店简直太愚蠢了！”不过，他最终也没能阻止三叶草酒店的拆除，也没有阻止一个时代的离去。一年以后，麦卡锡死于肾衰竭。
《大富时代：得克萨斯四大石油豪族的兴与衰》 布莱恩•伯勒 著；王勇 陈青 译。2010年12月第一版。
刊稿 于 时代周刊 时代阅读 1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