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观点的驳议
2010-02-17
自从受某个朋友影响读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以及《童年的消逝》后，我就渐渐成为了麦克卢汉的信徒。自身的学习经历加上教育心理学中所学的学习理论都告诉我，尼尔·波兹曼认为电视媒体主导的文化是文化逐渐消逝的文化的观点是正确的，极有说服力的。虽然此公在80年代对计算机做出了过高的估计，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根据他的理论进行推导，得出当代计算机主导的文化只是电视机文化的延伸，其发展是与印刷机主导的文化相背离的结论。
人们总是希望将学习与娱乐相结合，早期便有了“电教”的说法，即电视机、计算机等多媒体掺入教学过程。据说这样寓教于乐的方法是非常适合于学习的，甚至 ——在尼尔·波兹曼的书中——宗教也以“你不必因为虔诚而忍受乏味的东西”为理由，将神圣的宗教仪式等搬到电子媒体上，将娱乐的内容作为宗教内容的基础。尼尔·波兹曼基于麦克卢汉的传播学理论（他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哲也是其思想酵素之一），对这一观点给予了否定。
尼尔·波兹曼的观点是从传播学出发的。首先，他认为媒介与内容是相互依存的，媒介会选择性地影响内容的表达。我辈淫浸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非常容易地把握他的这一前提。其次，他认为印刷机-书本媒介主导下的文化鼓励一种冷静、理性主义的世界观，而摄影术-电视机为主导的媒介下，传播内容更偏向人们本身的欲望的满足——即所有内容均以娱乐化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我理解的教育心理学中的学习理论上，尼尔·波兹曼的观点是完全讲得通的。人类的知识结构，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看，始终是在一种将具体的“样例”归纳进某个概念的过程之中的。三联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David Weinberger《一切都是混杂》（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 the Power of New Digital Disorder）的外国译著，其观点就是如此——人类无法忍受记忆所有的细节，而倾向于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体系”中去将某个体拆散后，形成分别在体系中的对应值来理解。比如说，一个知识体系完整的成年人在读到一篇关于某个朝代的史料时，他恐怕不会花力气将史料背下来，而是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角度对其进行解剖，从而形成某个对该史料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这一水平称为“思维抽象”。与此相反，一位没有任何知识体系的普通人（laymen），如果读到了这篇史料，他或许只能形成某种“印象”，即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提及的“感性直观”，比如“这个朝代多么诡异” 或“那时候的人多复杂”之类，并不能对其产生多少益处。心理学的建构主义知识理论正是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形成知识的过程不是在白板上写字的过程，它会受到学习者本来的知识结构的影响。换句话说，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如果不建构体系，具体信息的学习就只能是体系的奴隶——人们只能学到其知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即俞吾金先生所谓“问题域”，见俞吾金著《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换做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例子来看，单位中的小道消息总是对那些老于事故的人有重要价值，而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就显得平平无奇，原因正在于后者没有对单位的人事形成一个体系，所以小道消息中涉及的内容对他而言就几乎没有意义，他无法充分利用这个信息的价值。
书本的学习如何我们暂且不谈，先以电视机-计算机媒介开始。电视机-计算机的媒介适合于呈现事实与例证，但在呈现“体系”时显得十分力不从心。以图片为基础的这两种媒介中，人们始终处在一种对“不断刺激”的渴求之中。体系建构之所以不适合用这种媒介表达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体系的每一点往往都是十分简单，不难理解的，但要将体系建构起来，需要的是长时间的学习与坚持。在电视机前或电脑屏幕前，人们可以在一个话题上集中精力一段时间，但无法长时间关注；人们可以通过电视机或电脑读一篇文章、看一个专题节目，但却无法学完一门“导论”或掌握某个哲学思想的整体。体系的建构只能在书本上获得，电视机-计算机媒介中的信息只可能提供例证，而非知识结构。
因此，虽然尼尔·波兹曼在书中并没有分析计算机文化，但可以认为，计算机文化由于并不能使人们静下心来掌握某种学科的体系，在本质上其与他分析的电视机是一样的。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最终结果必然是点击率至上、搜索率至上的原则改写一切内容，娱乐化并不会在计算机媒介主导的当代消失，反而更加强化了。
今天读到《纽约时报》上Editorial Observer栏目Adam Cohen的一篇文章，文章介绍了BBC最近的两个栏目。这两个栏目请许多著名专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一些学术问题，作者显然认为这样的“苗头”是很好的苗头，是对尼尔·波兹曼的观点的反驳（虽然他没有提到这个名字）。事实上我们可以根据上文的论述想象一下可能发生的事情。难道一个对心理学一窍不通的人，听了一期用佛洛伊德理论解释某个具体问题的节目后，他就能将节目的内容消化吗？他只听到了佛洛伊德理论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解释，或许还听到了佛洛伊德基础心理学理论中对应这部分的那一小部分内容，除此之外，他仍然是一无所知的。因此，他获得的这部分知识正是奥苏贝尔所谓的“惰性知识”（inert knowledge），他在日后的生活中根本无法用到这部分信息。他对节目的理解，可能是“佛洛伊德是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原来这么有趣”、“这个现象在这个情况下的表现形式是……”（在别的情况下表现情况如何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这样的节目除了能“娱乐”外，还能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呢？
当然，已有心理学基础的听众自然可以获得有意义的信息，但是对于这样的听众而言，这种深度的介绍是十分浅薄的，他们完全可以从专业的文献上获得更好的论述。《纽约时报》上这篇文章不仅没有否定尼尔·波兹曼的观点，相反，它介绍的现象正好可以作为《娱乐致死》的一个绝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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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从本文中得出某些对自己学习有益的结论，我们不妨澄清如下：
1.学习是构建知识体系和掌握具体信息的结合；
2.体系建构只有在纸质媒介的学习中才能形成；
3.具体信息的掌握媒介是多样的，可以通过书本、亲历、电视、电脑等等；
4.离开了相应的知识体系，具体的知识只是无意义的“耳食”，仅供里巷闲谈。
因此，不能指望“电教”诸媒体（podcast、PPT、电视机、计算机）提供任何“革命性”（这个词经常用在这些媒体的学习方法的广告上）的学习方法。学习是需要扎实的体系构建方可完成的，否则，学习者至多只是装了一肚子奇闻轶事的移动硬盘而已。
附：《纽约时报》上相应的文章（http://www.nytimes.com/2010/02/17 /opinion/17wed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