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 ——读娄绍昆先生《中医人生》有感
2013-05-30
于无声处
——读娄绍昆先生《中医人生》有感
邢斌
几年前，《南方周末》有个专栏叫“书海泛舟记”。作者范福潮亲切地回忆黑暗年代里父亲教他读书，以及周围读书人的故事。这些文字读来绝没有慷慨激昂的感觉，这里边也没有或凄惨，或壮阔的传奇故事，可是我被深深地吸引了。在那个压抑、动荡的社会里，竟然有一些普通人不计功利地默默读书做学问，不禁使我想起钱钟书先生说过的“大抵学问是荒江野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前年我发起创办《中医思想者》文丛，邀请娄绍昆先生撰稿。娄先生寄来了他从医经历的片段，编委们读后大呼过瘾！这些文字刊登于《中医思想者》文丛第一辑，颇受好评。此后，娄先生完成了他的自传，题目是“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经方奇缘”，近日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推出。这些天，我怀着欣喜认认真真地拜读了全书。这次的阅读体验，与读范先生文章的感受是近似的。
娄先生从1962年写到1979年。这17年，中国社会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到另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时代影响，甚至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娄先生也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待业青年，四处打工者，乡村教师，最终成为通过浙江省中医药人员考核选拔的执业中医师。
娄先生是幸运的，他的身边不乏良师益友，在这个最容易使人沉沦的年代里，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光阴没有虚度，文革后大多成为各个领域中的拔尖人才。在书中，我们也很少看到人性恶的描写，相反洋溢着人性的光辉，温暖着、鼓励着我们这些读者。
当然，对于一个中医师来说，阅读本书的另一重大收获，那就是对中医，对《伤寒论》和经方的更深切认识和临床经验的获得。
娄先生的良师益友，如果没有作者手中的笔，一定会被埋没。如果这样，那真是太遗憾了！这些民间智者，不求闻达，没有著述流布，可他们的思考与实践，真是不简单！
譬如何黄淼先生，曾与作者父亲在同一所中学教书，受其老中医岳父影响而学习中医针灸，临床疗效显著。何先生善于把握复杂事物的规律，如把针灸取穴归纳为五方面内容，即：八总穴、八会穴、局部取穴、背部督脉寻找阿是穴、病位交叉对应取穴。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使青年娄绍昆历四十多年而难以忘怀那如沐春风的一个夜晚，他深深体味到什么叫做“大道至简”，什么叫做“真理朴素”。
何先生还是深刻的。他清醒地认识到整体观念之弊——“由于它忽视了局部疾病也有相当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忽视这类局部病变对整体性治疗的不应答性，诊治上经常出现舍近求远的现象。譬如明明是局部‘牙石’造成的牙龈出血，不从局部下手治疗，反而辨为肾病，劳而无功，就是中医学辨证系统和治疗技术的缺陷所造成的，今后在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地加以完善。”这样的认识足以促使今天的中医师反思！
蒋老先生是娄先生在福建光泽打工时遇见的一位老中医。他是上海川沙县人，家学渊源，青年时代受过系统的中西医教育，曾求教过陆渊雷先生，也听过恽铁樵、徐衡之、章次公诸先生的课，后一改而成为经方派医家。蒋老当时在街上摆摊看病。他说：“在动乱的年代我喜欢在大街上摆摊看病，一是为了方便流离失所无处就医病人能及时得到诊治；二是为了了解动荡变化的时局，可以及时地想方设法使自己趋利避害。这几年是这样，抗战时在重庆、昆明我也是这样。仲景说过：‘留神医药，精究方术’的人，一定要‘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此之谓也。”足见蒋老是一个有爱心、有思想的人。蒋老临床经验丰富，娄先生当时做了记录，书中多有介绍，值得读者临床学习借鉴。
又如汪阿姨，是作者1971年新房的邻居。她谈吐不凡，不过几句话就让青年娄绍昆娄绍昆目瞪口呆，自叹不如。汪阿姨的中医知识来源于父亲，也源于名医张简斋的传授。她熟练掌握了16首方剂及其对应的病证，执简御繁，竟颇能治疗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汪阿姨告诉娄先生，左金丸的辨证要点是：口苦、头痛、吐酸；香连丸则要抓住突然腹痛、腹泻、里急后重三个症状，而且治疗效果与病程有关，如果一得病就马上服药效果最好，若等到第二天才服药，效果就差了。娄先生日后屡屡用到汪阿姨的这些经验，《中医人生》中举了单位集体旅游途中一位女同事患急性肠炎的故事：这位同事突感腹痛，停车后冲到草丛中，十分钟后上车，但一上车马上又折回草丛，如此几次，因在途中大家一筹莫展。这时娄先生拿出携带的香连丸，患者服后不到2分钟就回到了车上，称赞：“这药太神了！”周围的同事也像看魔术一样，禁不住欢呼起来。
再说说龙泉县的名医仲万春先生。当时作者在龙泉一工地打工，因为某些机缘而得以拜识。仲先生自述因日本汉方家的著述而入经方之门，他对青年娄绍昆说：“我最怀念的是《皇汉医学丛书》原典夜读的那些岁月。每当人静夜深，只有我家二楼的灯光亮着。我打开书，安安静静，一字一句，嘻嘻咀嚼张仲景、吉益东洞、丹波元胤、山田宗俊、长尾藻城等中日医学先哲的文章，聆听他们的教诲，这是何等的快乐啊！过去，《伤寒论》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一样，确实令人畏惧。吉益东洞、汤本求真等人披荆斩棘为现代经方开辟了一条路径，给后学者挣脱了不少的束缚和羁绊，给我们带来了福音。我就是通过这一条学习的道理，在备受艰辛之后才得以进入仲景医学的大门。”仲先生介绍了他对《伤寒论》脉法的研究，特别注意与现代中医教科书进行对比；介绍了大冢敬节先生发现的康平本《伤寒论》，例举了这一版本的诸多优胜之处；还指出桂枝汤证的一大类型是无汗的，桂枝汤自身的功效并非解表，而是调和营卫、补养气血。其论证严密，令人信服，我想这不仅仅会让当年的娄绍昆产生震动，也一样会让今天的读者深思吧！
娄先生良师益友中，最使其受教，也最让读者受教的是张丰先生。张先生原是中学校长，1958年因右派身份被下放当工人，因而自学中医。他的学习路径与一般人迥然不同：凭借扎实的日语功底，从汉方入门，再读《伤寒论》原著，而且他智慧超群，故能直入堂奥，临床疗效卓著，见解新颖深刻。有5年的时间，在那青藤小屋，娄先生时常向张丰先生请益，聆听高论，无论是理论还是临床，都有长足进步。
《中医人生》是一部近60万字的厚重之书，而有近一半篇幅与张丰先生有关，足见他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张先生高论迭出，如他说：“《伤寒论》和《内经》是两个连体的婴儿。我们祖先对自身疾病和诊治的关注，可能是出于单纯的实用需要，亦可能是因为对这种健病之变的现象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实用需要与兴趣爱好，两者是不相等的，前者是出于实际的生存需要，后者更多是出于祖先对世界的认识、好奇和追问，前者发展成为经方医学，后者发展成为医经医学。”由于它们是同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产生，同步发展，所以虽然起点不一样，发展的方向也不一样，但研究的对象毕竟是一样的，所以就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和言语。正因为这样的交叉和混同，引起了几千年的误会。张先生认为，日本吉益东洞提出的“方证主义”和《伤寒论》研究“去《内经》化”的观点，虽然是偏激的，但也是非常深刻的。“对汉方医学古方派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矫枉过正的举措，就无法挣脱‘被《内经》化’的状态，就无法恢复以《伤寒论》为主体的诊治体系。”这样的观点，对中医院校走出来的中医师来说，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经方医学的辨治思路是方证辨证。一般人心目中的方证辨证就是抓住几个主症和脉象进行论治，有不少对方证辨证不以为然，认为这无异于对症治疗。张丰先生指出：“方证辨证的实质是‘方证状态’的辨证。它不仅仅是以几个主症、脉象为唯一的诊断要点，还包涵着体质的鉴别、疾病谱的考察等内容。这样的辨证思路使临床处方用药有了更加明确的依据，使中医临床学从“医者意也”的随意性中走出来，成为一门循规蹈矩的临床技术。”为什么方证辨证不是对症治疗，为什么有的人临床运用方证辨证得失参半？在这里，张先生给出了答案！
其实不仅仅是这五位民间智者，《中医人生》还介绍了不下十位作者的良师益友，他们的人生智慧、医学智慧不单单使青年娄绍昆受益，也吸引着我，启发了我。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真希望读者认真读一读本书。
看到这里人们或许会问，为何我独独没有介绍作者本人的思想与经验。其实，娄先生常常在书中坦陈自己的不足与缺点。这里有作者的谦虚，也有作者对他良师益友的挚爱，因而毫不吝啬地把大量的笔墨用在记叙他们的事迹与话语上，可是显然地，如果没有作者本人的用心思索与刻苦努力，能有今天有成就的名老中医吗？能有读者手上的这部煌煌大著吗？当然，《中医人生》中也有作者的思想与经验，但我期盼着作者再著新篇，不再以回忆录的形式著述，而能为我等中医师多写些理论思考与临床治验，成系统地一部部写下去，我期盼着！
鲁迅诗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文革中万马齐喑，可是我们借娄先生之笔，听到了惊雷！近些年来，中国的大学病了，中国的学术病了，不少有识之士针砭体制，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病人仍未有起色。好在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网络的发达，我们有机会见识到民间独立学者的才华，这或许也可以称为“于无声处听惊雷”吧！衷心希望“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精神不死，民间中医奏起精彩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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