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耕耘书评-查字典图书网

2015-08-27

（刊于《燕赵都市报》2015年10月10日）
文/俞耕耘

读书笔记往往稀松平常，它使任何读者将阅读印象、感悟、思考积淀下来。然而，普通读者个人化、私人性的阅读成果通常凌乱琐碎，无法形成明晰的批评观念与美学意识。知名作家就大不一样，原因很简单，他们是创作者、更是精英读者。这看似带着强烈的不平与歧视，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作家的读书笔记很大程度并不限于阅读与接受，更意在总结创作经验、评点作家高下，分析审美风格。
伍尔夫使我们重新“发现”经典，由于她的经验引领，我们改变了阅读惯性、作品的关注比例。当我们心甘情愿被认同吸引，证明她的见地既晓畅又深刻，既看重精神反思，又强调物质基础。她总是从生活经验、社会环境（风俗法律）、心理类型出发，探讨作家创作心态、作品风格与成败得失。可以说，她的评论做到了历史的与审美的统一，社会类型与个体风格的融合。
在书中，我们看到伍尔夫独特的文学品味和“自有高格”的超越姿态。眼光、趣味和思想在犹如倾诉叙说的节奏中婉然呈现。在《摩尔·弗兰德斯》中，她赞赏笛福可贵的女性观：价值独立、头脑有力、精明实用、富有激情。“女人需要的是勇气，还有‘立足脚跟’的能力”。笛福对人性持久冷峻的凝视，使他可以避开偶然细节、瞬息情感的诱惑，忠于一种事件的自然生成、人物的自主充实。尽管这种伟大的平铺直叙努力保持克制，然而故事却充满着道德训诫的力量。幸运的是，笛福没有成为说教者，他将经验渗入在创作观念中，把观念融入到人物形象里。“他似乎已把人物深深纳入自己头脑，不经意间又把自己投入他们的人生”。这种天赋使其精心掩饰议论，女主人公虽然代言了思想信条，却依然是有生气、罪恶、欲望的鲜活形象。他反对人物平庸的善，“结果是我们对摩尔·弗兰德斯的赞赏多于责备。”笛福可贵处是叙述态度的自然求实，其作品题材的单调也许恰好彰显了对人性真相的持久关注。伍尔夫挖掘出作家与读者的博弈游戏。杰作总是作家以创作的透视设计驾驭了读者阅读透视的比例。《鲁滨逊漂流记》处处使读者受到挫折、嘲笑和反驳，因为我们的期待视野（一种自然主义的历险故事）总是被中产阶级缺乏想象，注重切身利益的社会现实所取代。笛福用那只土罐子的隐喻，描摹了人类拜物主义的事实。
伍尔夫对于女作家的趣味判断则既恰切又带着自醒的深刻。奥斯汀在她看来是一位讥诮世情的讽刺家、机智冷峻的观察者。然而，她却懂得以理性趣味（“道德信念”）和乐观主义（“取乐心态”）规避卑琐小气与刻薄恶意。她扬长避短，利用生活经验场景的局限，于小事处见深意，从琐屑处察人情。伍尔夫也看到她的日益厌倦与突破尝试：在后期逐渐以感受情态压倒了日常事态。文末的几重假设又说明了更多提升的无限可能：她题材也许会更深广，“不仅写出人们的本相，而且写出人生的本质”，书写不再局限于单一个体，而是群体形象。与奥斯汀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在作者看来更多是位宣泄型的激情作家，她没有那么多层次侧影、色彩维度，往往以自我情感力量所驱使，来不及观察与解决问题。意图与语言的混沌正如音乐动机与旋律的难分，她只有借助大自然的整体象征寄寓情感的无以名状。在比较中，艾米莉更高一筹，她的视域更开阔，超越了个人的“我”通向了人类的永恒力量。《呼啸山庄》正是艺术性对现实人物表象的冲毁与永恒性的重构。
伍尔夫难得处在于评点名家时，不忘提出自己的创作宣言与反思。在意识流宣言《现代小说》中，她发现了创作“发力”的方向性错误。“物质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貌似真实的假象，它远非真实的生活。她强调印象“落下”形成生活、无序混乱汇聚内心真实、意识流动呈现精神图像。《妇女和小说》更像是一篇对女性创作的社会学分析，它从时间、空间、环境、心态、语言等维度综合反思了女性创作的救赎与可能。她们终将拥有“空闲、钱财和属于自己的一间屋”。
作家写读书笔记别有意味，这是一种内行评价同行的行为。作为内行，这眼光总是不同凡响，往往一语中的；作为同行，那姿态总是不甘沦落，常常旨在超越。在20世纪，以读书随笔著称的作家中，劳伦斯、王尔德、毛姆皆是典范。伍尔夫则独树一帜，这不仅在于她是女性，更在于她有着贯通两性的审美观，融汇精英与大众趣味的批评意识。

链接：http://epaper.yzdsb.com.cn/201510/10/559445.html

洞察心灵总体的执念——评《自我与自性》

2015-11-17

文/俞耕耘

荣格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大师，其理论向来以领域的渊博跨界、分析的奇异诡谲、论述的繁复难解著称。然而，他对我们重新认识自身、发现真实自我又有深刻启示意义。可以说荣格的作品更像深埋的矿藏，“开采”难度虽大，却极富价值。
“自性”无疑是此作构建的中心，它的意义并非取代原有的“自我”，而是确立了一个整全性的系统。它在实质上重新摄入并涵有了“自我”，从而完成了一次重新边界定位和价值重估。长久以来，自我被视为可经验的意识主体，成为意识域的中心，所以才有“自我即是人格中心的偏见”，“意识域就是心灵本身之误解”。荣格的批驳意义在于，他认识到自我的两个基础（肉体与心灵）都建立在无意识之上（未知的无限）。自我并不等同于完整人格（自性），但又从属于它。因为自性远超出意识域，体现出自我所依赖的无意识内容的总和：一部分是个体无意识，一部分是集体无意识。荣格清醒地意识到，将自我与自性、意识与无意识相对立的危险性，从而“自性”在强调区分的同时，更看重定位、统摄后的同一性、整体性。
在分析无意识时，此作更体现出荣格看重集体原型的方法策略和理论内质。“这些原型便是阴影、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何谓原型？其实就是一种来自心灵本身的“基质”，它无处不在、恒常不变。显然，无意识原型在本质上是先验的，在策略上荣格与列维-斯特劳斯保持了高度的相似性。他们都强调了原型的二元对立联合体结构。阴影的提出，正是基于除了存在意识到的那个人格，还应有暂时不可意识之人格与之对应。这种个体无意识犹如阴影的“阴暗特质”，体现为一种卑下、失控、阻拒等消极内质，成为一种“次人格”。它的重要性更在于其揭示了一种运动化的心灵过程——“投射”，从而直接表象了意识与无意识的互动关系。阴影对于主体意识的影响源于制造了投射的幻象，使无意识的内容有时同化为有意识的人格。
去除投射，成为自知的关键。相较于阴影这种“个体无意识”自我投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的原型则显得难以辨识。因为它们源于更为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原型，这种女性阿尼玛象征对男性的投射、男性阿尼姆斯对女性的投射成为必须借助异性和他人的“异在建构”。荣格以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为象征代表了女性的感性狂乱和男性的理性克制两种基质，与尼采概言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融有某种相似性。然而，荣格这种来自异性原型投射“挟持”却复杂得多，因为它既有消极意义，又有积极价值。男女一见钟情只是一种幻象：只是这对原型在平庸的集体中突然彼此发现，“只不过他们以为是个人的自己，与另一个人产生了关系”。也应看到，这对原型的“会合”重新整合了意识。“阿尼玛给男性意识注入了关系和关联，阿尼姆斯则给女性意识带来了深思熟虑和自知的能力”。它们成为补偿意识生命的元素，形成了“三元的超越体”。
同时，荣格更从二元对立联结、三元超越会合两种模型中延伸出“自性的图示”。这种总体心灵被揭示为“四元体模式”，它的象征即是基督，体现着整体性与联合的最高准则。在论述基督时，他批判了宗教教义中取消“恶的实在性”、换之以“善的缺乏”解释的循环论证。荣格认为，心理学作为经验的范畴，必须与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坚持恶的实在性，强调善与恶、光明与阴影始终互为基础的等价对立。因而，他高度看重“敌基督”对于基督形象的建构意义。基督的“自性”，体现为作为历史名人（个体自我）的静态与特殊、作为上帝意象（原型自性）的永恒与普遍。同时，基督的属善与属灵，与敌基督的属恶和属物质（冥府）又构成了另一个四元体。
《自我与自性》这部荣格晚年的重要著作，凝结了其对心理学模态的长久思考，呈现出一种集大成式的表述。作者长久浸淫于基督教、诺斯替教、炼金与占星术，并非“不务正业”。相反，这些知识背景却为他提供了心理学的话语原型和论述结构。它们架构起全书的枢要：揭示了心灵潜在的“总体性”（自性）。回答了怎样处理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关系，集体无意识如何投射影响个体的问题。在自性中，对立面并不分离，意识与无意识并非隔绝。自性时刻强调了一种共在性、异质性和统一性，代表了一种完整心灵、总体人格的理想构型。

（如欲刊用或转载请豆邮告知作者本人）

觉醒与挣扎——评《她们笔下的她们》

2015-08-16

文/俞耕耘

《她们笔下的她们》是一本颇有意味的短篇小说结集，所收小说创作时间跨度长、地域国别众多。然而，选录的原则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人物题材。表面上看，这一原则似乎不值一提，实质上却凸显了典范意义上“女性文学”的框架。它排除了广义上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半广义上女性作家创作的非女性题材。因而其界限更加严格，专指女作家以女性视角表现女性对象，呈现女性意识与风格的作品。《她们笔下的她们》以此限定为原则，实属难得。
可以说，书中小说大多展现了女性精神和物质生存的困境与惶惑。其中既有挣扎觉醒，也有自我麻醉，随波逐流。两性意识的主客体关系、女性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不平衡、女性自身的弱点及追求独立的困境都在小说中得到呈现和剖析。探求女性的觉醒与挣扎成为小说最主要的两个面向。
华顿的《浅尝辄止的女人》描述了男女两性地位的巧妙变化，塞斯代尔从一个指点迷津、深谙情场策略的高手，教导魏尔文夫人，“获得几乎和他一样老练的本领，甚至在某些地方比他更高明”。事实上，塞斯代尔犹如一只呆头鹅，被魏尔文夫人的杜撰所嘲弄。女性犹如一个居高临下的性启蒙者，掌控全局。“他培育了一门逃避的技巧，在发挥这一手时，女性仅仅变成那盘棋中的一枚卒子。”很遗憾，这句男性的自得变成了一句最大反讽，华顿反转了两性间主客体地位。
相形之下，威拉·凯瑟的《花园小屋》的意境与内蕴则更加幽深。作家并没有简单摆出卡罗琳的冷酷、自制与功利主义的表象。相反，她采取剧中人物不知，唯与读者道来的戏剧策略，将女主人公放置在一个“成长小说”的框架内，揭示了童年物质生活、家庭男性成员对女性心理类型的逆向影响。卡罗琳深恶父兄浪漫空想的精神麻醉，对于现实物质带来的安全感倍加渴望。戴斯盖莱就是一段“插曲”，打乱了她原本的死水。他是“情欲”的化身，成为卡罗琳潜意识虚构出的情感魅力。情欲与理智在一个不眠的夏夜反复较量，她曾一度反转了现实与理想、精神与物质的地位。但作者的深刻在于将这场细腻的挣扎觉醒放在梦中，梦醒后女性重回“实利”，拆掉小屋。“我简直希望你痴心一点儿”，更像是作家对女性缴械投降的戏谑嘲笑。
然而，吴尔夫就不会像威拉·凯瑟一样温婉平和，她天生就带着尖锐的女性批判意识。她以新与旧的隐喻自我检视了女性挣扎的困厄无力。《新装》中梅布尔自轻自贱、懦弱卑琐、虚荣自恋、妒忌怨恨病态交织，正如新装与旧式的怪异结合。女性只愿当一个客体景观，祈求男性的一句赞美。查理斯毫不施舍，女主人公则怨从中来。“苍蝇盘子”的联想将他人世界视为恶心，实质却是对男性异己感的自欺逃避。
在《脸》中，新与旧在某种程度上指涉了地域文化上欧洲中心传统与美国新世界、两性意识上男性中心传统与女性新兴觉醒。“美国，尽管已经被人发现了四百年，她却依然是人们心中的‘新世界’”。这句将美国代拟为女性，似乎也在揭示“女性意识的自觉也不过是件新鲜事”，她最初只不过取悦移借了男性趣味。作者显然暗讽如果她不是法国人，没有法国背后的传统与男性赏识，女性心灵依然如同美国，精神空虚，毫无兴致。小说对女性客体化地位与自身弱点进行了深刻反思。她们以法国（传统-男性）之标准自我衡量，得出“美国（新兴-女性）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艺术”。“我记得自己看着他离去，却压根儿没有去想那个让他激动无比的‘伟大之作’。那个计划无关紧要，我对自己说”。这句表面抒情暴露了女性弱点也许恰是视域的不同：在男性看来，女性最多是伟大作品；在女性眼中，难忘的男人却是全部。
长久以来，女性文学的独立地位常被忽视，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帮衬，就是点缀附庸。传统男性话语中心的文学批评对女性文学傲慢的轻蔑、武断的指责不仅有失公允，更是压迫性的。《她们笔下的她们》在风貌上说明了女性文学的诸多尝试：即对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神话进行祛魅，女性在文学上要自我书写，以女性意识反思两性关系，确立女性独立地位。
（如欲转载请告知联系作者）

因食结缘，以味悟道

2016-07-10

（刊于《环球人物》2016年第15期，发表时有删节改动）

文/俞耕耘

说起乔布斯，人们往往会忍不住探讨几句“成功学”的经验，艳羡着他的演讲天才，决策和智识，又对他患病而逝满怀惋惜。他早已铭刻在产品，企业与文化中，“苹果”也深刻改变了用户的体验，情感和认知。然而，如果多问一句，“你知道乔布斯的厨师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皱眉抿嘴，一脸茫然。《乔布斯的厨师》一书或许能揭开一段跨界的友谊，相惜的情分。

佐久间俊雄，这位在硅谷经营日本料理店26年的厨师，却有着关于乔布斯的“记忆珍藏”。我想俊雄写作此书，正如缓缓斟出了旧藏美酒：既有对创业年华的醇香回顾，也有对过往顾客的品人读赏，更有对乔布斯的相交点滴。作者以《乔布斯的厨师》之名却写就了“俊雄眼中的乔布斯”。或许，这正表明了俊雄的行事风格：谦逊、退隐，带着日本静观的美学智慧。

他很少自述，只是以己观人，用一个个场景闪回，温暖的慢镜头记录下乔布斯的用餐瞬间。私人时间往往无拘无束，饭桌之上常常显露性情。我们很庆幸：俊雄是位日本厨师，乔布斯恰是日本文化爱好者，他们因食结缘，以味悟道，让我们感受到素净的相遇，繁盛的友谊。寿司店自有不可思议处：能与顾客面对面接触，厨师与顾客的距离只是隔着一个柜台。正是在柜台内，俊雄进行着他三十多年的“定点观察”。

定点观察就是一个巧妙而低调的叙述口吻，一种难含情感的默默凝视，它将“我”的故事与顾客的过往交织。也许正因为俊雄纯一的静观，极简的守拙，初心的护持，对乔布斯产生了精神和味道的吸引。食物具有了品性，味道铭刻着思想，或许正是此书难得的悟见。

俊雄与乔布斯，之所以能够超越店主和顾客的关系，在于他们实现了价值认同与理念共通。俊雄喜欢“一人即所有人”这句话。因为它蕴含了细琐即是整全，当下即是未来的人生哲学。这不也是“一花一世界”的禅宗智慧吗？平凡的细节决定伟大的终点，偶然的相遇累积为必然的成果。“每一位顾客身后可能会有数千，数万名顾客，某一天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看重属于未来的隐形顾客，想必也是一切成功经营者的智慧所在。它暗合了乔布斯的人生信条“把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

俊雄的文字空淡如水，你甚至会觉得大有梵净之感。然而，素练并非寡味，他有识人的圆融，观察的纤微。也许只有日本男人，才会有如此繁复的细腻直感。他深知在硅谷，通过服装和点餐来判断顾客经济条件的愚蠢肤浅。乔布斯的“出场记录”就是明证：“来取寿司的史蒂夫穿着T恤和皱巴巴的茶色短裤，还有一双橡胶拖鞋”。

让乔布斯回归用餐时的史蒂夫，正是俊雄落笔的妙处。书中乔布斯也要预约寿司，预订座位，提前等候。作为丈夫，他为夫人的生日反复设计，精心策划，尽显细心的男性魅力。他会用“微笑的拒绝”表示对食物的挑剔，可爱的固执。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或许是俊雄高明之处。从亲力亲为的行事风格，作者会联想到作为乔布斯的员工并不好过。

然而疾病却能改变性格。俊雄明显感受到乔布斯身上的某种“改变”。当乔布斯将严格化为一种习惯时，对他人绝不会轻易赞赏。他也许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用夸张的语气大声叫好。患病却让他主动倾诉，显示出节制的温柔。他会难以抑制地在寿司店里热情进行他的“新品发布”。陪女儿，儿子用餐的场景，又浸透着一个患病父亲的深情寄托与眷恋不舍。

惺惺相惜，相互敬重，是全书最凝炼的情感。俊雄欣赏史蒂夫的言出必行，将想法必然实现的意志。永远把不可思议变为现实，正是一位天生决策者的执行力。乔布斯也深受俊雄日本智慧的影响：当用一生力只做一件事，那种素净执念就是静观之道，那种朴拙守成也是禅的空明。这绝不仅是所谓的“匠人精神”，因为他的技艺始终追求道的境界，生命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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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史也是观念史——评《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

2015-08-06

文/俞耕耘

观念的嬗变一直都是社会革命的思想基石与原生力量。而人的观念在一定历史阶段自有其相对稳定的结构，福柯谓之“知识型”。社会观念随“知识型”结构的断裂、变易产生相应变化，从实践、历史的层面推动了革命。《性的起源》正是一部以“性观念”演变探寻性革命根源、契机及影响的出色著作。
作者并未考据私人生活的隐秘世界，身体经验的个体历险。相反，他将性革命置于宗教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潮、信息传媒等视域之中，“注重一系列社会与思想文化的整体转变”，展示出性革命对于启蒙思维、文明模式及现代原则的建构性意义。因而，此书对性革命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社会学与历史主义的。它的体系框架与论述雄心不言而喻。作者看重性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交互作用，“我试图展现人们的信念如何被社会环境所影响，以及商业、交往与社会组织的新形式如何改造了性的观念与经验”。
在书中，作者花费很大气力都在探寻一种性革命的“发生学”。性革命正是在性戒律与性自由这两大观念角力中，慢慢积淀促成。然而，性自由本身对戒律的突围、发展在作者看来却是一个混乱的无意识过程。“它主要是随着新思维方式的逐渐扩散，以及人们对此的普遍接受、作用与延伸而发展出来的”。混乱源自性观念的错综复杂，争论不休，“无意识的影响”过程则明显说明了作者本人在思维策略上的社会“决定论”倾向。因而，全书也可视为性观念的论争史与接受史。
在方法论上，全书论述了人的观念与社会环境对性革命的影响作用。在第三章、第四章，他努力厘清关于男女性别、性欲、地位及阶层等观念变化对性革命的推动作用。如从女性更难控制性欲淫狂的“缺陷”假定，到女性守势被动，男性本质好色的观念突转。它深刻作用在社会文化整体，“小说的兴起与诱奸的热潮”就是例证。失足娼妓与浪荡子的文学形象都建立在这种女性无辜受害、男性贪婪纵欲的观念逻辑上。其中，性别性欲与地位阶层又形成交织。诱奸总是内置着一种父权阴影，小说中浪子总是位高富有，而女性则贫贱无知。这种观念预设将男性个体道德责任推卸在自然的性欲与社会的默认结构中。与此同时，认为女性具有更多优雅美德，男性应学习并接受女性教化的观念转变表面看提升了女性地位，实质则蕴含着相同的逻辑。女人的自然状态就是贞洁，其后果是女性更应接受社会的严苛约束，而男性再次破除了性戒律的自制。
可以说，第一次性革命只是男性“自我解脱”的性自由，它带给女性的仍是压制与规训。这不仅是观念上的，更体现在社会组织形式上。在第五章，作者视域从个人观念转向社会经济要素，在论述策略上完成了从个人品格上的“选择论”向社会经济上“决定论”的转向。在思路结构上，他与福柯《规训与惩罚》具有惊人相似，只不过福柯笔下的“被规训者”在这里置换成了“妓女”。对待妓女从短时、公开、残酷的外在身体惩罚转向了更持久、隐秘、温和的内在心理忏悔。各种形式的慈善机构对妓女的收容与改造，形成了一套关于身体治理、宗教忏悔、权力分配的规训技术。社会慈善对于妓女的拯救始终看重其功利主义的“效用性”。它“许诺会带来三种益处：精神的、人口的、经济的。”这恰好对应了社会组织对性革命的几大推动趋向。它们都基于在宗教上增加她们负罪感，加强精神忏悔；在人口上促进结婚生育，提高健康质量；在生产上强制劳动，从事经济生产。作者延续了福柯微观权力（忏悔、劳动、纪律等）技术对驯顺身体的“机械化”改造的分析思路，揭示出社会经济形式自身的扭曲幻象。它不过是性戒律惩罚的替代形式，它从惩治堕落女性延伸推演到整个下层阶级，最终对现代监狱机制提供了原型模式。
两性观念的嬗变、性慈善的社会实践、文学及媒介的传播虽然有时确带有“压迫”与“误导”，然而却极大推动了性革命的发生。作者的卓越在于其深广的视野，描述了性革命对“启蒙”遗产的积淀作用（西方文明的诸多原则），反思了所谓的“性革命”本质并不那么光鲜亮丽。它依旧有着“圣书与圣人的神圣权威、对于宗教与社会多元主义的禁区、对于性自由的恐惧、对于男性统治权的坚信。”

海洋文明的醒世“教谕”

2016-10-18

（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8日）

文/俞耕耘

倘若以生命起源的视野看，海洋无疑是我们的原初摇篮。人类在陆地生存的“文明”，在漫长的进化史面前，不禁显得沧海一粟。英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鲁姆·罗伯茨的《假如海洋空荡荡》，或许就像一个警世的箴言，提醒我们：生命既然可从海洋来，亦可在海洋中消亡。表面上看，全书副标题“一部自我毁灭的人类文明史”似乎危言耸听，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却不容你无视否认。因为，一部人类文明史从来就是一体两面：它既不断探索、利用自然，让生命得到更好延续发展；也无限扩张、贪欲不满，使自然受到荼毒破坏。

从而，这部著作也突破了一般海洋史写作的“单一格局”：没有简单将海洋生物、海洋生态作为客体化的研究对象，而是看重一种人与海洋的“关系史”描述。这种关系就建立在主体（人）对客体（海洋）的“改造”之上。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大体经历了从畏惧到探索，从利用到征服的过程，贯穿始终的是改造、影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假如海洋空荡荡》里也出现了两条极具“张力”的意义轴线：一面是技术进步、机械捕捞的工业文明，一面是物种消亡、资源殆尽的荒野之境。

在某种意义上，海洋的文明史就是海洋开发的“现代性”历程，它完全是工业化机器生产在海洋领域的渗透。这种“文明史”之所以被作者认为是“自我毁灭”的，源于它建立在一种单向性的思维之上：简单、粗暴、直接。我们看到，全书大多章节都有同样的论述：围绕扩大“渔获量”的中心目的，讨论了各种渔捞工具（渔船、渔具和仪器），渔捞技术的使用。无论时代怎么变易，渔场如何变换，人类在捕鱼的逻辑上却出奇一致。这就是为了维持渔获量，不断改变“主要渔产”的品种，当一个物种锐减濒危时，迅速寻找下一个“替代物种”。从而，海洋生物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排队式”消亡。

作者的考察既是全景式的（地毯式巡礼了主要渔场、渔产和渔捞方式），同时又是微观的（利用各种小说、档案、法案的记录再现捕鱼、捕鲸的历史场景）。然而，它们都指向了海洋资源从无限丰沛到极速枯竭的“毁灭史”。《假如海洋空荡荡》的深刻在于揭示出这种衰竭的“加速度”到底从何而来？在我看来，是科技给人类的贪欲插上了翅膀。从原始鱼叉到围网，再到清盘式的大型拖网，捕捞方法愈加残暴；从沿海、近海再到远洋，从水表到深海，人类侵蚀资源的深广性叹为观止。这些都离不开工业革命（提供远航的动力）、保鲜存储技术（支撑捕获更多鱼类的野心）以及电子信息技术（高效自动化的搜寻）的推波助澜。

在当代语境之下，生态保护的主题早已是老生常谈。无论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还是绿色开放、包容共享的崭新理念都已成人类共识，深入人心。但是，回望海洋文明的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每个断裂细节，都潜藏了人类“自毁”的危险。我想，这也是罗伯茨此书的超越意义：处处都反省着人性的弱点，检视了海洋保护所面临的困境、逆流与历史创伤。事实上，我们并非不知自然的“教训”，只不过往往容易患上“历史失忆症”。每当科技有所突破，物种有所休复时，就会立刻重复着更大的压榨与伤害。

这也让我们反思：技术文明并不一定能换来生态文明。相反，当一种“技术理性”大行其道时，海洋资源只会沦为人类疯狂掳掠的“战利品”。换言之，与欲望诱惑相比，人类常常愿意为了今天的“实利”，断送子孙的未来，甚至不惜为此自我欺瞒。在书中，你能看到历史上诸多法案背后的“官僚主义”，在禁止拖网捕捞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摇摆不定。更有一批海洋学者公开宣扬：“海洋开发，取之不尽”。他们用增多的“渔获量”论证着海洋就像是耕地，越是深耕越有生产力的荒谬逻辑。我们会质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一个自欺的“障眼法”吗？资源再生的速率远远小于捕捞，我们不过是在利用技术“透支”着海洋的“元气”根底。

技术到底是用在掠夺式捕获还是抢救性保护？学者的立场到底是自我催眠的欺瞒，还是警世醒世，发挥专业的智识？也许，在海洋生态的保护上，我们从不缺乏知识、政策和科技，我们缺乏的是情感、态度与价值。从而，在我看来，这部书的启示意义或许远比描绘海洋文明进程价值更大。因为，作者通过此书表述了一种“重建生态伦理”的价值追求。这种生态伦理始终在追问：我们是谁？依赖什么？为了什么？这种康德式的提问，时刻在强调人类面对海洋的姿态与不能僭越的限度。

只有清醒地回答这三个问题，海洋才有明天，人类才有未来。在书中，任何杀戮海洋生物的行为背后，都暗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核。这完全是一种认识论的谬误，主体性的滥用：人们从未将自身置于生态链中，狂妄地以为能够凌驾在海洋生物之上，孰不知在自然史的框架内，并没有什么物种可以全身而退（人也毫不例外）。我们是人，更是生物；我们依赖生态系统，为了人类能更好延续。在利用资源的前进路上，始终不忘生命曾从海洋诞育这一初心，或许是《假如海洋空荡荡》一书给我们的最大教谕。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6-10/18/nw.D110000renmrb_20161018_2-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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