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西藏，深入自己
2011-04-01
对西藏感兴趣的人很多，写西藏的书也很多。然而已经有论者强烈地批评道，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很多对西藏的关注都是肤浅的，只把西藏当做一个神秘的景片，类似于消费社会里不断生产的空洞的时尚。我想这种批评应该是有道理的。
但《天•藏》这部小说以文学的形式展示了另一种可能：西藏是可以深入的，也是值得深入的。小说的主要人物王摩诘说：“不了解西藏的历史，无论你在此地的感觉多么的个人化，多么的内倾，多么自给自足，都是肤浅的。”从这部小说对西藏的书写来看，对西藏的深入体察，除了历史，至少还包括两个方面：思想和社会。
佛教思想是西藏最宝贵的财富。藏传金刚乘的知识论复杂而严密，是东方哲学中少有的逻辑性、理论化程度不亚于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因此，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不写宗教很难真正表现西藏”。所以，在这本小说里安排了三个与哲学有关的人物：前大学哲学讲师、在拉萨市郊中学支教的志愿者王摩诘；放弃法国的生物学研究、来到西藏修行多年的上师马丁格；马丁格的父亲、法兰西学院院士、怀疑论哲学家让-弗朗西斯科•格维尔。这三个人的对话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思想的入门读物来读。当然，也仅仅是入门，藏传佛教与西方哲学的对话需要更多文本来继续完成。但这本小说显然已经很自觉并且卓有成效地对西藏精神性的一面进行了探究，也给日后再写西藏的文学作品立下了很高的标准。
另一个主要人物维格拉姆则与西藏的历史有关。维格是藏汉混血的女性，在北京长大，去法国留学，回到拉萨郊区的中学教书，最后到西藏博物馆工作。小说用了很大篇幅讲述维格的家族史。读过西藏近代史就会知道，维格家族的故事基本上是真实的历史。维格外祖父苏穷•江村晋美的原型是西藏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龙厦•多吉次杰，他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政时期领导了新政改革运动，试图将现代技术和制度引入西藏。在达赖喇嘛圆寂后新政遭遇失败，龙厦被处以挖眼球的酷刑。维格舅父阿莫•次旺多吉的原型是拉鲁•次旺多吉，曾任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1959年参加叛乱（或是起义），失败后入狱，被特赦后在1980年代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龙厦父子的故事对西藏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西藏也曾经有过依靠内部力量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和希望。对西藏的描摹加入时间的维度之后，它不再是外界很多人眼里那个纯粹自然的世外桃源，不再是一个静止的景片。西藏在时光的流逝中也拥有无数种可能。
思想和历史天然地和精英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对西藏的认识如果缺少了平民社会就难免虚浮。在这部小说中，西藏的平民社会是通过王摩诘和学生家长的接触中展现的。西藏也有和其他地方一样的世俗生活，有吃不饱饭的普通农牧民和阔气的水泥厂厂长，有千方百计让孩子读书的白内障妇女，有亲情，有生老病死。然而，西藏的平民生活也有与别处不同的地方，包括家家户户都有的经幡、经堂、佛龛、净水碗，包括天葬的传统仪式，也包括外人难以置信的神迹传说他们却深信不疑。这些构成了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往往会忽略的西藏景象。而这些，如后记中所说，要得益于作者在西藏教书的长期亲身经历。
《天•藏》的叙述者多次发生变化，多数时候是王摩诘的视点或第三人称视点，也有时是维格的视点。很多时候，同一个事件以不同叙述者的视点多次重述，事情的不同侧面分几次展现出来，渐渐形成完整的故事和人物。这让我想起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当然比较而言《天•藏》的叙述者变换要少一些。这两部小说都涉及到多种文明和文化的交流、碰撞，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从不同视点展开的叙述，清晰地展示了不同背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对比。在这部小说里，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了有效的交流，显示了作者对于消除文化隔阂的信心。而这部小说本身，也是这种交流的一个具体的努力。
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了大量的注释。注释有时候是对正文的解释、背景交代，但更多的时候它形成了独立的叙事。我想这是作者为把庞杂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而做出的一个有效的尝试。单单是把故事和哲学思辩结合起来就不容易。虽然我们已经看惯了昆德拉等作家夹叙夹议的写法，但我想那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作者把注释开发出来，实现了时间与空间、叙事与哲理方便自由的转换，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维格是小说主要人物里唯一的女性。这是一个很有光彩的角色，因为她表现出很强的主体性。在这部小说里，男性和女性人物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完善，而不是单向的赋予、接受的关系。以维格与王摩诘的关系来说，通过与王摩诘的交流，维格调整了生活方式、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族史、选择了博物馆的工作，这都是王摩诘对维格的影响。但是与维格相比，王摩诘的缺陷更为明显。针对王摩诘的情况，维格曾试图积极介入，对王的身体缺陷进行治疗。但当发现治疗不可能的时候，维格又坚定地拒绝了与王摩诘进一步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女性角色。
我很高兴看到，22年前的广场事件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处理了，虽然小说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都很隐晦。维格身边的两个男人，王摩诘和数学家兼诗人代表了广场一代知识分子的两种类型。数学家兼诗人总是做出强烈的反抗专制的姿态，号称发誓不回内地，但是他本人表现出很强的控制欲，他自己身上的专制特征一点也不比当局弱。这也许是性格使然，但我想很可能是因为他是专制制度的孩子，他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专制的伤害。王摩诘则是另一种类型，他把自己封闭在哲学思考中，虽然在专业上达到很深的造诣，但是政治暴力给他留下的伤痕始终深藏在心底，他只能依赖仪式化的虐恋游戏释放内心深处的屈辱，以至于已经无法完成正常的性爱，有时候他也表现得缺乏正常人的感情。据我观察，在广场一代知识分子中，王摩诘的缺陷尚属轻微，他只不过把屈辱的记忆化作私人领域的虐恋游戏，而有些人已经把暴力和屈辱合理化，把受虐倾向弥散到整个现实中，从而完成了从抗争者到驯服者再到帮凶的转变，这又是何等巨大的悲哀。
我读过的文学作品比较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内正式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对22年前的事件的影响的清理和反思。这项工作是迟早要做的，早做比晚做要好。官方的压抑并不能使人们彻底忘掉22年前的事件，只能使伤痕越埋越深，而整个社会的变态越来越常态化。
小说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清理和反思，又与它的西藏背景形成了互动。王摩诘是在西藏的氛围中、在与佛教思想的交流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心理创伤。这样一来，西藏不再只是一个被观赏、被分析的客体，而成为一个深刻影响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主体。只有这样，在双方互动中才能形成对西藏的全面认识。因为没有什么文化是纯粹的客体，当它被当作客体来看待的时候，一定有些东西是被遮蔽的、是有偏差的。
我认为《天•藏》这部小说主要的价值就在于，引导读者深入西藏，同时也深入自己。而只有深入自己，才能真正地深入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