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苏州日报》】从“弑父”到“适彼乐土”(顾亦周)
2015-11-02
青年亚文化指的是青年群体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追求,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马中红和陈霖在《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新媒介与青年亚文化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一书中系统梳理了当代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历程,并认为对新媒介的稔熟和依赖是其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最核心标志之一。
长期以来,以学校、家庭为典型元素的垂直型知识道德灌输系统一直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无法绕开的最主要规训体系。过往的青少年并不缺乏创造文化符号的冲动和成果,只是由于媒介技术的落后,导致相应的文化成果——比如对教育体系的吐槽,对老师的褒贬议论,对异性的朦胧探讨等——既不能在小范围内长期生存,也不能在大范围内快速流传,绝大多数只能依靠黑板、墙角、纸团获得短暂而有限的传播效果。由此站在媒介发展的视角,就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新媒介的普及都明显有助于青少年增加抗衡主流文化的砝码。比如电话开通后,少女的卧室就不再等同于温暖的囚笼,墙壁与门锁成了梅罗维茨口中“消失的地域”。有了Email,信息传递的形态就实现了多媒体,一个家长无法理解的表情符号即构成对主流文化的无情嘲弄。最终基于高速互联网的智能手机成了青年人膜拜的“神器”:它快速、廉价、随时沟通,最妙的是年长的父母、老师辈根本不懂如何操作。
基于互联网产生的青年亚文化是《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讨论的重点。该书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从黑客到极客、从Cosplay到御宅、从网络同人到配音圈字幕组等面貌各异的亚文化形态,但究其本质则可以提炼出由媒介技术推动形成的三大文化“转向”:其一是空间转向,即当亚文化以虚拟的赛博空间为背景时,由于权力更多基于技术而非政治暴力形成,因此它们获得了远比在实体空间中广阔的发展舞台。其二是地位转向,网络化的青年亚文化摆脱了在媒介使用层面受制于主流文化的窘境,即便是长期背负媒体污名的网游玩家、腐女、同性恋人群甚至SM爱好者,都能够在长尾效应下找到大量同好,并借助自媒体获得广泛的话语权。其三是表征和诉求的转向,即当新媒介力量以亚文化为中心向整个青年文化辐射时,手握文化技术反哺优势的青年人可能放弃“弑父”式的传统抵抗,而选择“适彼乐土”即启动文化断裂。如周晓虹在《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中所说:“仅仅30年,中国大学招生人数提高了整整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既然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青年一代普遍的生活背景和社会化因素,这样一种与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的生长环境迥异的背景就不能不造成社会诸方面的各种断裂。”
但是,新媒介会把这种转向推向何方?在我看来可以有三个层面的预判:消极的后果是,它只流于符号式技术狂欢,最终如约瑟夫•西斯在《叛逆国度》中所说的那样,除了引发巨大消费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积极的后果是,技术进步导致整个世界从思维模式到社会交往的革新巨变,实现简•麦戈尼格尔在《游戏改变世界》中的设想。而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更为现实的中间路线,则如《无法忽视的另一种力量》两位作者所云,是设法往返于主流文化和青年亚文化之间,努力构建一种文化宽容和对话。
(原文刊登于2015年10月30日《苏州日报》的“悦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