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的三张面孔
2012-12-23
金融业曾经是我们这个星球最光鲜夺目的身份标识：精英汇聚的商业团队，优越舒适的办公环境，高到令人咋舌的丰厚薪酬，以及举手投足间对宏观经济施加的重大影响，一切都在堆砌金融业神话的出笼。
时至今日，金融业已然卸去往日萦绕的诸多光环，反倒成为悲情剧的主角。自2008年9月以来，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巨鳄寿终正寝以来，公众已经目睹太多曾经的金融帝国的轰然倒塌；曾经长袖善舞的麦道夫拙劣的金融诈骗激起公众无限的愤慨，也敲打着人们对金融业底线的拷问。政府与监管机构已经对金融业的道德水准失去耐心，愤怒青年们以占领华尔街的抗争方式蔑视华尔街精英们的统治秩序。一时间，金融业跌进了公众舆论的黑洞之中。品读最近欧美大学毕业讲演的发言稿，我们不免发现，金融业都被标识成道德高尚者和社会奉献者的对立面，成功人士都在谆谆教诲将要离开校园的青年人，离华尔街远一些吧。
但是，倘若我们真的能够离开和摈弃金融业的存在，从而走向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这样的愿景是否可能实现？
无疑，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都生存在一个被金融日益主导和推动的时代之中，金融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力不是被削弱，而是进一步被放大。我们即使仍然喋喋不休地从道德层面抨击和揭露金融业的黑暗，但依旧需要金融业为整个社会的有机运转提供强大的货币保证，制度保证，以及对经济复苏的信心保证。从这个角度而言，理性的公众需要能够了解金融业及其当下发展的全貌，熟悉并洞察这个生机勃勃而又充满破坏性行业的多张面孔。
耶鲁大学罗伯特•席勒在《金融与美好社会》（2012年）一书中，承担了这种为金融业正名的积极角色。席勒教授通过勾勒当代西方金融业从业者的诸多侧面，社会价值和风险性，以及其所可能蕴含的道德功利性，为读者展现了现代金融业为社会所能提供的进步可能。按笔者阅读本书的一些感悟，这种解读并非简单地刻画“黑白二元对立”，亦非仅仅出于个体向善的道德倡议，而是通过对金融业三张不同的面孔，即金融行业的专业主义取向，金融的社会功能取向，以及与美好社会建构的有效衔接，来试图为世人剖析这个毁誉参半的行业及其未来。
这里还有必要介绍一下罗伯特•席勒本人。席勒是美国宏观金融管理的权威学者。他的《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制》（1993年）是西方该领域的奠基性著作。《非理性繁荣》（2000年）则是席勒透视和分析美国股市指数机制的经典著作，特别是第二版（2005年）当中对次贷危机形成缘由的分析，即美国现有金融体系安排存在重大缺陷的结论，而非简单地归咎于投资者的贪婪，或是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都在随后的市场表现中一一得到印证。在《金融与美好社会》中，席勒在继承前面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了金融交易市场的行为主体，即个体的关联性作用，以及跳出金融业本身而审视经济行为链条整体，并最终得出他所想要的答案：重新肯定并鼓励新一轮的金融创新。
金融业的第一张面孔，是她高度的专业主义取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来看，金融业拥有悠久而绵长的发展历程。近代以来，特别是荷兰共和国建立首个现代意义上的股票交易市场后，世界金融业的繁荣和昌盛，便与技术、制度、以及专业化的训练密不可分；与此同时，相关行业技能的迅猛发展，如交易模式公司化、经济指标指数化，商业法律的日益完备和严谨，以及经济全球化等趋势，也在塑造金融业的新面貌。一批各司其职，具备高度技能素质和专业理念的金融人士的涌向，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前行，业已成为西方金融软实力的最佳象征。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席勒教授在本书第一部分详细列举了包括银行家、交易员、保险商、法律与金融顾问、市场与金融设计师等构成市场活力的诸多个体元素。这类职位都必须接受高强度的职业教育，近些年来不断曝光的金融丑闻还要求增强该群体的商业伦理教育。席勒还特别强调了金融教育者的职责，认为教育者不能唆使从业者追求片面的业绩和无底线的金融创新，他们应时刻在案例教学中提醒头顶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金融业的第二张面孔，乃是本书所要讨论和辨析的重点所在。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席勒试图要为金融创新重新恢复名誉。他的分析和逻辑起点是，首先肯定作为社会创新群体的一分子，金融从业者与其他行业并无分歧；同时，创新不仅是金融业传承至今的行业特色，即所谓的光荣历史，同时也是保持传统和习惯的重要手段。席勒区分了市场投机、非理性借贷与金融创新的不同所在，也坦率指出市场非理性焦虑、股市泡沫、金融行业高薪等议题在现实中操作的利与弊。总之，作者并不避讳目前金融业面临的窘境，同但时也试图提醒和谏言入市者和公众：金融业的存在并不取决于你的道德判断，金融业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周期。说到底，这是一种市场精神的周期性嬗变和某种价值重建的可能。从这个层面而言，席勒所提到的创新，更接近于约瑟夫•熊皮特所倡议的“创新型毁灭”的意蕴所在。
第三张脸孔则是席勒所冀希望的将金融业与社会构建相连的终极诉求，也很讨巧地呼应了本书的标题。但事实上，席勒的论据并没有很大的说服力，他所引用的19世纪末卡内基与洛克菲勒的大亨行善，以及20世纪以来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兴盛，都无法完全满足他的金融业功利主义倡议。不客气地说，席勒在某个时刻过于相信制度的监管力量，但在另一个时刻，却又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金融业自身对慈善行为的积极主动之上。金融业本质是精英建构的产物，并非参与者逾多就是好事，也远非民主二字所能涵盖。席勒教授的谏言，未免带有学院派人士常常被诟病的理论先行的毛病（国人亦有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比喻）。当然，席勒把金融业的向善可能提升到重建整个社会道德秩序的高度，我想至少在公共舆论层面的确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用，但驱动金融业贪婪与无序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也和整个世界金融格局的现状大有关联。
在中文版中，席勒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成熟寄予厚望，但他似乎更希望中国的金融业能搞好“配套设施”，譬如他对中国的法制进程，对中国人均享有律师偏低的现实，墨笔颇多。但国人或许和笔者持相类似的疑问，人均享有律师和金融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是否就一定能导致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的逐渐消失，或是倒逼改革的一种积极信号呢？我想还得深入观察一番再做判断。
不可否认，金融产业的繁荣的确有利于国事，但这个过程需要持续不断的创新和政策推动，并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照搬其他国家金融领域的办事理念，当下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悠久的文化背景和令人惊叹的发展速度，照抄他国是完全不可行的。金融创新要求考虑金融和法律制度的复杂性，同时还要消除民众对于金融创新的误解和抵触情绪。所以创新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一批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己任的金融专业主义者（而并非简单的从业者），那么我们离美好社会的彼岸，总归能更近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