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照：“公知”引起议论是求仁得仁
2012-03-18
《东亚周刊》：《我想遇见你的人生》对您和女儿的影响分别是怎样的？
杨照：我相信因为有了这本书，她有机会反复理解我所说的事情，她会说从前我说的一些话她并不懂，现在一次次不同地看，就会有不同的理解。
而因为有这个孩子，我自己也发生改变。跟孩子相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你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你不预期的东西，例如所有人都认为我女儿会对写作有兴趣，但完全不是，而我也无从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么丰沛的感受音乐的能力。所以，越是对我们亲近的人，我们以为自己认识的人，更应该耐心、用心去认知你所不熟悉的他的那一部分。
《东亚周刊》：父母告诉孩子的，往往是美好的品格，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却常让父母陷入两难的境地，甚至推翻自己，您对此怎么看？
杨照：其实有了孩子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让父母能更诚实地去回顾——到底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才是“对”的。
我不认为爱看电视的父母能教导小孩不看电视。如果教他依据现状，别那么诚实、老实，但他真正需要面对的不是现在的社会，而是二十年以后的社会，那时的社会是什么样，他在英国还是哪里，你怎么知道？父母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教小孩信守他应该信守的原则，这样才有机会给他最宽广的可能性，不然只是教他如何面对今天的社会，如果他将来想要别的可能性，你今天的做法会成为他的绊脚石。人能言行合一，相信什么就怎么做，在任何时空都说得通，从这个角度来想，那我们的选择、忧虑就会不太一样了。
《东亚周刊》：“在放手的当下，父亲也从主要的风景，变成在窗边等待，永恒不变的那一枚影子”——真正面对这样的转折时，您经历了怎样的心路？
杨照：首先是，父母要从指挥官变成助手，过去都是帮子女做决定，现在要重新认识、学习，理解子女想要什么，帮助他做出选择，而不是替他决定。其次是，过去发生很多事情时你都陪在他身边，但他慢慢成长，很多重要的事你不会常常在场了，你有没有办法可以重新建立关系，让他碰到任何事情都愿意告诉你。还不错的是到今天为止，女儿碰到重要的事情都会想到告诉我们，我不知道这会维持多久但会尽量。
《东亚周刊》：《迷路的诗》的创作起因是您关于“30岁”的“成长阴影”，您如何评价现在的自己？如何保持对老去、麻木的警觉？
杨照：不断透过回忆，整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理想与热情．我很庆幸自己是个惯于使用文字的人，文字将经验、想法与感受纪录、固定下来，我常常捡拾起自己年少时写过的东西，和不同阶段陆续写下的回忆，那就成了我的提醒监督，也是我检验自己当下行為的根本标准。
《东亚周刊》：对于没有这样的意志的“普通人”，您是否也有些话想对他们说？
杨照：每个人都有年少的理想与热情，我如此深信。“毋忘初衷”，经常回到生命本源之处，还没有那么多算计与考虑的原点，拾取那时候的感动与激动，这是每个人都能做，也都该做的吧！
《东亚周刊》：在《对照记@1963》成书过程中，您对内地有什么新发现？这个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杨照：我和胡洪侠、马家辉之所以变成朋友、一起写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有共同的背景、经历。但开始写之后我就意识到，如果往回看，台湾、香港、衡水，时间越往前我们的差异越大，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主题：到底这四十年中发生生了什么事，让两岸三地走到今天可以有这么多的相同。我们又会不会因为现在的相同，就忽略了我们是如何走到这里——这个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比如我们觉得彼此讲的话都听得懂，但在这些后面，通过时间而来的很多意义，会不会我们其实是有误会、有误解的。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领会，也是两岸三地沟通的一个盲点。
《东亚周刊》：您对“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解读？是否考虑过要如何面对在这个名头下必然会经受的议论与质疑？
杨照：“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角色与任务，是试图以知识、论理、价值观说服社会。从他的价值观立场出发，注意到社会上无法认同的事或他想要提倡的原则，就动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耐心、有条理地对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讲述，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可以改变社会。知识、论理、价值观，少了任何一项，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
由此说来，“公知”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挑起议论、质疑现状的，他的议论与质疑引来别人相对应的议论与质疑，正是他所追求的，求仁得仁，有什么好担心或抱怨的？
《东亚周刊》：身为评论人、主持人、小说家等身份的杨照有什么不同？
杨照：我是个“做了很多杂事的写小说的人”。当年放弃做一个诗人，我却没有放弃做一个创作者，没有放弃努力趋近艺术的梦想，只是载体换成了小说。但是写小说一来无法养家糊口，二来无法更直接地承担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因而在写小说的过程中，我一路做了许多杂事。杂事有时也能有点成就，能帮助一些人看到某些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帮助一些人将一些条理、原则认得清楚点，不过我的“初衷”，毕竟是写出可以对有所自己交代的小说，这我没有忘也不会忘。
《东亚周刊》：近几年，内地引进港台文学作品的数量和丰富性超越了以往，您认为这会对两岸三地的文学、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出版环境，这些作品可能会带给内地读者很大震动，对此您有什么建议提供给内地读者么？
杨照：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差异。正因为都是用中文写作，港台文学作品有一种表面的熟悉、相似，比较容易被内地读者接受．然而实质上，历史背景的影响，使得港台文学的语境，关心的内容，情感的结构，乃至基本语法习惯，都有异于内地之处。熟悉中的陌生，带来异质的刺激，是港台文学的根本价值，也是大陆读者最可以珍惜的吧！并不是说港台文学有多好、多了不起，而是这些作品或许有机会提供一扇扇窗口，让内地读者看见自己心中那份对于不同事物、广大人间情感可能性的好奇与渴望。
采访稿对话部分，本文修改稿发于《东亚周刊》第四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