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浮的欲望原罪论
2008-04-17
《因为女人》是阎真的第三本长篇小说。六年前，阎真以一本《沧浪之水》轰动了文坛。六年后，阎真携着《因为女人》这部小说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
小说秉承了阎真以往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敏锐独特的细节捕捉和恣意妄洒的语言想象。这三者构成了这本书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作者对女性心理细如发丝的描写，对琐屑生活细节的捕捉，让人称叹。尤其是作者的语言想象，使小说的语言充满钻石的圆润和光辉，很能让人把玩不止。至于主题，则值得商榷了。
作者在开篇就引用了西蒙波伏娃关于女性的论断，然后自己的论断紧随其后。看起来多少有点对抗的意思。事实上，作者也正是冲着波伏娃的论点去的。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是由社会决定的。而作者则认为女性是两者的结果，但更多的是生理的事实。也就是说，生理事实以最大的程度决定了女性。这是不变的。那么在特定的时代，只要给一个环境，也就决定女性悲剧的命运。
小说正是这种思想下的产物。全书给出了一个特定的时代，即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欲望极度膨胀的现代社会。小说中，作者把男人的欲望作为诱因——而男人的欲望又简化为身体欲望，在这里男人对于女人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亲情，只剩下赤裸裸的肉欲——从而得出女性注定面临悲剧命运的结论。作者这种以男人欲望为根源的女性悲剧观点，概而论之则为“欲望原罪论”。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也正是这种原罪下的牺牲品。尤其是主人公柳依依。柳依依开始是一名纯情女大学生，渴望真爱，但却遭到了真心相爱的男友夏伟凯的背叛。初恋的打击摧毁了她对真爱的信仰，柳依依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尤其是这个世界的男女关系。同时，也开始周旋于各种男人之间。最后因为利益的取舍，终于沦为秦一星的情妇。几年之后，柳依依发现自己不再年轻了，恐慌迷茫之际嫁给了穷困落魄的宋旭升。婚后又不甘平淡庸俗的家庭生活屡次出轨，直到某天忽然发现连原本窝囊无能的宋旭升都开始包养情人，她感到了现实对女人的残忍。当婚姻爆发激烈的争吵和对峙时，柳依依发出了绝望的哀叹。
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一步一步的堕落，从而一步一步得出自己的观点，男人的欲望原罪论。作者的逻辑看似滴水不漏，紧密合理，但事实上却经不起仔细地推敲和琢磨，甚至其中不乏错乱的地方。
首先，作者无意识地弱化了女性的独立精神。与其说主人公柳依依的悲剧是因为周围男人的欲望作祟，倒不如说是自我放逐和遗弃的结果。柳依依的悲剧的最根本原因是缺乏饱满而独立的人格和精神。她有那么点的想法，但她的想法总是不能最大限度地指导她的行动。尤其到最后，她完全像一个芭比娃娃一样，任人摆弄。她甚至渴望这样的摆弄。至始至终，柳依依给人的感觉就是被人牵着走，毫无自己的意志。
作者有意识地将人物定位在知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上，但是却没有让我们看到知识文化对女性的武装。恰恰相反，小说中的女性甚至比非知识女性显得更没有理性和尊严。而事实上，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应该具备一种自我完整的人格，理想和追求。她们有她们自有的一套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哲学，以此来保护自己。这恐怕也正是女性真正实现和男人平等的最根本条件，而不是什么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男人的优劣。
不仅主人公如此，小说里其他女性角色也是如此。苗小慧，阿雨，闻雅等人，她们所渴望的所追求的，无一例外不是一个优秀的男人。这也是她们的终极目标。什么才是优秀的？有钱，有权，有势。只要有这些东西，她们可以不折手段地诱惑，或者心甘情愿地被诱惑。这才是小说中悲剧的源头。自然，这也是这个商品经济社会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很多人也都承认和接受了女人这种趋利性，好像女人天生就是如此。而作者亦不例外。事实上，作者正是事先承认了这种天性，接续了这种思维定势，然后才来创作的。但这样的话，作者的思考未免本末倒置。
这本小说很容易让人想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而小说中的女人对男人的依赖也绝不亚于娜拉对丈夫的依赖。鲁迅曾就这部话剧发表过《娜拉走后怎么办》的演讲，探讨过女性的独立，并说女性要独立首先经济得独立。而在小说中，作者却首先承认了女人在经济上的无能和依赖，然后才去探讨社会对女性的压力。不能不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的倒退。
另一点则是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弱化，甚至无视男人的情感困难。作者不管在书里，还是在采访中都在宣称这个欲望化的社会对女性情感空间的挤压。但事实上，欲望化的社会，不仅仅在对女性的情感空间无情地挤压，同时，也在对男性的情感空间无情地挤压。这一点，也绝不逊于女性。单就书里宋旭升这个人物来探讨，就可以发现这点。但很明显，作者写他也只是表达主人公柳依依最后那点希望和安全感的破灭。作者在强调柳依依遭受男人背叛时的无助和绝望的同时，却有意地弱化处理了宋旭升这个男人被背叛时的反应。一消一涨，女的的痛苦放大了，男人的痛苦却缩小了，甚至看不见了。
说实话柳依依后来的悲剧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意思。作为妻子，她是失败的，作为母亲，她也是失败的。她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宋旭升在起先也是一个受害者，最后才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伤害者。这一点才是这个欲望化的时代的真相。即是女人在充当受害者的同时也是伤害者。男人是伤害者的同时也是受害者。女人的悲剧，自然还有男人的悲剧，是男女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独一种性别的群体造成的。作者有意识地只取一面，而弱化甚至无视另一面，大失偏颇，且有歪曲真实的嫌疑。
最后一点，作者的写作依然没有脱离男人去写女人时候那种高高在上的思维惯势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作者一再宣称自己是同情女性的，事实上这种同情字里行间我们也能看到。但是，这种同情却是俯视的同情，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甚至是一种残忍的同情。（这点在小说人物吴安安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女性需要的不是这个。假如需要，也应该是一种贾宝玉对金钏，晴雯的同情，那才是一种对等的，发乎真心的同情。但事实上，女性不要同情。她们需要的是尊重和理解。
从小说看，薛经理，夏伟凯，发达后的宋旭升，他们的淫欲，放纵，出轨，作者没有极力地批判，而更多的是说对女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使得女性在感情上，在生活上，被逼迫到无所转身，退无可退的地方，于是她们也选择放纵，出轨，用一颗冷漠麻木游戏的心态去对待生活，对待人生。但是这个命题倒过来，将后一个条件成为前提，也就是女性的出轨，放纵，能够对男性造成多大的伤害？在欲望化的社会，男性放纵不能苛责地话，为什么女性放纵就是一种苛责？男性的放纵没有伤害到他们自己，那么有什么理由说女性的放纵伤害了她们自己？假若肯定后者的话，那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这个社会可以容忍男人的偷情，而不加以强烈地批判，而一旦女人做出这类事情来又加以无情地鞭挞，说白了，还是在男性思维下的产物。不仅连男人有这样一种思维，连女人也被迫地接受了这种思维。而作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维下来探讨女性的，作者按男性的思维去审视女性的坚守，选择，困惑等一系列行为举止，这本身就是把一种男性的思维强加给了女性，把一种制度强加给了女性。也就是说，作者探讨了女性的悲剧与否，前提就是把环境设置在男性制度以下的。这本身就不合理了。
综上可以看出，作者极力证明的欲望原罪论其实本身就是伪命题。像浮萍一样，缺乏坚定的支撑。这种观点也只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结论。在这本小说里，作者已经丧失了在《沧浪之水》里表现出来的客观和严谨。也许作者对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太过悲观了，正是这种悲观，使得小说思考和叙述都变得偏狭和片面。使得一本原本厚重的小说显得失真和急躁。而事实上，只有女性作家才更有资格代言女人。只有她们才接近了女人的内心，女性的实质，从而真正说出女人在这个欲望的时代内心的恐慌，坚守的信念，以及苦苦的挣扎。
总的来说，这本书是绝美的语言享受，糟糕的思想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