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优秀的绵羊”
2015年，两个与大学教育有关的说法曾在朋友圈刷屏。北京大学退休教授钱理群批判中国一流大学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本该培育具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真正的精英”，但它们竟生产出了一群高智商却异常世故、以个人利益凌驾社会福祉的自私自利者。无独有偶，曾任教耶鲁大学十年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批判美国大学精英教育的书中，认为该国名校教育正在批量生产“优秀的绵羊”：这些学生貌似很有个性，实际上都在迎合美国社会对名校生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冒险，互相模仿，像“绵羊”一样往金融和咨询业方向择业。此后华裔学者万维钢撰文引荐其观点，一时间成了国内社交媒体上热议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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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故事小一章
2008-09-03
1999年5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微软起诉亚都一案。有好一阵子，中关村里人人都替亚都捏了一把汗，觉得它就要声誉扫地了。可是法官却戏剧性地注意到某些事情，或者说没有注意到某些事情。微软不是在起诉“亚都科技集团”吗？可是它的调查人员一时糊涂，拿出来的证据都是“亚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两个公司同在上地亚都大厦中，前者是母公司，后者是子公司，虽有亲缘关系，但毕竟不是一家。法官就这样找到了法律依据，驳回微软的诉讼。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让微软明白，它告错了人了。这一边，何鲁敏迅速发动舆论--就像他自己后来承认的，“那时候北约轰炸不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稍微引导引导，就不一样了”。
微软卯足力气打出一拳，竟打错了人，不免尴尬，有意识到天时地利都是负数，只好暂时收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亚都债台高筑，同时面临60场官司，其中59场都是败诉，只有和微软这个官司除外。何鲁敏在很长时间里都挺紧张，以为必输无疑，所以态度一直都很温和。到了在法庭上面做最后陈述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占了上风，所以满心怒火喷涌而出。他在很多年后和朋友谈起当时情形，已经心平气和，承认那是“最后的狡辩”。他先指出微软“告错了对象”，接着面带讥讽地说：“我跟你实话实说，‘盗版’是事实。我本人虽然并不负有法律责任，但是我不反对这种事情。我不反对用盗版。”旁听席上的一大堆人，都被这话惊得张大嘴巴。他有自问自答：“为什么？这个和我受的教育有关。我在清华大学读过书，前后十年间，每天下午我得体育活动就是到圆明园去跑一圈。圆明园告诉我，别人的东西是可以抢走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八国联军，是可以杀，可以抢，可以偷的。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说这是犯罪。我就是受了这个教育。这个教育告诉我可以偷，可以抢，没什么问题。”这是中关村司法史上最不讲理的一片大道理，最无视法律的一套辩护词，也是好多中国人的真实情绪。根据在场者的回忆，当时庭上掌声雷动。被告受到鼓励，转过脸来，面对原告，继续说：“我这个观点纯粹是你们教的--无论是错还是对”。这时掌声又起，倒好像他不是被告，而是伸张正义的英雄，可惜新华社后来要求自己的记者在公开报道中不得提起这些话。
-《中国的新革命》，P276-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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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本书成型，搜集材料是关键
2008-09-02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还是文本分析，所有搜集文本材料才是成型的关键，而就书内容而言，我至少看到作者在对信息分类筛选方面所做的努力。这类研究的导向不是为了探讨某一问题，而更多的属于描绘一种情状。尽管作者也在第一章就为何上海社会会出现消费主义的倾向做历史性的追索，包括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的消费意识，上海地区形成消费主义的历史土壤和后天的刺激。但他的重点在于说明《申报》这份在上海都市颇有影响的报纸如何表现当时上海地区的消费主义氛围，媒体如何影响甚至推动人们释放欲望尽情消费以及作为消费者的人们如何回应，小则对消费品选择形成偏爱倾向，大则可能造成某种社会风气，并形成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性别的，民族的和阶级身份的）。
但本书某些细节的阐述还欠缺一些额外的思考。比如作者在说明传统中国在消费观念上如何区别于西方时，认为“在物质匮乏的中国古代社会，形成的是一套以节俭为核心的消费伦理”。这里的问题在于之前他并无论述和中国同处一个时期的西方情况如何，他对西方的消费主义阐述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说起，在这之前的西方，如他所“忽略”的，似乎一直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在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搭桥铺路，而其他因素似乎都不在发生作用。他的问题的在于首先将西方，至少是欧洲看作同质，没有地域区别；新教在哪都发挥作用着（实际上欧洲大陆很多地方还是天主教和未改革前的基督教）；新教产生之前，欧洲的消费情况又是如何的呢？再就是为什么独独是中国由于“物质匮乏”而造成节俭的消费伦理？似乎在我们的印象里，不论是中国的宣传还是西方的认定，当时东方的生产力水平并不比欧洲大陆低，如下：
古代 中古 近古 近代
中国 春秋时就兴节俭，中古更厉行，明（近古）有纵欲倾向，但节俭还是统治的消费意识形态，近代节俭有瓦解倾向＝物质匮乏导致节俭观念
欧洲 古代不知，中古和近古由于新教影响有禁欲倾向，节俭消费；近代后消费主义盛行＝宗教意识导致节俭观念
用“匮乏”一词让我觉得实在很糟糕。更加准确的是“有限”，而这种“有限”是人类在历史时期内所共有的，甚至欧洲有可能更“有限”。
同时，作者强调传统中国的节俭消费伦理在产生之后就被国家树立为统治意识，但他并未说明为何国家要推行这种意识？仅仅是因为资源有限么？尽管作者认为这种消费的意识形态对上对下都有控制力，君主行节俭会被认为是美德，奢侈则是昏君的一大表现，但实际上君主官僚的节俭在平民来说仍是奢侈（这是孔子容忍的，荀子批判的），所以“奢侈”的行为还是存在的，而统治的意识更多更强的是对下的。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实际说明是政权要在一国范围之内对物资进行高度占有，这样对外有军事防御的保障，对内则保持它对社会的绝对优势，并能够达到有效的控制。中国长期的集权制度在逻辑上与消费上的意识形态实际是紧密联系的；民再富也富不过国家，即使是商业兴盛的唐宋和明清，因为国家对私人财产有绝对意识，可以采用合法的和非法却不得不让人接受的手段剥夺个人产权。这种手段在社会主义中国被发挥到极致，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强调集体共有和平均观念，还在实际的收入和分配制度上进行设置。
不过这些尽管作者没有点出，但后面的论述却露有苗头，譬如他认为上海开埠以后，传统国家无法在租界厉行传统消费思想使消费主义在那些地方抬头；实际上除了思想的因素外，国家失去的行政，财政和司法等诸多权力（失去控制）都是重要原由。当然，无论如何，全球市场上的商品都能汇集在上海租界的商店里，更是supply上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