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2008年6月）
2010-09-19
翻译这部小说也是许多的机缘巧合攒簇而成，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大概应是与小说主角，或者说作者有着相同的年龄和相同的工作背景。看小说初稿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惊讶和心照不宣的心情一口气看下来的。不知道这是否能算是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影响之一，在地球上几乎是脚心对脚心的位置，同样年龄的女性，干着几乎同样的工作，有着同样的困惑与担心，乃至说着同样的话，找着同样的借口。
其实凡在大城市里上班的女性都应该已对OL（Office Lady）这个概念很熟悉，很多时候这意味着得体的着装和修养，繁琐或繁重的工作，使用率低得可怜的健身卡，微妙的人际关系，时不时的焦虑和心烦意乱，缺乏创意的疲劳和无聊，以及按部就班的生活，尤其在连续干了五年之后，一切似乎都已乏善可陈，如果没有婚要结的话。
而面对婚姻，即便在这个一切都训练有素的时代里，人们似乎依旧缺乏经验。有太多的东西要去担心，要去考虑，有太多的余地要去腾出，有太多的话无法说出口。大多数人都是捉襟见肘地生活在各种底线的边缘，彼此都没有更多的选择和本钱来负担风险，于是人就像是受惊的动物那样，条件反射一般急切地保护着自己，哪怕是以一种自伤的方式，哪怕宁可相信遗憾也不愿相信勇气之桥对岸的美好，于是，会选择背道而驰。而这，便是这部小说要说的故事。
或许说得有些严重了，其实大多数的时候，人们的生活依旧还是以一种平稳和从容的面貌一天一天按部就班地延伸着。而在波澜不惊的表面之下，无论有多少被掩盖的却又难以逾越的块垒，或者无法忘却又无法回首的遗憾，终究还是会被时间心平气和地抹平。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方法，正确的态度应当是积极勇敢地正视问题，面对生活，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小说总是能给予人更多的鼓励和勇气。
小说的标题在翻译时让我困惑了很久，这是一个如此拗口的概念，却又是最浅显的描述。而假设爱是有正反面的话，爱的正面究竟应该如何描述？如果放下所有的书本、影视故事和那些过于戏剧化的个案，在剔除了无条件的血缘之爱以外，我们是否还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现实生活的沙砾中挑出那些可以心安理得归入“正面”的爱？你如何能确定一个承诺何时成其为一个真正的承诺？而小说的主人公至少在这一点上是坦诚的，在没有弄清楚自己究竟能给予什么的前提下，她没有让自己把那些似乎应该及时说的话说出来，
“因为这些话一旦说出，就无法收回，我希望自己能更从容不迫些，把这个作为一项决定，而不是反应。”
相对于百分之百掏心挖肺的当下一刻，承诺需要的，更多的是慎重的判断力和远见。然而，要分清决定与反应在许多时候并非像字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尤其在一个充斥了期待的目光、无可挑剔的对象，和时不我待的年纪的环境里。于是，艾米莉在被迫“反应”之前，不得不作了一个她觉得不可避免的“决定”。而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无法承受让她最担心的后果：“安德鲁最终会成为离开的那一个。”
这个，或许是对那些缺乏安全感的逃婚者而言最能够让人接受的理由了。拒绝，有时候并非是不负责任、没心没肺。但在另一方面，拒绝也更非是一种解脱。其后果的严重度，可直接参考小说里的相关描述。当艾米莉把自己推到了爱的背面的时候，她看到的是独自面对生活的辛苦与孤独，尤其当孑然一身生活在大都市里，当眼睁睁看着生离死别的一点点到来的时候。小说情节总是更富有戏剧性，但相同的感受也并非只有小说里有。
以上便是这部小说前半部分所讲述的内容，而小说的后半部分，更像是某种心灵激励教程，和美式的happy ending。我愿意去相信这是小说主人公的自我努力和成长之后的苦尽甘来，但我还是更愿意去羡慕这速战速决的休克疗法，和她那位“Right here waiting”的安德鲁，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常见的。正如小说里艾米莉自己说的“没有比安德鲁更好的了”，这位安德鲁是那么好，那么得不需要去怀疑，去担心，以至于他最终成了小说里最让人印象模糊的角色。安德鲁就像一个奖杯，而艾米莉还没为获奖准备好，于是她迟疑了一下，调整了呼吸，当她准备好了，她便走上前去，而奖杯还在那儿，上面刻着她的名字。
相比之下，艾米莉的朋友，同为女律师的凯特，就没那么走运，她几乎已经踏上了领奖台，却发现那不是她的奖杯，于是她不得不沮丧而尴尬地退下来，她必须重新去寻找。小说里没有给凯特一个最终的领奖台，除了她又精神焕发地重新投入她的工作之中。凯特最后的身影是急匆匆地赶去开一个电话会议，于律师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即普通又典型的情景，似乎暗含着某种象征。其实凯特的困惑远远要大于艾米莉，她为自己的承诺所做的抉择比艾米莉的更艰难。当凯特半夜在艾米莉的公寓里哭诉时，有一段对话在小说正稿里被删除了，那是凯特在最后对艾米莉说的，她说：
“你知道我还怕什么吗？我怕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而我再也找不到人可以去爱了。如果我真的不会再有机会了怎么办？”她边问边把手中那堆纸巾捏成一个雪球，“我是说是我自己把一切毁掉的，不是吗？我以为丹尼尔是我注定的另一半所以我迫切地想实现它。”
而艾米莉说：
“凯特，你会找到你的另一半的。我知道，从骨子里我能感觉到……不过，想想另一种可能，你可以继续和丹尼尔结婚，然后在后半生里慢慢考虑为什么会嫁给一个你不想回家看到的男人。”
这段对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可惜最终从小说里删掉了，或许是因为这些消沉且举棋不定的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且充满矛盾。但这却是最能让人理解的自然而然的想法，那种无所适从的矛盾，没有答案的困惑，在现实中更容易遇见，也更需要面对的勇气。而即便是艾米莉自己的经验，也无法告诉凯特她的决定究竟是对是错，就像那群瑞弗戴尔老年公寓里的老太太们所说的，“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而当理智与情感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人们只能凭借勇气和信心，无论是面对承诺还是孤独。
好在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充满了诙谐与机智的小说，不至读起来太沉重，很多时候，作者擅长用轻巧的自嘲来填补故事间隙的空间，让读者能在莞尔之间一笑带过那些沉重混乱的苦涩和窘迫。所以这部小说依旧可以作为一本轻松愉快的通俗小说来阅读。
至于女主人公所从事的律师职业，虽然小说的某些情节有些戏剧化，但我相信凡是干过这个行当的人多少都会从中有所感触，尽管在职业女性中女律师的比例不会很高（在人口数量为1600万的上海，女律师的人数是2700人左右）。而相对于同样专业性很高的医生职业而言，女律师往往又会给人一种难以亲近的感觉，尤其是从事诉讼业务的律师。我也曾被人问到过关于“替坏人说话”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能接受人不能轻易分好坏的道理，可一旦说到吃官司的人，似乎又觉得简单起来。在这里显然不适合大篇幅地讨论律师维权的话题，所以只能粗浅地说，即便是坏人，他也有合法的权利需要维护。打个比方说，有一个人动手打人，而天上掉下一个花瓶砸死了被打的人，这就不能说打人的人是杀人凶手。而这个比方，恰巧也可以用在小说里的赛内金水案上，尽管从各方面看很明显喀多镇的癌症罹难者都是和化工厂倾倒污水有关，但基于法律的严肃性和严谨度，对于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应有严格的论证要求，而艾米莉所作的大量的问卷起草工作，正是为了寻找导致癌症的其他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左右案件的因果关系，那又将涉及到更为复杂的专业论证和判断。因此，一个看上去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在法律上可能会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论证过程，哪怕仅仅是像借钱这样的小事。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耗力甚巨的论证过程也是诉讼制度的一个缺陷，它会导致诉讼双方的诉讼成本大量消耗，对于经济能力有限的一方当事人而言，很可能会得到一个得不偿失的结果。而这一缺陷很容易被麦金侬这样的“讼棍”律师所利用，用繁琐的程序拖垮对方。这种人在职业律师中并非个别，也可以算是律师中的“老鼠屎”之流了。但律师行业并不是一锅汤，而作为有职业道德的律师，应当是在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尽可能避免累讼之赘。艾米莉提到的她法学院一年级读的“民事诉讼”是教他们如何不动用法律程序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但不管道理如何解释的通，作为律师仍避免不了良心的拷问，我完全能想象的出艾米莉在面对琼斯先生迷茫的目光时的心情，这也是她那些众多的无解之惑里的一个。而归根到底，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人都是本质上的同类。这类生物，都会害怕，会困惑，会孤独；也都需要爱，需要勇气，需要希望。所以，这部小说并不是一个关于女律师的故事，而是关于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