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济社会的起源》
2013-12-07
在本书中，作者从历史的角度讲述经济社会的起源和演变，颇有经济史的味道，不同于经济思想史，本书将事实分析和理论分析结合起来，言简意赅，是经济学很好的入门读物。其实经济学的两个根本问题是生产和分配，对应的则是效率和公平，“做大蛋糕”要求经济组织和经济生产有效率，“分好蛋糕”要求经济分配做到尽可能地公平。
效率和公平具有永不退色的魅力，每个时代都有各自坚定的追随者，然而，这一对孪生兄弟有时候可以“共同成长”，有时候却又少不了“闹矛盾”，因此，每个时代都需要合适的策略来处理好这一对孪生兄弟的矛盾与冲突，使得效率和公平尽可能和谐相处，来使得人们达到“幸福”最大化。与之相对，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大约有三种，基于传统，基于命令和基于市场，当然在不同的时代主流意见不相同，在一个稳定的古代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可能更多地取决于传统，这里的传统更多的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文化，文化之中凝固了血缘、权力，换言之，这种传统是一种固化了的分配秩序；与之相对，在古代的动乱时代，传统的秩序格局迅速瓦解，这时基于实力（军事、政治、习俗）的命令取代传统成为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手段。不管是传统还是命令，我们都可以看到经济在这种语境下更多的是依附于政治、社会和习俗的，其独立于社会其他要素的程度很小，至少从既定的结果来看，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种依附于社会的存在，在古代社会，和宗教力量、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相比，经济力量是弱小的。而基于市场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则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这一手段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写了经济力量弱势的历史，而组织化的经济力量正成为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
如果对比传统、命令和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就可以理解地理大发现之后，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同市场调节相比，传统和命令是基于一个静态社会的，而其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是静态的，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一个大市场、大生产、大需求、大分配的社会是应对不了千变万化的要素信息和产品信息的，正是这种千变万化的市场刺激，才激发了人们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产业革命是在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场的刺激使得技术变迁可以产生持续性的收益，进而形成的组织化的经济力量逐渐摆脱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的桎梏，成为塑造新社会的根本推动力。任何理论上的分析，如果没有事实的佐证，都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设”，如果想要更清楚地了解传统-命令方式是如何向市场方式演变的，我们就要把目光转向欧洲，这个现代社会的发源地。
考察欧洲就要从古希腊讲起，由于欧洲的历史错综复杂，我们在这里侧重经济以及和经济相关的要素。稍微对西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希腊社会产生一种错觉，即夸大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程度，人们可能会关注其繁荣的商品经济，伟大的数学和逻辑成就，还有几乎人人称道的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可是人们容易忽略两点，一是希腊的繁荣是建立在大量奴隶“义务劳动”的基础上的，二是希腊城邦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实体，如果在和平年代还能保持繁荣的话，在战争年代，希腊松散的政治联盟正是其繁荣终结的原因。从希腊的衰落我们可以得出两点其启示：没有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就没有经济的繁荣，而是战争和贫困正是终结繁荣的罪魁祸首；没有庞大市场和技术支撑的商品经济是极其脆弱的，一旦被战争打乱，便很难恢复过来，因为其未能建立起组织化的经济力量和阶级。
而之后的罗马帝国的繁荣除了政治文化方面没有达到希腊的“文明”程度，但是其经济繁荣程度是不低于希腊的，当时的罗马是罗马帝国商业产品的聚集地，整个帝国的谷物、奢侈品、香料、橄榄油都源源不断地运往罗马，而罗马的繁荣在来自东方、北方和西方的满足入侵下也终结了。我们考察罗马繁荣终结的原因自然有战争对经济秩序的冲击和罗马帝国内部的腐败，但是其自身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值得深思的。和希腊的经济组织形式相似，罗马的经济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而运往罗马的商品更多的是奢侈品和谷物，换句话说，罗马的繁荣是建立在奴隶的劳动和手工业基础上的，创造财富的是奴隶，享受财富的是贵族，没有激励机制的经济模式下，经济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依赖于身份和权力，所以，希腊和罗马的经济模式还是传统-命令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无法形成可以塑造社会的组织化的经济力量，因此，这样的繁荣是脆弱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中世纪的经济组织模式。考察中世纪就不能脱离中世纪的语境——宗教化的世俗世界，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是世俗世界的纷乱和精神世界的统一。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九世纪查理曼大帝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欧洲一直处于长期战乱状态，希腊罗马的文化在这一时期有赖于天主教保存，但不得不说这一时期是欧洲文明倒退的时期。随着查理曼大帝去世，神圣罗马帝国一分为三，就是之后的法国、德国和法德之间狭长地带即意大利，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冠之争又引发了无穷无尽的战争。现实政治的分立，导致罗马帝国时期统一的国内市场长期无法形成，曾经开放的经济模式在中世纪变得封闭了，代替城市经济兴起的是封建领主的庄园经济，在庄园内部，领主是最高统治者，掌控着内部农奴或自由民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生活。如果要分析封建庄园经济形成的原因，长期混乱的世俗政治是首要原因，没有稳定的政治秩序，繁荣的经济是没有保障的，除此之外呢？其实，中世纪的天主教对经商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的，这一点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就可窥测出那个时代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经院哲学家和教士的著述以及天主教传统教义中，高利贷和利息简直就是万恶之源，而利息是货币化的典型体现，没有利息，就没有货币的流动，从而也就不会有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自由流动，利息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因此，在中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商人一直是和高贵无缘的，人们认为“钱生钱”是一件有违上帝教义的肮脏的事。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思想鼻祖亚里士多德提出“所费”和“所得”的概念，即我们今天说的“成本”和“收益”，只有成本等于收益才认为是道德的，因此，许多敛财的商人在临终之前会把自己的钱财捐献出来，以赎罪。
不过，文明发展的变量始终是不确定的，任何旨在维护当下秩序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完全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事件之一就是发生在中世纪的浩浩荡荡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罗马教廷旨在征伐东方异教徒的军事战争，然而这场战争却让众多十字军战士领略到东方的繁华，带回了东方的金币，事实证明，是人们对金币的追求使得封闭的封建庄园经济逐步走向瓦解的。穿梭于东西之间的阿拉伯商人将东方的珍奇异物带到西方的城堡外围，这些胡椒粉、香料、茶叶深受封建主和贵族的喜爱，而这些珍奇异物只有金币才能买得到。人们对于金币越发狂热了。当封建主发现羊毛比谷物更值钱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著名的圈地运动，将封建庄园之外的公地改为牧场，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大量农奴和自由民的失业，他们被迫流落他乡，而城堡周围的集市则是他们的集中聚集地，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成为了行商中的一员，大量无产者就是这样诞生的。商人阶层的壮大更加深了人们对金币的需求，宗教所不允许的高利贷也变得明目张胆起来。人们对金币的欲望还不止表现在高利贷和圈地，马可波罗对东方繁华的描述，勾起来人们对东方财富的遐想，航海大探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盛起来。如果考察以这一时期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特征：外部刺激和内部无产者的兴起。因为十字军东征和行商带来了东方世界的刺激使得人们对于金币逐渐狂热起来，由此而兴起的圈地运动使得大量农奴和自由民不再依附于土地，他们就是之后商人阶层的主力，姑且就把他们叫做内部无产者吧。
我们一再强调，稳定的政治秩序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虽然欧洲中世纪长期的二元对立——教权和皇权的对立给欧洲社会提供了更加多变的可能，不稳定的秩序更有利于外部刺激和内部回应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倘若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社会是没有希望的。自从公元十世纪起，教皇在和皇帝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地位，最终世俗政权臣服于神权，教皇可以罢免世俗君主的教籍，从而解除其臣民对皇帝的义务，在接下来的三四个世纪里，宗教的权力是巨大的。宗教逐渐定于一尊，使得内部神职人员的腐化变得明目张胆起来，而此时的宗教交易仍是传统的——鄙视商人，厌恶货币。显然，商人阶层已经逐步崛起了，人们对财富的追求越发狂热了，在此种情形下，一方面教会道德感召力下降，另一方面地理大发现和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人的学说逐渐在社会中传播，人们对正统天主教的教义变得不耐烦了。宗教改革运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加尔文派率先承认节俭、勤奋是教徒的美德，而这一观念正促进了财富的积累，努力积攒财富，这些财富正是资本积累的初始条件。伴随宗教改革的是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一时期是残酷的，不计其数的宗教战争、王朝战争、民族战争打响了，大大小小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打得不亦乐乎。但不管怎样天主教定于一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如果没有认识到是新兴的商人和金币带来的这一变化，便很难理解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下面集中讨论英国在近代的转变，因为英国是现代国家的始祖。首先我们必须关注英国独特的独立环境——西边是辽阔的大西洋，东边和法国隔着英吉利海峡，四面环海的地理区位使得英国可以在欧洲大陆频繁的战争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政治独立，这对于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独特的地理区位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优势更加凸显出来，航海大发现为英国开辟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而英国自身的科学研究在有持续绩效的激励下，各种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随探险船只一起起航的一个年轻人，后来出版了一本书——《物种起源》，这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仅剧烈冲击了天主教教义，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对当时人们疯狂追求财富是一种思想上的认可。这是英国在地理区位上的优势，对于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我们不能忽视英国的历史传统。1215年的《大宪章》已经已经将国王的权力做了清晰的界定，虽然之后，许多国王并没有遵守这一宪章，但英国的上院在此之后一直在和国王的斗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欧洲大陆教权和皇权的二元对立相比，英国王权和议会权力的斗争无疑更具现代气息。而1688年光荣革命所表现的妥协精神和经验主义一直伴随着之后的英国，并且被带到了新大陆，这一传统对国内不破坏秩序下的改良即民主制下的纠错机制的形成无疑是很重要的。
但不管怎样，产业革命率先在英国发生了。一旦技术和市场结合起来，在资本、劳动、土地要素的集中配置下，加之清教徒的节俭和疯狂聚敛财富，英国社会迅速成为“日不落帝国”。这一转变，使得组织化的经济在英国建立起来，全球化的市场使得英国人有了持续利益的预期，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成为塑造社会的力量，他们不再是政治、宗教的依附者，他们塑造了近代社会，也把这一模式带到了全球。最终，经济的市场调节全面替代了传统-命令调节，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