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发现的乐趣》
2015-09-13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用武力敲开了清帝国只漏出一丝缝隙的大门（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蹒跚而行了将近两百年，对于科学的概念从“坚船利炮”到“第一生产力”，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功利的角度去考虑的。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犹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陈独秀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不知道他对这两个词的具体理解是怎样的，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我在《发现的乐趣》中以费曼先生作为当时的一名顶尖科学家的视角看60到80年代美国社会对民主和科学的实践过程也是颇多波折，那是个星象、预言、圣迹喧嚣尘上的时代，正如我们中国当时的气功热一样，是个“不科学”的时代。
这本书向我们阐述了科学不仅是门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它是一种思考方式，是一种谦逊，不认为自己的经验凌驾于他人之上；同时还是一种自信，不认为别人的经验凌驾于自己之上。从小费曼的父亲就跟他讲，人在穿上制服与脱下制服后的区别，这使他得以始终以平视的姿态去面对他人，无论他是学界泰斗还是无名小卒。在洛斯•阿拉莫斯，作为还在攻读学位的年轻人，用玻尔的话说就是“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
通过费曼的讲述，我们对曼哈顿计划中那些符号化的伟人的日常工作 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他们有派对，有狂欢，有开保险箱这样的“小癖好”（就是费曼自己）。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跟军方扯皮，为了独自一人住耍“小聪明”（还是费曼自己）。就这样，曼哈顿计划一点一点在这些科学家的草稿上完成，过于庞大的计算量促使了计算机这样一个对后世影响深刻的技术研发的进度加快。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中，战争期间的需求始终是最迫切的，因为事关生死存亡。政府和军方总是出手大方，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应用到诸如战略和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上，以确保己方在军事上处于领先地位。
借美国发现者号航天飞船的事故，费曼提出工程师对事故发生概率推测与官员们的推测有数百数千的差距，正是官员们不断下降的安全标准导致了这次举国震惊的惨剧。看来不管哪个国家政治家与技术人员的分歧总是存在的嘛，也不只我们中华有这种数字上的游戏，呵呵。我不知道费曼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事故相关负责人是怎样的心情。对此我只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本书给我触动最大的就是费曼在多次演讲、报告、访谈中反复强调的关于科学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得到限定条件下的相对正确，没有绝对正确，要对前人的经验报以一种怀疑的心态，去验证事实究竟如何。可以用一种专家什么都不懂的心态去看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这样可以让你接受前人智慧的同时不受束缚地进行研究，所有信息都属于参考。对于费曼来说，我们的理论在自然界中的比例太小了，我们能做到的事情太少了。更何况其他的人呢，我们未知的是如此的多，又有什么理由去骄傲自满，在广阔的宇宙尺度上，在渺小的规范粒子尺度上，我们是如此的无能为力，人类还需要更努力去探索这瑰丽而又神奇的世界。
最后化用费曼《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中的一段话作为结尾：在我看来，人类的文明有两个伟大的传统为其支柱。其一是科学的探险精神——这是向未知领域的探险，一个未知的东西之所以为未知，首先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它是未知的，然后才有所谓探索；这里面包含一个要求，要求人们不要去回答不能回答的宇宙秘密；这里面包含一种态度，承认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概括起来说——这是智力上的谦卑。另一个伟大的传统，是人文伦理——以爱为行为的基础，视所有人为手足兄弟，尊重个体的价值——这是精神上的谦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