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风骨书评-查字典图书网

札记

2014-12-14

【http://blog.sina.com.cn/leiwon】从雪球网友 @海鸥_cxhope 的贴子得知邱国鹭这个人，又通过 @豆瓣得知他写了这本书，几乎在第一时间买回来阅读。果然不负所望，这部投资随笔集水平极高、精彩纷呈。但是很明显，由于此书不属于那种系统阐述的著作，初入门者在阅读过程中可能会感觉云山雾绕，甚至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鉴于此，我呼吁那些尚未累积足够经验的投资理财爱好者暂时避开此类随笔集，一步一个脚印从基础知识学起（首推证券从业资格考试教材《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此书讲述的很多价值投资理念对我来说都耳熟能详了，只是之前没有见过哪位作者能够象邱国鹭这样，用既精炼又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大大提升了我的阅读体验。如果说对我有什么新鲜的启示，大致包含以下几点（掺杂了我个人的理解，不妥之处与作者无关）：

1）宏观经济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在今后若干年之内，投资仍然要唱主角，原因是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较发达国家还差得很远，城镇化的空间非常广阔。【继续盖房子】

2）A股16家上市银行的规模本身就构成了又宽又深的护城河，试想重新开立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哪有那么容易？当前A股银行股的估值反映了最悲观的预期，是蒙尘的金子。【近两年银行股一度打折大甩卖，可惜没人要】

3）国家之间是存在比较优势的，美国在金融、医药、消费、科技等领域独领风骚，而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则长于制造业。所以，不要妄想A股会出现下一个辉瑞制药了，那不现实；我们的强项是装备制造业、基建工程。【大国重器，高铁技术走向世界】

4）在当下这样一个媒体多元化的时代，品牌塑造成为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们不会像从前那样每天对着电视看广告，如今大家接受的信息都是碎片化的、不同来源的。所以，知名品牌构成了竞争壁垒，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中华老字号都很贵】

5）互联网的本质是“人生人”，规模效应在于“人多”，是典型的散户经济；银行的本质是“钱生钱”，规模效应在于“钱多”，得大户者得天下，二八效应明显。网络银行在欧美日韩没有成功案例。【阿里巴巴会成功吗】

札记

2012-05-03

【http://blog.sina.com.cn/leiwon】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的写作过程中，诺思尝试着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重新解释经济史，收到了预期的实验功效，但还不足以开宗立派。直到这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问世，诺思才应该算是成为一位新制度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从交易费用到产权、从经济组织到契约、从制度到制度变迁，诺思最终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全部零件组装成了一部轰轰运转的机器。

本书的“代译序”是我见过的最聒噪的序言，同时也是信息量超大的一篇序言，韦森先生回顾了自己与诺思的理论、诺思本人以及这本书的诸多渊源，同时也坦诚了自己翻译这本书时的力不从心，并对译者的工作表示高度认可。即便如此，这也是我研读诺思以来最艰难的一次阅读旅程，诚如豆瓣书友所言：思想太浓缩。在完成摘录笔记之后，几次尝试着写一篇读后感，都无果而终。诺思在这本书当中一定是用严密逻辑贯穿起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可惜自己天资驽钝，尚未能领悟大师学问之精妙。

本着读名著必留札记以示纪念的原则，暂且谈一些粗浅的认识，童言无忌，不可当真：“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而组织“为人们的相互交往提供某种结构”。凡制度框架，必存在逐利之机会。各类组织（经济的、政治的）即为这些机会而生、为这些机会而演化，并且各类组织在制度框架内不断提升逐利行为之效率，或者说对现存制度背后隐藏的逐利机会的利用越来越充分（报酬递增）。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进而引发新的潜在逐利机会，那些具有优势谈判地位或强势谈判力量的组织将为了追逐正收益而在边际上改变制度框架，久而久之，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逐渐演化出一个与初始状态不同的选择集合。各类组织与制度框架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当一个社会机缘巧合形成了促进生产性活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低水平的经济绩效不会长期驻存；反之，低水平的经济绩效将挥之不去（路径依赖）。

站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或许可以看得更清楚

2011-08-23

【http://blog.sina.com.cn/leiwon】与那些身处象牙塔皓首穷经的学者们不同，沈联涛先生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站在金融监管前线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经济学家。作者的阅历优势为本书增添了时空交错的画面感，堪称一部神采并茂的学术著作。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机终结了东亚奇迹；十年之后，又一个金融危机让欧美主导的国际金融旧秩序风雨飘摇。站在三万英尺的高空回溯前者，东亚货币在钉住美元的前提下大量输入日元资本，形成所谓“一条供应链，两种货币标准”，终究在日元—美元汇率剧烈波动之下无法抵挡投机资本的劫掠，脆弱的金融系统因为过早开放而引爆了亚洲危机。“历史是一条由众多支流汇聚而成的记忆之河，有时平静，有时却会带来灾难。历史事件犹如一幅决策树图，从各个转折点向外伸展，并未下一次的事件作铺垫。”全球化、技术与金融创新、去监管化等等因素既是亚洲危机的主因，也是当下危机的根源。人类总是屈服于贪婪的本性，不知疲倦地播种危机的祸根……时至今日，鬼才相信华盛顿共识。

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2016-04-02

【http://blog.sina.com.cn/leiwon】

***计划与市场***

做事情之前要有一个大方向，这是宏观前提；至于在过程当中采取哪些方法，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微观操作。方向对了，事情便成功了一半；方向偏了，终究要误入歧途。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他的观点如今看来有些粗糙，但方向没问题——否认人类脚下的土地是静止不动的；沿着哥白尼的思想路径，伽利略、开普敦、牛顿等一众后辈巨匠发现了更多的科学规律，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和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哥白尼打破教会对天文学说的垄断，恐怕我们还在地心说教导之下傻傻地活着。

计划经济也是如此，它的问题在于否定市场经济规律，大方向有误，于是怎么走都走不通。君不见执拗的苏联穷尽数学技术打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埋头苦干70余年依然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解体了事。应该说，计划经济是广大社会主义先驱实践自身理想和信仰的常见路径。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希望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没问题，政治正确。但是他们根据这个理想所构思的社会经济体制却存在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实行财富的社会共同占有；第二，否定货币和市场在新社会中的存在”，熟悉现代经济学的人们都清楚，前一个特征干掉了产权机制、后一个特征干掉了价格机制，归根结底无视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无数的后来者著书立说也好、暴力革命也好、人民专政也好，大都逃不掉敌视市场的窠臼，让苏联老大哥扬名立万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便滥觞于此。

为何否定了市场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两个原因，一是信息成本过高，二是激励成本过高。吴敬琏教授认为，计划经济能够有效运转的隐含前提是：“第一，中央计划机关对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状况、技术可行性、需求结构等拥有全部信息（完全信息假定）；第二，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判断（单一利益主体假定）。”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两个前提条件是难以具备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价格机制充分反映各类资源的稀缺程度，竞争机制和产权机制对微观经济主体形成约束，两方面综合起来，经济资源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具备基本的条件。吴敬琏教授用严谨的经济学语言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而笔者认为，稍有常识便可知也。因为，完全信息假定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显然是一种理想状态，相当于物理学领域的无摩擦匀速直线运动，拿来做实验当然可以，却不能借此框定大千世界。人类是情绪化的动物，感情丰富、变幻莫测，即便是击败围棋大师的AlphaGo也不可能精确计算一群人类在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和价值取向，遑论控制。

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由于起步方向的错误注定以悲剧收场。中国则不然，1992年，邓公南巡推动改革；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农业生产的激励难题***

现代公司治理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在于考核激励，上班族对于绩效指标的概念都很熟悉。一般而言，人事部门会把各种岗位的各类工作环节尽最大可能予以量化，综合考核期内的各项指标得分评定员工绩效等级。可是，上述做法对于农业生产却并不适用。

吴敬琏教授指出，“由于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具有连续性，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最后将体现在动植物的产量上，而不可能像在工业中那样，分别计量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上劳动者所付出的有效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农业劳动工种繁多、作业分散、季节差别大，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交给家庭去处理，事情就简单多了。由于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子女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利用了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减少了决策成本，几乎不存在度量、监督等交易成本，这使家庭经营较之其他经营形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运用常识来表述：人们对自己家庭范围内的生意买卖最用心、对自己家庭范围内的切身利益最在意，在实现自己家庭范围内价值最大化方面，根本无需提醒和监督。除此之外，任何经营性组织都需要严格的考核激励机制来防范雇员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偷工减料等行为。当然，不否认会有一些人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行，以至于马不扬鞭自奋蹄，为了国家和集体利益兢兢业业、甘于奉献；但是这样的先进人物永远是个案和特例，一个经营性组织绝不可以把绩效目标建立在雇员自觉劳动的基础上，那样无异于自虐，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给出了试验结果。结论：既然农业生产天然不适用常见的考核激励机制，那么只有依靠家庭经营才能保证必要的生产效率。

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长期坚持现代农业的家庭经营方式。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股市之辩***

坊间有云，在中国有两件事情总是搞不好，一件是男足，一件是股市，个中原因众说纷纭，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客观来讲，1990年代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和运营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标志着这个传统文明古国终于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深宫内苑，那些由西方国家探索数百年所建立的经济金融模式从此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吴敬琏教授指出：“股票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投融资渠道，打破了原来的家庭只在银行储蓄和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的单一格局，有利于资金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善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日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加大了国民经济中存量资产的流动性，有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和收购兼并等方式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高存量资产的使用效率。”

股市虽然是个好东西，却对社会法治环境、政府监管能力、市场透明程度等各个方面要求甚高，可以说是一颗镶嵌在市场经济皇冠上的明珠，需要扎实的制度基础做支撑。读过《伟大的博弈》的人们都知道，即便是金融帝国美利坚，他们的资本市场也经历过混乱无序、欺诈盛行的阶段，政府和投资者在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才逐渐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制机制并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一过程十分漫长。而对于商业传统缺失、金融经验匮乏的中国来说，股市在初创之际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违法违规活动盛行、股价大起大落等）实在不可避免，也是后发国家成长的烦恼之一。对此，1990年代末的国内经济学家激烈辩论，很多辩题如今看来让人忍俊不禁（当然，这不是前辈的错，而是因为我们国家与世隔绝太久了；在股市这一新鲜事物面前，大家都是小学生，后来者不能用今天的认知衡量十几年前的争论），例如：“全民炒股好不好”、“中国股市是否投机太甚”、“股市市盈率是否过高”、“如何看待庄家”、“初期股市应不应该加以规范”、“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当事人的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吴敬琏教授在辩论中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即中国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

中国人喜欢臧否时弊，但是在批评的同时，更需要建设。有人一边艳羡西方国家高度文明青山绿水，一边在自己家门口乱穿马路随地吐痰；有人一边痛骂股市沦为权贵提款机，一边跟随所谓的“主力资金”炒小炒差。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起步时期需要官智推动民智破冰向前（官智与民智的提法见笔者另一书评：https://book.douban.com/review/7609320/）；到了一定阶段，阶层利益日趋固化，官智受到各方掣肘，此时需要民智更加开化，由下至上推动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要先做到，窃以为股市也好、其他时弊也好，皆有此理。

2016年3月22日，*ST博元公告称，因涉嫌违规披露等原因即将终止上市。这是2014年A股确立“重大违法公司强制退市制度”后首家因此而遭退市的公司，标志着中国股市法制化治理大幕徐徐拉开。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腐败的经济源头***

转型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腐败现象往往要比发达国家和地区严重得多，中国亦然。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尚未完全建立起以法治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腐败的核心环节是非法占有财富，而财富来自于经济活动，即使是官员上下级之间的行贿受贿，其赃款的最初来源也一样如此。吴敬琏教授指出，20世纪后期，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腐败行为主要有三种经济源头：1）“利用干预市场活动的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例如腐败官员通过各类许可证制度来寻租，他们手中的审批权相当于印钞机，可以借此源源不断地收受贿赂。2）“利用所有制关系的调整，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例如国有企业因为产权不清晰、监督不到位，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内部人员很容易通过蚕食国有资产来中饱私囊，此即微观经济学“委托-代理”问题。3）“利用市场不规范牟取暴利”。例如中国股市，差不多是改革进程最迟缓、制度建设最拖沓的领域了，虚假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活动时至今日仍然层出不穷，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输送屡禁不止。

好在执政党清楚上述现象的症结所在，简政放权、健全法治等工作都在推进当中，可能有些领域的步伐慢了一些，但毕竟还是在行动。最近观看《毒枭》（第一季），剧中拉美国家发生的腐败于我们而言堪比天方夜谭。所以，人间正道，天佑中华。

札记

2015-10-24

【http://blog.sina.com.cn/leiwon】虽然篇幅不大，但本书涉及的经济学子领域比较广泛，从经济增长到金融、从财政到投资、从消费到创新等等不一而足。本书更适合专修日本经济的研究生仔细阅读，而对于我这类速读的上班族来说，只能谈谈粗略的印象，摘录一些作者的观点。

1）所谓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并没有与时俱进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迁移。进入21世纪，占比7成的服务业生产率增幅降至0.9%，余下的制造业生产率几无变化，从而将日本平均的生产率拉低。

2）资本主义需要的是不断创新，而非零利润下的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创新打破均衡从而产生利润，就像自行车被踩踏才能前进一样。资本家必须不停开拓新的事业，成功之后独享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则。而企业发展壮大之后又会面临增速减缓的问题。所以，要保证整体经济发展，就需要不断有新的企业涌现出来。简言之，社会的进步，需要创业家精神，需要创造性破坏。而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如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等，以及日本企业缺乏战略思维，加之陈旧的商业模式，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创新和创业。

3）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未来心怀不安。唤起整个社会的生机，必须让人们重拾信心，让他们相信人人享有机会，相信付出努力就会有回报。

作者洋洋洒洒写下的这本书，我以为仍然是就事论事，拘泥于细节而不能自拔。就像他在书中所说：“日本大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共同优点是执行力好，决定好任务后可以准确无误地执行，但是也有着同样的缺点，那就是没有能力制定出有战略性意义的决策。”简单来讲，战术精妙，战略粗鄙；微观分析准确，宏观思维匮乏。

经济运行的好与坏、快与慢，创新创业的易与难、简与繁，均是历史大势之下的细枝末节。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势”就是全社会太稳了，缺少有力的冲击。那么，21世纪的冲击来自何处？一是年轻人数量增长，二是接纳移民。很可惜，日本人口结构继续行进在老龄化的路上，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打造单一民族的净土。

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当今日本经济即便停滞又能如何？毕竟他们已经很！发！达！了。好吧，上班族精力有限，不再展开说了。以上对于我们中国的启示就是，尽快全面放开二胎！

札记

2011-01-28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有人说本书通俗易懂，但对我而言认真读一遍并不容易。或许德国学者过度沉迷于思辨式的论述，抑或译者没能很好地处理中西文法的重要差别，个别章节读起来比较晦涩。如果仅仅是想初步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话，感觉前六章就已经足够。从本书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学问的血统主要源于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弗莱堡学派，并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组织科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都有重要联系。以我的理解，本书立论的起点在于认识论当中的“知识问题”（即人类开发、验证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构造性无知”的存在，所以人类各种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有序的劳动分工，而那些可以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则是降低成本、缓和冲突、进而增进劳动和知识分工的重要手段。拥有主流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读者可借助本书为大脑换换空气，冲击一下自己的惯性思维。——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根据假设条件全面走向数学游戏像是自欺欺人，那么本书探讨方法论时所表现出来的哲学倾向更像自说自话。。。当然，这只是一句玩笑。

札记

2012-04-22

【http://blog.sina.com.cn/leiwon】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当中，诺思等人提出了工业革命和近现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建立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而在本书当中，诺思寻根究底，梳理了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显现出来的局限性，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构筑了一个理解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分析框架，从原始社群时期一直讲到二十世纪，最后得出了“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不仅是经济史上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而且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这一结论。本书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的扩展和延续，贯穿其中的工具依然是成本—收益计算和边际分析，但在内容上远较上一部著作来得宏大和丰富，如果深究每一个章节，都足够形成单独的理论著述。在最后一章，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出现了萌芽般的表述，如同美剧在每一季末尾留下的悬念一样，相关问题将留待下一部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去解决。

【应用案例】：小时候大家都粗略学习过“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端于大河流域呢？根据本书关于“第一次经济革命”的分析，定居农业时代，对灌溉系统的依赖要求决策协调和一体化，灌溉系统的不可分性助长了国家规模的扩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借助水利事业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古人来说是比较高难度的工作，好在古人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了一系列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安排，同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知不觉地相互促进并有机结合起来，最终造就了“四大文明古国”的辉煌历史。

凯恩斯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宏观经济学

2012-08-26

【http://blog.sina.com.cn/leiwon】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阅读这部600多页学术思想史著作，虽然断断续续，但仍然收益匪浅。对于受过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人士来说，第八、九、十三章所介绍的非主流经济学派显然不容易读懂，第一遍阅读跳过也无妨。

当世界经历了大萧条这样的浩劫，总归会有那么一小撮或者某一个心思缜密的天才提出激动人心的学说。我想说的是，凭借人类思想和知识的积累，在重大的、关键的时刻，出现破解难题的伟大人物是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界，扮演这一角色的家伙非凯恩斯莫属。在与古典经济学决裂之后，凯恩斯革命最终改写了经济学说史的格局。据布兰查德的考证，“宏观经济”一词直到1941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德·沃尔夫的一篇论文的题目），而“宏观经济学”一词出现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

宏观经济学的成长历程可以概括为一场永无休止的掐架与群殴。但也恰恰是在周而复始的争论之下，宏观经济学理论得以不断积累和延伸——当经济学家们在某一子领域达成了共识，便永远地为后来人留下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真知灼见。接下来，大伙换个场子接着打。

作者在第十二章开头引用了布劳格1994年发表的一段话：“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伟大的理论都是有路径依赖的……也就是说，被人们接受的思想导致了独特的新理论的发展，在没有考虑这些思想的情况下，不可能去解释这些理论的产生……在没有经济学史的情况下，经济理论就从天上掉了下来；你只能凭借信仰获取它们。在你希望判断一个理论的时候，你必须探问它最初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而这就是阅读本书的意义。

札记

2010-09-02

【http://blog.sina.com.cn/leiwon】与《世界经济简史：从旧石器时代到20世纪末（第四版）》一样，本书的重点仍然是史实的陈述，于历史演化的内在机理着墨不多，并且文字上比前者更加简要，很多观点出现得略显突兀。作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先生堪称经济史数据的痴迷人士，本书用超过一半的篇幅记载此公考证和测算的大量数据，内容涵盖近两千年来世界各国的人口、GDP、收入水平、劳动生产率及进出口指标。他强调：“数据工作的透明性就是要使数字可以受到质疑……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发现新的更可靠的证据、刺激新的观点、挑战原有的假说。”不过我想很少会有人如他这般钟情于考据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像使用工具书一样找到自己需要的经济史数据就已经足矣。质疑它们的可靠性？？？还是交给计量经济史的专家们去尝试吧。。。事实上，我正是经由某论文的参考文献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本书。再次膜拜安格斯•麦迪森先生。

信念—行为—制度

2012-05-12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新古典经济学在既有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之内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经济活动，可以比喻为服用抗生素治疗疾病；新经济史理论破除了制度完备的假设条件，通过探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来分析超长期经济发展进程，其中制度变迁成为核心议题，可以比喻为外科手术治疗疾病；而进入《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所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最新阶段，制度变迁背后所隐藏的人类意识和意向性等问题浮出水面，可以比喻为西医理论束手无策之后所采取的诸如调理气血等中医疗法。

在本书当中，诺思大量吸取自然科学关于人脑的研究成果，并借鉴哈耶克的学术思想，秉承了马克思的刨根问底的钻研精神，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推进到人类自身。依然由于思想太浓缩（笔者认为超越了诺思以往任何著作），在完成摘录笔记之外，我还不得不借助《邹东涛讲诺思》对相关理论框架的梳理来加深理解。按照邹东涛的说法，诺思此次推出的分析框架可以用“环境→信念→行为→制度→结果反馈→修正（或加强）信念→行为→制度……”来表示。下面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每个人都会抱有不同的目的来学习诺思的著述，或许是想弄清楚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背后的规律性因素；或许是为了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说史、思想史；或许是对诺思越来越严重的哲学研究倾向产生了兴趣；或许是为了更好地从事人文社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工作……可能还有更多的目的无法在此穷尽。但值得庆幸的是，诺思的思想和理论足够博大精深，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合意的部分。对我来说，第一种情形是适用的。

受各种学术思潮潜移默化的影响，我逐渐认识到，稳定的经济增长需要一系列鼓励生产性活动的制度安排，换而言之，更多的人在做大蛋糕，而不是整天琢磨如何分蛋糕。看似简单，可就是有很多国家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多种多样：搭便车、设租与寻租、独裁统治、行业垄断、法治不彰等等不一而足。那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之所以稳定存在，是因为在国家内部形成了具有优势谈判地位的政治/经济组织，它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它们抵制任何削弱自身力量和自身利益的制度变革，因为在当前体制之下它们能够最有效率地谋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也是生活在落后经济体的人们集体选择的结果，也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即人们从过去继承而来的信念、制度和人造结构的组合对决策的约束。

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在初始阶段都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人们的信念体系会受到不同的环境和经历的影响而分化，而制度就是信念体系的外在表现。有些信念体系催生出适应性效率更高的制度来应对不完美感知下的非各态历经世界，换句话说，面对从未出现的种种新奇事物，社会充分包容创新活动和试错过程，最优制度安排被不断优化，以达成总体社会福利改进的结果，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幸运的。而那些不幸的人们则各有各的不幸——各种类型的不支持适应性效率的信念体系。归根结底，世界如此之大，环境如此之不同，不确定性永远环绕在人类的周围，只有鼓励竞争和创新，容许不断的试错，人类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才能形成良性的反馈机制，人类追求幸福的目的和结果才能趋向一致。在此过程中，制度建设是一种手段。但不容忘记的是，不论好的制度还是坏的制度都会反过来强化或修正人们的信念体系。

现在可以环顾周遭，仔细看看中国社会与经济，最后问问自己：我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信念—行为—制度”循环之中呢？

宏观视角的经济史

2015-11-15

【http://blog.sina.com.cn/leiwon】在阅读西方历史书的过程中，众多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等细节堆砌起来的繁杂内容常常让我望而生畏，甚至是越读越迷糊、越读越恼火。然而，眼前这本书却做到了强干弱枝、切入要害，堪称难得一见的西方经济史力作！作者抓住“生产-分配”的主要问题，沿着“传统-命令-市场”的脉络将西方世界上千年的经济活动娓娓道来，叙述宏大、文字利落。对我来说，很久未有过如此愉悦的阅读体验了。以下为札记。

1）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可以归纳为生产和分配。在人类历史漫长的进程里，针对这两个问题演化出三个解决方案：传统、命令、市场，三者是递进的关系。按照现代人的普遍认知，市场经济是相对效率最高的制度安排。对于这一点，大家在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达成了基本共识。考察经济社会演进的广阔图景，主要任务就是回溯“传统主导型社会→权威主导型社会→市场制度”的艰难历程，焦点在于市场社会的产生。

2）在12世纪之前的欧洲，社会的经济问题大都通过传统或命令来解决。从古代和中世纪迈向市场经济社会需要三个变化：一是容许和鼓励人们自由逐利；二是交易活动必须通过货币来完成；三是由需求和供给的变化来指挥经济活动。在古代中国，社会阶层存在士农工商之划分，商人地位最低；同样，在古代欧洲，“社会鄙视商人获得的财富，财富仍然是通过武力征服而攫取的一种剩余，来自对基层农民和广大奴隶的压榨，而不是持续增长的生产系统的结果”。此类观念在中世纪仍然如是，“教会对贸易的态度在本质上是警戒的”，有一句格言叫做“商人很少或从未取悦上帝”。

3）是什么力量将欧洲推向了市场经济？行商促进了贸易；城市化刺激了商业；十字军东征实现了欧洲封建社会与近东商业社会的联接，从而加速欧洲经济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推动商业和工业发展；探险活动带来贵金属；加尔文主义鼓励追求财富，打破了宗教对商业的束缚；庄园制度崩溃，经济生活彻底货币化。社会各个阶层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努力获取更高的收入，自由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共同提供了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时势造英雄，伟大的亚当·斯密解释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关键词包括劳动分工、积累、生产率、增长、竞争，最重要的当然是“看不见的手”。

4）市场经济的内在推动力在于逐利，注定了具备更高效率的工业生产方式必然会普及，问题只是什么时间普及以及在什么地方普及。“工业革命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一连串事件”，酝酿了若干个世纪之久，最终在18世纪中后期绽放异彩。英国拥有工业革命产生的必要条件——相对富裕的贸易国家，成熟发展的中产阶级，较欧洲大陆更富商业头脑的贵族，科学研究的盛行，相对开放的社会结构……工业革命催生一群新人类——企业家，他们为社会进步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能量。更重要的是，工业技术彻底改变了世界。

5）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运动，经济怕静不怕动。商品需要被消费，储蓄需要被投资，如此形成一个循环，在此前提下才能实现社会繁荣与进步。然而，20世纪初的美国存在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农场主和工人的报酬未能随着生产率的进步而上升，从而制约了他们的购买力。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消费和投资螺旋式紧缩，“失败导致进一步的失败”。在股市投机触发1929年大崩盘之后，大萧条如约而至。

6）基于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资本主义国家“把政府开支看作私人开支的一种正常辅助”，政府使用“支出和税收的权力，向停滞的经济提供动力”。随着二战的爆发，公共支出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战争结束后，西方世界并未像大家担忧的那样再次陷入萧条，而是步入了一个持续近三十年的“黄金时代”，其中除了冷战之外，还有三个要素对“黄金时代”的出现起着关键作用：一是美国大量的潜在商品需求，二是战争期间产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转为民用，三是新的劳动工资合约将工资与生产率二者的增幅进行绑定。

7）欧洲与美国的资本主义不尽相同。“欧洲资本主义建立在封建基础之上，具有深层次的阶级冲突”；“美国资本主义建立在有力的新基础之上，毫不费力就得到了下层社会的忠实拥护”。“美国资本主义产生于一个政治统一的环境”，拥有巨大的、无障碍的统一市场；欧洲小国林立，“迫使工业增长只在少数地区实现，而且是在持续的民族敌对氛围中发生”。因此，欧洲整体的生产率日益滞后于美国。此外，欧洲资本主义还深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演化出福利资本主义的新范式。而为了克服市场分割的缺陷、避免大萧条期间的国际贸易灾难，欧洲逐步迈向了经济政治的一体化。

8）资本主义世界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走向终结，导火索是石油价格的冲击，高潮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双双来袭（即“滞胀”）。美联储挥舞着加息的大刀将通货膨胀斩落马下，“却又导致了一场所谓无声的萧条”——“经济增长放缓，生产率下滑，实际工资下降”。“黄金时代的结束，标志着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向”，正所谓“政府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9）苏联集团在1990年代全面崩溃，从而使计划经济制度走下神坛。让我们冲破意识形态的迷雾，回归一些常识性的判断：一般来说，数学题目涉及的变量越多，解题难度越大。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官僚阶层试图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悉数纳入计划，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每个人的饮食口味、衣着偏好都不同，能计划吗？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饮食口味、衣着偏好也会不同，能计划吗？如果将计划经济类比为数学题目，其涉及的变量为无穷多个，无解。因为人类是情绪化的动物，谁都无法精确量度一群人类的全部需求，遑论控制。纵使苏联能够凭借强大的科技力量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到头来却填不饱老百姓的肚子。“早期的命令系统之所以能够运行，是因为在尚未工业化的基础上，它能够为‘强制性’工业化这一相对简单的任务调动资源”，“使落后的、呆滞的经济走出死点”。简言之，“中央计划能够把落后的国家带入现代世界”，却不能“让社会保持增长”。

10）西方国家的“黄金时代”结束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市场越来越多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的大幅增长，例如，2005年的全球外汇交易量是1985年的10倍。驱动全球化进程的因素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下降，以及管理技术的进步，例如福特公司在1990年代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各个生产环节，制造出基本相同的汽车在全球销售，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引来同业纷纷效仿。不容忽视的是，“全球化影响的主要是工业化国家，以及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撒哈拉以南的国家和瓦解后的苏联系统，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

经济繁荣：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

2011-04-05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汲取成功者的经验教训，取长补短、推陈出新，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道理，然而在奔向经济繁荣的道路上，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拉丁美洲国家坚定地执行发达经济体向全球推销的“华盛顿共识”，结果却是债务危机频发、经济社会动荡；前苏联及东欧转轨经济体本来期望成为摒弃中央计划经济的优等生，却在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病床上沦为奄奄一息的小白鼠。基于对20世纪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轨经济体经济表现的观察，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指出：“有效的制度结果不一定来自唯一的制度设计。”与此类似，钱颖一在《中国的改革是如何成功的？》（本书第11章）一文中也谈到：“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它们不知道改革的具体目标所在，而是要寻找到一个通往这一目标的可行路径。因此它更关注于过渡性的制度安排而非最佳经验制度。”根据钱颖一的描述，中国在改革初期实施了一系列既改进效率又兼顾执政者利益的经济制度，例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财政合同制、匿名银行制度等。通过上述转轨时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中国在缺乏私人产权制度及其他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启动了经济增长，并于1990年代后期逐渐向“最佳经验制度”靠拢和趋同。从事后进行的学理研究来看，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举世罕见的创新之路，但我认为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很更倾向于“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的窘境，其中的关键梗塞便在于意识形态之争（可参见吴晓波：《吴敬琏传》），主要体现在那些“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新老划断”、“先行先试”等中国经济改革所特有的思路和办法。幸运的是，意识形态的掣肘却激发出了敢为人先的种种创举。如果将清末中国未能建立起汉人主导的君主立宪制归因于国运不济，那么一个世纪之后的中国经济改革恰恰是阴差阳错、否极泰来之象。

政策处方要因地制宜

2011-03-26

【http://blog.sina.com.cn/leiwon 】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组织（IMF、WTO等等）为那些发展中经济体或转轨经济体开列的政策处方当中，“华盛顿共识”比较具有代表性。让人奇怪的是，东亚经济体（中国、韩国、中国台湾等等）常见的经济政策与“华盛顿共识”契合度不算高，却实现了经济起飞；而坚定地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拉美经济体并没有获得多少经济增长的收益。对此，作者认为启动经济增长其实比较容易，也没有某种经济改革或制度建设的定式可循（照搬成功国家的做法未必有效），最重要的是找到关键性的硬约束，并且要选择贴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经济增长战略。而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就没那么简单了，诸如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宏观经济稳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冲突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基础是必须要建立起来的。本书的主要观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发展中经济体或转轨经济体在选择经济改革路径、经济增长战略的过程中要做到因地制宜。

价值投资，有缘者入

2015-03-22

【http://blog.sina.com.cn/leiwon】买股票就是买企业，持有股票时不妨把自己视作一项事业的合伙人，当你怀揣这样的心态走进股市，基本上就入了价值投资的门儿了。懂了吗？

不太明白。。。

嗯，没关系，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的一个朋友邀你合伙开餐馆，很靠谱呦，不需出力，只需出钱，你的朋友全权负责经营管理。出于多年来对朋友全方位的信任，你拿出100万元入股了。餐馆顺利开业，每天宾客盈门，生意蒸蒸日上。一年经营下来，你的朋友兴冲冲地告诉你，初始投入的100万元已经值120万元啦！不过，为了扩大经营，你的朋友决定将上年净利润的八成用于开设分店，余下两成用于分红。也就是说，你拿到了4万元的现金红利，留在餐馆里的股份变为116万元。第二年，在你的朋友精心打理下，餐馆规模实现平稳增长，盈利能力保持较好水平，你被告知，年初116万元的股份已经价值139.2万元啦！与上年度相仿，八成净利润继续投入生产经营，余下两成派发红利，你拿到了4.64万元。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以此类推，每年拿到的分红越来多，手中的股份越来越厚。。。我问你，如果真有这样的生意摆在你面前，你做不做？

做啊！傻子才不做呢！

好，你会将餐馆的股份转让出去吗？

除非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才会转让吧。就像拥有一间商铺，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常年收租了，谁会卖掉会下蛋的鸡呢？

哈哈哈。。。这就对了嘛！市场上那些低估的蓝筹股，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的比比皆是，你拣几支买入，不就相当于前面说的餐馆生意吗？

哦。。。那要是股票不涨肿么办？

DUANG！DUANG！DUANG！⊙﹏⊙

类似以上的对话，我亲身经历过几次，以至于后来不得不信：价值投资这回事，懂的人跟他讲5分钟就够了，不懂的人讲再多他也不会懂。所谓佛渡有缘人，就是这个道理。书中提到：“巴菲特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不超出任何人的能力。”对此，知名投资人杨宝忠在推荐序中说：“但是，好思想只会帮助那些乐于帮助自己的人，一个人的转变首先取决于他的内心。”

所以，初学者阅读本书之前，请首先把自己放空。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札记

2011-07-24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我们在大学教科书里粗略学习过金本位、金汇兑本位的基本知识，其实在当下深究这段上溯19世纪的历史还是比较吃力的。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度稳定了各国汇率，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与之相伴，国际贸易日渐繁荣，实施资本管制以固定汇率变得愈发困难，最终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彻底崩溃。此后，世界各国没有放弃追求稳定汇率的艰难探索，欧洲干脆建立了货币联盟（欧洲内部贸易占比较高），一劳永逸地消除汇率波动。亚洲新兴经济体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曾经很好地配合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了“东亚奇迹”，然而它们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贸然开放资本账户，不幸引燃了金融危机的燎原之火。作者通篇反反复复讲述一个道理，国际资本流动增加的直接结果就是浮动汇率制的普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讲，想要汇率稳定甚至固定下来，就必须确保国际资本流动被严格管制。虽然作者没有提及，但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不免联想到蒙代尔三元悖论。

贸然专业化也是削足适履

2010-05-30

【http://blog.sina.com.cn/leiwon】商业银行演变至今天，业务结构已经涵盖了存款、贷款、理财、现金管理、资产托管、私人银行、投资银行等诸多领域，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西方国家历经百年摸爬滚打，其商业银行逐步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各家银行不分大小均探索出适合自身比较优势的经营战略。

迭起的专业化浪潮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迅速崛起密切相关，《商业银行突围》一书指出，证券市场及各类新金融机构动摇了传统商业银行的基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与替代，使传统商业银行面临前所未有的脱媒化威胁。但从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来看，在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支持下，商业银行专业化分工成为效率提升和防止过度竞争的有效途径。为证明这一点，作者陈列了大量案例，诸如印度HDFC集团以业务专业化战略专注于房地产金融的持续积累；花旗集团则基于客户专业化战略在零售业务领域大肆扩张；美国运通凭借“轻资产战略”成为信用卡专业银行中的另类英雄；Capital Source（美国）作为中小企业融资领域的专业银行，在坚持及时性、多样化和定制化的金融服务过程中实现了高成长奇迹。

比较而言，中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尚处于“大而全”的阶段，翻开上市银行年报，映入眼帘的大都是“强化公司业务，大中小企业并举，推进中小企业融资和贸易融资业务的开展；大力发展零售业务，以个人理财、消费信贷和信用卡为利润增长点”等等。作者认为，金融资产的全面高增长、脱媒威胁和政策的压制（我国法律利用“贷存比”限制了中资银行的放贷能力）导致各项业务平均发展成为中资银行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后果就是新兴银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削足适履，纷纷进入自身没有竞争力的零售业务领域。作者对国内中小型银行表达了特别的忧虑和关注，指出除招商银行以外，无论从资产结构还是从业务结构来看，国内中小型银行都属于典型的对公业务银行，其零售网点与四大国有银行相差两个数量级，储蓄存款不到总存款额的20%，运营成本和资金成本都处于高位，零售业务先天不足。

有鉴于此，作者建议监管机构放宽贷存比限制并鼓励证券化创新；国有银行在公司业务上有选择地舍弃、并购和转型；中小型银行利用证券化突破贷存比的天花板，通过地域规模与业务范围交替扩张的阶梯形路径实现转型。全书一系列论述均表明，作者极力倡导以风险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经营指标的商业银行专业化战略，而对于中资银行大而全的发展战略并不认同。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走向专业化道路确实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经济发展阶段、政策监管体制、金融创新进程、资本市场深度和广度等等却是考虑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的背景因素。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信息化及证券化发展历程孕育了当前的金融生态，其银行业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各项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以及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的基础上逐渐汇聚成专业化浪潮。

中资银行大而全战略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由现阶段的国情所决定，而这并非违背了社会分工理论，实在是因为潜在市场太广阔。例如西方国家一般有半数企业是上市公司，反观国内各类企业总数逾3000万家，而上市公司不到3000家，如此大规模的间接融资市场催生了中资银行强化公司业务的战略决心。再例如，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初级阶段，亿万农村人口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加速转为城镇人口，按揭置业、贷款购车、刷卡消费等现代生活方式拥有广泛的渗透空间，也正是瞄准了这样一种发展前景，中资银行才会一窝蜂争食零售业务的蛋糕。加之国内政策环境和市场经济体制比起西方国家尚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可以说，现阶段的中资银行不论是利润结构，还是成长环境，都与西方国家专业化银行崭露头角所需的客观条件迥异。若依作者的观点生搬硬套海外经验，贸然实施专业化经营战略，或将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削足适履。

札记

2010-09-02

【http://blog.sina.com.cn/leiwon】本书（下称《全》）以金融危机机理的理论框架为核心，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增长。作者将金融体系比喻为经济的大脑，因其能够把资本引入高效率的部门，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金融体系里面，最重要的要属银行了。银行在所有金融机构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搜集信息者，这个优势可以使银行尽量避开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而一旦银行业陷入了信息不对称的迷局，从而不得不面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再加上监管纵容、政府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债务美元化、特殊利益集团的鼓动等等，银行业的贷款膨胀将导致货币危机乃至金融危机。作者列举了三个案例，分别是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韩国金融危机和2001-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三者大都存在以上种种问题。

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呢？作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建设，而好的制度往往是内部生长的，外力的作用有限，西方国家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获得这一成就。并且适用于发达国家的某些政策不一定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各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历史及现实情况来进行制度建设。但不需怀疑的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首先要有一套健全的产权制度（如果产权得不到保障，银行将无法通过抵押向企业或家庭提供贷款），其次要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来保障产权制度的落实，在此基础之上政府要实施审慎监管（例如要求银行披露业务活动，限制银行业风险水平），对银行进行监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在制度健全的情况开下放本国资本市场才能获益于金融全球化，否则只会带来金融危机。作者多次强调，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应着力于重塑市场信心，并从自身寻找原因——如果国内经济基本面良好、金融体系健康的话，也不至于出现危机——马来西亚前领导人马哈蒂尔是一个反例（怒斥国际投机者袭击东亚经济体），而韩国政府则积极进行内部改革，经济迅速从危机中复苏。最后，作者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改革建议——将业务集中于发放短期贷款以充分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改善监管、避免处理危机时使用“一刀切”方式，此外，作者还提议发达国家不要只关注资金援助，而是要向落后国家开放商品和服务市场，所谓“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这个道理。

不可否认，《全》是一部探讨金融体系及落后国家发展方面的好书，但我还是认为作者忽略了一点——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政治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虽然作者在书中也有所提及（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机制），在我看来不过是隔靴搔痒而已，并没有展开来谈。我想这与作者身在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境遇不无关联。

魏风骨的图书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