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书写历史？
关于本书编者“秦淮寓客”的真实身份，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说法，在各种版本中，明朝著名文人纪振伦的名号最响，当然，其真实性还待进一步考证。然而此书给后世带来的影响，从曹雪芹的一句“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便可探端倪，随之，我们不禁猜度：曹先生的《红楼梦》之“红楼”二字怕是来自本书中“青楼”二字的创意和启发吧？！
“秦淮寓客”故意隐去真实姓名，选择这么一个古雅的名号，似乎在宣示某种中立而超然的个人立场和情感倾向。在不过二百字余的“小引”中，寥寥数语便将编纂这本解密古代闺阁文化的史书的真实目的透露一二：“斯固妆楼之佳事，抑亦缥素之逸编也。聊寄莞尔，毋或讥焉。”所见书中收录各部各篇，皆是他人之口头或书面创作，因此，作为一个“编者”而非“作者”，只完成文本上的剪裁取舍，而无需抗背过多的评判论断之责之累。
关于女性的定位，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社会发展和文化进化过程中极常被忽略的部分。由于女性群体的身份低下，无法占据主流舆论的主体位置进而掌控话语权，而由于其本身的群起抗争和他者带着畸形眼光的观察和表述，自然又形成了一种特异的“亚文化”。剖析中国女性在几千年历史中的角色，自然难逃男性文化背景和视角的映衬，在“男尊女卑”的国家意识系统里，女人们的角色总是停留在“自然人”的程度，远远没有进化到“社会人”的层面——她们往往沦落为男人的附属之物，完成生儿育女，端茶送水等基本的工具性劳动，或被男人亵玩，承担花瓶似的欣赏功用，而作为人性最基本的尊严、自信等被泯灭和践踏，远未得到尊重和爱护。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闺房”也就是本书设定的特定场景完全是以“三从四德”为主要道德评判标准的封建文化的缩影，古代女性被幽禁于此，失去了与外界接触、表现自我的机会。因此，在各种史书中，占据大量篇幅的总是男性，似乎“男人的历史”与“历史”完全可以等同起来，女性要么处于配角般的陪衬位置，要么遭到史学家们大面积的删除和省略。而《女史》中收录的文章，几乎全部来自历朝历代市井女性，她们要么是农妇，要么是闺秀，或是文官，对于人生和生活并无高远认知和渊博学识，论及话题也皆是日常零碎之事，然而，令人宽慰的是，在男性意志压倒一切的“雄性文化”里，这个群体并不借助外界的自说自话，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颇为珍贵的女性意识苏醒姿态。它至少摆脱了男性史学家们有失偏颇和任意取舍的描画，从而给后世也留下了相当真实的关于妇女生活态式记录。
再加之女性独有的口吻，篇篇温婉而隽永的古文读上去给人温香软玉、口齿留香的观感，与真实的生活场景倒是相当贴切和契合。然而，就妇女形象的建构和书写方面来说，类似于本书中收录的《上官昭容传》、《王昭君传》等通过塑造个别形象来完成对女性群体道德规范和教化的所谓“女教书”，它们的书写除了要取决于作者的价值观，还与各个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的演变以及男性社会的妇女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变迁颇有渊源。
相对于《女史》中的“软式”说法，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学者展开了更为理性的思考和反叛。收录在《中国妇女史读本》一书中的《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一文来自于台湾学者刘静贞的常年研究，她通过比对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对于王昭君生平的故事文本的分析和书写脉络的爬梳，发现：即使这么一个具体存在过的著名女性，在历代的传写过程中竟然不断地被渲染、被扭曲、被修正，昭君出塞的故事出现不同版本流传至今。从而，得出了结论：以昭君为代表的妇女史的书写不只是一段人事的“记述”，而是经过史家选择、取舍、筛选、安排之后的片段“论述”——既言之“论述”，必少不了个人倾向性强烈的点评以及避重就轻的议题设置。史家对于书写方向和素材的选择，极有可能给后世的读者了解真相带来偏差和干扰。
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女史》中收录的民间讲述多多少少保持了故事和真相的原貌。
内闺：古代女性的小天地
“秦淮寓客”为书取名为《绿窗女史》可以被理解为用部分指代整体的范例，“绿窗”打开了人们观察女性内闺生活的一扇窗。闺阁是一方“井”，限宥了女人们的心灵天地，同时又是一面“舞台”，淋漓尽致地展演着她们的生活大戏。
《女史》堪称“思想指南”，它给女人们提出了诸多道德修养的操作规范，在以“三从四德”的伦理大框架下，严格要求女人“德”“言”“容”“功”各方面的标准。
其次，它还是个“通识读本”，用文字和图解等方式对女人进行着日常起居、妆容、家务等持家理事方面的知识培训和指导。如《刺绣图》介绍了女工的图案、针法、原材料、器具、陈设以及禁忌；《中馈录》介绍了脯鮓、制蔬、甜食等食物制法下面的各道菜品的制作方法，特别对于食材的选择、操作手法的要求等细节做了相当详细的说明；这种实用的工作手册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生活常识教育。
同时，这其中还有“文学评论”的部分。常有名女人展示才情、寄寓思想的赋诗收录其中，作者都对其进行了简要评点，这对于文化程度普遍欠缺的古代女性来说，又无疑是一种极好的学习和熏陶机会。
在“容仪”部分，作者对诸多梳髻、描眉、傅粉、点唇等化妆技法一一进行了图解，到如今虽已失传，然而足以让人从纷繁的技法中一窥古代女子的爱美之心；在《悦容编》中，作者吴郡卫泳提出了“美人”的生活标准：居所必须像花园摒弃一切粗俗之物，房屋里必须放置某些款式的器具，身旁还需择立几个漂亮婢女，自己的妆点修饰要讲究浓妆淡抹总相宜，最重要的是要识字要有才情……这完全是在塑造一种高雅的生活态度，放在当代也堪称典范。另外，对于古代女性的官职、婚娶礼仪等社会风俗、文化气象，各篇也做了翔实的说明，这足够让后世人充分了解那个时代的美学精神、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从而对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有了更贴近地认知和理解。
“宫闱部”选择的诸多著名女人是这个群体中的鲜例，这些“名人传记”一方面记录了她们的生平轶事，一方面又具备“示范”功能，美德功绩的宣扬自然是为了树立典范，从而产生榜样的力量。当然，这些名女人的生活离普通人自然还有相当的距离，而“缘偶部”收录的诸多凄美爱情故事充分渲染出才子佳人式的儿女情长，古代女子对于爱情忠贞刚烈的追求和坚守既被勾画得淋漓尽致，又不失婉约的古典情怀，仍让人动容；“冥感部”和“妖艳部”里的诸篇塑造了众多女妖形象，她们既冷艳又满富人情味，真正是娇俏至极，倒应了“人不如妖”“牛鬼蛇神它倒比人更可爱”的说法。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欺凌和愤懑，在这些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里得以释放和宣泄，因此，这些“志怪小说”可谓是相当一部分女性的心灵写照。
“妾婢部”把古代的“二奶”塑造得刚烈而高贵，跟今天遭世人唾弃的同类不同，那时的小妾们是受到封建文化和习俗承认的特殊群体，她们品性之高尚，志节之贞烈，与其低贱的身份形成了强烈反差，动辄“以身殉情”、“从一而终”的惊世之举往往让正室们还相形见绌，古代女子高洁、清白的精神品格也可见一斑。
“青楼部”的各篇直指落入烟花柳巷的青楼女子，浪荡男人与风尘女子的反差和混杂，又形成了非常妖异的“青楼文化”，令这红尘凡俗之地又不总是声色犬马。青楼女子落入泥尘不染身的品格让人咂舌，她们自是社会地位最低层的一群，然而，在事关爱情、尊严甚至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她们又往往能做出连七尺男儿都瞠目的惊人之举，这种强烈的反差令人不禁愕然，又不禁对这群心比天高而身为下贱的“义妓”心生怜惜和敬意。她们对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技艺的掌握，又使得她们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使用者和传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