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尔夫写书评的角度就如她的书名“普通读者”，她不文饰不溢美，只是冷静而满含热忱地写乔叟、多恩、笛福、奥斯丁、哈代，还有很多散落在英国文学之海的作者，比如写日记的伊夫林、写信的斯威夫特、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读吴尔夫《达洛薇夫人》，觉得最合适的注释就是那本书的名字“人性的，太人性的”，而吴尔夫的书评读来，是她的体悟和精辟。她有女人的细微，但格局体大，目光炯炯，从自中古英语五百年来的英国文学中抽剥出一条鞭，柔韧而有力度。
《普通读者》和文学史里的很多作者吻合，是课本以外的文人八卦，而最爱的一篇，是最末一篇《当代人的角度》。吴尔夫站在二十世纪的开头，讲出了“当代”文学的迷茫。
比照英诗璀璨的十八世纪和时风浮华而小说迭出的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要问，这个时代的“经典”在哪里？这个世纪的文学凭借什么得以不朽？吴尔夫在文章开头，指出当代文学“难成经典”的表象：这个时代缺少伟大批评家。而批评家和作家互为因果。
木心有一句话，“二十世纪可不是十九世纪人想象的样子”，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的吴尔夫，她的朋友中有为她朗诵《荒原》的艾略特，有以“心理小说”著称的亨利•詹姆斯，写帝国的扩张和衰落的福斯特，她和丈夫的出版社还向英国第一次介绍了弗洛伊德的英译本。吴尔夫尽管在二战尚未结束便死去，但她站在二十世纪之初，对这个“新时代”的预测和分析极为精准，她说“这是一个碎片的时代”。
破碎的时代表现在文学上就是表达方式的转变，具体到现代主义，就是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依赖，“意识流”的形式得以产生。作者们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的描绘，因为在破碎的时代他们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内心的情绪更直接、准确和真实。吴尔夫说当代人的创作不是“书”而是“笔记本”，内容零碎丰富，敏锐地扑捉，急切地表达，将传统的宁静撕成碎片。
今天看来，她的预言成真。吴尔夫提出乔伊斯、叶芝流传下去的可能性，也对文学之洋抱有信心，因为一时的风雨只能激起水面的波澜，而大海深处是岿然不动的。
《当代人的角度》摘抄：
这并不是说过去伟大的批评家（德莱顿、约翰逊、柯尔律治、阿诺德等）对同时代作品的评价从无错误，他们的判断不可磨灭地印在书上，省去了读者自己评估的麻烦。那些伟大人物对他们同时代人的错误判断为大家熟知，无需记录。可是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有一种集中的影响力。”
但要造就以为批评家，需要造化的慷慨和社会的成熟…我们有评论者，但没有批评家…伟大的批评家，如果他本身不是伟大的诗人的话，需要靠时代的繁荣来哺养。要有伟人让他来维护，有流派让他来创立或摧毁。可是我们的时代可怜到近乎赤贫。
我们这个世纪不乏勤奋，但如果要找杰作，看样子悲观主义者是对的。好像一个天才的时代之后必然是一个努力的时代；狂放和挥霍之后是清洁和勤苦……这是一个不能作持续努力的时代，撒满了碎片，不能认真与过去的时代相比。
即使把过去所有的时代供我们选择，今天还是有一些我们不愿交换的东西。有诸多缺陷的现代文学对我们也有同样的魅力……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有这么多作家一心要表达他们与过去的不同之处，而不是相似之处。
伟大作品无疑有一种单调。华兹华斯、司各特和简•奥斯丁的许多篇章中有一种泰然自若的宁静，静止得近乎沉睡……那种渐渐地、令人愉快地、完全地吧我们征服的稳定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来自他们信念的力量。
所以当代人的问题是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中最真诚的人只会告诉我们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他们不能创造一个世界，因为他们不能拜托其他人。他们不会讲故事，以为他们不相信故事是真的。他们不能概括。他们依靠自己的感觉与情感，因为它们的证明是可信赖的，而不是依靠理智，因为他的信息是晦涩的。因此他们必然要放弃使用他们艺术中一些最有力的和最精妙的武器。英语中的全部财富摆在他们身后，他们却怯懦地在手中和书中传递着最不起眼的铜币。被放在那永恒的风景前一个崭新的角度，他们却只能抽出笔记本，认真而痛苦地记录下飞动的微光（它照到了什么呢？）以及瞬间的绚烂（它里面也许什么也没有）。
文学历史长久，经过了许多变化，只有短视和狭隘的人才会夸大当前这些风暴的重要性，无论它们怎样摇撼此刻在海上颠簸的小船，暴风雨只是在表面，深处是连续和平静的。
《普通读者》 吴尔夫著 马爱新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