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隔江相望的浦东，上海租界如今的符号性意义远远大于其功能性意义，这一片曾经歌舞升平的十里洋场早已褪去了艳丽四射的光芒，它像个垂垂老矣的博物馆，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性萌芽和成长的试验场，被历史永久记忆。如果没有它的孕育和发酵，上海这座号称“魔都”的城市还会如今天这般流光溢彩、旖旎引人么？
当殖民者把这里变成他们的后花园，他们不仅给中国人留下了屈辱和创伤，也把这里作为一个时尚橱窗，向落后的旧中国展示了西式的生活样态，使当时的上海市民获得了极其新鲜的感受和经验。
《上海爱》里的“爱”，是这个巨大城市/域场里那些廉价的、可以被金钱衡量和交换的“爱”。上海名妓、嫖客、文人和媒体以及公众集体展开狂欢，他们共同炮制的娱乐文化反映出商业究竟如何最终推动时代的变迁。
在古代中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妇女往往背负“暗娼”的名号，意即她们的身份跟她们从事的职业一样见不得光，不被主流价值所接纳。可是，19世纪末的上海，名妓们公然出现在公共场合，其名字也成为风尚和声望的象征和风向标，俨然从过去遭到排斥的边缘人物变成了光鲜亮丽的“现代职业妇女”。她们大胆地解放自己，从而挣脱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推动整个社会观念的变革，把西方的物质器具引入到奢侈、休闲和欢愉的世界中来，她们的行为举止、装束打扮、闺房陈设都成了整个城市时尚之风的引领标杆，是这个城市最为推崇的时尚的“形象制造者”，极大地俘获和催促着公众的想象力。她们甚至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公共领域，从过去的烟花柳巷来到茶馆、戏院，不惜把与恩客的私下“交易”变成了一场公开的“表演”——供万千人观赏和自慰，继而推销自己，修正自己的职业形象，以获得更丰满的花名。
虽然上海名妓成为公众人物一方面代表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苏醒和萌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这场时尚制造的运动中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最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来考量，作为思想最开放、消费能力最强悍的城市，上海一度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传媒业的中心城市，以王韬为代表的从旧式文人转化而来的新型城市知识分子为了生计，极力地迎合读者/市民的需求，竭力挖掘上海名妓的一举一动，以女人们的市场价值和新闻价值换回了“万恶的订阅率和售卖率”。在他们起哄式的包装之下，上海名妓身上的公众性被无穷放大和粉饰，成了可以被公开讨论的都市议题，比如，小报《游戏报》开展遴选名妓中的花魁，并进行公共票选，民众的参与热情被点燃，应当是当下电视媒体热衷的海选选秀活动的最初雏形吧。
在竹枝词、狭邪小说、名妓指南、笔记、日记、小报、石版招贴画、商业明信片、影楼照片等媒介样式的集体发力下，这群欢场女子被包装成城市明星，甚至先于周旋、阮玲玉这些电影明星成为市民们追崇的偶像，算是开领一阵风尚。除了男人们痴迷于这些风月场女子带来的全新感受，女人们也会找那些丈夫光顾妓馆的妻子，一方面共同投诉勾引他们老公的名妓，一方面热烈讨论名妓的时尚趣味和行为举止，新式文人和名妓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和生意协议，由此可见，这便是大众传媒“嵌入”普通人的生活，最终促发社会和时代变迁的最好例证。
作为新兴都市女性的样板，上海名妓们把私人春所变成了大众秀场，把服务于少数人变成了娱乐取悦多数人。她们太善于制造噱头、引领舆论、吸引关注，吊诡的是，这样一群特殊从业者竟然成了近代社会最早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一批人，而媒体也心甘情愿地充当她们的新闻发言人；她们又是深谙消费者心理的营销大师，极力迎合这个城市对于标新立异的狂热，给都市娱乐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动力；她们还是文化先锋，不惧客人和记者的议论，公然包养戏子做情人，表现出压抑几千年的个体意识的猛然苏醒。原始的纯粹的肉体买卖关系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后，也促生了许多新的人际交往仪式和规则，原本杂乱无序、冲突丛生的社会结构也得以重新建构，名妓们也获得了崭新的身份。
就连《申报》《点石斋画报》这样严肃的报纸也加入到这场造星运动中来，上海名妓及上海自己的名声是现代中国媒体的产物和初次胜利。名妓的每一次大动作都成了全城关注的“媒介事件”，当然，上海名妓和新兴媒体之间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加强了对社会的传播权和话语权究竟由谁掌握的释解，租界独特的文化场域的确为此提供了独特而妖异的土壤。
《上海爱》不是吟风弄月的香艳之作，只是热衷于风月场如何满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愉悦，它端着严肃之眼，从一个摩登时代、摩登城市的一小块特区里截取了一片“上海图像”，透射工具、技术、观念如何被我们使用并最终改变生活的原貌。
尽管百年过去，那些花界女子走出见不得光的老城厢，在租界大街飞驰而过的马车上、小报头版的照片中留下的倩影，像情欲的花朵一样，放肆地欢笑和盛开，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上海——一座城市如何越发充盈着时尚、反叛、逗趣、妖冶、魔幻、西化的新奇和精巧，被媒体镜像和真实场景，双面地呈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