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时代报》2011-06-28 文/陈嫣婧
近年来，外国文学图书市场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获奖作品的介译速度越来越快，种类也越来越多。除开最热门的诺贝尔，从老牌的布克奖，普利策奖，塞万提斯奖，到近有耳闻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日本芥川奖、直木奖等。给我的感觉是，奖项越来越多，名目越来越丰富，获奖作品的质量却总是参差不齐。当然，颁奖的目的一是肯定，二则也是出于鼓励，有时甚至是经济上的鼓励。众所周知，西方文学奖的奖金是十分丰厚的。所以，我们是否还能无条件地相信这些获奖作品的品质了呢？
当2009年玛丽•恩迪亚耶获得法国龚古尔奖时，我正是抱着这复杂的心态去看待她的。作为一名非洲裔女性，她的作品涉及到种族，性别等种种“重量级”且很时髦的话题，让我有些兴奋，却又有些惧怕。因为这些话题虽然是很高层次的文学命题，但涉猎它们的作家不仅未见得少，反而都先于她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比方库切、奈保尔这两位诺奖得主；而法国又是女权运动的诞生地，性别关注从来就是法国作家热衷的题材，写性别，特别是女性，恐怕并不是那么容易超越。新瓶装旧酒，一直是我对恩迪亚耶的担心，今年译林出了中译本，我也是抱着半担忧半尝试的态度就阅读它。
谈不上太过意外，但我确实是非常惊喜的，特别是作者强大的掌控能力，她的小说简直是个大熔炉！谋杀、卖淫、偷渡、乱伦、还有前面提到的种族和性别，这将会是怎样丰富而可怕的文字呢？又或者说，要如何把这一锅重口味的调料理顺，让读者分别出其中的每一种滋味，而又要同时做到相交融合，彼此呼应，重点突出，适可而止……这实在太考验作者了。
小说分为三部分，人物和故事之间都没有什么联系。第一部分的女主人公诺拉，有一个野心勃勃，专横无情的非洲父亲。他让人想起奈保尔《魔种》里的那个非洲外交官，一心想有个白种的孙子，于是不断地与各种不同国籍的女人交配，愿望最终在他的儿子身上得以实现。“交配”这个词，用在诺拉父亲的身上也是恰如其分的，他对诺拉的法国母亲和孩子们没有一丝感情，离婚后无情地抢走了他们的儿子，独占他。他蔑视两个没有长成白人模样的女儿用刻薄地语言攻击他们的长相和举止。在抛弃她们母女之后，他一再与不同女人结合，却始终没有生下一个白色皮肤的孩子。拿亲情与种族的矛盾开刀是最残忍的，诺拉对父亲的恨，以及这恨因血缘的关系无法变得彻底从而给诺拉带来的另一种伤害和疲惫，是小说最沉痛的部分。与第一部分呼应的，是故事二里那个始终没有正面出现的非洲女孩芳达。芳达的丈夫鲁迪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这个男人有着窝囊失败的知识分子（他曾经是中学文学老师）特有的敏感神经质，你知道的，那种拖泥带水，惹人讨厌的酸腐气。鲁迪的父亲是法国人，曾在非洲开放度假村赚过一笔大钱。于是，母亲带着年幼的鲁迪前往塞内加尔，直到父亲因被一个非洲藉的合伙人欺骗，一怒之下杀了他并自杀，鲁迪被当地的孩子们侮辱，无法再在学校里待下去，只能灰溜溜地带着妻子回到法国过着窝囊颓废的生活。
鲁迪一家都是法国人，父亲的遭遇让母亲恨透了非洲人，这种仇恨却没有办法扎实地落实到鲁迪身上，他在非洲长大，又娶了非洲太太，于是由这种不扎实的恨而导致的彷徨和挫败感深深打击着鲁迪，并最终转嫁到芳达身上。在鲁迪一家的遭遇中，方达看似有着种族的优势，最后却因自己的国籍和肤色而成为了亲情的受害者，这就与第一部分的诺拉产生了奇妙的悖谬，后者是因种族劣势而成为亲情的受害者。“种族”作为一个庞大而虚空的“物体”，它的影响时刻存在，却不只是以我们习惯的思维存在。我们认为有色人种的地位低下被人看不起，这只是最表层的疼痛和伤害。在表层之下，种族成为一种理想，借口，甚或是目的，它变成了人类存在的种种原因和理由，而这些理由，无论是否成立，都在每一个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群体之间形成巨大的杀伤力。恩迪亚耶在小说的前两个部分中，正是以家庭为单位，细细地拨开种族对个人造成的伤口。
书的第三部分，我认为是作者最大程度地抛弃写作技巧，仅凭借人物气场取得创作成功的一个故事，一个最简单，最直接，同时也最动人心魄的故事。恩迪亚耶在接受龚古尔奖时曾说：“我非常高兴作为一个女性接受龚古尔奖。”这句话中对于“女性”一词的强调突出在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嘉蒂身上得到了显现。嘉蒂这个普通的非洲女孩在经历了丈夫的死亡，出逃，偷渡，卖淫，重伤之后，终于死在边境的铁丝网下，在死前的最后一刻，她仍在用尽力气越过边境，梦想着开始过新的生活。这个偷渡客的故事直接呼应了书的名字——折不断的女人。她最简单的坚强甚至是对世界的无知，都因其生命力量的强大而变得美丽异常。相较而言，在前两的故事中，恩迪亚耶对女性视域与价值观的思考则来得现实敏锐很多。诺拉这个从小备受父亲打击，在悲愤中坚强成长起来的女性，因着亲情的缺憾而显得过于强硬，父亲的强势在诺拉的身上变相成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强势。在多次强调自己是靠自身努力成为一名成功律师，并独立买下独具套房的同时，诺拉想要告诉读者的是她有足够能力掌控自己生活的所有细节，理性的、有节制的，包括对待自己的女儿，也从未表现出不守纪律的一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一直在思考不同生长背景的女性，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女强人，她们“真实”的命运带给她们的缺憾。世俗认可的女强人，其实往往只是一种存在的外在形态，作者要表现的，更多的是她思考下可能的真相。
非常喜欢译者袁筱一在译序中的一句话：“做一个‘坚强的女人’远比做一个‘女强人’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我们可以在斗争的同时做不到直面。”也许，这就是“女性”一词在恩迪亚耶笔下的沉重吧，她让我相信，她的存在并不仅是填补了库切等的某些创作空白，而是有一种独立的真实感和认同感，对人性，也是对普遍的生命。